汤望立：我的另类生活

┃Personal History

© 汤望立／文

　　厄运来临

　　因为生病耽误，二十一岁才高中毕业考进川大。中学时代和进入川大初期，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虽大体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总觉得与自己相距甚远。对一九五七年的鸣放，初期也觉得那是社会上的事，别人的事，自己并不怎么关心。记得这一年“五一”在蓉的中学同学汇聚川师玩了半天。下午回校，见校园里贴出了大字报，只是不怎么在意地浏览了一下。后来形势逐渐发展，偶与班上同学议论几句，自认为并不比别人的话更有锋芒，人家都没事，未必我就触犯了天条？后来班上有人编写油印小报，知道我会刻字，叫我帮忙刻两张蜡纸。前后有三人参与刻字，连一位党员同学都刻得很起劲，人家都没问题，未必对我就成了罪证？因此反右之初，我内心很平静，决不相信自己会遇到什么危险。
　　新学期开始后，有一天，班上一位党员同学要我和祥麟、克瑶各写一份鸣放检查。这时心里有点诧异：为什么只叫我们三人写？再过几天的一个早晨，突然发现去食堂路旁的树上，贴了不少“打倒右派分子汤望立”“右派分子汤望立必须老实交待”一类的标语。刹那间脑子里突然缺氧，一片空白。实在闹不明白我怎么也成了右派？
　　学校反右运动尘埃落定之后，我们五五级有六人定性为一般右派。第二年教改开始后，五五、五六级十多名右派集中在系办公室楼上，成天复写大字报底稿，从此我们离开了课堂年级的两名极右派，被弄到另外一个地方。
　　系办公室新调来一位姓刘的中学毕业生，由她负责管理我们十多名老右。这位中学生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但我们不便直呼其名，都叫她刘老师。她对我们态度还算好，不以贱民看待我们，从不无端侮辱骂我们。仅此一点，也足以令我们至今铭感不忘。
　　不久开始大炼钢铁。系上的右派都被赶到江油去背矿石，我因腰椎有病，留在校内和中文系的女同学一起锤矿石。至今记得，其中一位从西南俄专转学到川大的女同学，大概出于好奇，见我这个唯一的男生心事沉重地独自远离大家，不停地锤着矿石，不磨洋工，不说话，早来晚走，天天如此，觉得很难理解。有一天休息时，见我默默地在一边看书，一副勤奋好学的样子，似乎激起了她的兴趣，终于忍不住走过来和我搭讪。自划为右派以后，几乎没有人敢接近我，我懂得这种搭讪可能具有某种含义，因此颇有些惊恐，觉得十分尴尬。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绝不敢同人家套近乎，只好装聋作哑。可能后来她终于知道了我的身份，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才得以平静地砸我的矿石。
　　后来，中文系的一群老右被叫去种菜。菜地是新教学楼旁边九亩大的原来的篮球场。我们种出的那么多菜是如何处理的，早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我们仅有一次亲尝了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天干完活，晚饭已经开过。大师傅告诉我们，饭还有菜没了。是谁提起，我们去菜地摘了几把青海椒，剁碎拌些盐，就着半冷半热的米饭，吃得真香。这是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一顿饭。
　　一九五九年，四年大学期满。我们几位右派上课的时间实际只有两年多。回想起在一次定期敲打右派的会上，一位积极分子骂我装起一副大改造样，“实际是准备坐断几根板凳（指钻业务）同我们较量！”真是高抬我了。我们读书的时间几乎被剥夺殆尽，哪有什么本事敢与革命同学较量。话说回来，临到毕业之际，一般同学成天忙于答辩，填表，等分配，期待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而在右派圈内，却一直是死水一潭，见不到一丝涟漪。大家都麻木了，谁都不会瞎天真，更不敢期盼命运会青睐我们。终于有一天，我被宣布去新疆。这种归宿本在意料之中。我无颦无嗔，平静地接受了遥远的放逐。

　　乌鲁木齐，用冰凉迎接我们

　　活了二十五岁，还是第一次出远门。母亲仍然把我当做孩子，千叮万嘱，并忙着给我准备炒面，还给我买了一小瓶糖精（当时无糖卖）。母亲，除了你，现在还有谁能对我这样好？车到兰州后，一行人在车站附近旅馆住下。有几位要进城观光，我不敢高攀，与同类在一起又有串联之嫌，决定独自出门瞎逛。街上市民的穿着，店铺的陈列，陌生的语音，使我平生第一次有了异乡人的感觉。远离家乡，吉凶难ト，茫然四顾，倍觉凄凉。
　　第二天早晨继续上路。车上天南海北的人难免相互交谈几句。我脸上没有金印，别人自然不知我身后有无董超薛霸，我也用不着露出一副R相（R是英文右派分子的第一个字母，川大的老右们常以R相称）。能暂时以自由人的身份与同车旅客闲聊几句，似乎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那时火车只通到尾亚。到此我们改乘一辆运载毛铁的货车，颠颠簸簸地到了哈密。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接待站的人叫我们每人交一元钱，给我们安排了一顿不错的晚餐。席上有什么菜早已记不起，只记得这是进疆后吃的第一顿大米饭。
　　次日，川大赴疆的十来个人，一部分坐轿车经奇台去乌鲁木齐；我们几个R与另外几位同学经鄯善、吐鲁番坐光板货车去乌鲁木齐。离开四川前，翻了一下《辞海》，仿佛记得上面说，著名的西域古国楼兰就在鄯善县东南一带。真想好好看看鄯善的风光。可惜，汽车半夜才抵达鄯善。每人吃了两个窝窝头，稍事休息，天不见亮我们又上路继续西行（后来才知道，《辞海》的记述并不准确，楼兰距鄯善很远，其辖地主要在巴州境内）。中午到达吐鲁番，又吃了一顿米饭。又一个晚上，终于到达乌鲁木齐，人人俱觉疲惫不堪。以前在古代诗词里感受新疆，常联想起雄浑、浪漫、豪情、歌舞、美人；然而一路上我感受到的，却是苦涩与苍凉。
　　到自治区人事厅报到等事，自有领队办理，无庸我等操心，心中倒也坦然。在自治区招待所里，有一天从楼上下来，意外地迎面碰见高中时的一位同班女同学。读书时我和她关系不错。看来她也是刚毕业分来新疆，也住在这个招待所。我一怔，招呼不好，不招呼也不好，十分狼狈。一连数日，心中闷结，乡情、友情、同学情，似乎一切都已离我远去。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都失去了，还有什么不忍舍弃。
　　赴疆的同学陆续分配走了，只剩下我们四个还在招待所进进出出。转眼到了九月底，建国十周年大庆的日子即将到来。我们几个不安定因素留在自治区首府让人不放心，领队奉命对我们说，自治区机关农场的职工已放假，要我们去那儿顶班劳动几天。被送到农场后，其他几个人下地，我留在场部给大伙做饭。做了些什么饭，吃了些什么菜，都没印象了，只记得做汤把西红柿放得太多，让大家差点酸掉牙。
　　几天后，叫我们几个R到教育厅报到。报到后一时并未往下分，让我们在档案室整理已积存多年的人事工资档案。我们住在教育厅后院一间大屋子里（好像是一间废弃的会议室），顺门靠壁是一个大火墙。为了取暖，我们全都脚抵火墙而眠。我和克瑶睡靠门外，懋谱、冠群睡里边。早晨懋谱最先醒来，下床便摔倒在地。大家惊醒了，冠群也直叫头痛。大家这才意识到煤气中毒。我和克瑶并无不适的感觉，原因是我们俩的那床离门较近，接触的新鲜空气相对多一些。幸好那天后半夜我们忘记了添煤，未及天明炉子已熄灭，否则我们四条汉子那天晚上就全部报销了。今年春节前夕，祥麟老弟给我的贺年卡上写了一句：“大难不死，居然活到新世纪”，让他给说对了。
　　这年十一月整理完积存的档案后，我们四个和带队的一男一女，作为教育厅的劳动力，被派去修建和平渠，每天早出晚归。后来转移到较远的地段修渠，借住在博物馆。带队的换成了另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中年人（他们都来自教育厅的下属单位）。与我同住一室的，是两个爱讲话的年轻人。他们不把我当成敌人，大家说话都比较随便。可恨我这人做不到低眉垂目内视反照，像老和尚念弥陀一样随时默念“我有罪”，结果又让人不点名地训了一顿。那人煞有介事地说：“我们这儿有一位先生，好像忘了自己姓啥，他应该注意自己的改造！”他娘的，我不过说了句“教育厅的人怎么一个也不来”，就犯讳了吗？想起在校时，曾问同命人张时雨该怎么检讨自己，张R说：“使劲把自己臭骂一顿。”现在领导再次敲打我不要忘形，我到底该怎样再把自己臭骂一顿呢？

　　初到库尔勒：在药材公司和农场劳动

　　修完和平渠，我们该下到底层改造了。一九六〇年元月，我被发配到乌市以南四百六十公里的库尔勒。库尔勒是专区首府，一九六二年后并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这个州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一州”，所辖一个县的面积比浙江还大。传说中十分神奇的楼兰古国的大片疆域，以及多次出现在诗人笔下金戈铁马的轮台，还有神秘、浩瀚的罗布泊，都在这个州的境内。我不敢奢望在这块谜一样的土地上，今后的岁月会与神奇、功勋联系在一起，担心的是会不会遇到太多的防不胜防的沙暴和陷阱。怀着一颗惊惊慌慌的心，我启程了。
　　那时没有直通车，车只发到距库尔勒尚有六十公里的焉耆。大卡车整整跑了两天。车篷外黄沙莽莽，寒风怒吼；车厢内脚冻得发痛，使劲想动动棉鞋里的脚趾头，但根本感觉不到脚趾是不是在动。不由人想起岑参的两句诗来：“平沙莽莽黄入天，”“风头如刀面如割。”好不容易到了焉耆。焉耆在历史上亦素有盛名，汉时曾在西域称霸。然而现在怎么也感觉不出此地昔日曾有过的辉煌。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永远多情，许多时候它是相当无情的。昨天，你可能拥有一切；而今天，一切俱离你远去。
　　第二天下午终于到达库尔勒。那是个周末，到专署报到，文卫局的人已下班，只好到附近旅店住下。第二天是星期日，旅馆食堂不开饭。库尔勒当时是县城（后发展为市，并且是新疆仅次于乌鲁木齐的第二大城市），又是专区首府，奇怪的是附近一带汉城区竟然找不到一家营业食堂。只好顺着一条土路向老城走去。前行约两公里，才在孔雀大桥边见到一家维族人经营的卖馕的小食店。买了一个馕（有点像内地的烤饼），勉强塞饱了肚子。
　　星期一到专区文卫局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分管卫生的维族副局长。他让人给我开了介绍信，叫我到药材公司去上班。真是不可思议。我学的是中文却叫我去卖药材。自知现在不是可以随意挑挑拣拣的时候，叫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好歹总算有了个吃饭的地方。
　　专区药材公司经理看过我的介绍信后，叫我到公司下属的甘草场去劳动锻炼。甘草场是专门收购甘草的一个单位。老远就看见两个很大的甘草堆，甘草堆后面是两间职工居住兼办公的土屋。连我在内共有三名职工。这里每天都有回族、维族、汉族老乡拉来一车车新挖的或加工过的甘草。我的工作是帮一位姓李的中年工人过秤或开票，再就是把散乱的甘草收揽到堆上，有时也帮外运车辆装装车。此外场里还请了若干男女临时工，干加工、晾晒、捆把、上垛、装车等杂活。我跟大家相处还算融洽，没有人歧视我，因此干起活来并不觉得累，反倒觉得开心。
　　我们住在甘草场，唯一觉得不方便的是，我和那位姓李的单身职工，每天早午晚得按时到三公里以外的公司食堂去用餐。冬天住房内生炉子，不用煤，烧的全是发霉变质的甘草。白天干完活，吃完晚饭回到屋里，烧一炉烂甘草把屋子烘一烘，满屋子暖暖的药香，闻起来挺舒服的。这里的气温比乌鲁木齐略高一些，但比四川还是冷得多。四川带去的小棉被根本无法过冬，很想买一件羊皮袄，但每月生活费仅三十多元，哪敢问津。后来一位驾驶员有一件多余的旧羊皮袄，八元钱卖给了我。这件旧羊皮袄，以后伴随我度过了三个冬天。
　　这年四月底，文教卫生系统在离城二三十公里处办了个农场。下属各单位职工轮流下放劳动。药材公司首次出任农场劳动大员的便是鄙人。下派劳动人员中，有本区豫剧团的演员，有医院的护士，总共不到十人。大家的身份都不错，唯有我是“分子”。
　　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出工。一路上，不想和谁讲话，我有意远远地跟在大家后面。医院一位姑娘好像觉得我有点与众不同，有意无意地总往我跟前凑。下地后，这位姑娘又主动找我搭对，我在前面刨坑，她在后面播种。我努力避免与她近距离接触，不断加快刨坑速度。我刨得愈快，她也播得愈快，后面掩土的人与我们的距离反而愈拉愈远了。其时大家还不了解我的身份，以为我在逗那姑娘。她的同伴开始起哄：“×××用劲追呀！”我颇尴尬，那姑娘含羞带笑反而觉得十分得意。在以后两天中，那姑娘时时主动接近我，我真怕惹出什么麻烦来。幸好第三天，我的工种调换了，场长叫我去当炊事员。
　　最初两天由场里唯一的维族女同志做饭。场长告诉我，换掉她的理由是，她做的“民族饭”不合大家的口味，而且“就那么一点肉（当时肉已定量）她还给你放在早晨的吾马什（苞米粥）里吃掉了。”我到伙房后，那位维族妇女便回原单位去了。离开四川前我从未做过饭，可到新疆后，与炊事好像挺有缘分。初到乌鲁木齐，便在自治区农场做了几天饭；到库尔勒不久，又叫我做饭。两次都由不得自己说“不”，那是任务。好在大锅家常饭并不复杂，主食不外乎馍、面条、白面糊、苞米糊，副食只有那么点点肉和几样窖藏蔬菜（萝卜、白菜、洋芋等）。上次在自治区农场做饭时，已初步练就基本功。可是立即发现了新问题，一九六〇年粮食开始定量，每月三十斤，人人都盯着馍的大小。最初几天蒸馍之前，一个个“剂子”都得称过。几天之后熟能生巧，不用称，剁出的剂子不大不小全都一样。不久，白面供应减少，玉米比例增大，每天都要蒸玉米馍。我不了解玉米馍的做法，当成白面馍来做，结果不是发酸便是碱味太重，大家有意见，弄得我很难堪。正好这时农场来了一位来联系学生劳动的中学老师，他告诉我，玉米面要先烫过再发酵。我立即改变做法，以后蒸出的玉米馍又大又香，特成功。原来做馍的学问也多着哩。
　　还有更恼人的事。场长每个周末都要回城。他每次行前都要到厨房把笼里剩下的馍装走。我每天蒸多少馍，吃多少剩多少，用餐的人心里都有数。每周有若干个馍下落不明，大家肯定有意见。两个月下放劳动期满回单位之前，农场按规矩给我开了个鉴定会，大家在会上果然把这问题提了出来。当着场长的面，我很难解释清楚，至今想起来还很不愉快。

　　条条蛇都咬人：从教员到牧羊人

　　在药材公司的日子里，一度自怨自艾，对弃学从商，感到前途茫茫。真想换一个与书本、专业挨边的工作。七八个月后工作变动了，上头通知我到专区二中去报到。当时真高兴，可是不久就明白了：条条蛇都咬人。对我们这号人来说，不可能有乐园净土。
　　到校后，主事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以前是部队的文化教员、连指导员）叫我上初二语文课。我并不认为自己教书怎么出色，但自信不会连那些中专生都不如。可是我们的语文课历来承载了太多的思想教育重任，那位副校长很不放心，一不留神让我在学生中放了毒怎么办？没有教几天语文，他叫我改上初一的地理，继而再改教许多老师同样不屑教的历史。我是上了磨道的驴。只能听喝，哪敢耍什么脾气。我以认真的态度和比许多中专生教师广博的知识，很快赢得学生们的信任和尊敬。可是，那位副校长对我仍然不满意，处处找我的岔。三十多年后，与自治州教育局长（当年是二中的教师）的一次偶然交谈中，他告诉我，那位副校长一边让我去上课，背后却对学生说：“他是右派，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听他的！”没想到会有如此不近情理的校领导！教书，最看重的本应该是知识，准确流畅的表达，以及甘愿为孩子们燃烧自己的奉献精神，然而在这位校领导眼里，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贴着什么政治标签的人。教书对我们这些R，真是太难太难了。
　　以前在甘草场与工人一起劳动、生活，至少有人的感觉。只要你没被抓进监狱，他们就认为你坏不到哪里去。可现在与知识分子或曰识字分子相处，情况就不同了。二中的教师多数是中专生，他们的自我感觉特别好，似乎不管哪方面，都比我这个老右高出一头。在他们眼里，我是贱民。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几乎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时时告诫自己，一定要兢兢业业，多做实事，多干好事。可是后来我才明白，好事做得再多，别人不一定买你的账。我与一位中专生教师同住一室。每天起床后，我都去伙房打一壶热水，自己洗脸用半壶，给天天睡懒觉的那位中专生留半壶。久而久之，给他打洗脸水好像成了我这个右派分子的义务。有一天我用的水多了些，他起床后一提壶，是空的，大为不满，质问我：“老汤，为什么没有水？”我回答一句什么，他勃然大怒：“有些右派分子，就是不想老实改造！”我目瞪口呆，心想，这是哪儿和哪儿？上纲能这样上吗？
　　这所学校是一九五九年建成的，正逢困难时期，校园内大片空地都分给教师种了菜。我们寝室后面的一块地划归我和那位中专生教师。这块地基本上是我一人在管理。我种的甜菜产量多块头大，两张床下都放满了。有时晚上生上铁炉，将甜菜烤熟吃进嘴里真香。那位中专生教师一点气力没出，吃得比我还多，吃得心安理得，吃得笑嘻嘻的。有时心中甚为不平：大家都是教师，我就该侍候你？你狗日的太会享福了！
　　我到二中不久，学校分来一位北师大毕业的青年。此人十分自负，在我面前卖弄知识，口沫四溅地大讲《逍遥游》。很快我就发觉，这人原是个水货，频频闹出“手不译（释）卷”之类的笑话。他见我并不崇拜他的才学，心头很不舒服。后来他借去我的《李长吉歌诗》，许久不想归还。我向他要，他出言不逊，并动手打我。在这些家伙面前我成什么人了！
　　在二中，谁都可以差遣我做这样做那样。按学校要求，各班的墙壁上都要写几条名言。许多班主任找我写的时候，口气不是请求，而是命令。这一类轻蔑、盛气凌人之举，时时处处都会遇到。
　　总和我过不去的那位副校长（当时没有正职），觉得我的岗位不应该在讲台上，勉强让我教完一学期后，终于下决心把我换下来，叫我到菜地去劳动。一九五九年在川大种过半年菜，现在算是重操旧业，没啥了不起。两个月后，地区食品公司为了解决各单位的吃肉问题，将牧场淘汰的一批老弱瘦羊分给各单位自行饲养。学校分了三十多只。我们这位副校长慧眼识英，命令我再度改行去当牧羊人。即使去牧羊，也必须有人领导我，一位炊事员临阵受命，做了我的监军。我们这位副校长也许没有想到，对他这种羞辱、惩罚性的安排，我不仅没有流露不满，反而暗自窃喜。叫化子贬成讨口子，我有什么脸面放不下？能暂时离开这个时时对我怀着敌意的环境，我才求之不得呢！同行的大师傅是一位挺和气的、绝不张牙舞爪的年轻人。在五月的阳光下，我们一路上吃着路旁随处可摘的桑椹，赶着三十多只比我更驯善的羊儿，缓缓悠悠，吆吆喝喝，向二十多公里外的文教农场进发。半天多时间，便走完了这段牧歌式的里程。
　　每天天明我们便起床弄饭吃，饭后赶羊出去，中午赶羊回圈。下午睡完午觉，再将羊赶出去放牧，生活很有规律。在草原上，我可以自由地遐想，愉快地读书，只有羊儿温暖的咩叫声偶尔打破茫茫无边的宁静。
　　然而，有时也会遇到烦恼甚至惊吓。有一天，那位大师傅回城办给养，我午觉醒来准备放羊，到羊栏一看，吓得我几乎傻了：羊全部跑光了！丢了几十头羊我怎么交待？这么大的草原，我到哪里去找？正当我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管理农场的一位电影院职工指点我，到老乡的羊群里去寻找。我骑一辆自行车，边走边问，走了一两个小时，才见远处有一支老乡的羊群。我将来意告诉牧羊的维族老乡，只见他向着羊群使劲摇摇那牧鞭，嘴里吆喝了几声，还没等我看清内中是否有我丢失的羊，一大群羊倏然自动分成了两群。见到丢失的羊群，我激动得差点流出泪来。我感激地向维族老乡说了声Rlahmaiti（维语谢谢），他毫不在意地挥挥手，赶着自己的羊群走了。谢天谢地，我算是躲过了一场大劫。

　　摘了帽子仍是右派

　　在辽阔的草原，我几乎忘记了使我伤透心的学校，学校却没有忘记我。半年后，一道敕命飞来，叫我立即返校。原来学校新近成立了教务处，并从外单位新调来一位教务主任。下面总得有个把办事人员，于是我再次转换角色，做了教务员。这位教务主任对教务工作完全外行，甚至可以说是糊涂人，话都说不清楚，语言颠三倒四，处理问题毫无主见。于是整个教务处的工作，比如订计划、排课表、设计并刻印各式表格、登记并统计处理各班学生成绩，以及开学时办理学生入学注册等事务，包括筹备新建一个图书阅览室，几乎全由我一人包干。半年之后，教务工作基本走上正轨。连那位喜欢挑剔的副校长也不得不多次在会上夸奖我几句。
　　既然领导认为我工作出色，而且我到新疆已经两年半了，早已超过两年察看期，可至今领的仍是生活费而不是工资。我向领导写报告，请求撤销察看。结果，我盼来的是一场批斗会。好长一段时间，我失望极了，内心的烦恼无可倾诉，思家的痛苦使我彻夜难眠，当时写的一首《念家》可以作证：

　　独自莫凭栏，举目荒山。莽莽大漠何处碧？
　　沙丘戈壁路漫漫。梦里还家尚侵晓，肠转心煎。
　　老母倚门发已斑，欲尽人子道，何日是归年！

　　一九六二年夏，大概上面下发了要求摘掉右派帽子的文件，在那位副校长的主持下，学校召开了学年总结会。没想到第一个被总结的竟是我。教师们纷纷发言，内容大同小异，不外乎：无产阶级政权十分强大，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右派分子汤某某改造得还可以，同意摘掉他的右派帽子。显然会前经过布置。我一怔，前不久还斗过我呢，怎么转眼间又说我改造得还可以？真是说好说歹全由你。我表面虽然镇静如常，内心却激动不已，黑暗就要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事隔一天，那位领导对我说：“我整理了一份关于你摘帽的上报材料，你把它誊写一下。”我赶紧工整地抄了一遍，及时交给这位副校长。第二天，他又拿着那份材料对我说：“这份材料我又改动了多处，给你说了许多好话。你重新再抄一遍。”事关我的切身利益，我又赶紧再抄了一遍。以前总觉得这位领导坏，特别喜欢整人，要知识没知识，要品行没品行，莫不是我狗眼看人低，把他看错了？如今他成了我的上帝，我深觉惭愧。从此，白天晚上我都做梦，焦急地等待改变命运的喜讯。从夏天等到秋天，从冬天又等到来年春天。始终不见动静。我始而怀疑，继而渐渐失望了。俗话说，一股风把你吹得出去，一头牛把你拉不回来。我无法猜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新学期开始后，学校调来一位书记（其时那位副校长在农村搞社教）。他以前是民族师范的书记，是二中第二任教务主任（短短一年半内，教务处换了三位主任）的丈夫，调来二中之前我就认识他。此人憨厚正直，关心年轻教师。有一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向他讲了去年夏天开会、上报摘帽材料以及后来杳无音讯的情况，希望得到他的关心。他说：“也许上面正在审查呢。”过了没几天，书记召开全校教职工会议，郑重宣布一个通知：“州二中：接你校三月六日的报告，经审查同意摘掉汤望立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几乎晕过去。我特别注意到，上报日期并不是去年七月，而是今春我向书记申述后的第二天。可恶，我被那个家伙耍弄了！那位副书记兼副校长去年向我示恩，叫我抄了上报材料后，根本没有交上去，整整压了我半年多。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坏的人！
　　宣布摘帽后，书记让大家讨论我的工资待遇。毕业到现在已三年多（前面说过，我的考察期是两年），可我领的一直生活费。大家一致同意我套进中教八级（比行政二十二级少两元多），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都是这个级别。谁知上头批下来却是教育行政十一级，相当于行政二十三级。这个待遇让我明白了，我的身份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仍然比别人矮一截，以前是戴帽右派，现在是“摘帽右派”，只不过换了一个定语。

　　走不出这块伤心地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那位在农村搞社教的副书记、副校长回校了。其人有赵匡胤的脾性，很快挤走了书记。虽然上级又调来一位蒙古族正校长，但这位副校长不把他放在眼里。校长被架空，二中的大小事情依然得由这位副校长说了算。想起几年来的辛酸和此人的阴险霸道，惹不起躲得起，决心离开二中。
　　我到州教育局去，一位主办科员客气地接待了我，告诉我北边有两个县都要人，问我愿去哪个县。经了解，我选择了距库尔勒九十公里的和静。一九六四年元月，我终于如愿离开了二中。在和静，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度过了春节。
　　到了这个县才知道，这里只有一个汉回初三班，附设在主要招收维族孩子的民族中学内。这个汉回班共有三十八个孩子，只有一个专职老师。这位老师既当班主任，又教历史和俄语。其他课程原来怎么上，我不清楚。我去后，这位教员调到县教育局，但仍兼着那两门课。班主任改由我担任，同时兼任语文和化学教师。当地一位小学校长的女儿，原在八一农学院，因病退学赋闲在家，我们请她教数学、物理；一位不久前由州医院调到和静的医生，以前我就认识他，我们请他每周给学生上一次生理课。在这里，我总算多少找回了一点主人翁的感觉。我们这个组合相当不错。一个学期顺利结束，学生参加州二中高中和师范班的升学考试，成绩还可以，其中我教的化学，考试成绩在北三县名列第二。
　　我到和静这一年，已经三十岁，仍是孑然一身，靡室靡家。以前头上有怪圈，不想自讨苦吃，很难说是不是错过了一些机会。红粉曾经瞩目，“君子”不敢“好逑”。现在，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遗憾的是，这段时间虽有两次爱情的尝试，可都失败了。
　　第一次，对方年龄整整比我小十岁。一开始她就很主动。但我考虑到年龄较悬殊，不敢贸然接招。后来我被她的热情和痴心感动了，终于倾心相爱。一段时间里，有月光下的絮语，有花前对坐的温馨。可惜政治上我丢分太多，她父母担心我这个摘帽右派可能毁了女儿的终生，极力反对。这昙花一现的爱情，只好偃旗息鼓。
　　第二位姑娘，就是那位八一农学院的退学生。她二十四岁，身体比较瘦弱，但性格活泼开朗。在教学中，我们逐渐产生了感情。我第一次应邀去她家时，她父母对我热情相待，频频劝酒。我这个人不善饮酒，一杯下肚便面红耳赤，呼吸急促，只好被主人扶进小姐闺房酣卧。后来再去她家，她父母对我的历史已作了全面了解，明显转变了态度，对我满脸秋风。所幸这位姑娘不改初衷，后来我们甚至正面谈到了婚娶。但在反反复复的权衡对比之下，这位女友最终还是舍弃了我，她选择了一位前程远大的退伍军人。爱情梦两度破灭，我心灰意冷，以后好长时间再不敢胡思乱想，再不敢涉足爱情。
　　这个时候，工作危机也出现了。县上不准备续办汉族中学班，我的去留成了问题。局长说，你先回四川探亲，回来再给你安排工作。戴帽期间没有资格探亲。离家整整五个年头了，确实也该回一次家了。拿了四年生活费，手头并无多少积蓄，不可能比较风光地回一趟家。但想到此时此刻实在太需要温暖的亲情，顾不得许多了，终于还是汗颜回到了成都。当时家就在龙王庙街，离九眼桥只有咫尺之远。是不愿勾起回忆还是内心的桀骜，连致民路也没踏上。我暗想：川大，我还认得你，可你早已认不得我了。我又何必自作多情，去那里丢人现眼。
　　从四川返回和静后，一位学生告诉我，前文说过的那位借书不还还打骂我的“二中教师”，因受到校方批评一直对我怀恨在心，此次趁我探亲回川，特地来和静搞一点小动作。他满街找汉回班学生，告诉他们：“你们那个汤老师是坏人，是个没改造好的右派！”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听到这个情况，我的背皮子阵阵发凉，意识到自己虽已摘帽，但右派阴魂不散。还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再踏上一只脚”。
　　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工作怎么办？一个政治历史被黑影笼罩的人，有哪个正经单位会要我？果然，别人是人往高处走，我是水往低处流，教育局叫我到和静小学去教书。我就此由中学教师变成了小学教师。刚给四年级的娃娃们上了两周课，接到州教育局借调我的通知，要我立即前往报到。原来，州上新成立了一所农业学校要我去刻印教材。我吃住在二中，每天到教育局当刻印工。在教育局待了一年。一九六五年二中扩班缺教员，教育局希望我回二中。不回二中我又去哪里？回和静小学继续当孩子王吗？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年秋天，再次回到那位面目可憎的副书记、副校长的统治下。一年半前千方百计从这所学校挣脱出去，结果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二中这块伤心之地。

　　我成了巴州第一批被揪出的黑线人物

　　一九六五年回到二中后，安排我教高一和中师班的语文。与学生们朝夕相处，自然可以寻到一定的乐趣，但来自教学以外的各种烦恼仍是居多。多么希望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但命运似乎总是与我作对。不到一年，文革来临，在凶猛的赤色狂潮中，我不幸又被拽进了险恶的政治漩涡。
　　充满火药味的报刊一开始批“三家村”，二中这位领导便在巴州首先发难。他第一次在学校作动员报告，就指名道姓说汤某人原先就反党，现在他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黑线上的人物。此外，他还不指名点了另外两三位他不喜欢的老师。由此，二中在全州首先点燃了文革之火，接下来就是揪老师，冲州委州政府，批这个斗那个。
　　校领导点了我的名后，校园内立即出现许多揭批我的大字报。但所有的大字报都拿不出一条像样的依据。揭发的内容，多属掐头去尾的某一句话，作文批语中他们认为别有用心的某一个用语，或某次我用某种眼神、某种动作对某党员表示过不满等等，都算是罪行。还有更离奇的，比如说我和某某下棋时，用棋在桌上敲了几下，是暗示几点钟在某处碰头；某次野游时我拧了几下表把，是用装在表上的微型相机偷拍工业秘密，诸如此类，要多荒唐有多荒唐。刚摘掉帽子两年，头上热气尚未退尽，终日提心吊胆，何敢嚣张翻天。因始终找不出钢鞭罪证，故虽多次低头弯腰当过陪斗，却从未作为主角被斗争过。包括我这个死老虎在内先后被揪出的几位“黑帮”，被集中关在一间屋子里，造反派没完没了地勒令我们认罪交代，每个人不知写了多少份交代材料。
　　后来，我们被放出去劳动，如打井，打土块，背土块，种菜，淘厕所，往农场徒步二十多公里送粪等等。记得有次打井我的手指被砸破，身后一学生手提短棒押着我去医院挂号打针。后来手指化脓，疼得钻心，偶尔呻吟一两声，便会受到领队的痛斥。除与大伙一起干上述杂活外，我还单独干过一些简单的木工活，装配过二十来辆架子车辐条，以及诸如堵门塞、修取暖火墙、砌毛边锅台等泥工活。叫我单独干的这些活，以前都没干过，但革命群众让你干，你就得干，而且必须干好。有一次水房的锅台塌了，据说请外面的工匠修要七百元。六七十年代这笔经费可不是小数字。造反派叫我修，连辅助工都不派一个，我硬起头皮上阵，最终让我弄好了。大师傅一试火还溜。这下我出名了，以后二中公家和私人打火墙盘炉子等泥工活，我可没少干。
　　文革进入派性斗争阶段，对我们几个“黑帮”，谁都能管谁都不管，只要我们每天按时劳动，基本上没有人来骚扰。有时也会有灾祸从天而降。有次我住医院，医护人员知道我是教师，要我帮他们组织抄一份大字报。我不敢拒绝。大字报贴上街后，二中学生认出是我的笔迹。回校后，学生组织的头头骂我：“你这个黑帮胆敢支持保皇派！说罢打了我几个耳光，还罚我脚跟离地、两腿弯曲、双手平举、半蹲着不准动，不一会我便浑身大汗，这样整了我一个多小时。
　　还有一次，一位学生头目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叫我们几个黑帮每天晚上向他汇报。我和另一位“老黑”一起去了两次，两次都挨了打。我对这位老黑说：“三十六着走为上，回老家去躲一躲吧！”他不敢走。我可不愿再挨黑打，第二天便溜了。一个多月后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估计二中的学生娃该走得差不多了，这才回到库尔勒。果然人去校空，我得以幸免荼毒。
　　对我们的折腾，并未就此结束。一九七一年复课闹革命，学校要求在二十多公里外办一个农场，作为学生的学农基地。春耕前，校革委组织师生送肥。三人一辆架子车，我荣幸地与两位革命教师共拉一车。身前身后的架子车，全是三人轮换拉，一人拉几公里。我们这辆车，无论拉去拉回，全由我这个老右派一人拉到底，那两位一路上只是跟着走。我心里很不平，但满腔愤怒只能压在心头。
　　一九七三年四月，学校对前几年被批斗的一批人公开平反。有意思的是，校长宣读每个人的平反决定，称呼都是“某某同志”，唯独对我，只念姓名，后面的“同志”二字被省略了。“平反决定”交到我手上，发现姓名后面并未遗漏“同志”二字。我糊涂了：这是疏忽大意吗？有点不像。别人拿到“平反决定”时面带喜色，我拿到后却格外生出了许多忧愁。还有一点也想不通，平反书上明明有“恢复工作”字样，别的教师平反后都上课去了，唯有我“另作安排”，被调到农场去当食堂管理员。不久又改任物理实验仪器管理员。再后又叫我当学校基建的甲方代表，说是代表，却又不给半点权利，大小事都必须请示领导。我干的全是别人不屑干的打杂活，我成了二中教职员中最没有地位的人。

　　四十岁，才有自己的窝

　　我的一个长辈给我取名时，无疑希望我长大后立功立业。我父母和长辈不可能料到，我的而立之年早已过去，都快四十岁了，不仅未能立功立业，甚至连个完整的家都还没有，说俗一点，连个老婆都还没讨上。我知道，时间已不允许我像提炼黄金那样去提纯Romance，并充分享受那个过程。爱情的黄金岁月空白蹉跎，是我像有些人那样玩世不恭，游戏风尘，或者挑挑拣拣，才致使今日徒伤老大吗？当然不是，个中辛酸，唯我自知。
　　感谢周围的一些好心人，先后热心为我牵线。先是学校食堂一位河南籍炊事员，将一位常去他家、刚死丈夫的寡妇介绍给我。一听寡妇，心里就犯忌。却不过情面，被硬拉去和对方见了面。我惊讶地发现，对方已四十多岁，比我还大好几岁，而且已有六七个儿女。如果不嫌，进门便可白拣个老爸来当，很快还会当爷爷。这位大师傅真会开玩笑。他大概认为我已处于饥不择食的境地，择偶只剩下最基本的三个原则：人，女人，活女人。见我反应冷淡，他诚恳地劝我：“你年纪不小了，又处那么个环境，还挑拣个啥？”听了这话，更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
　　其后，一位同事将农二师一位纺织女工介绍给我。这位女工是江苏人，姐姐姐夫都在同一个厂上班，她住在姐姐家。姑娘二十八岁，秀丽温婉，话不多。见面后彼此还满意。我如实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不嫌。后来她姐姐知道了我的历史，不同意妹妹继续和我往来。但姑娘无意放弃我。后来我们的关系发展到准备开结婚证明的地步。可是由于她姐姐从中阻挠，厂里不给开证明。她很痴心，有一次步行二十多公里从库尔勒来农场见我。一个弱女子，真不容易，我很感动。我们就这样在忍耐和期待中拖了将近一年。转眼就到四十岁了。那时我们对同居连想都不敢想。看不见隧道尽头的亮光，我只好咬咬牙愧疚地离开了她。
　　接着又有人向我介绍一位四川姑娘。这姑娘的丈夫是个军人，结婚不久，丈夫在支左中被打死。她投到新疆的姐姐家来。姑娘文静大方，有气质，没有农村女子的土气。我也给她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以后开始来往。不久，她突然变卦了，当时我莫名其妙。几年后才听说，又是因为她姐姐坚决反对，觉得我的身份配不上她那身为贫下中农的妹妹。摘帽后，我在别人眼里仍然如此卑贱，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哀叹了。
　　天底下总还有敢于吃螃蟹的人。我的现任妻子是一位驾驶员介绍的。他经常跑北疆，常在一个老乡家歇脚。一九七六年春天，他发现这个老乡家多了一个姑娘。原来她是女主人的侄女，刚从四川宜宾来。经这位驾驶员撮合，我和姑娘见了面。姑娘芳龄二十，来自农村，质朴大方，彼此俱无意见。在以后的相互接触中，没有值得记述的浪漫故事，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肺的恩恩怨怨。彼此真诚相爱，愿意相扶相携共到白头，这就够了。这一年秋天，整整四十岁了，我和她结了婚，终于了结这桩长期使人烦恼的终身大事。结婚后，妻子任劳任怨，勤俭持家。她本是农民，具有“嫁鸡随鸡”的传统妇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时或对她生出一种负罪感。论年龄，我可以做她的父亲。当年我似乎利用了她的年轻和幼稚。她后来也说，假如当时她的家在跟前，这门亲事是成不了的。不管从哪方面考虑，我都觉得必须善待她。但是，这似乎不相称的婚姻，是我故意造成的吗？我无辜丢失的青春，又该向谁去索取呢？

　　对那个时代，我仍然想问一声：我何辜

　　大约是一九七九年春天，学校政工组长在一次会上传达文件说，要对右派进行甄别。但此后再无消息，学校既不征询了解，州上也没调查登记，川大更未因歉疚而表示一下关心。是不是故作姿态？我不敢肯定，但对改正我确实不抱多大希望。
　　有一天姐姐突然从成都寄来一封信，说成都的右派都改正了。我赶忙给川大去信。过了一段时间，川大给单位来函，宣布对我错划右派进行改正。领导将来函给我看了。来函将原来划我右派时的几条依据罗列一通，然后逐条阐明观点，说这条是“政治上幼稚，思想认识糊涂，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那一条是“附和了右派言论。”总之，那意思很明显：现在不过是宽大你，我们当初并未将你搞错，只不过屁股打得重了一点。这份改正材料使用的手法，基本上是“抽象否定（不是右派），具体肯定（你本来有错）。”而且上面罗列的许多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随便举一两条来说吧。这份改正材料一开始就说，汤某某“与曾祥麟等人合办油印小报，登载班上部分同学的鸣放文章”，这份油印小报究竟错在哪里，这里不去议论。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就说过，我并未参与组织策划、写文章，合办什么油印报，仅仅临时协助刻了两张蜡纸，别人刻了没事，对我就成了大事。以前那样定罪不去说它，现在仍然如此定性，就真有点难以理解。至于说“登载班上部分同学的鸣放文章”，更是滑稽。这份油印报上只有一篇祥麟老弟写的概述性综合报道，只出了这一期，何曾登过“部分同学”的哪一篇鸣放文章！纯粹是牛头不对马嘴。常听一些通达的人说，应原谅那些执行政策的人，可是那些执行政策的人至今不肯原谅我，到现在还揪住我不放，我能想得通吗？这份改正材料还重新提起我到体院写标语一事。当时我是奉某位班领导之命前往体院的。去后体院同学要我写条标语，我想到班领导没有授权不好写，临时想起反对三大主义是党中央在整风中提出的，便写了“向三大主义进攻”一条标语。孰料人家需要时就把攻击三大主义解释成攻击共产党。这使我在若干年后才真正懂得了“政治就是需要”的真正含义。
　　记得李亚群在川大作报告时讲过一句话，这话好像是专门讲给我们这些人听的：“即使把你搞错了，为了党的利益你也应该认了！”可是要认也该认个明白啊！这份改正材料让人不解之处甚多，有必要回去讨个说法。暑假，我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母校。踏进校园，景物是那么的熟悉，虽有变化，但大致依然。在这儿虽有两年的痛苦，但究竟还有两年求进和自由、潇洒和愉悦。可是现在毫无回味的兴致。我回校是想找有关人士问一问改正材料的依据是什么。中文系那位负责人神情冷漠地告诉我：“学校拿出材料让大家议一议，我们也没有办法。”假期不好找人，几天后，我失望地返回了新疆。由于自己在巴州教育界享有一定声誉，当时我是州、市两级政协委员。我写了一份材料，通过政协寄给川大党委。不久，川大党委寄来一纸通知，这才得到彻底改正。（可叹，我的工资仍比正常人低一级！）
　　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暴中，一旦沦为另类，必然苦海无边，很难找到回头的岸。改正就意味着一切创伤都抚平了吗？二十多年来所失去的人生许多最珍贵的东西，已经再也找不回来了！
　　时光的流逝不断洗涤旧迹，在它的冲刷下连鲜血都会变成绯红，自然，悲哀也会成为微漠的记忆。如今已到晚年，自认为怀有一颗比较宽容的心，能够心平气和地回首往事。但对那个时代我仍想问一声：我何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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