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类生活
© 汤望立/文
厄运来临
因为生病耽误,二十一岁才高中毕业考进川大。中学时代和进入川大初期,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虽大体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总觉得与自己相距甚远。对一九五七年的鸣放,初期也觉得那是社会上的事,别人的事,自己并不怎么关心。记得这一年“五一”在蓉的中学同学汇聚川师玩了半天。下午回校,见校园里贴出了大字报,只是不怎么在意地浏览了一下。后来形势逐渐发展,偶与班上同学议论几句,自认为并不比别人的话更有锋芒,人家都没事,未必我就触犯了天条?后来班上有人编写油印小报,知道我会刻字,叫我帮忙刻两张蜡纸。前后有三人参与刻字,连一位党员同学都刻得很起劲,人家都没问题,未必对我就成了罪证?因此反右之初,我内心很平静,决不相信自己会遇到什么危险。
新学期开始后,有一天,班上一位党员同学要我和祥麟、克瑶各写一份鸣放检查。这时心里有点诧异:为什么只叫我们三人写?再过几天的一个早晨,突然发现去食堂路旁的树上,贴了不少“打倒右派分子汤望立”“右派分子汤望立必须老实交待”一类的标语。刹那间脑子里突然缺氧,一片空白。实在闹不明白我怎么也成了右派?
学校反右运动尘埃落定之后,我们五五级有六人定性为一般右派。第二年教改开始后,五五、五六级十多名右派集中在系办公室楼上,成天复写大字报底稿,从此我们离开了课堂年级的两名极右派,被弄到另外一个地方。
系办公室新调来一位姓刘的中学毕业生,由她负责管理我们十多名老右。这位中学生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但我们不便直呼其名,都叫她刘老师。她对我们态度还算好,不以贱民看待我们,从不无端侮辱骂我们。仅此一点,也足以令我们至今铭感不忘。
不久开始大炼钢铁。系上的右派都被赶到江油去背矿石,我因腰椎有病,留在校内和中文系的女同学一起锤矿石。至今记得,其中一位从西南俄专转学到川大的女同学,大概出于好奇,见我这个唯一的男生心事沉重地独自远离大家,不停地锤着矿石,不磨洋工,不说话,早来晚走,天天如此,觉得很难理解。有一天休息时,见我默默地在一边看书,一副勤奋好学的样子,似乎激起了她的兴趣,终于忍不住走过来和我搭讪。自划为右派以后,几乎没有人敢接近我,我懂得这种搭讪可能具有某种含义,因此颇有些惊恐,觉得十分尴尬。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绝不敢同人家套近乎,只好装聋作哑。可能后来她终于知道了我的身份,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才得以平静地砸我的矿石。
后来,中文系的一群老右被叫去种菜。菜地是新教学楼旁边九亩大的原来的篮球场。我们种出的那么多菜是如何处理的,早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我们仅有一次亲尝了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天干完活,晚饭已经开过。大师傅告诉我们,饭还有菜没了。是谁提起,我们去菜地摘了几把青海椒,剁碎拌些盐,就着半冷半热的米饭,吃得真香。这是我记忆中印象很深的一顿饭。
一九五九年,四年大学期满。我们几位右派上课的时间实际只有两年多。回想起在一次定期敲打右派的会上,一位积极分子骂我装起一副大改造样,“实际是准备坐断几根板凳(指钻业务)同我们较量!”真是高抬我了。我们读书的时间几乎被剥夺殆尽,哪有什么本事敢与革命同学较量。话说回来,临到毕业之际,一般同学成天忙于答辩,填表,等分配,期待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而在右派圈内,却一直是死水一潭,见不到一丝涟漪。大家都麻木了,谁都不会瞎天真,更不敢期盼命运会青睐我们。终于有一天,我被宣布去新疆。这种归宿本在意料之中。我无颦无嗔,平静地接受了遥远的放逐。
乌鲁木齐,用冰凉迎接我们
活了二十五岁,还是第一次出远门。母亲仍然把我当做孩子,千叮万嘱,并忙着给我准备炒面,还给我买了一小瓶糖精(当时无糖卖)。母亲,除了你,现在还有谁能对我这样好?车到兰州后,一行人在车站附近旅馆住下。有几位要进城观光,我不敢高攀,与同类在一起又有串联之嫌,决定独自出门瞎逛。街上市民的穿着,店铺的陈列,陌生的语音,使我平生第一次有了异乡人的感觉。远离家乡,吉凶难ト,茫然四顾,倍觉凄凉。
第二天早晨继续上路。车上天南海北的人难免相互交谈几句。我脸上没有金印,别人自然不知我身后有无董超薛霸,我也用不着露出一副R相(R是英文右派分子的第一个字母,川大的老右们常以R相称)。能暂时以自由人的身份与同车旅客闲聊几句,似乎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那时火车只通到尾亚。到此我们改乘一辆运载毛铁的货车,颠颠簸簸地到了哈密。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接待站的人叫我们每人交一元钱,给我们安排了一顿不错的晚餐。席上有什么菜早已记不起,只记得这是进疆后吃的第一顿大米饭。
次日,川大赴疆的十来个人,一部分坐轿车经奇台去乌鲁木齐;我们几个R与另外几位同学经鄯善、吐鲁番坐光板货车去乌鲁木齐。离开四川前,翻了一下《辞海》,仿佛记得上面说,著名的西域古国楼兰就在鄯善县东南一带。真想好好看看鄯善的风光。可惜,汽车半夜才抵达鄯善。每人吃了两个窝窝头,稍事休息,天不见亮我们又上路继续西行(后来才知道,《辞海》的记述并不准确,楼兰距鄯善很远,其辖地主要在巴州境内)。中午到达吐鲁番,又吃了一顿米饭。又一个晚上,终于到达乌鲁木齐,人人俱觉疲惫不堪。以前在古代诗词里感受新疆,常联想起雄浑、浪漫、豪情、歌舞、美人;然而一路上我感受到的,却是苦涩与苍凉。
到自治区人事厅报到等事,自有领队办理,无庸我等操心,心中倒也坦然。在自治区招待所里,有一天从楼上下来,意外地迎面碰见高中时的一位同班女同学。读书时我和她关系不错。看来她也是刚毕业分来新疆,也住在这个招待所。我一怔,招呼不好,不招呼也不好,十分狼狈。一连数日,心中闷结,乡情、友情、同学情,似乎一切都已离我远去。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都失去了,还有什么不忍舍弃。
赴疆的同学陆续分配走了,只剩下我们四个还在招待所进进出出。转眼到了九月底,建国十周年大庆的日子即将到来。我们几个不安定因素留在自治区首府让人不放心,领队奉命对我们说,自治区机关农场的职工已放假,要我们去那儿顶班劳动几天。被送到农场后,其他几个人下地,我留在场部给大伙做饭。做了些什么饭,吃了些什么菜,都没印象了,只记得做汤把西红柿放得太多,让大家差点酸掉牙。
几天后,叫我们几个R到教育厅报到。报到后一时并未往下分,让我们在档案室整理已积存多年的人事工资档案。我们住在教育厅后院一间大屋子里(好像是一间废弃的会议室),顺门靠壁是一个大火墙。为了取暖,我们全都脚抵火墙而眠。我和克瑶睡靠门外,懋谱、冠群睡里边。早晨懋谱最先醒来,下床便摔倒在地。大家惊醒了,冠群也直叫头痛。大家这才意识到煤气中毒。我和克瑶并无不适的感觉,原因是我们俩的那床离门较近,接触的新鲜空气相对多一些。幸好那天后半夜我们忘记了添煤,未及天明炉子已熄灭,否则我们四条汉子那天晚上就全部报销了。今年春节前夕,祥麟老弟给我的贺年卡上写了一句:“大难不死,居然活到新世纪”,让他给说对了。
这年十一月整理完积存的档案后,我们四个和带队的一男一女,作为教育厅的劳动力,被派去修建和平渠,每天早出晚归。后来转移到较远的地段修渠,借住在博物馆。带队的换成了另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中年人(他们都来自教育厅的下属单位)。与我同住一室的,是两个爱讲话的年轻人。他们不把我当成敌人,大家说话都比较随便。可恨我这人做不到低眉垂目内视反照,像老和尚念弥陀一样随时默念“我有罪”,结果又让人不点名地训了一顿。那人煞有介事地说:“我们这儿有一位先生,好像忘了自己姓啥,他应该注意自己的改造!”他娘的,我不过说了句“教育厅的人怎么一个也不来”,就犯讳了吗?想起在校时,曾问同命人张时雨该怎么检讨自己,张R说:“使劲把自己臭骂一顿。”现在领导再次敲打我不要忘形,我到底该怎样再把自己臭骂一顿呢?
初到库尔勒:在药材公司和农场劳动
修完和平渠,我们该下到底层改造了。一九六〇年元月,我被发配到乌市以南四百六十公里的库尔勒。库尔勒是专区首府,一九六二年后并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这个州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一州”,所辖一个县的面积比浙江还大。传说中十分神奇的楼兰古国的大片疆域,以及多次出现在诗人笔下金戈铁马的轮台,还有神秘、浩瀚的罗布泊,都在这个州的境内。我不敢奢望在这块谜一样的土地上,今后的岁月会与神奇、功勋联系在一起,担心的是会不会遇到太多的防不胜防的沙暴和陷阱。怀着一颗惊惊慌慌的心,我启程了。
那时没有直通车,车只发到距库尔勒尚有六十公里的焉耆。大卡车整整跑了两天。车篷外黄沙莽莽,寒风怒吼;车厢内脚冻得发痛,使劲想动动棉鞋里的脚趾头,但根本感觉不到脚趾是不是在动。不由人想起岑参的两句诗来:“平沙莽莽黄入天,”“风头如刀面如割。”好不容易到了焉耆。焉耆在历史上亦素有盛名,汉时曾在西域称霸。然而现在怎么也感觉不出此地昔日曾有过的辉煌。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永远多情,许多时候它是相当无情的。昨天,你可能拥有一切;而今天,一切俱离你远去。
第二天下午终于到达库尔勒。那是个周末,到专署报到,文卫局的人已下班,只好到附近旅店住下。第二天是星期日,旅馆食堂不开饭。库尔勒当时是县城(后发展为市,并且是新疆仅次于乌鲁木齐的第二大城市),又是专区首府,奇怪的是附近一带汉城区竟然找不到一家营业食堂。只好顺着一条土路向老城走去。前行约两公里,才在孔雀大桥边见到一家维族人经营的卖馕的小食店。买了一个馕(有点像内地的烤饼),勉强塞饱了肚子。
星期一到专区文卫局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分管卫生的维族副局长。他让人给我开了介绍信,叫我到药材公司去上班。真是不可思议。我学的是中文却叫我去卖药材。自知现在不是可以随意挑挑拣拣的时候,叫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好歹总算有了个吃饭的地方。
专区药材公司经理看过我的介绍信后,叫我到公司下属的甘草场去劳动锻炼。甘草场是专门收购甘草的一个单位。老远就看见两个很大的甘草堆,甘草堆后面是两间职工居住兼办公的土屋。连我在内共有三名职工。这里每天都有回族、维族、汉族老乡拉来一车车新挖的或加工过的甘草。我的工作是帮一位姓李的中年工人过秤或开票,再就是把散乱的甘草收揽到堆上,有时也帮外运车辆装装车。此外场里还请了若干男女临时工,干加工、晾晒、捆把、上垛、装车等杂活。我跟大家相处还算融洽,没有人歧视我,因此干起活来并不觉得累,反倒觉得开心。
我们住在甘草场,唯一觉得不方便的是,我和那位姓李的单身职工,每天早午晚得按时到三公里以外的公司食堂去用餐。冬天住房内生炉子,不用煤,烧的全是发霉变质的甘草。白天干完活,吃完晚饭回到屋里,烧一炉烂甘草把屋子烘一烘,满屋子暖暖的药香,闻起来挺舒服的。这里的气温比乌鲁木齐略高一些,但比四川还是冷得多。四川带去的小棉被根本无法过冬,很想买一件羊皮袄,但每月生活费仅三十多元,哪敢问津。后来一位驾驶员有一件多余的旧羊皮袄,八元钱卖给了我。这件旧羊皮袄,以后伴随我度过了三个冬天。
这年四月底,文教卫生系统在离城二三十公里处办了个农场。下属各单位职工轮流下放劳动。药材公司首次出任农场劳动大员的便是鄙人。下派劳动人员中,有本区豫剧团的演员,有医院的护士,总共不到十人。大家的身份都不错,唯有我是“分子”。
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出工。一路上,不想和谁讲话,我有意远远地跟在大家后面。医院一位姑娘好像觉得我有点与众不同,有意无意地总往我跟前凑。下地后,这位姑娘又主动找我搭对,我在前面刨坑,她在后面播种。我努力避免与她近距离接触,不断加快刨坑速度。我刨得愈快,她也播得愈快,后面掩土的人与我们的距离反而愈拉愈远了。其时大家还不了解我的身份,以为我在逗那姑娘。她的同伴开始起哄:“×××用劲追呀!”我颇尴尬,那姑娘含羞带笑反而觉得十分得意。在以后两天中,那姑娘时时主动接近我,我真怕惹出什么麻烦来。幸好第三天,我的工种调换了,场长叫我去当炊事员。
最初两天由场里唯一的维族女同志做饭。场长告诉我,换掉她的理由是,她做的“民族饭”不合大家的口味,而且“就那么一点肉(当时肉已定量)她还给你放在早晨的吾马什(苞米粥)里吃掉了。”我到伙房后,那位维族妇女便回原单位去了。离开四川前我从未做过饭,可到新疆后,与炊事好像挺有缘分。初到乌鲁木齐,便在自治区农场做了几天饭;到库尔勒不久,又叫我做饭。两次都由不得自己说“不”,那是任务。好在大锅家常饭并不复杂,主食不外乎馍、面条、白面糊、苞米糊,副食只有那么点点肉和几样窖藏蔬菜(萝卜、白菜、洋芋等)。上次在自治区农场做饭时,已初步练就基本功。可是立即发现了新问题,一九六〇年粮食开始定量,每月三十斤,人人都盯着馍的大小。最初几天蒸馍之前,一个个“剂子”都得称过。几天之后熟能生巧,不用称,剁出的剂子不大不小全都一样。不久,白面供应减少,玉米比例增大,每天都要蒸玉米馍。我不了解玉米馍的做法,当成白面馍来做,结果不是发酸便是碱味太重,大家有意见,弄得我很难堪。正好这时农场来了一位来联系学生劳动的中学老师,他告诉我,玉米面要先烫过再发酵。我立即改变做法,以后蒸出的玉米馍又大又香,特成功。原来做馍的学问也多着哩。
还有更恼人的事。场长每个周末都要回城。他每次行前都要到厨房把笼里剩下的馍装走。我每天蒸多少馍,吃多少剩多少,用餐的人心里都有数。每周有若干个馍下落不明,大家肯定有意见。两个月下放劳动期满回单位之前,农场按规矩给我开了个鉴定会,大家在会上果然把这问题提了出来。当着场长的面,我很难解释清楚,至今想起来还很不愉快。
条条蛇都咬人:从教员到牧羊人
在药材公司的日子里,一度自怨自艾,对弃学从商,感到前途茫茫。真想换一个与书本、专业挨边的工作。七八个月后工作变动了,上头通知我到专区二中去报到。当时真高兴,可是不久就明白了:条条蛇都咬人。对我们这号人来说,不可能有乐园净土。
到校后,主事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以前是部队的文化教员、连指导员)叫我上初二语文课。我并不认为自己教书怎么出色,但自信不会连那些中专生都不如。可是我们的语文课历来承载了太多的思想教育重任,那位副校长很不放心,一不留神让我在学生中放了毒怎么办?没有教几天语文,他叫我改上初一的地理,继而再改教许多老师同样不屑教的历史。我是上了磨道的驴。只能听喝,哪敢耍什么脾气。我以认真的态度和比许多中专生教师广博的知识,很快赢得学生们的信任和尊敬。可是,那位副校长对我仍然不满意,处处找我的岔。三十多年后,与自治州教育局长(当年是二中的教师)的一次偶然交谈中,他告诉我,那位副校长一边让我去上课,背后却对学生说:“他是右派,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听他的!”没想到会有如此不近情理的校领导!教书,最看重的本应该是知识,准确流畅的表达,以及甘愿为孩子们燃烧自己的奉献精神,然而在这位校领导眼里,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贴着什么政治标签的人。教书对我们这些R,真是太难太难了。
以前在甘草场与工人一起劳动、生活,至少有人的感觉。只要你没被抓进监狱,他们就认为你坏不到哪里去。可现在与知识分子或曰识字分子相处,情况就不同了。二中的教师多数是中专生,他们的自我感觉特别好,似乎不管哪方面,都比我这个老右高出一头。在他们眼里,我是贱民。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几乎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时时告诫自己,一定要兢兢业业,多做实事,多干好事。可是后来我才明白,好事做得再多,别人不一定买你的账。我与一位中专生教师同住一室。每天起床后,我都去伙房打一壶热水,自己洗脸用半壶,给天天睡懒觉的那位中专生留半壶。久而久之,给他打洗脸水好像成了我这个右派分子的义务。有一天我用的水多了些,他起床后一提壶,是空的,大为不满,质问我:“老汤,为什么没有水?”我回答一句什么,他勃然大怒:“有些右派分子,就是不想老实改造!”我目瞪口呆,心想,这是哪儿和哪儿?上纲能这样上吗?
这所学校是一九五九年建成的,正逢困难时期,校园内大片空地都分给教师种了菜。我们寝室后面的一块地划归我和那位中专生教师。这块地基本上是我一人在管理。我种的甜菜产量多块头大,两张床下都放满了。有时晚上生上铁炉,将甜菜烤熟吃进嘴里真香。那位中专生教师一点气力没出,吃得比我还多,吃得心安理得,吃得笑嘻嘻的。有时心中甚为不平:大家都是教师,我就该侍候你?你狗日的太会享福了!
我到二中不久,学校分来一位北师大毕业的青年。此人十分自负,在我面前卖弄知识,口沫四溅地大讲《逍遥游》。很快我就发觉,这人原是个水货,频频闹出“手不译(释)卷”之类的笑话。他见我并不崇拜他的才学,心头很不舒服。后来他借去我的《李长吉歌诗》,许久不想归还。我向他要,他出言不逊,并动手打我。在这些家伙面前我成什么人了!
在二中,谁都可以差遣我做这样做那样。按学校要求,各班的墙壁上都要写几条名言。许多班主任找我写的时候,口气不是请求,而是命令。这一类轻蔑、盛气凌人之举,时时处处都会遇到。
总和我过不去的那位副校长(当时没有正职),觉得我的岗位不应该在讲台上,勉强让我教完一学期后,终于下决心把我换下来,叫我到菜地去劳动。一九五九年在川大种过半年菜,现在算是重操旧业,没啥了不起。两个月后,地区食品公司为了解决各单位的吃肉问题,将牧场淘汰的一批老弱瘦羊分给各单位自行饲养。学校分了三十多只。我们这位副校长慧眼识英,命令我再度改行去当牧羊人。即使去牧羊,也必须有人领导我,一位炊事员临阵受命,做了我的监军。我们这位副校长也许没有想到,对他这种羞辱、惩罚性的安排,我不仅没有流露不满,反而暗自窃喜。叫化子贬成讨口子,我有什么脸面放不下?能暂时离开这个时时对我怀着敌意的环境,我才求之不得呢!同行的大师傅是一位挺和气的、绝不张牙舞爪的年轻人。在五月的阳光下,我们一路上吃着路旁随处可摘的桑椹,赶着三十多只比我更驯善的羊儿,缓缓悠悠,吆吆喝喝,向二十多公里外的文教农场进发。半天多时间,便走完了这段牧歌式的里程。
每天天明我们便起床弄饭吃,饭后赶羊出去,中午赶羊回圈。下午睡完午觉,再将羊赶出去放牧,生活很有规律。在草原上,我可以自由地遐想,愉快地读书,只有羊儿温暖的咩叫声偶尔打破茫茫无边的宁静。
然而,有时也会遇到烦恼甚至惊吓。有一天,那位大师傅回城办给养,我午觉醒来准备放羊,到羊栏一看,吓得我几乎傻了:羊全部跑光了!丢了几十头羊我怎么交待?这么大的草原,我到哪里去找?正当我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管理农场的一位电影院职工指点我,到老乡的羊群里去寻找。我骑一辆自行车,边走边问,走了一两个小时,才见远处有一支老乡的羊群。我将来意告诉牧羊的维族老乡,只见他向着羊群使劲摇摇那牧鞭,嘴里吆喝了几声,还没等我看清内中是否有我丢失的羊,一大群羊倏然自动分成了两群。见到丢失的羊群,我激动得差点流出泪来。我感激地向维族老乡说了声Rlahmaiti(维语谢谢),他毫不在意地挥挥手,赶着自己的羊群走了。谢天谢地,我算是躲过了一场大劫。
摘了帽子仍是右派
在辽阔的草原,我几乎忘记了使我伤透心的学校,学校却没有忘记我。半年后,一道敕命飞来,叫我立即返校。原来学校新近成立了教务处,并从外单位新调来一位教务主任。下面总得有个把办事人员,于是我再次转换角色,做了教务员。这位教务主任对教务工作完全外行,甚至可以说是糊涂人,话都说不清楚,语言颠三倒四,处理问题毫无主见。于是整个教务处的工作,比如订计划、排课表、设计并刻印各式表格、登记并统计处理各班学生成绩,以及开学时办理学生入学注册等事务,包括筹备新建一个图书阅览室,几乎全由我一人包干。半年之后,教务工作基本走上正轨。连那位喜欢挑剔的副校长也不得不多次在会上夸奖我几句。
既然领导认为我工作出色,而且我到新疆已经两年半了,早已超过两年察看期,可至今领的仍是生活费而不是工资。我向领导写报告,请求撤销察看。结果,我盼来的是一场批斗会。好长一段时间,我失望极了,内心的烦恼无可倾诉,思家的痛苦使我彻夜难眠,当时写的一首《念家》可以作证:
独自莫凭栏,举目荒山。莽莽大漠何处碧?
沙丘戈壁路漫漫。梦里还家尚侵晓,肠转心煎。
老母倚门发已斑,欲尽人子道,何日是归年!
一九六二年夏,大概上面下发了要求摘掉右派帽子的文件,在那位副校长的主持下,学校召开了学年总结会。没想到第一个被总结的竟是我。教师们纷纷发言,内容大同小异,不外乎:无产阶级政权十分强大,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右派分子汤某某改造得还可以,同意摘掉他的右派帽子。显然会前经过布置。我一怔,前不久还斗过我呢,怎么转眼间又说我改造得还可以?真是说好说歹全由你。我表面虽然镇静如常,内心却激动不已,黑暗就要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事隔一天,那位领导对我说:“我整理了一份关于你摘帽的上报材料,你把它誊写一下。”我赶紧工整地抄了一遍,及时交给这位副校长。第二天,他又拿着那份材料对我说:“这份材料我又改动了多处,给你说了许多好话。你重新再抄一遍。”事关我的切身利益,我又赶紧再抄了一遍。以前总觉得这位领导坏,特别喜欢整人,要知识没知识,要品行没品行,莫不是我狗眼看人低,把他看错了?如今他成了我的上帝,我深觉惭愧。从此,白天晚上我都做梦,焦急地等待改变命运的喜讯。从夏天等到秋天,从冬天又等到来年春天。始终不见动静。我始而怀疑,继而渐渐失望了。俗话说,一股风把你吹得出去,一头牛把你拉不回来。我无法猜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新学期开始后,学校调来一位书记(其时那位副校长在农村搞社教)。他以前是民族师范的书记,是二中第二任教务主任(短短一年半内,教务处换了三位主任)的丈夫,调来二中之前我就认识他。此人憨厚正直,关心年轻教师。有一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向他讲了去年夏天开会、上报摘帽材料以及后来杳无音讯的情况,希望得到他的关心。他说:“也许上面正在审查呢。”过了没几天,书记召开全校教职工会议,郑重宣布一个通知:“州二中:接你校三月六日的报告,经审查同意摘掉汤望立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几乎晕过去。我特别注意到,上报日期并不是去年七月,而是今春我向书记申述后的第二天。可恶,我被那个家伙耍弄了!那位副书记兼副校长去年向我示恩,叫我抄了上报材料后,根本没有交上去,整整压了我半年多。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坏的人!
宣布摘帽后,书记让大家讨论我的工资待遇。毕业到现在已三年多(前面说过,我的考察期是两年),可我领的一直生活费。大家一致同意我套进中教八级(比行政二十二级少两元多),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都是这个级别。谁知上头批下来却是教育行政十一级,相当于行政二十三级。这个待遇让我明白了,我的身份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仍然比别人矮一截,以前是戴帽右派,现在是“摘帽右派”,只不过换了一个定语。
走不出这块伤心地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那位在农村搞社教的副书记、副校长回校了。其人有赵匡胤的脾性,很快挤走了书记。虽然上级又调来一位蒙古族正校长,但这位副校长不把他放在眼里。校长被架空,二中的大小事情依然得由这位副校长说了算。想起几年来的辛酸和此人的阴险霸道,惹不起躲得起,决心离开二中。
我到州教育局去,一位主办科员客气地接待了我,告诉我北边有两个县都要人,问我愿去哪个县。经了解,我选择了距库尔勒九十公里的和静。一九六四年元月,我终于如愿离开了二中。在和静,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度过了春节。
到了这个县才知道,这里只有一个汉回初三班,附设在主要招收维族孩子的民族中学内。这个汉回班共有三十八个孩子,只有一个专职老师。这位老师既当班主任,又教历史和俄语。其他课程原来怎么上,我不清楚。我去后,这位教员调到县教育局,但仍兼着那两门课。班主任改由我担任,同时兼任语文和化学教师。当地一位小学校长的女儿,原在八一农学院,因病退学赋闲在家,我们请她教数学、物理;一位不久前由州医院调到和静的医生,以前我就认识他,我们请他每周给学生上一次生理课。在这里,我总算多少找回了一点主人翁的感觉。我们这个组合相当不错。一个学期顺利结束,学生参加州二中高中和师范班的升学考试,成绩还可以,其中我教的化学,考试成绩在北三县名列第二。
我到和静这一年,已经三十岁,仍是孑然一身,靡室靡家。以前头上有怪圈,不想自讨苦吃,很难说是不是错过了一些机会。红粉曾经瞩目,“君子”不敢“好逑”。现在,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遗憾的是,这段时间虽有两次爱情的尝试,可都失败了。
第一次,对方年龄整整比我小十岁。一开始她就很主动。但我考虑到年龄较悬殊,不敢贸然接招。后来我被她的热情和痴心感动了,终于倾心相爱。一段时间里,有月光下的絮语,有花前对坐的温馨。可惜政治上我丢分太多,她父母担心我这个摘帽右派可能毁了女儿的终生,极力反对。这昙花一现的爱情,只好偃旗息鼓。
第二位姑娘,就是那位八一农学院的退学生。她二十四岁,身体比较瘦弱,但性格活泼开朗。在教学中,我们逐渐产生了感情。我第一次应邀去她家时,她父母对我热情相待,频频劝酒。我这个人不善饮酒,一杯下肚便面红耳赤,呼吸急促,只好被主人扶进小姐闺房酣卧。后来再去她家,她父母对我的历史已作了全面了解,明显转变了态度,对我满脸秋风。所幸这位姑娘不改初衷,后来我们甚至正面谈到了婚娶。但在反反复复的权衡对比之下,这位女友最终还是舍弃了我,她选择了一位前程远大的退伍军人。爱情梦两度破灭,我心灰意冷,以后好长时间再不敢胡思乱想,再不敢涉足爱情。
这个时候,工作危机也出现了。县上不准备续办汉族中学班,我的去留成了问题。局长说,你先回四川探亲,回来再给你安排工作。戴帽期间没有资格探亲。离家整整五个年头了,确实也该回一次家了。拿了四年生活费,手头并无多少积蓄,不可能比较风光地回一趟家。但想到此时此刻实在太需要温暖的亲情,顾不得许多了,终于还是汗颜回到了成都。当时家就在龙王庙街,离九眼桥只有咫尺之远。是不愿勾起回忆还是内心的桀骜,连致民路也没踏上。我暗想:川大,我还认得你,可你早已认不得我了。我又何必自作多情,去那里丢人现眼。
从四川返回和静后,一位学生告诉我,前文说过的那位借书不还还打骂我的“二中教师”,因受到校方批评一直对我怀恨在心,此次趁我探亲回川,特地来和静搞一点小动作。他满街找汉回班学生,告诉他们:“你们那个汤老师是坏人,是个没改造好的右派!”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听到这个情况,我的背皮子阵阵发凉,意识到自己虽已摘帽,但右派阴魂不散。还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再踏上一只脚”。
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工作怎么办?一个政治历史被黑影笼罩的人,有哪个正经单位会要我?果然,别人是人往高处走,我是水往低处流,教育局叫我到和静小学去教书。我就此由中学教师变成了小学教师。刚给四年级的娃娃们上了两周课,接到州教育局借调我的通知,要我立即前往报到。原来,州上新成立了一所农业学校要我去刻印教材。我吃住在二中,每天到教育局当刻印工。在教育局待了一年。一九六五年二中扩班缺教员,教育局希望我回二中。不回二中我又去哪里?回和静小学继续当孩子王吗?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年秋天,再次回到那位面目可憎的副书记、副校长的统治下。一年半前千方百计从这所学校挣脱出去,结果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二中这块伤心之地。
我成了巴州第一批被揪出的黑线人物
一九六五年回到二中后,安排我教高一和中师班的语文。与学生们朝夕相处,自然可以寻到一定的乐趣,但来自教学以外的各种烦恼仍是居多。多么希望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但命运似乎总是与我作对。不到一年,文革来临,在凶猛的赤色狂潮中,我不幸又被拽进了险恶的政治漩涡。
充满火药味的报刊一开始批“三家村”,二中这位领导便在巴州首先发难。他第一次在学校作动员报告,就指名道姓说汤某人原先就反党,现在他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黑线上的人物。此外,他还不指名点了另外两三位他不喜欢的老师。由此,二中在全州首先点燃了文革之火,接下来就是揪老师,冲州委州政府,批这个斗那个。
校领导点了我的名后,校园内立即出现许多揭批我的大字报。但所有的大字报都拿不出一条像样的依据。揭发的内容,多属掐头去尾的某一句话,作文批语中他们认为别有用心的某一个用语,或某次我用某种眼神、某种动作对某党员表示过不满等等,都算是罪行。还有更离奇的,比如说我和某某下棋时,用棋在桌上敲了几下,是暗示几点钟在某处碰头;某次野游时我拧了几下表把,是用装在表上的微型相机偷拍工业秘密,诸如此类,要多荒唐有多荒唐。刚摘掉帽子两年,头上热气尚未退尽,终日提心吊胆,何敢嚣张翻天。因始终找不出钢鞭罪证,故虽多次低头弯腰当过陪斗,却从未作为主角被斗争过。包括我这个死老虎在内先后被揪出的几位“黑帮”,被集中关在一间屋子里,造反派没完没了地勒令我们认罪交代,每个人不知写了多少份交代材料。
后来,我们被放出去劳动,如打井,打土块,背土块,种菜,淘厕所,往农场徒步二十多公里送粪等等。记得有次打井我的手指被砸破,身后一学生手提短棒押着我去医院挂号打针。后来手指化脓,疼得钻心,偶尔呻吟一两声,便会受到领队的痛斥。除与大伙一起干上述杂活外,我还单独干过一些简单的木工活,装配过二十来辆架子车辐条,以及诸如堵门塞、修取暖火墙、砌毛边锅台等泥工活。叫我单独干的这些活,以前都没干过,但革命群众让你干,你就得干,而且必须干好。有一次水房的锅台塌了,据说请外面的工匠修要七百元。六七十年代这笔经费可不是小数字。造反派叫我修,连辅助工都不派一个,我硬起头皮上阵,最终让我弄好了。大师傅一试火还溜。这下我出名了,以后二中公家和私人打火墙盘炉子等泥工活,我可没少干。
文革进入派性斗争阶段,对我们几个“黑帮”,谁都能管谁都不管,只要我们每天按时劳动,基本上没有人来骚扰。有时也会有灾祸从天而降。有次我住医院,医护人员知道我是教师,要我帮他们组织抄一份大字报。我不敢拒绝。大字报贴上街后,二中学生认出是我的笔迹。回校后,学生组织的头头骂我:“你这个黑帮胆敢支持保皇派!说罢打了我几个耳光,还罚我脚跟离地、两腿弯曲、双手平举、半蹲着不准动,不一会我便浑身大汗,这样整了我一个多小时。
还有一次,一位学生头目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叫我们几个黑帮每天晚上向他汇报。我和另一位“老黑”一起去了两次,两次都挨了打。我对这位老黑说:“三十六着走为上,回老家去躲一躲吧!”他不敢走。我可不愿再挨黑打,第二天便溜了。一个多月后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估计二中的学生娃该走得差不多了,这才回到库尔勒。果然人去校空,我得以幸免荼毒。
对我们的折腾,并未就此结束。一九七一年复课闹革命,学校要求在二十多公里外办一个农场,作为学生的学农基地。春耕前,校革委组织师生送肥。三人一辆架子车,我荣幸地与两位革命教师共拉一车。身前身后的架子车,全是三人轮换拉,一人拉几公里。我们这辆车,无论拉去拉回,全由我这个老右派一人拉到底,那两位一路上只是跟着走。我心里很不平,但满腔愤怒只能压在心头。
一九七三年四月,学校对前几年被批斗的一批人公开平反。有意思的是,校长宣读每个人的平反决定,称呼都是“某某同志”,唯独对我,只念姓名,后面的“同志”二字被省略了。“平反决定”交到我手上,发现姓名后面并未遗漏“同志”二字。我糊涂了:这是疏忽大意吗?有点不像。别人拿到“平反决定”时面带喜色,我拿到后却格外生出了许多忧愁。还有一点也想不通,平反书上明明有“恢复工作”字样,别的教师平反后都上课去了,唯有我“另作安排”,被调到农场去当食堂管理员。不久又改任物理实验仪器管理员。再后又叫我当学校基建的甲方代表,说是代表,却又不给半点权利,大小事都必须请示领导。我干的全是别人不屑干的打杂活,我成了二中教职员中最没有地位的人。
四十岁,才有自己的窝
我的一个长辈给我取名时,无疑希望我长大后立功立业。我父母和长辈不可能料到,我的而立之年早已过去,都快四十岁了,不仅未能立功立业,甚至连个完整的家都还没有,说俗一点,连个老婆都还没讨上。我知道,时间已不允许我像提炼黄金那样去提纯Romance,并充分享受那个过程。爱情的黄金岁月空白蹉跎,是我像有些人那样玩世不恭,游戏风尘,或者挑挑拣拣,才致使今日徒伤老大吗?当然不是,个中辛酸,唯我自知。
感谢周围的一些好心人,先后热心为我牵线。先是学校食堂一位河南籍炊事员,将一位常去他家、刚死丈夫的寡妇介绍给我。一听寡妇,心里就犯忌。却不过情面,被硬拉去和对方见了面。我惊讶地发现,对方已四十多岁,比我还大好几岁,而且已有六七个儿女。如果不嫌,进门便可白拣个老爸来当,很快还会当爷爷。这位大师傅真会开玩笑。他大概认为我已处于饥不择食的境地,择偶只剩下最基本的三个原则:人,女人,活女人。见我反应冷淡,他诚恳地劝我:“你年纪不小了,又处那么个环境,还挑拣个啥?”听了这话,更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
其后,一位同事将农二师一位纺织女工介绍给我。这位女工是江苏人,姐姐姐夫都在同一个厂上班,她住在姐姐家。姑娘二十八岁,秀丽温婉,话不多。见面后彼此还满意。我如实向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不嫌。后来她姐姐知道了我的历史,不同意妹妹继续和我往来。但姑娘无意放弃我。后来我们的关系发展到准备开结婚证明的地步。可是由于她姐姐从中阻挠,厂里不给开证明。她很痴心,有一次步行二十多公里从库尔勒来农场见我。一个弱女子,真不容易,我很感动。我们就这样在忍耐和期待中拖了将近一年。转眼就到四十岁了。那时我们对同居连想都不敢想。看不见隧道尽头的亮光,我只好咬咬牙愧疚地离开了她。
接着又有人向我介绍一位四川姑娘。这姑娘的丈夫是个军人,结婚不久,丈夫在支左中被打死。她投到新疆的姐姐家来。姑娘文静大方,有气质,没有农村女子的土气。我也给她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以后开始来往。不久,她突然变卦了,当时我莫名其妙。几年后才听说,又是因为她姐姐坚决反对,觉得我的身份配不上她那身为贫下中农的妹妹。摘帽后,我在别人眼里仍然如此卑贱,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哀叹了。
天底下总还有敢于吃螃蟹的人。我的现任妻子是一位驾驶员介绍的。他经常跑北疆,常在一个老乡家歇脚。一九七六年春天,他发现这个老乡家多了一个姑娘。原来她是女主人的侄女,刚从四川宜宾来。经这位驾驶员撮合,我和姑娘见了面。姑娘芳龄二十,来自农村,质朴大方,彼此俱无意见。在以后的相互接触中,没有值得记述的浪漫故事,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肺的恩恩怨怨。彼此真诚相爱,愿意相扶相携共到白头,这就够了。这一年秋天,整整四十岁了,我和她结了婚,终于了结这桩长期使人烦恼的终身大事。结婚后,妻子任劳任怨,勤俭持家。她本是农民,具有“嫁鸡随鸡”的传统妇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时或对她生出一种负罪感。论年龄,我可以做她的父亲。当年我似乎利用了她的年轻和幼稚。她后来也说,假如当时她的家在跟前,这门亲事是成不了的。不管从哪方面考虑,我都觉得必须善待她。但是,这似乎不相称的婚姻,是我故意造成的吗?我无辜丢失的青春,又该向谁去索取呢?
对那个时代,我仍然想问一声:我何辜
大约是一九七九年春天,学校政工组长在一次会上传达文件说,要对右派进行甄别。但此后再无消息,学校既不征询了解,州上也没调查登记,川大更未因歉疚而表示一下关心。是不是故作姿态?我不敢肯定,但对改正我确实不抱多大希望。
有一天姐姐突然从成都寄来一封信,说成都的右派都改正了。我赶忙给川大去信。过了一段时间,川大给单位来函,宣布对我错划右派进行改正。领导将来函给我看了。来函将原来划我右派时的几条依据罗列一通,然后逐条阐明观点,说这条是“政治上幼稚,思想认识糊涂,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那一条是“附和了右派言论。”总之,那意思很明显:现在不过是宽大你,我们当初并未将你搞错,只不过屁股打得重了一点。这份改正材料使用的手法,基本上是“抽象否定(不是右派),具体肯定(你本来有错)。”而且上面罗列的许多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随便举一两条来说吧。这份改正材料一开始就说,汤某某“与曾祥麟等人合办油印小报,登载班上部分同学的鸣放文章”,这份油印小报究竟错在哪里,这里不去议论。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就说过,我并未参与组织策划、写文章,合办什么油印报,仅仅临时协助刻了两张蜡纸,别人刻了没事,对我就成了大事。以前那样定罪不去说它,现在仍然如此定性,就真有点难以理解。至于说“登载班上部分同学的鸣放文章”,更是滑稽。这份油印报上只有一篇祥麟老弟写的概述性综合报道,只出了这一期,何曾登过“部分同学”的哪一篇鸣放文章!纯粹是牛头不对马嘴。常听一些通达的人说,应原谅那些执行政策的人,可是那些执行政策的人至今不肯原谅我,到现在还揪住我不放,我能想得通吗?这份改正材料还重新提起我到体院写标语一事。当时我是奉某位班领导之命前往体院的。去后体院同学要我写条标语,我想到班领导没有授权不好写,临时想起反对三大主义是党中央在整风中提出的,便写了“向三大主义进攻”一条标语。孰料人家需要时就把攻击三大主义解释成攻击共产党。这使我在若干年后才真正懂得了“政治就是需要”的真正含义。
记得李亚群在川大作报告时讲过一句话,这话好像是专门讲给我们这些人听的:“即使把你搞错了,为了党的利益你也应该认了!”可是要认也该认个明白啊!这份改正材料让人不解之处甚多,有必要回去讨个说法。暑假,我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母校。踏进校园,景物是那么的熟悉,虽有变化,但大致依然。在这儿虽有两年的痛苦,但究竟还有两年求进和自由、潇洒和愉悦。可是现在毫无回味的兴致。我回校是想找有关人士问一问改正材料的依据是什么。中文系那位负责人神情冷漠地告诉我:“学校拿出材料让大家议一议,我们也没有办法。”假期不好找人,几天后,我失望地返回了新疆。由于自己在巴州教育界享有一定声誉,当时我是州、市两级政协委员。我写了一份材料,通过政协寄给川大党委。不久,川大党委寄来一纸通知,这才得到彻底改正。(可叹,我的工资仍比正常人低一级!)
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暴中,一旦沦为另类,必然苦海无边,很难找到回头的岸。改正就意味着一切创伤都抚平了吗?二十多年来所失去的人生许多最珍贵的东西,已经再也找不回来了!
时光的流逝不断洗涤旧迹,在它的冲刷下连鲜血都会变成绯红,自然,悲哀也会成为微漠的记忆。如今已到晚年,自认为怀有一颗比较宽容的心,能够心平气和地回首往事。但对那个时代我仍想问一声:我何辜!
本文选自《那年那月》,李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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