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辛：插队四十年纪事

┃Personal History

© 陈辛／文

　　序言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清明时节，随着伟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不歇的春雨伴着我踏上了去赣东北临川插队的征程。时年十五岁一个月十二足天，身高一米五，体重三十五公斤。六九届初中生的我，凭借着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完整学业，加入了千万知识青年下乡的洪流。
　　云南、贵州、江西、安徽、黑龙江五省是我们“一片红”六九届的选择，因为六七届的哥哥去了安徽和县，六八届的姐姐奔赴吉林延边，我便挑选了江西，算是不走同路，各奔南北。
　　临川地处赣东北，抚河中游，间平原丘陵地型。汉置临汝县，隋改临川县，明清为抚州府治。一九八七年撤销临川县和抚州市，改设临川市。历史上北宋政治、文学、思想家王安石，明代戏曲、文学家汤显祖均是临川籍人。“王安石变法”仍是今天读史的重要记载，而《临川四梦》则为戏曲文学史留下了精彩篇章。故临川自古有“才子之乡”美誉。

　　一．母亲离世

　　去临川插队的第二十天，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九日，我的母亲患宫颈癌离世，时年仅五十一岁，我得知噩耗已是三天后。当时电信途径是由上海发电报至县城，再由县城车行三百多里土路至公社，而后公社邮电局再派人走十多里地通知我。按理也不用三天，但却得知他们已是用最快的速度告诉我。十五岁确实无知无助，爬上去县城的拖拉机往家赶。我的第一次孤身一人的“旅行”，却是一位少年千里之外的奔丧。两天后，我捱到了上海，途中滴水未进。
　　母亲是贵州盘县人，时代中学的老师。抗战时贵阳大夏大学的学生，也是父亲的学生。一九四七年他们成婚，此时父亲以二十九岁的年龄被聘为大夏大学的副教授兼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已颇具青年才俊。解放后，母亲做过护士、长宁区法院的调解员，随后长期在时代中学任教。母亲非常能干，内外兼具，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那一代知识女性。她做的一手黔、湘、川菜，至今还会勾起我的口涎，回味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熟悉病理常识，所患宫颈癌她本人早就有察觉，只是不敢去医院医治，错过了早期手术的时机。因为那时父亲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在长兴岛五七干校劳动，母亲怕作为躲避运动的典型牵连父亲。
　　母亲的离世，使我过早地失去母爱，以致在后来的九年农村生涯中，每每见到插队兄弟姐妹们的母亲关爱他们时，我都会有一种心酸和嫉妒。也正是在那一段日子里，逐渐形成了我的独立人格。父亲在“牛棚”，母亲在“天国”，我没有依靠，只有靠自己。

　　二．集体户的短命

　　集体户是知青去农村插队的产物，它指若干知青在一个村庄共同插队形成的集体称呼。它不是一个家庭，也不是五保户，但它有户长，我便充任过。我们三男二女栖息的村落有一个令人遐想的名字，叫“神岺”，地处丘陵山区，由黄、李两大姓宗祖繁衍数十代生生不息，两大姓各选一位领头人，封为队长。
　　初到神岺，我们五人住在一个祠堂里。祠堂的正厅为村小学教室，外墙泥砖木结构，内墙则用竹子隔成数间糊上报纸。每间八平方米，一张竹床，就是自己的空间。隔墙不隔音，白天是孩子的朗朗书声，晚上房外的狗吠和屋内的鼠窜、尿声“交相辉映”。
　　落脚的第一个月，我们享受干部下乡的待遇，每天去一家农户吃饭，标准是付一角五分，半斤粮票，名曰吃“派饭”。当时的老乡是纯朴的，他们会端出仅有的腌肉、鸡蛋、笋干款待我们。一个月后，轮到五人自己做饭，我们采用轮班制，每人一天包干。好景不长，女孩子总比男孩子认真会干，男孩子则马虎敷衍，女孩子首先提出分灶吃饭，三个男孩只能沦为一伙。三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三天中有一天要为这个“家”谋划吃饭，无奈难倒了我这个男户长。在女孩子的示范效应下，我们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各自为“灶”。这就是我第一次当户长的经历，不过短短的一年几个月。
　　男孩们分手后，我并未独自立灶，而是去了队长父母家搭伙。这是一对和善的老人，膝下有一双未婚娶的子女，出工回来我有热饭热汤，衣服脏了有人洗，累了倒头便睡。他们的付出何以回报：一是我的口粮全部交给他们；二是回沪捎些肥皂、人造棉、雨靴。如今算来，那种搭伙的生活方式长达七年，但很惬意，是一种适合我的选择。大多上海知青不适应江西农村口味的辣、咸，而我这个湘黔后裔便是正中下怀。

　　三．从六分到九点七分

　　神岺村的全劳力干满一天为十分，即一个整工分。妇女能干的为七分，初涉农活的我给六分，已属照顾。那时的农活没有丝毫的技术可言，同千年沿袭的男耕一致，需要的是好的体魄和力量。
　　江西的农村，人们传承着千百年形成的农令气节，按部就班地耕耘，大多以种植水稻为主，一年双季。从清明到五一是早稻育苗到插秧的季节，“不插五一禾”就是对早稻插秧时点的限制。七一到立秋为“双抢”季节，“双抢”即早稻抢收和晚稻抢种，“不插立秋禾”则是对晚稻插秧的时间约束。地处丘陵，多种植红薯、芋头、茶籽，山区则以出产毛竹、杉木松树为主。
　　九年，我学会了所有的农活，从犁田、耙地、育苗、插秧、耘稻到收割。早稻插秧水田的刺骨、夏季耘稻的上晒下蒸、双抢时的披星戴月，最不能忘却的是满腿蚂蟥叮咬溃烂后留下的斑痕至今依稀可见。
　　九年中，我开过手扶拖拉机，做过队里的保管，也代过农村小学的课。农民建房，帮工夯土垒墙。农民故去出殡，充当“八仙”扛棺。点着松明捕鳝捉鳅，杀牛宰猪样样试过。
　　随着时间的逝去，我在农耕的生活环境中，身高长到了一米七七，体重增加到四十八公斤，而我的每日工分也提升到九点七分，接近一个强劳力。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唐诗经典中的内涵，至今我保持着不浪费粮食的习惯，是那时从心里种下的。如今我在岗位上为“三农”做些事，推进村镇银行的建设，正是怀揣着那份曾经沧海的情感和抹不掉的记忆。

　　四．从养鸡到连窝端

　　没见农村的家庭不饲养鸡、鸭、猪、狗的，因为农民的零花钱主要来自自养的家禽与牲畜，赶集时用鸡蛋换回日常必需品，宰口猪则一定是婚嫁、上梁时。鸡是农民饲养最多也是最宜生存的家禽，在稻田寻觅散落的谷子，乡间到处是生机盎然的昆虫，不用喂食，也能生长。
　　集体户自成一家，养鸡亦成为必然。我们初学养鸡从集市买来鸡雏一群，就想它们快快长大下蛋吃肉。殊不知今天丢几只，明天鸡窝未关合，又给黄鼠狼叼走几只，能存下的所剩无几。没多久，起初的兴致勃勃变得心灰意冷。
　　知青之间的走门串户，交流生存经验，时而也给了我们一点不良的示范与启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被我们演绎为“养鸡不如买鸡，买鸡不如偷鸡”的实践。旋即就有了，走村过店，先捉小鸡小鸭，拿回去还要养，没功夫。就变成了专偷成鸡成鸭，有人掩护，有人动手。那个年代，时兴一种运动包“马桶包”。男知青都背“马桶包”，它是偷鸡鸭最好的工具，将鸡脖一拧压在翅膀下，塞入包内，无声无息。我们还信奉“兔子不吃窝边草”，从不在本村动手，邻村他村则是我们的主攻对象。偷来的东西总是知青内部享用，分灶又变回了合伙。当大家提议聚餐时，鸡窝就是我们的目标，连公社干部的鸡窝都不能幸免。
　　那些年中，顺手牵羊摘农民的蔬菜，挖个红薯是常事。逢甘蔗、西瓜成熟期，我们时有扫荡。也偶有用骨头诱狗上门，打倒烤肉。
　　今天用上述文字表述没有生存前提的借口，却有对老俵的歉疚和负罪。

　　五．“敌台”与字典

　　知青的业余生活是极其枯燥的，农忙时回来躺倒就是，农闲时知青们串门闲聊。公社放露天电影，知青往往不会放过，不是为看那早已厌倦的老片子，而是大家可以聚会。
　　距我们神岺村五里地，有个荣山垦殖场，是个拿薪水的农场，主要以开垦培植山林为业，也兼备砍竹伐木。垦殖场的员工中有不少文化人，亦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去江西的上海知青，也有上世纪五十年代戴上“右派”帽子一族，更有文革中产生的“各类分子”一群，他们对知青是友好的。我们一接触，往往会有人提醒，此人犯什么错误，远离为好。久而久之，在与他们交往中，我发觉他们有文化，有经历，更有悲惨的家庭遭遇——个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时也会勾起我对家庭境遇的同感。
　　人总是有感情的，熟识后我在他们那儿索取到一些民国时期的线装本武侠小说，有《三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等，那个年代有书看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些书陪我熬过了许多空虚的时光。
　　我得闲时，特别是晚上，是靠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陪伴的，对知青来说那就是他们的奢侈品。说实话，夜深人静时，我时常会听美国之音、台湾之声、BBC中文广播，其实当中的文化、音乐节目我很喜欢，而其时的一些政治渲染早已灰飞烟灭。
　　《新华字典》《成语词典》则陪伴我插队生活的始终，放在枕边，随时翻阅。今天我书写繁体字与识别繁体字的能力就是那时积累的。

　　六．《基督山恩仇记》：等待与希望

　　那是段名著都被沦为禁书的年代。受家庭影响，我从小爱看书，幼时对《三国》、《水浒》、《杨家将》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环画爱不释手。
　　十一岁遭遇文革，家里那么多文史哲书都被查封上缴。我还为红卫兵充当自家书籍的搬运工。家父是研究历史的，一次抄家的红卫兵拿出一本史书，翻到有蒋介石相片的一页，责问父亲为何不在上面打×，随即令我父亲跪下认罪，这一幕令我义愤填膺。我悄悄地将抄家运送书籍的黄鱼车汽门芯给拔了，不想被他们发觉，遭来了狠狠的耳光及跪罚。我永远记住了打我的那张脸。多年后插队返沪，在华师大校园里认出了那张脸，我迎着那人用肩撞向他，我准备打斗，但那人却一声不吭地望着我迅即离去。
　　那些年，回上海就是找书看，特别找禁书看。期间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一是《基督山恩仇记》；二是《红与黑》。前者的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那种坚韧不拔、忍辱负重，被囚禁在孤岛上却心境坚忍，以等待与希望的信念，最终走出囚笼成为富翁，一直使我钦佩敬仰。而后者的主角少年于连狂妄的个人英雄主义，尤其是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更令我五体投地。
　　尽管我小，却在知青中有一定的煽动力。回到江西闲时，我会召集知青们聚在一起，把这些阅读的小说以讲故事的方式，再加上共同的境遇，编织在一起传播给大家。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讲《基督山恩仇记》时，从伯爵——囚徒——富翁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使知青们如痴如醉，他们被我绘声绘色的讲述落入自己现状的情感之中，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每到此时，我都会“卖关子”，且听下回分解，我的停顿，换来的结果是递烟、倒水、下面条。我俨然是个故事家，至今想来仍有小小的满足感。
　　到了一九七五年后，知青队伍逐渐减少，感觉三五年锻炼后即会返城的人，忍受不了不知何时是个尽头，纷纷出走。找些病因回城的、更有主动致残的，当兵的、去县城工厂的，女孩子嫁给当地老师、赤脚医生的也不是个别。
　　那年月，有了不考试选送读书的机遇。握权者与知青间就有了交易。送块上海牌手表，足以使你成为工农兵学员。
　　等待与希望，一直激励我继续留守。期间也有机会，水利电力学校、赣州消防兵都有过诱惑。我没动摇，一直坚守到一九七九年的知青返城。

　　七．酒醉狗也醉

　　美酒出黔川，赣中有好酒。四特酒、李渡高梁、临川大曲就是江西酒的佼佼者，临川也是出好酒的地方。农村饮的酒源自古老的酿造方式，用稻谷、糯米自酿。一种是白酒，一种是水酒。去农村前我没有沾过一滴酒，只知酒不是好东西。
　　江西的农村凡逢作寿上梁、婚嫁丧娶，总要宴请。娶媳妇吃三天，嫁闺女备一餐；高寿大宴，上梁必酒；儿子满月有请，女儿足月无声。参加任何宴请，亲朋好友是首选，此外就是一户一人，当然就是男主人户主。男主人外出，多由儿子顶替。集体户也算一户，我就是当然的参加者。
　　记得第一次受邀参加的是位老俵五十大寿，恰逢夏季中午，刚收工回来便赶去解馋。水酒又甜又凉，好喝解渴，不懂规矩，不知酒力，我一气喝了十二大碗，没多久，就躺倒了，被老乡扛回了驻地。事后，老俵夸我好酒量，居然没吐。这就是我十五岁第一次尝酒的后果。
　　第一次酒醉之后，我企盼着同样的机会，倒不是好酒，是想练练自己的酒量有多大。但懂得了一点道理，参加这样的宴请要备礼，送一条二元二角的“欢腾”香烟已是厚礼。
　　逐年累月喝酒的经历多了，酒文化、酒规矩、猜拳行令、借酒发泄，我的酒量渐长，白酒兴起时能喝半斤八两。谷子吊的酒，味正清醇，一担稻谷能酿二十斤白酒。每年吊上一担谷子酒，来友喝、兴时喝、累了喝、闷时喝，喝出了孤独的自斟。此时的境界已至唯有酒是好东西，一碗腌菜，一把炒豆，一碟萝卜，就着下酒已很满足。
　　我在神岺过了两个年，才知那是天天喝酒的时节。从小年二十九到正月十五，要想喝酒，总能找到人家。拜谒父母，走亲访友，要找能喝的陪酒，我便成为首选的对象。
　　冬日冰点以下，就个炭盆，炖上狗肉，从中午到夜晚，划拳行令，轮番上场，倒下醒酒再上，酒吐桌下狗也醉。那种情景，我已是个纯粹的农民。
　　依仗那些年打下的酒基础，后来我在从业的过程中，走南闯北，以酒风正、酒量佳待人交友，得到的褒奖都是：你不是上海人。

　　八．“看到女麻子都喜欢”

　　刚下农村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男女，对异性没有好奇，有的只是戒备。即使步入青春期，受大环境的影响，也多表露害羞压抑。
　　田间地头，挖渠修路，上山砍柴，水库工地，与农民的交流，成了我们这些无知少年对两性和生理知识的启蒙。休工时男人们抽上一袋黄烟，话匣子离不开：造房子、娶媳妇、家长里短。而两性话题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偷人”：专指已婚妇女和外人好上了，具有浓烈的男尊女卑。“破坏军婚”是彼时农村发生比例较高的案件，多处极刑枪毙。农村的男孩子能去当兵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唯一出路，他们大多匆匆完婚，穿上军装。一是为少出聘金，二是随长辈愿望。而长短两三年的兵役期，探亲的机遇很少。于是乎，好事的男人就会乘虚而入，如此铤而走险，自食恶果背上个吃枪子的死鬼也就罢了。但却有不少女子，丈夫当兵去，她们守不住，主动去勾引男子，制造的冤魂亦不在少数。
　　起初我们闻听赤裸裸的两性语言，多会离开，日积月累，也就习以为常了。农村的少女未婚时，着衣裳再旧再破不能露肉，成婚生孩子后，在众人面前，裸胸露怀，也不遮掩。乡下没有嫁不出去的女子，却有永远娶不进妻的单身汉。鳏夫寡妇最为可怜，总是众人的笑柄。最最可悲的是父系母系堂表兄妹之间近亲婚姻，所谓亲上加亲的愚昧，造就了不少低能弱智人口。
　　年复一年，知青的两性世界有所展示。耐不住寂寞的，两人住在一起同居。顶不住艰苦环境，经不起农村有为青年进攻的女孩，随人为妇。鲜有知青男孩找农家女孩成亲的实例。
　　冬季兴修水库的工地，清一色的精壮男子日夜劳作。忽见一位女子挑着担萝卜送来工地，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下手头活，两眼齐刷刷地盯着她。我一看是个麻脸女子，但是众人仍然没有恢复干活的迹象，倏忽一句“看到女麻子都喜欢”，引来了发自男人心脾的奸笑。

　　九．回家的路

　　我们集体户的一位女孩，在下乡的第二年作出了一件让知青们感到震惊的举动，以血书“扎根农村一辈子”表决心，引来了公社“五七”大军办公室的表彰。不久她就入了党，成为知青学习的榜样，此事知青们多猜测、质疑。可是没过一年，她却以胃窦炎为由，第一个办了病退返城。这无疑给知青群体本就驿动的心，注入了诸多纷杂的谋略与企图。
　　没有多久，小小的五人集体户，陆续创造了截然不同离走的路径。一位性格内向瘦弱的男孩，其母亲为了他，从上海工厂自愿迁往江西莲花县的协办厂，以此解决儿子一起入厂的要求。这是我最为感动和羡慕的离走。母爱的博大无私永恒闪烁，它也又一次触痛了我的心。另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男孩，走上了弃农从戎的路，这是一条知青离开所选较多的路。多年后他在一家国营外贸公司从事党务工作，算是群体中的幸运者。还有一位女孩，凭着聪慧善交的能力，去了公社中学教初中语文，也算是寻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路。日后返城她去了工商银行，现早已内退，日子还算不错。
　　六年后我成了集体户的唯一留守者。同来的脚步何等一致，而离开的路径各自不同。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五人中的两位偶有联系，也是多年未见。而另两位，自从离开神岺村就从未谋面，想来总是殊途同归，回到了这个纷繁的大都市。无论在哪个角落，生存尚会有艰难，我都祝福他们。但是我们不该忘记赣东乡间长眠三十余年的三位女知青同胞，无助无意无知间，生命被掠夺。一位因暴雨当晚执意要从公社赶回生产队后受凉引致白喉病故去，另两位则因吃南瓜加入过量糖精片而中毒身亡。

　　十．最后的留守与返城

　　进入一九七八年，时局已变。那年的十月，云南的上万知青，有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在昆明集体绝食卧轨。这“揭竿而起”的行动，惊动了“朝廷”。听说建国时的封疆大吏“王胡子”，亲自赴滇平息事态并深入知青集中的驻地了解实情。
　　尚存的留守知青与家长亲友们奔走相告，到处打探来自北京的消息。囿于社会民心对那场知青运动的不解与同情，各方推力终始“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作出了知青返城的号令，时间应是一九七八年岁末。谁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自然不得而知。那一刻，天南地北的知青都哭了，为自己，为父母，还是为国家的命运。
　　阳春三月，又是同样的时节，整整九年十个年头，我从上海去赣办理返城手续。不知何故，此时油然而起的是一种眷恋，长于斯，炼于斯，苦于斯，自少年而成人。
　　就是这片土地，让我懂得了社会、甘苦、做人、为人、处世，或许它就是人生的财富。
　　我再次爬上拖拉机，带着仅有的家当樟木箱，缓缓地远去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蛙鸣蝉哝，牛哞狗吠，一起在脑际交响。而我的眼前浮现出的红花紫、油菜黄、杜鹃红交织成色彩斑澜的美丽景象……
　　二十五年后，当我再次踏上那片土地时，是为了筹建南昌分行而去。听说我曾在临川插队九年，江西的人们给了我很多帮助。现在那间分行小有建树，也算是一种情怀与寄托。

　　尾声

　　四十年后的此时，我对那九年曾经拥有过的插队生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思绪万千……存与亡、爱与恨、利与弊已无意义，对于那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运动早有评判。今天世界各国政府对于菲利普斯曲线基本原理的核心——就业，高度重视，备感压力。而那一场伟人制造的运动，权作为下乡也是就业的解释，不无道理。作为亲身经历的我，只求真实地记录表达自己及同历人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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