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春节忆旧

┃Personal History

© 孙家洲／文

　　丁酉春节，我出于挥之不去的思乡＋忆旧情结，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了一组四篇短文，自题为《春节的儿时记忆》。撰写和发送这组文章时，只是为了回应自己在春节这个特定时段的“心血来潮”。虽然写得很认真，但是并没有想到要把这组文章加以整理而发表出来。出乎意料的是，这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好评，更有多位知名学者也是我交往多年的好朋友先后给我提建议：一定要把这份忆旧之作正式发表出去。按照朋友们的看法，这是以个案的形式，体现中国社会的巨变！其中有凡人经历的巨变之真相！在朋友们的鼓励之下，我对微信里的文字加以整理与充实，形成了这篇文章，呈现给感兴趣的读者（涉及当事人的姓名，我也不加避讳而列明，意在为感兴趣的读者到原地复核而提供便利）。至于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实现鼓励我发表的朋友们的愿望、具备某种透视社会变革的个案的价值，我就完全不敢预判了。

一．老宅的春节记忆

　　1955年，我在故乡的老宅出生。我的故乡位于胶东半岛，当时的行政区划是山东省掖县东宋公社东宋村。1988年2月24日，掖县被撤销，改名为莱州市。东宋公社改名为东宋镇。进入21世纪，随着“乡镇撤并”的推进，原来的东宋镇、神堂镇被撤销，合并为虎头崖镇。我的出生之地东宋村，原本是公社（镇）的“治所”，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优势，居民曾经达到将近千户的规模，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村子。由于这次乡镇撤并，失去了基层政权“首府”的地位，村子迅速萎缩。我近年回老家，看到村庄落败的种种迹象，总是感到遗憾！
　　我的老家，坐落在优游山的东南侧，有“枕山为安”之势。按照传统的“风水之说”，属于“后有靠”的好环境。其实，这座优游山海拔仅仅114米，不过是一个较大的丘陵而已。但是，它位于胶莱河平原区的地理单元之内，就显得相对高度不容小视了。说它是周围的第一制高点，是没有问题的。据说，附近的渔民驾船入海打鱼，返程之时看到的第一个陆地，就是优游山的山顶。父老相传，优游山的得名，来自于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在“龙兴”之前游历山川时曾经到过我们这一带。在东宋村的西南三华里处有“大宋”、五华里处有“小宋”两个自然村，与东宋连为犄角之势，分布在优游山的阳面，似乎是以古村地名学的形式，默证着这片古老村落与宋王朝的某种关系。
　　东宋村的前辈人有着很强烈的“本土自豪感”。最经典的一个说法是“一京二卫三东宋”，意谓全国最有名的地方北京位列第一，天津卫位列第二，我们东宋村只好“屈居”第三了。当然，这个说法调侃、自嘲的意味很浓，但也不完全是开玩笑的。在乡人的观念中，周围方圆几百里内的人，如果有谁不知道我们的东宋村，那就属于“没有见识”。这里有个真实的案例：我奶奶（进入共和国时代之后，有了姓名“冯玉兰”），七十年代末坐火车去兰州看望二儿子（我的二叔孙洪有），在潍坊火车站候车时，有位当地的女子来与我奶奶搭话，问老人家从哪里来。我奶奶很自豪地说：“东宋！”对方愣了一下，接话：“东宋？不知道。”我奶奶就反唇相讥：“一京二卫三东宋！东宋这么大的地方，你都不知道？看来你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我奶奶返乡之后，还把这件事当作一段“开导无知者”的佳话告知家人和左邻右舍，当时在场的人笑到肚子疼。
　　交代清楚了我的老家东宋村，再来说我们家的老宅，以及我记忆中老宅的春节往事。

　　（一）庭院深深红灯串串

　　民国时期，我们家在我们的东宋村是较为富有的家庭之一，有老宅，还有从事商业经营的“临街房”。我的父亲（孙洪善）、母亲（朱金菊）结婚是在老宅里面，我姐姐（孙家香）和我本人是在老宅里面出生的，我的孩提时代也是在老宅度过的。我八岁时，有了分家之事。我的爷爷、奶奶与三叔一家继续住在老宅里面，我的母亲则带着我们离开老宅，到了原来的“临街房”安身。不多久又对房子做了两次翻盖，此后我们就在改造之后的房子里面安身了。两处房宅相距也就是两百米左右，但是不论是房间的面积还是布局、规格，老宅都比我们母子在分家后居住的“临街房”要高出许多。所以，分家对于我们母子这个小家庭而言，有点接近于“放逐”。而我对于童年时代的春节的记忆，偏偏全都是集中在老宅之内！
　　这座属于我出生之地的老宅，坐北朝南，是三进的大院落，总长度至少也有八十米。没有错！我们家在土改的时候是被批斗的人家（详见下叙）。最外面是大车门，进门以后有一段路径，然后是影壁，绕过影壁，是耳屋，沿路再走，是南屋，进了南屋后才是宅院的核心：北方是正屋，左右有东西厢房，与南屋一道构成了“四合院”。其中，耳屋、南屋，都有一个穿堂间，也就是南北贯通的。从影壁到正屋之间的大门，是在同一条直线上，合计至少也有六十米。除夕的傍晚，爷爷带着我这个长房长孙，依次点灯（我们可是要说“掌灯”的），顺序是由外到内，为的是给回家过年的祖先神灵引路。我们家的灯有各式各样的形状，有宫灯，有长方形的，有正方形的，还有菱形的，分别挂在影壁的前后、耳屋南屋、庭院中心、正房的门口，南北纵贯成一条线，全是红红的灯笼！那个场景，对于孩提时代的我，真是壮观之极！终生难忘！
　　【笔者按：如此一座祖上留传下来的庭院，分家时给了我的三叔。后来三叔转卖给了别人，被用作了木匠加工的作坊工场；几年之前就被完全毁弃了，残垣之内，衰草一片！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那个院落的外面驻足静观，心中凄然！我还带着儿子去凭吊故园，对他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这个老宅，特别是过年时的那一长串灯笼，连同我的儿时记忆，早已刻骨铭心！】

　　（二）春节的“禁忌与神秘”

　　在我儿时春节的记忆里，“禁忌与神秘”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祖辈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过年时不仅祖先神灵都来家过年，还有“百神下界”。百神，也包括并不善良的神灵在内。所以，过年的禁忌就不胜枚举。除夕的傍晚，在到大门之外的空阔处（各家都有固定的地方，每年不变）“请祖先”之前，有个重要仪式叫“撒尘”：凡是经行之处，都要在地面上铺上高粱秆或者是玉米秆。人行其上，发出声响，便于百神回避，不致和人撞个满怀。撒尘之前要把脏水、垃圾都倒掉，因为撒尘以后不能再倾倒任何垃圾之物。直到大年初三的早上“启尘”（也就是撤除铺设在地面上的高粱秆、玉米秆）以后，才可以向外处理各类生活垃圾。五更天对孩子们的“禁语”是相当严厉的。大人们除夕之夜不睡觉，忙活过年时种种神圣的程序，至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吃了年夜饭，就被安排睡觉了。到了子时，我们被从热被窝里面叫起来，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衣服。同时，母亲一定严厉叮嘱：“不许说话！”天气很冷，再加上那种特有的紧张和神秘感，我的牙齿都上下叩响，全身发抖。到了正间，要跟随长辈们给祖先上香和烧纸（也有忌讳，不能叫“烧纸”而只能叫“发纸”）。爷爷（孙辉章）也要压低声音严肃警告：“不许说话！”直到我长大成人以后，才知道禁止孩子说话的原因。据说，孩子有一种特异功能，带有“慧眼”，也就是能够看到成年人看不到的鬼怪神灵。如果孩子们看到了再随口说出来，那就不好了。所以，大人们就对孩子们发出“禁言令”。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大人给解释，只是被警告“不许说话！”当然，大人们在春节期间特别是除夕一整晚间，说话也只能是说好听的话！禁忌，对大人同样有效。譬如不能说“完了”，只能说“好了”。“酒，喝好了吗？”“饭，吃好了吗？”——这就是：只说过年的话我们家就有一个“会说过年话”的老人家——我的奶奶！子时煮饺子以及吃饺子，是“过年”的重头戏。语言禁忌当然也就更多。有一年，我奶奶在掌锅下饺子，我三婶在烧火，一不小心，火从灶膛里面掉出来了，还引燃了灶门前堆积待用的干草。一时之间，烟火突起，算是一场不大不小的“事故”吧。我的奶奶镇定自若，一边用大水瓢从锅里舀了一瓢水，泼到了灶前的草上熄灭了火头，一面高声喊道：“日子过得火炭红！”不小心造成的小小失火“事故”，在奶奶充满禁忌智慧的呼喊之下，就变成“大吉大利”的话了！
　　我们村还有一个更会说“过年话”的“典型人物”（是我母亲多次说过的，因此印象深刻），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是渔民，大年除夕，儿媳妇失手把一摞饭碗掉在地上摔碎了。慌乱之中，儿媳妇冲口说了一句话：“坏了！打了！”这当然不吉利！最一般的接话应该是“岁岁平安”，也就是利用同音字转化，把“打碎”的“碎”改为“岁岁”而后续“平安”，这是尽人皆知的转化“套话”。而我们的这位乡亲，可是不落俗套的！老太太横了儿媳妇一眼，接口说道：“好了！你能打我就能腌！”儿媳妇有点笨，没有跟得上婆婆的思路，又带着自责的口吻说：“打了很多……”老太太大声压住儿媳妇的话头：“你放心！你能打多少，我就能给你腌起多少来！”老太太的话语，有一个巧妙的语义转化：儿媳妇说的“打了”是指“打了碗”，老太太接口的说法是转移为“打鱼”了。在那个年代，对于渔民来说，打上来的鱼一旦卖不出去就会腐臭，用盐腌制的话，就能得以保存较长时间，以利于出售，从而可以避免经济受损。老太太的机智，就在于用“腌”来转移“打碗”而成“打鱼”，把儿媳妇所说的不吉利话升格为渔民家庭的吉利话了。乡亲们都确信：这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打鱼赚了大钱，就是人家老太太在除夕之日会说“过年话”的缘故！

　　（三）“历代祖先神位”的故事

　　老家过春节时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祭祀祖先。在正房的正间摆设供桌，供桌内侧供奉的是“历代祖先神位”——我的老家称之为“影”或者是“老影”。已经去世的先人，各按世系与同辈排行，具名排列其上。其实就是一份特殊的族谱（从宗族文化的角度，应该称之为“挂谱”，有的地方称之为“家堂”）。除夕的上午就挂“影”，到正午时分就在“影”前上贡品上香，傍晚时去外面“请祖宗”回家。家里的老人们似乎都相信：历代先人的神灵都在“影”上，俯视后人享受贡品。在吃年夜饭之前，更要上香、“发纸”如仪。在供桌的前方，爷爷率先下跪磕头口中还要祷告什么。然后，我们一家人再跪倒在爷爷的身后，一起磕头。我小时候很不愿意磕头，爷爷专门嘱咐我的母亲“把他按倒磕头！”
　　我虚岁八岁那年，我们家分家了。爷爷奶奶和三叔同住旧宅老院，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到外面的“临街房”居住。当然，春节还是要回老宅去给长辈拜年的。
　　后来，文革来了，“破四旧”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各家各户上交“影”到由“造反派”控制的大队部，统一焚烧。我爷爷当然无法抗拒“革命大潮”，就把我们家辈辈流传的“影”上交焚毁了。文革前几年，各家的正间都只悬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谁家也不敢说祭祖的事情，当然也就都没有挂“影”的举动。某一年的春节前夕，爷爷突然到了我们家，对我母亲说：“老影被烧了，我对不住祖先，祖宗的神灵回家过年没有一个容身的地方。我偷偷地画了一张影，就在你们家里偷偷供养着吧。不要让别人看到。”于是，我们家就有了一份爷爷手工制作的特殊家谱“影”。过年时不敢挂在正间，就在东套间悄悄地摆了一个供桌，上面供奉着爷爷手笔写成的“影”，是爷爷用暗中保留多年的大红色的荧光纸制作的。没有画像，只有远祖两代以及距离我们最近的四代祖先的名讳，是爷爷背诵下来又复制的。首行是四个大字“奉先思孝”。当然，尺寸是被压缩了的，只有对开纸大小。从那年开始，在我们这个孤儿寡母的家庭里，在外人不会进入的东套间里就有了祭祀祖先的神秘一角！我三叔是工人，思想比较“革命”，我爷爷不敢对他说此事，所以在不被别人关注的长媳家里悄悄做了这样的安排。多年以后，老家恢复了春节祭祖的旧日习俗，我们家也另外“请”了一个规格正常的“影”，其中的先人世系与名讳都是根据爷爷当年默诵下来的内容填写的。爷爷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去世了，他没有看到春节恢复祭祖的那一天。2015年的年底，我的母亲逝世。2016年的年底，我回老家给母亲烧周年，返京的时候，70岁的姐姐把大小两幅“影”都交给了我。我在父母墓前祷告：如果二老地下有知，请随我到北京过年。当年爷爷手制的“影”，因为纸张变脆，早就无法悬挂了，就当作我们家秘不示人的传家宝了。我每当忆起这段特殊的家史，就会想到：文化的生命力之一就潜藏在民间！当年的文革红色恐怖有多可怕，似乎可以冲决一切，可是穷乡僻壤的爷爷与家母联手，就做了一件保留我们家历史的大事！外间谁都不知道。所以，有句俗语“民不与官斗”也不妨悄悄改造成另外一句“官不与民斗”。官威强盛之时，民间做事而不发声，官方又如何能知晓？百姓们按照祖辈流传的规矩，私下该怎样做还是怎样做。

二．老宅所见证的社会变革

　　但愿我写的这一部分内容，对研究当代史的朋友可以有点“史料价值”。本节的叙述内容涉及土改的过程，主要是从我的爷爷、奶奶、母亲断断续续的“说闲话”中听到的。我力求以客观、中立的文字表达。

　　（一）土改中老宅失而复得的缘由

　　我的原生家庭在当地是殷实家庭，有个家庭作坊，起了个很高大上的名号“太和成”。在我的老家东宋村一带，说到“太和家”，老一代人都知道，在三里五村算是“有一号”。1946至1947年，在山东根据地有一场社会影响很大的土改运动。据说，按照我们家的财富情况，本来是在两可之间：政策掌握严一点，可以被划定为“富农”（那就难免被批斗了）；政策掌握宽松一点，也可以被划定为“上中农”，也就不至于被批斗了。可是后来我们家还是被清算被批斗了，可能是两个原因导致了“在劫难逃”：其一，我爷爷孙辉章平时为人有点自恃家境富足和自以为精明，说话难免有些盛气凌人。特别是他得罪了几位村民，这几位村民也就是后来“贫农团”批斗他的积极分子。其二，我爷爷严重冒犯了住在我们村里的解放军里的一位连长。这一段的具体情况，我爷爷从来不在我面前提起，似乎是他要极力回避和掩饰的“不光面”的事吧？倒是我的母亲和在我们生产小队当过保管员的邻里长辈孙汉卿（我一直尊称他“大爷”）几次对我说起过。两位老人家的说法完全一致，都是带着对我爷爷某种嘲讽和调侃的语气来说这段“故事”的，大意如此：“你爷爷平时自以为伶牙俐齿，有点小聪明，到了关键时刻却不知道厉害，一句胡言乱语就让全家人跟着倒霉了。”据说是，一位解放军连长带着几位战士到我们家“借”木制的梯子。我们老宅的南屋是二层结构，有个质量很好的梯子，在农村是很少见到的好木梯（我在孩提时代，就时常与小伙伴在那个木梯上爬上爬下），我爷爷不舍得借给部队使用，怕人家“有借无还”，就说了一句特别“惹祸”的话：“我家里没有梯子，倒是有好多的‘土男女’。”这就惹祸了！因为，在我们老家的方言俚语中，这个“土男女”（我使用的是近音字，其实并不知道这三个字用的是否对）是指丧葬用品，也就是用泥巴和纸板、纸张等合成做出的人偶。在丧葬的不同场合使用，有的被焚烧，有的被放在棺木外面陪葬地下。我们家“太合成”商号经营的物品里面，此类丧葬用品占了很大的份额。所以我爷爷说家里有这类东西，倒也是事实。但是，这句话也可以被理解为“用心恶毒”！因为只有出现“死人”，才需要此类送葬物品。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与死神相距最近的军人其实是很忌讳说“死”的！所以，这位解放军连长勃然大怒，说：“好！你家不是有这些东西吗？我要！沿着你家门前一条街给我摆满了，明天就要！你拿不出来，看我怎样收拾你！”说罢，甩袖而去！我的爷爷这才明白过来：一句话出口，大祸临头了！
　　【笔者按：我成年之后，曾经多次设身处地地想过，如果我是当年的那位连长，也会毫不客气地收拾如此口出恶言的人！】
　　随后发生的事情，带有明显的暴力和报复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理解了。连长和村里的“贫农团”联系，很快就决定以全村批斗大会的规格，按照“恶霸”的罪名批斗了我的爷爷。批斗台上放置了一个长条凳，我爷爷被剥光了上衣，按倒并捆绑在长条凳上，丝毫动弹不得，也就躲闪不了。当时是隆冬季节，“贫农团”的批斗积极分子把皮鞭结了一长串的疙瘩，放在冰冷的水里面浸泡，然后狠狠地抽打我爷爷的后背。据说我爷爷被打得惨叫连天，哀嚎告饶，但是没有得到宽恕的回应。蘸水的皮鞭一次又一次地在空中翻飞，在皮肉之间撕咬。爷爷现场被打得昏死过去，苏醒过来再接着打，导致他后背的皮肤连同肌肉全部被打烂。后来，在得到“宽大处理”之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治疗。因为背部大面积皮肤和肌肉坏死，已经无法自愈，治疗是包括运用了“植皮”技术在内的。从爷爷自己的腿部分别取了多条皮肤移植到背部，其中还使用了部分鸡皮做移植的材料，才慢慢恢复起来。终于捡了一条命！
　　【笔者按：多年之后，母亲对我说：“幸亏当时是冬天，你爷爷后背的创伤面没有腐烂发臭。如果是在夏天被那样毒打，只怕就没有命了。”爷爷的背部状态，我小时候是看到过的，颜色是暗紫的，如同鱼鳞一般，没有润滑与弹性的手感。直到现在写这段回忆文字的时候，我还存有一点好奇：在战乱中的1946年，我们老家那一带的医疗技术，居然可以做大面积的人体皮肤移植手术，而且确实成功了！还有，以鸡皮移植到人体上，和“异体不能移植”的西医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此说有医学的根据吗？可信吗？莫非，当年给我爷爷做治疗的是解放军的军医？他们对于治疗疮伤和皮肤移植也许有高招？反正，这是个秘密！】
　　在爷爷被批斗的同时，我们家也被“内定”为“富农”而被“封门”清算了。在被“扫地出门”之后，全家人被临时安置到东北屋里面。这个东北屋原本是我们家放置柴草的地方，现在成了全家七八口人的寄身之所。房子位于全村的东北角，没有邻里依傍挡风，门窗的密封性也不好。寒风怒号，室内结冰，更兼没有锅灶，全家断粮，眼见得陷入了绝境。
　　当时，国共双方的战事紧张，解放军有扩军的现实需要，当时有个明确的说法：凡是被批斗家庭有青壮年参军，他的家庭就会得到宽恕，得以从轻发落。我的父亲是家中长子，为了挽救这个家庭免于毁灭，他挺身而出，自愿报名，当了解放军。于是，我父亲在完成了“披红戴花骑大马”的仪式后成为解放军行列中的一员。由于我父亲参军了，我们家成了“革命军人家属”，在村里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我爷爷被释放回家，还得到了救治；我们家的房屋全部被返还，其中就含有我上面所说的老宅。而且，我们家的“家庭成分”也下调了：由原来“内定”的“富农”改为“中农”。在那个特定的土改时期，被批斗家庭的子弟为了挽救家庭而参加解放军的，一定为数不少！因为在我的老家掖县（莱州）一带，流传着一个歇后语：“恶霸的儿子参军——假积极！”它所携带的时代信息，真是非常深刻而丰富！这个特殊的歇后语，一定是反映了某种当时所多见的社会现象，而不是某个家庭单独的境遇和选择。它在我这一辈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很流行的。现在，故乡的青少年都无从知晓了。这个已经消亡了的地域性的歇后语，从主题而言，是嘲讽与批判。对于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而言，即便你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投身于解放军的军营，每次参战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冲锋陷阵，却先要被打上“假积极”的特殊印记。这里面有歧视，更有耻辱。这是多大的不公正！我有时候反复设想：我的父亲就在那样的时代气氛之下、那样的歇后语的笼罩之下，投身军伍，他都承受了什么，经历了什么？
　　在那个革命风潮激荡的背景之下，父亲当解放军真的是救了我们这个家庭。从我本人而言，如果我是“富农”的子弟，此后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不可能获准读高中的！那么，我的命运会如何坎艰难，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了！
　　我把父亲从军后的情况概括如下：他在解放军的行列里累计八年，从地方军队调入主力军队，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战争，居然没有一处负伤！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文化，提拔得很慢，八年征战，立过一次三等功，最高职务只是排长。和平时代降临了，部队领导征求意见：你是留在部队还是复员回老家？父亲的选择很明确：回家！“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他老人家在和平降临之后解甲归田了！在我们大队，他当了第5生产小队的队长，还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全村民兵连的连长。他时常和本村的人讲他的战争经历，说在朝鲜战场上救过宋时轮将军一条命！至于是确有其事，还是复员老兵有意吹牛，我对此不知真假。1960年，在大跃进兴修农田水利的大背景之下，我们掖县兴修刘家村水库的工程上马了。我父亲带本村的基干民兵组成的民工队去参加施工。施工现场爆破石头时，出现了哑炮，需要排除，有八年陷阵经历的父亲就挺身而出。可是，我的父亲刚刚到达爆破点，那个哑炮却突然爆炸！我的父亲，八年战火硝烟未受皮肉之伤，却在和平时代因公殉职于县级水库工地！什么是宿命？父亲的忌日是1960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我当时年仅五岁！我的母亲几近精神崩溃！

　　（二）一度寄身我家老宅的悲剧人物

　　我父亲刚刚入伍时，参加的是解放军地方部队，正式番号是“海防队”，驻防地点就在掖县虎头崖（也就是现在虎头崖镇得名由来之地），距离我们村只有五华里的路程。地方部队的军纪并不是特别严，加之附近村庄参军的新兵较多，我父亲时常得以回村回家。如此我父亲在村里的影响力也就逐渐增大了。值得叙述的一件事是，我父亲以“革命军人”的身份，把被批斗而无处容身的地主孙立门收留到我们的老宅里面了。
　　孙立门的家庭，在我们掖县是名列前茅的大地主，号称是“掖县城西第一大财主”。因为他们家的先人在晚清时考取过举人，所以在他们家门前，不光有一个广场，还有一对高高耸立的旗杆。这是科举功名的标志。在相对偏僻的农村，居然出了一位举人，当然是值得炫耀，也是可以博得乡邻尊重的盛事！因此，他们家就有了一个响亮的代号“旗杆里头”。他们家的房子是在我们东宋村的核心位置连成一大片的（当年的“东宋公社政府”就占用了他们家的一部分。公社的大礼堂就是“旗杆里头”原来的客厅，一直沿用到我上小学为止，那真是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他们家宅院建筑群的气派之大，在全县境内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如果拿我家“太和成”的几套房子与“旗杆里头”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杆里头”的大家长是孙冠英（字伟堂），既是当年掖县全境的大富豪，也是著名的士绅和文化名流。孙冠英的绘画以花鸟见长，为当地收藏家所珍惜，故至今都有流传，其中莱州博物馆就收藏有多幅。【笔者按：莱州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刘国庆先生给我提供了多件孙冠英藏品的电子版，还告诉我：原籍山东掖县的书法绘画家刘颂年先生在其代表作《书画百咏》中，就有对孙冠英绘画风格的咏赞诗：“折枝芍药学南沙，水墨芙蕖拟苦瓜。怪他用笔何荒率，夜雨春寒写落花。”特此向刘国庆先生致谢！诗中用典所涉及的人物：南沙，是指清代中期重要的宫廷画家蒋廷锡（号“南沙”）；苦瓜，是指明末大画家石涛。刘颂年先生对孙冠英绘画作品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应该说，孙冠英还是一位“有福气”的人。他在土改运动之前病故了，也就没有遭受批斗。他的后代则“在劫难逃”。孙冠英有六个儿子，多数在外地，留在东宋村的两个儿子都在土改中被批斗，全家被赶出家门。
　　其中孙冠英的第六子孙立门，在遭受批斗、无处容身之后，我父亲作为现役军人，以他独有的方式提供了帮助和庇护。我父亲对村干部说：“我是革命军人，可以把孙立门两口子安排在我们家里，方便监督改造。”村干部感觉有理，也就同意了。如此，孙立门夫妻就住到了我家老宅的东厢房，一住就是多年。至于我父亲为什么敢于出面“收留”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孙立门，街坊邻里的解释是：“孙洪善为人善良，愿意接济倒霉的人。”我们家里人也同意这个看法，但还有一点“内情”是外间所不知道的：孙立门的妻子，与我奶奶的娘家是同一个村庄——距离我们东宋村十二华里的冯家村，两人还是亲缘疏远的同宗姐妹。因此，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称呼孙立门的妻子为“三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孙立门夫妻幸得我父亲出面“接纳”才免于流离失所，自然对我父亲心存感激。我父亲对他们既有保护，也有开导。无人在场的时候，对他们说的是：“你们要认栽服输，这就是改朝换代。你们赶上了，就要自认倒霉，不要干出傻事来。”有村干部在场的时候，我父亲则以训斥的口气说他们：“好好接受劳动改造，争取宽大处理。”
　　孙立门夫妻没有亲生子女，他们收养了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做闺女。在土改大批斗时，在“贫农团”干部的诱导之下，这位十多岁的女孩站出来揭发批判孙立门夫妻对她的欺凌和迫害，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父母与女儿，实际上是地主、地主婆和丫鬟，或者干脆就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并公开宣布与他们断绝关系。女孩的每次揭露与批判，都是批斗孙立门夫妻的高潮。批斗的口号，往往在这个环节最为高涨。孙立门的妻子曾经悄悄对我母亲说：“她撒谎！她丧了良心！”我母亲则赶紧说：“三姑，这话，可不敢说！”若干年之后，女孩长大成人，在出嫁前夜悄悄来到我们家，通过我的母亲要给养父母磕头，我母亲带着她到了东厢房窗前转达了她的心意。没有料到，里面传出的是决绝的话：“我们没有女儿！”孙立门夫妻坚决不开门。那位女孩就在院子里面，冲着东厢房的窗户跪下，实实在在地磕了三个响头，哭着掉头，逃离了我们家。稍后片刻，东厢房内也传出了孙立门夫妻两人的干嚎！我母亲也陪着大哭了一场！稍后几天，孙立门的妻子又对我母亲说：“我也想明白了，她离开了我们，可以少受点罪，不用跟着我们倒霉。也好。”
　　后来，阶级斗争的形势相对缓和了，孙立门的一个侄子被“过继”给他养老，他们夫妻才离开了我们家的老宅。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应该是在我父亲因公殉职之后不久吧。
　　说到我对孙立门的印象，主要是60年代形成的。他当时已经是“老地主”了。他见到我总想对我笑，但是我对他总是有点惧怕和反感——似乎那个笑容背后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显然，那是我多年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积累。我成年之后，才明白孙立门当年在苦难中“挤出来”的笑，确实是不正常的“强笑”，但其中含有他对我父亲的谢意。只是，我懂得人情世故时，太晚了，也就没有对他报以微笑，只是逃避。说到我对孙立门具体的记忆，有两件事难以忘记：其一，一直到我上小学为止，每到冬季下大雪，我们早上出门上学时，路上的雪都被扫净了。我们村的东部，是孙姓集中居住的区域，扫雪就是地主孙立门和另外一位“坏分子”孙某某负责的，这也是村里衡量他们“接受改造态度好坏”的一个指标。有几次我出门早，看到过他们二人拿着木锨和扫帚奋力扫雪的身影。有了他们的早起清扫，我们这批孩子上学走路时才平安无碍。但是在当时，我的心中并没有对他们有感激之情，似乎他们如此做就是理所应当。其二，在文革期间，他们夫妻二人被批斗的场景至今难忘。夫妻二人被押解上了批斗台，再被架上半米高的木凳，被强制弯腰，低头认罪。最惨的时候，是夫妻二人的脖子上各系一根草绳，草绳的两端拴上砖头……不难想见，脖子被草绳磨得红肿瘀血。台上台下的革命群众喊着“打到反动地主、地主婆！”的口号，震天动地。还有人喝问：“老六，你交代×××问题！”孙立门在战战兢兢中刚刚说了几句话，就被怒声打断：“老六，你又说错了！”于是他又稀里糊涂地接口：“我又说错了？……”其实，在满腔怒火的革命群众面前，老地主孙立门总是没有说对的时候。于是，又激起了更大的批判声浪！
　　再后来，孙立门在批斗加劳改式的强制劳作中悲凉地死去，相隔时日不久，他的妻子也在贫病交加之下死去。在她卧床之后，我母亲到她家去探望，她还心有不甘地问：“你说，这个世道就是这样了？”当时，我母亲不敢回答，又有谁敢回答？
　　他们夫妻二人，都没有活到政府给“地富反坏右”统一“摘帽”的那一天，就撒手人寰了。
　　在巨大的社会风潮席卷而下之时，个人的际遇甚至是生命，真是如同孤灯一盏，落叶一片！茫茫之中，谁是主宰？可有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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