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一笔带过的往事

┃Personal History

© 陈思和／文

　　我是1966年4月份搬到杨浦区居住，随即国家就宣布废除高考制度，全国小学也跟着不再举行中考，我在虹口区的小学里度过了最后学期的最后几个月，很快就陷于天下大乱，我就此与学校失去联系。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很有教学经验的女教师，姓张，我搬到杨浦区以后，因为离学校路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经常受到张老师的照顾，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晚上有事回不了家，还在张老师的家里住过一夜，与她的儿子睡在一床。文革一开始，张老师就被学校领导抛出去批斗，被赶回家乡，后来好像在精神上受到一点刺激。那个时候还不是红卫兵猖獗的时代，而是市委派工作组迫害群众的阶段，后来被称为“执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工作组整起人来也是心狠手辣，惨不忍睹，与1957年“反右”运动差不多。我的小学里还有一位姓潘的老教师，教珠算课，老实巴交的一个老男人，运动刚开始就有人说他是逃亡地主，他一害怕竟上吊自杀了。我的班主任大约也是那个时候被揪出来扫地出门的。但不久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群众“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红卫兵造反运动就起来了，校长等当权派又被学生揪出来批斗，天天跪在校门口受辱，那个时候张老师好像平反了，到处作报告，成为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我在那个乱糟糟年代里基本上没有去学校，因为家住得远了，也没有人来串门，所以学校里发生的事都是后来听同学间接传说的。从1966年暑假到1967年11月正式进入中学，我基本上就待在家里，糊里糊涂地度过了人生第一个闲散阶段。
　　这一段时间，大约一年半，正是中国社会陷入大混乱的年代，上海是全国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城市，但也已经乱到不能再乱。我的家住在黄兴路和控江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东北区的交通要道，沿马路天天是高音喇叭的呼喊，呼喊的内容经常变化，一会儿是康平路事件，一会儿是《解放日报》事件，再过一阵就是夺权了，把上海市委改为上海市人民公社，据说是学巴黎公社。我天天在十字路口游荡，浏览大街上层出不穷的大字报，当时的小报也极为丰富，每天在街上都可以取回来一大堆，内容是抄来抄去的小道新闻，但那个时候除了小道新闻就没有新闻。忽然有一天，好像是1967年的春节前后，街上大字报到处说陶铸被打倒了，陶铸在文革初期也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中央领导中位居第四，但很快被打倒，也没有任何官方的解释，就排列在刘、邓后面成了“黑司令部”的“老三”。再过了一些日子，忽然又看到大字报写着“陶二世”王力被打倒了，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物，现在变成了“陶铸二世”了，接着又听说，“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关锋也被打倒了……乱哄哄，你唱罢我登场，对于老百姓来说，却是充满了刺激性的想象，至于谁打倒谁，已经完全没有是非观念。老百姓每听说中央又有人被打倒，都充满了快感，到处传播，越是高官被打倒越有快感。这种疯狂的集体无意识一直延续到林彪事件以后，整个民族才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开始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的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当时才十三岁，最好奇的是街头大字报上的各种漫画，凡是谁被打倒了马上就会出现谁的漫画，那些民间画家的功夫十分了得，画得又夸张又神似。记得有一幅百丑图，把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牛鬼蛇神”全画了上去，我从小喜欢人物系列画像，当时还真的把百丑图取回来临摹过好多遍。
　　上海的老百姓对于远在北京的中央哪个高官被打倒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是酒后茶余多了一点谈资，但对于身边发生的事情就没有那么淡然了。那段时间里，上海发生的一件大事是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这是上海文革期间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工人武斗，因为发生在杨浦区，我有机会亲眼目睹这场血腥事件。上柴是上海东北区一家万人以上的大厂，工人的力量非常强大。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是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来宣传的，所以工人在社会上是最被尊敬的身份，工人在文革中日子过得理直气壮，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也经常被官方利用来作为斗争工具，上海在运动初期市委领导为了自保，起先支持工人赤卫队组织，全市有八十多万工人都参加了赤卫队，但不久市委垮台，赤卫队也跟着倒霉，作为反动组织被取缔。而另一派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因为受到张春桥的支持而实力大增，掌握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上海柴油机厂的工人也分成两派，一派叫做“东方红总部”，另一派叫做“上柴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他们的冲突是从对待厂长的不同态度引起的。上柴厂长姓朱，“东方红”是“反朱派”，说朱是叛徒走资派，要揪出来打倒；而“联司”则是“保朱派”。就这样，远在中央的高官落马在上海人中间激不起一点漪涟，近在身边的一个小小厂长的落马却闹得天翻地覆，大打出手。但从两派工人对立的背景来看，“东方红”是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的一部分，而“联司”是赤卫队的残余力量，真正的原因仍然是上海两大派工人组织的对立。
　　赤卫队垮台以后，上柴“联司”俨然成了反对工总司的一面旗帜。“联司”的骨干偏于年轻的工人群体，很有活力，他们痛恨平时作威作福的车间主任之流的中层干部，自称是“十七年受压制者”。当中层干部起来造厂长的反的时候，他们出于反感就发起保厂长，真正的动机还是在维护较底层工人的自身利益。“联司”的“司令”杨仲池是个清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知识分子，后来又来了个交通大学的助教，化名“全向东”，说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自愿来当义务的“军师”。“军师”出手不凡，指点“联司”要在全上海各单位成立“支联站”扩大影响，他自愿当了支联站的负责人。这一招果然管用，“联司”通过支联站把原先溃不成军的赤卫队等反“工总司”的残余力量全都网罗起来，形成了全市最大的反对派。到了那个份上，王洪文感到不镇压不行了，于是就发起了1967年8月日的“踏平联司”行动。
　　整个武斗过程自有各种史书记载，我不必赘言。但这是我身临其境的一次武斗，也是唯一的一次，印象极其深刻。记得那天从早上开始，气氛就恐怖起来，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朝军工路方向开过去，上面全是“文攻武卫”的打手，一律的藤帽铁棒，上身赤裸，口里喊着“踏平联司”“砸烂联司”的口号，威严逼人。再过一会儿，“联司”的宣传车也出来了，满街的喇叭高喊“告急”，控诉“工总司”挑起武斗。我到底年轻，再也坐不住了，与几个邻居小朋友一起随着大卡车朝军工路方向跑，一路上挤满了人，那天赤日当空，奇热无比，马路上人气汗气污浊气混成一片，乌烟瘴气笼罩着江湾一带。我走了一阵就走不过去了，我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不断打听“前线”传来的各种小道消息。不知怎么搞的，本来“联司”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那天在兴奋中我竟对“联司”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人们口里传来传去的“杨仲池”“全向东”“陈卜昌”等“联司”头头的名字都被赋予了传奇色彩，好像是传说里的英雄好汉。但是，“前线”传过来的全是不利于“联司”的消息，听说“联司”占据的厂房、大楼一座一座陷落了，杨仲池被“活捉”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神话也就此破产了。
　　深夜，武斗平息了。我的邻居是一家医生夫妇（就是与老方家对换的那家），他们在杨浦区医院工作。那位男医生在医院通宵急救，第二天睡眼蒙胧回来，说抢救了一个晚上，都是被打伤的“联司”。女人的衣服都没了，乳房都打烂了，那位医生说，我们忙不过来，皮开肉绽血花花的，到后来麻醉药也不够了，就直接缝针，痛得他们哇哇乱叫。哼，谁让你们去参加武斗？活该！
　　一场大武斗就这样过去了，那大卡车的隆隆声，打手们杀气腾腾的高喊声，看客们的欢呼声，久久地在我的耳边呼啸，刺激着我每天深夜里的噩梦。
　　其实，在那段时间里，让上海人经常沉浸在噩梦里的，不仅仅是武斗。平心而论，上海在文革中的武斗并不严重，与那些弹火纷飞、遍地尸横的城市相比，上海算得上一个世外桃源。我记得在1967年夏天，突然有一天，马路消息说武汉发生了造反组织“百万雄师”扣押“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的事件，马路上立刻挤满了游行示威的队伍，不断高呼口号，诅咒“百万雄师”和当时的军区司令陈再道。上海人完全摸不着头脑，这也是一个盛夏，大家汗流浃背嗓子也喊哑了，还是想象不出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医生家里来了两个小孩，据说是为了逃避武斗从武汉来暂住的，从他们口中才知道武汉三镇发生了真枪实弹的武装冲突，一般市民都有了生命危险。过了几个月，那个小男孩回武汉后给我寄来一本民间印的诗集，书名叫《江城壮歌》，里面全是造反派的革命诗歌，作者都是“百万雄师”的对立派，有新诗也有打油诗，全是武汉三镇武斗的实景描写，这时候我才大致明白，武汉发生的武斗之惨烈，远非我们上海人能够想象的。
　　上海是文革中第一个由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击垮市委，建立新的地方政权的城市，最初命名为“新上海公社”，有点巴黎公社的味道。其中工人造反派占了一定数量的席位，主要是王洪文一派的“工总司”。后来上海公社改为市革委，王洪文作为土生土长的草头王，一直控制着上海。上海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有个奇怪的特点，它总是被控制在各种势力的均衡之中。近代史上它有租界，被西方殖民势力控制，但洋人未必真能控制上海，又必须借重地方上的黑社会势力，所以巡捕房与黑社会形成合流，这种黑道白道都走通的人，其实就是“流氓”，但上海人喜欢用一个中性的称谓“白相人”。像黄金荣、杜月笙之流，既是流氓阶级又是半官方人士，成为控制上海的实际势力。他们自己在犯法勾当中获得暴利，另一面又仗义疏财，混成了社会头面人物，历届政府靠着他们的黑势力来维持地方秩序，“大阿哥一句闲话，就搞定上海”。这种白相人文化非常具有上海殖民地文化的特色，连胡兰成都羡慕不已。我早几年在一篇谈海派文化的文章里说过，凡殖民地文化，首先被消灭的一定是精英文化，而被保留下来的一定是腐朽糜烂的“国粹”。上海的白相人文化就成为一种上下合流的文化主导，在民间社会有很大的势力。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邪恶势力，才能够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统治工具；又因为它的腐朽糜烂，能够迎合社会上乌合之众的娱乐需要，有一定的大众基础；再因为它处于各种政治势力之外，表面上又代表着地方民间势力，所以也有一批文人喜欢利用它来维护旧文化，也会凑热闹加入吹捧的行列。这种三面光亮的白相人，过去有黄金荣、杜月笙，文革当中就有王洪文、陈阿大之流，凡是乱世就有这种草头英雄浮出水面，成为上海文化的一种特色。
　　1967年以后，上海就被笼罩在这种流氓文化势力之下。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文革中的“上体司”。那是一个体育界的造反组织，全称叫做“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其成员都是运动健将，有举重力士，有武术高手，也有足球运动员，这些人打起人来敢下狠功夫，在当时成为王洪文的一个打手别动队上海人闻风丧胆。上海在1月夺权以后，公检法机构基本瘫痪，“上体司”就应运而生。在1967年2月，王洪文夺得上海市革委会大权以后专门成立了一个“上体司治安组”，表面上是取代公安系统来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其治安手段是靠了非法暴力、拘捕、毒打等私刑。据有关资料，在它成立短短十个月就非法拘捕了八百多人。上海市民当时恐吓小孩说：“你再顽皮就被上体司捉去了！”有点像当年开凿大运河时人们害怕生吃孩子心肝的麻胡子一样。“上体司”的打手们还慢慢地制造了一种流行文化，因为是运动员，打手们一律都是穿运动服，天气冷的时候，可以由两三件不同颜色的运动服套在一起穿，最里面的运动衫领子翻在最外面，有时候脖子下可以连续翻开好几层运动服的领子，上海人称之为“大翻领”。渐渐的，上海的男性小流氓时尚服装就是上下一套运动服，上半身是“大翻领”，下半身是“线裤”，再加上头戴军帽，脚蹬黑色布面松紧鞋，就是一种时尚了。当时的流氓切口称这样的服装是“扎台型”。还有，“上体司”运动员身材高大魁梧，渐渐也成为民间男子的一种标准。看人第一眼先看“模子”大不大，身体高大的人叫做“大模子”，双肩宽腰围细的人称作“三角模子”，表示身材好。再慢慢进化到评判男人的性格，如指一个大胆、豪爽、无所畏惧的男人，就称作“这是一个模子”。进化到现在，就成了海派清口里的“打桩模子”了。所谓海派文化中有许多因素都是从白相人文化，或者说白了就是流氓文化中演绎而来的，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现在娱乐媒体上堂而皇之流行的“扎台型”“有腔调”“模子”“朋友帮帮忙”云云本来都是流氓切口，一般有教养的上海市民是不用这样的语言的。我这么说并没有鄙视这些语言的意思，只是就现在媒体对海派文化盲目推崇倾向而言，要警惕的是，白相人文化（即流氓文化）在无形之中会慢慢成为海派文化的主流，这才是令人恐怖的。
　　杨浦区是一个工业区，当时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中，有八十万集中在杨浦区，工人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本身也有复杂的一面。王洪文原来是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当过基层干部，他手下的小兄弟也都是在杨树浦一带的工厂里，因此这里是王洪文帮派的发迹地。在造反狂潮中，一批比较正派的工人都被边缘化了，而流氓文化势力就此膨胀起来，成为文革动乱的社会基础。当时我居住在杨树浦的民间社会，青年人深受流氓文化的影响，到处都有所谓的“一只鼎”（即流氓的头面人物）。“上体司”以毒攻毒，只能是助长了这种流氓文化，直到有一年上海市革委公检法在文化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宣判了一批“一只鼎”的死刑，才把这股歪风邪气镇压下去。那个时候王洪文已经进了中央当上党的副主席了。
　　“上体司”不知道什么时候寿终正寝。接着来的是各家工厂组织的“文攻武卫”。大约是1967年7月武汉“百万雄师”事件爆发后，江青在一次接见造反派组织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文革初期红卫兵虽然肆无忌惮、频频使用暴力，但是在正规的官方文件里还是一再制止武斗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一句流行的口号，但是自从1967年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以后，民间的武斗已经成为全国不可制止的潮流。在上海，“文攻武卫”取代了原来民兵组织的功能，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暴力治安的民间组织。“文攻武卫”与“上体司”一样，也有自己的特殊服装，一般都是藤条帽、工作服，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我居住的附近有一家钢片厂，其“文攻武卫”的打手相当有名，在镇压上柴“联司”时也立过汗马功劳。在我刚进中学的时候，有一次矽钢片厂的“文攻武卫”组织来冲击学校的造反派，学校里一位体育老师被三五个矽钢片厂的“文攻武卫”拖到一辆黄鱼车上，车斗里铺着碎钢片，都像刀片一样深深嵌进人体的肉里。一个“文攻武卫”打手浑身横肉，威风凛凛地骑在体育老师的身上，不断用钢管抽打。当时这种小打小闹不叫“武斗”，有个名称叫做“冲击”或者“刮台风”。因为“上体司”和“文攻武卫”都不是非法组织，而是代表了民间治安力量，他们施行暴力被看作是正当的，而被他们“冲击”或者“刮”进去的，都是“犯罪分子”或者“流氓阿飞”。暴力组织维持着社会治安，黑社会统治着正常社会，流氓文化就逐渐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海派文化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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