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文革琐忆

┃Personal History

© 任溶溶／文

一

　　文革期间，我经常接待外单位的“外调”。所谓“外调”，就是某人遭到审查，审查单位就派人到外单位他的亲友处进行调查，甚至会到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外调人员也许会摆噱头，把被审查对象说得非常危险可怕，吓唬被调查人员，来达到加罪于被审查对象的目的。被调查人员也许是牛鬼蛇神，也许是革命群众。我当时是牛鬼蛇神，所有外调人员对我就很不客气。我反正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威逼利诱我全不管。
　　记得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我一位在化工厂工作的大学同学被审查，外调人员说他有日本军刀，一定和日本军官有关系，做过汉奸。别的同学我不知道，这位俞姓的同学我太熟了。他读书时热爱歌唱，向当时上海一位著名俄国歌唱家学男高音。在他的婚礼宴会上，他唱意大利歌曲《我亲爱的爱人》，我听了喜欢，还去买了一张唱片。此公不问政治，绝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可是调查人员就问，那么他的日本军刀从何而来呢？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日本投降后，日本人被遣送回国，虹口四川北路等几条大街上有许多日本人摆地摊，把不准备带走的东西卖掉。这军刀说不定是在摊上买来的。我说得理直气壮，那来调查的女同志叫我先离开。后来她又请人事科同志叫我回去。这一回她笑嘻嘻的，说我回答得有道理，符合俞同志本人的交代，那军刀不是他买来，是他的朋友买来送给他的。她说，他们单位的同志觉得俞同志这个人很好，歌也的确唱得好，但是那把日本军刀总要查查清楚。
　　文革后这位同学来上海，特请我去一叙。
　　另一件事是关于我的一位朋友的弟弟，是个聋哑人，少年时参加新四军，我在新四军见过他。这次是审查他怎么到新四军去，甚至是不是真的是聋哑人。我马上回答，这人是真的聋哑人，也真的到了新四军。调查人员就说了，从租界到新四军这么容易吗？我说我也去过新四军，去新四军就是从外滩坐船到苏北一个港口，上岸经日军检查后就直接去新四军。这些港口的日军没有多少人，住在碉堡里，为了怕偷袭，碉堡周围还串着一道道香烟罐头铁丝网，一碰就会发出乒零乓啷声。离开港口就没日军了。他们也怕啊。我说我也就是这样去新四军的，我们单位可以证明这件事嘛。至于那人是聋哑人，那是天生的，我认识他时已经聋了。调查人员对于去新四军那么简单似乎有点奇怪，可是有我作证，一点不假。
　　这就是我想起文革时外调的两件事。
　　我还记得我的一位老友，著名翻译家，《牛虻》的译者李俍民。他性子急，说话爽快，竟与外调人员吵了起来。外调人员一定是说他包庇坏人，对他说话咄咄逼人，李俍民忍无可忍，一时火起，抡起凳子就扔。结果他吃了亏，受到人事科责备。我很佩服他维护患难同志的精神。

二

　　文革期间牛棚无数，牛棚里面总要贴上一张对牛鬼蛇神的告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种告示，有一些出自书法家手笔，如果保存下来，如今拿到拍卖行很可能卖出好价钱呢！
　　我当年进牛棚是在1967年4月1日，是跟同事又是大作家任大星一起进去的。刚进牛棚，一位同志就拿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告示进来，贴到墙上。多漂亮的书法啊，龙飞凤舞，字体有吴昌硕、王个簃之风，后面附有日期：四月一日。一看这日期，我突然产生出幽默感，推推旁边的任大星，悄悄对他说：“你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任大星还省悟不过来。我悄悄加上一句：“四月一号，今天是愚人节啊！”任大星连忙摆手，叫我别说话。我看那告示就像在品书法作品。那位写字的同志把告示贴好后就走了。他是我们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位美术编辑，不是造反派，只是个普通群众，造反派因为他字写得又快又好，总是要他帮忙写标语，写告示，一来新的“最高指示”，就让他马上抄写出来贴到出版社大门口。不过如今他已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书画家，假如那张告示还在，想来会很值钱的。
　　过了一段日子，出版系统造反派忽然心血来潮，要把各出版社的牛棚集中起来，地点在当时打浦桥的科技出版社。我们社派几个牛鬼先到那里去收拾，我在其内。那是科技出版社靠大门的一排平房，有点像洋学堂的教室，一家家出版社的牛棚都分好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牛棚整理好，就缺一样非有不可的东西，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告示。我们没有带来笔墨，准备向其他出版社的牛鬼借笔墨来写告示。有人灵机一动：“也别借来借去了，就那么几个字，请他们代我们写一写算了。”一位牛鬼马上到隔壁牛棚请他们代写。隔壁牛棚的牛鬼也真帮忙，马上就写。我们的牛鬼把写好的两条大字拿回来，我一看，傻了：这是真正的书法作品啊，这两条大字像是一副对联，是欧阳询的字体。我问是谁写的，回来的人说隔壁是辞书出版社的牛棚，写字的人好像是傅东华。傅东华老先生是大学问家，中文西文都了不起，他的著作我读得多了。我们把字条贴在门口两边，就真是一副对联。不过不知怎的，造反派又改变了主意，我们收拾好的牛棚没有用上，各出版社的牛棚还是各管各。傅东华老前辈的墨宝如能保存下来，该有多好！
　　说到写字，没想到我的字竟然也有一位造反派看中，他写了大字报（是写在小纸上）总要我代他抄成大字报。我反正闲着没事，倒真当作练字那样大抄其大字报。不过那已经是后来在干校了。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干校大部分时间都在饲养场。我的一位少年儿童出版社同事邵力行在饲养场当小头头，看到我工作认真，通过工宣队把我从连队调到了饲养场。当时普遍认为饲养场是干校最苦的地方，可对我来说，这倒是一次解脱。
　　在连队有“天天读”，大家无话可谈，就批“牛鬼蛇神”，我坐在那里真是如坐针毡。在饲养场，同志们从各连队调来，又大都是“牛鬼蛇神”，倒也亲密无间。忙是忙，每天早晨要喂猪食，洗猪圈，但早晨的“天天读”也就免了。每天下午推辆车子到厨房和各连队收泔脚，傍晚再喂一次猪食，工作也就完毕。比起在连队，整天在革命群众监督之下，真是轻松许许多多。
　　饲养场不但是饲养场“牛鬼蛇神”的天堂，甚至可以说是全干校“牛鬼蛇神”的天堂。怎么说呢？每逢干校开群众大会，“牛鬼蛇神”不能参加，就勒令他们到饲养场来劳动。到了这个时刻，我们饲养场的人倒成了“监工”。被勒令来的“牛鬼蛇神”神色慌张，手忙脚乱，一来就求我们派工作。我们马上安慰他们，说根本没有工作可派，请他们安心休息半天好了。这些同志一开头还是不放心，我们好好安慰他们，请他们喝开水，可惜没有茶。这些“牛鬼蛇神”中，我记得经常有《解放日报》的原领导同志王维和《文汇报》的领导同志。
　　就是不在开群众大会期间，也有“牛鬼蛇神”抬了桶到饲养场来出肥料，我们也帮他们出肥料，请他们坐下来休息片刻。这些“牛鬼蛇神”中就有我的老朋友钱君匋、赵家璧、孙家晋等等同志。他们来惯了，在饲养场也真能坐下来聊聊天，出肥料成了他们休息的机会。
　　不过话说回来，喂猪食、洗猪圈是体力活，热天要出很多汗。这就要谢谢我的母亲，她找出些广东人旧云纱衫，给我改成背心。我穿上它们劳动，全部湿透，我午睡前把它脱下来水里冲一冲，晾起来，等午睡结束，它就干了，又穿上继续劳动。
　　我们饲养场还成了干校的先进集体。有一次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开会回来，到干校传达，听说饲养场是先进集体，表示关心，要到饲养场参观。徐景贤是认识我的，他曾写评论儿童文学文章，有一次在作协开会时还特地坐到我旁边自我介绍，说要请教什么的。要是再见到他就麻烦了。我赶紧找了个借口离开饲养场，等他离开了才回去。
　　后来周总理提出让全国各省市译世界各国历史，上海负责译非洲史，干校于是把所有原从事编译工作的同志集中起来成立翻译连，我才从饲养场调到翻译连。翻译连后来又调回上海成为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它也是今天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

四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宣队进驻出版系统，总部在延安中路铜仁路口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座洋房内。这座洋房据说是人美的年画编辑部，文革开始后在这里批斗“牛鬼蛇神”。这房子后来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
　　既然要来工宣队，这房子就得打扫一番，把几个出版社的“牛鬼蛇神”调来劳动，少儿社也挨到，我去了。指挥我们劳动的是人美一位年轻画家，这位监工挂着个红宝书袋，指指点点很神气。
　　打扫房子，大刷大洗毫无问题，可有一件事犯了难。整座房子贴满标语，撕去铲掉不成问题。只是二楼有很大一面墙贴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怎么把它铲掉？谁敢铲啊，那样做岂不成了现行反革命！大家束手无策。
　　人真是最聪明的动物，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一位聪明动物中最聪明的动物是谁了，他出了个好点子：先用报纸把整幅画像糊上，糊得严严实实，然后就铲报纸。于是大家放了心，照此办理，天下太平！
　　过了几天我又见到人美的那位监工，真抱歉，他也变成“牛鬼蛇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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