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燕：后悔一辈子

┃Personal History

© 王燕燕／文

　　小时候，我家住部机关宿舍，宿舍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儿。一进的院子，不深，东南西北屋，四四方方，中间有用碎石铺成的一条十字路，直通每家门口。
　　北屋住着商伯伯一家。商伯伯是原国民党的留用人员，毕业于北洋大学，是留下来没去台湾的为数不多懂技术的干部之一。为了表示对旧政府留用人员一视同仁，新政府给了他一个行政十三级。若是共产党干部，这个级别够当副局长了，可涉及到权力问题，内外有别，职务只给了个正处，就让他管着别人操练不了的那摊纯技术活儿。祖籍绍兴的商伯母，瘦小精干，一口绍兴普通话，柔软动听。商伯母烧得一手好菜，还生了六个孩子。
　　商家大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平时住校，星期日回来，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哥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很带劲儿。二哥远在东北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平日很少见。大姐小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外语念得我都跟着昏天黑地。接下来的二姐，学习有点欠火候，她小学毕业后，只考上了附近一个特一般的男女混合中学。二姐时不时因为学习上的事挨骂。有一次，她挨了骂还嘴，气得商伯伯抄了通火棍，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商伯伯发火。二姐是我们一帮孩子的主心骨，但凡我们和其他院子的孩子有什么纠纷，被人欺负了，都由二姐带队去讨伐。所谓三姐，只比我大一岁，所以不像前几位有尊称，我们直呼其名星星。星星很随和，主意不大，配合极佳。商家老小，钢钢，亦是一副好脾气，乖乖的，讨人喜欢。
　　虽说商伯伯给压着不能当局长，活儿可没少干，其重要性也非常人可顶替。六十年代，家用电话还是个稀罕物件，商家桌上，已赫然摆一部在那里了。
　　东屋的贾叔叔常去用电话，他和爱人钱阿姨都是部长秘书，一对笔杆子，不是等闲人物。尤其是贾叔叔，逢部里开会，就是他发挥重要性的时候。我对这重要性到来的直接领略是一股沁人心脾的咖啡香气扑面而来。钱阿姨属于那种不是很漂亮但风度极佳的女人，出身资本家的钱阿姨会打扮，还会生活。几乎每个星期日，只要贾叔叔不喝咖啡，他们便集体打扮一番，上公园去了。贾叔叔并非大家出身，他爸从山东老家来过一趟，很土的一个老农民。可贾叔叔穿起笔挺的中山装，戴上金丝眼镜来，整个一地下党的模样。这两口生了三个孩子，下边俩男的是双胞胎，老大是女儿，跟我同名，也叫燕燕。院里一有人喊，我俩一起应着往外跑。后来大家只好直呼全名，冠以王燕燕，贾燕燕，以辨明正身。
　　住在南屋的我妈很少带我和弟弟去公园，她带我们去跳舞。妈是部机关的团委副书记，机关团委逢周末就在部五楼礼堂开晚会，有自己的乐队伴奏。妈的舞跳得棒，请她的人不断。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个舞迷，大约与这早期熏陶有关。妈妈忙，妈忙着组织活动，跳舞，郊游，演出，她忙的事我都挺感兴趣。爸爸也忙，他忙着每天晚上去北外上英语课。爸爸是被保送去学外语，同班的同学们，是一批为党所信任，准备委以外事重任的年轻人。爸爸专心学他的外语，和北屋的大姐一南一北，嘴里嘀里咕噜地振振有词。
　　西屋新搬来一家人，户主姓邵。矮墩墩的邵叔叔，是刚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营长。他家墙上挂着他跟程阿姨的照片，邵叔叔身着笔挺的军装，斜肩挂一授带，肩膀上扛的肩章是三星一杠，很神气。那时邵叔叔刚授衔，一脸的喜兴。到部里来工作的邵叔叔，少了许多在部队的威风。他的正营平衡到正科，部里衙门大，处以下都不算官，他只能在机关保卫处当科级干事。程阿姨刚从农村出来，身后跟着仨孩子，俩女孩子一律斜襟大褂，最小的男孩剃一秃瓢，背过去则有一撮毛留在脑后，农村叫老娘拽。有趣的是他们的名字起得很洋气，后来跟我最要好的大女儿就叫丽娜。程阿姨没工作，像商伯母一样当家庭妇女。她不会做商伯母那样好吃的饭，不会打扮得像钱阿姨那样漂亮，更没有我妈那么多活动。她不大识字，又说一口山西话，侉得让人忍不住笑。
　　四家人的小院儿里，其乐融融。一九六四年，我入小学，再过一年，贾燕燕和西屋的老二也上小学，加上比我们大一点的星星和丽娜，院儿里的小学生们够半个班了。虽然东南西三家大人都是双职工，连程阿姨也去一家街道工厂工作了，但有商伯母在，大家都放心。我们每人脖子上挂串钥匙，放学回家先做作业，再一起玩儿。哪家大人晚上要加班，给商伯母打个电话，她就会帮着把头天的剩饭热热，要我们先吃。东屋的双胞胎和我弟弟都上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平时除了西屋的“老娘拽”，我们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我好事，爱当头儿，成天领着这一帮孩子在院里乱蹿。只要不吵架，不玩火，商伯母一般不大干涉我们。我们每天过家家，藏猫猫，跳皮筋，乐此不疲。到了周末更热闹，我属下多了兵不说，大人们也比平时闲在而宽容，因此可以跟大姐或我爸学两句外国话，对着乱吼，还可以把钱阿姨的高跟鞋和邵叔叔的大沿帽借出来过过瘾。吃过晚饭的人们满满坐了一院子，我们便演节目，小孩们唱歌跳舞朗诵完诗，更有商家大哥的故事和妈妈拿手的二胡独奏《良宵》。朗朗月光下，静静的一小院儿人，一幅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太平图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学校不能如期复课，孩子全成了散羊。部里为了让干部们安心“闹革命”，特从属下三个幼儿园紧急抽调一批老师临时组建一个少年活动站，以收容我们这帮调皮鬼。活动站离部里仅隔一个胡同，开始还有人用车把饭送来，后来说是食堂的炊事员要参加革命没时间送饭，改成我们自己去机关食堂吃。我们举双手赞成，没这规定前，我们也经常偷偷跑到部里去看热闹，现在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帮助大人闹革命”了。
　　过去秩序井然的机关已变成了大战场。无论推开哪个办公室的门，都可看见人们在忙着写大字报，印传单。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是撒传单，站在部楼顶平台上，手臂一挥，传单就纷纷扬扬地飘下去。行人们多会驻足而待，撒少了，还会看到人在抢。我们每天到机关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挨着办公室地看有没有传单撒。没有传单，我们就收集废传单纸，进而收集废纸。总之，纸上印的是什么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东西往下撒和看人们撒着欢地追着抢传单。一次我们实在没的可撒而手又痒痒，就跑到厕所里提着纸篓，把一筐筐擦屁股纸从窗口翻将下去。
　　这天，我带着几个小孩，像往常一样走西串东地在部里转悠。转到西楼会议室，里面很多人在忙碌。已写好的横幅摊在地下，我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揭开隐藏极深的中统特务商××的反动嘴脸”，这商××就是我们院的商伯伯嘛，怎么一下会成了中统特务？我大惑不解。想看大字报吧，肚里那点儿字又不大够用。倒是漫画还易懂一些，角落里的叔叔刚完成了一幅。画的是一个人，轮廓很与商伯伯有些相仿。无疑这就是他了。画上的商伯伯正抱着一节烟筒，很多东西从那里掉出来，他好像在哭，因为有一串小圈从他的眼睛直连到地下。
　　“小×，我看咱们的展览还缺点儿实物，光是大字报，漫画什么的，不生动。”
　　“是呀是呀，我们应该弄点其他的来辅助一下。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譬如说你这张画，说他把东西藏在烟筒里，我们要是找来一节，不就显得真实多了？”
　　“是呀是呀，我晚上回去就拿一节来。”
　　“咦，怎么要你从家拿，得到商××家去拿么。”
　　“是呀是呀。那可能不太好吧，还没正式打倒嘛。再说，谁去呢。”
　　“这展览一办，他不倒也得倒。哎，这不是燕燕吗”
　　“燕燕，今天我们可没有传单给你撒，你来帮我们准备展览吧？”
　　“什么展览？是商伯伯的吗？”我半懂不懂。
　　“什么商伯伯李伯伯的，以后你不能再这样叫他了，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他不喜欢我们共产党和新中国。你看……”叔叔指着面前那张画，“商××总盼着有朝一日国民党会回来，他把中统上校的委任状等一系列变天账藏在一节旧烟筒里，企图等国民党回来时邀功请赏……”
　　一会儿的工夫，我不但受到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肩头还压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我带着贾燕燕和丽娜赶回家，像模像样儿地商量了一会儿。我们很有共识的是，第一，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早就警告过我们不要管大人的事，我们还得编一个谎，大家口径一致。要不然我们没法解释为什么大白天从少年活动站跑回家来。第二，从明天开始，谁也不许和商家的孩子玩。第三是怎么拿烟筒呢？时值夏天，所有的烟筒已经在春天撤火炉时洗干净，用旧报纸包好，几个一捆地吊在厨房的梁上了。
　　还是丽娜细心，商伯母不是有一节生火时拔烟用的短烟筒吗？但商伯母似乎一天到晚在厨房转悠，怎么能把烟筒偷到手而又不让她发觉呢？这事看来只能智取。
　　我先喊钢钢来，说我才学了一手变魔术的游戏要教他，他来了。我们正玩得带劲儿，贾燕燕那娇生惯养的小姐脾气犯了，不断找碴儿，专跟钢钢过不去。我一通乱劝，她们哪里听，只好去喊商伯母。小孩打架是常事，商伯母一点不怀疑就上我家来了。趁她劝架，我站到门口给早就等在那里的丽娜发信号，只见她兔子般地钻进商伯母的厨房里。本来以为两分钟的事儿，不想那天商伯母没把常用的烟筒放在显眼处，丽半天也没出来。这边的事端平息后，商伯母已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下面她准要问我们为什么跑回家来了。我急得乱给贾燕燕使眼色。平时也没怎么见她特聪明，可那天别提多灵了。我的鬼脸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她已憋着嗓子大哭起来。商伯母被她这手吓了一跳，忙不迭地问到底怎么了。终于，看见丽娜像个怀了孕的女人一样腆着肚子从商伯母的厨房钻了出来。我一边遮住丽娜，一手拉过贾燕燕，不顾商伯母的喊叫，一溜烟儿地跑出了小院儿。
　　送烟筒的时候，我们成了英雄。
　　我的英雄梦没有做几天，便开始了以后的噩梦横生。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被一片嘈杂声吵醒，爬起来一看，妈妈正把门帘撩起一点往外看。从缝隙中，我可以看到北屋的灯亮得刺眼，很多人出出进进。我打了一个激灵：
　　“妈，他们是来抄家吗？”
　　“小孩子，你不懂大人的事，快回去睡你的觉。”“你也别出去，说不定……”后边的话是妈在说爸。
　　我当然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耳朵竖着听外面的声音和捕捉着妈妈爸爸的悄悄话。原来两个星期前，商伯伯局里的“造反派”已来过了，他们还比较文明，文明到我都不知道。现在这帮人是下面来部里串联的红卫兵，他们看了展览，觉得不满意，尤其看了那节烟筒，认为商××肯定老奸巨猾，家里一定还有货，于是就自己来了。
　　北屋的声音越来越大，叮叮当当桌椅板凳被碰倒了，有人在叫。我又爬起来，发现妈妈已经出去了我也钻出去，躲在葡萄架下，贾燕燕和丽娜也藏在那里，我们互相看了看，心里都扑扑通通的。商家屋里乱七八糟的，有人还在翻箱倒柜地找什么，几个小伙子正在声色俱厉地让商伯伯跟他们走。
　　“这么晚了，让他明天去吧。”商伯母声音颤抖地求他们，她头发乱蓬蓬的。
　　“不行，不行，赶快走。”有人来拽。
　　商伯伯衣衫不整，面色苍白，“我的问题老早就交代清楚了，
　　什么也没隐瞒，你们还让我交代什么呀？”
　　“别废话，你老实跟我们走！”
　　“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呀，他有血压高，经不起呀！”
　　“闭嘴，你想包庇你丈夫吗，特务老婆！”又有人上来拉，干脆是几个人开始拖着商伯伯往屋外走。商伯伯拼命挣扎着，他的手在空中乱抓，像是希望捉住什么东西。商伯母可能想伸手去拉商伯伯，还没靠近，就被人蛮横地甩开了。大哥二哥不在家，大姐到这个时候好像也傻了，她嘴一张一合的，想要说什么可说不出来。二姐冲出来，“你们怎么可以动手，他们都有病。”她说着就去掰那拽着商伯伯的手，星星也冲了上去，人们扭作一团。
　　“你们想干什么，敢干扰我们的‘革命行动’。商××，你敢怂恿你女儿跟‘造反派’对立，你胆大包天。”
　　“要文斗不要武斗！”二姐被人拖到一边，摔在地下。
　　“要文斗不要武斗！”星星也喊。
　　“一家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都带走。”
　　“她们是孩子，不懂事，求求你们放开她们吧！”商伯母哭着去拉那还架着星星的人。
　　“毛主席呀，共产党呀，你们管一管呀！”商伯伯突然爆发出一声喊，那似哭像嚎的声音又厚又厉，把我吓呆了。我听见了大姐二姐的哭声，星星的哭声，还有钢钢的哭声。
　　“这孩子太小，别吓坏了。”是妈妈的声音，钱阿姨也在旁附和着。
　　“回去回去，没事的都回你们自己家去，想当保皇派怎么的？”
　　“你们有革命觉悟没有，你们的孩子都知道跟商家划清界限，大人倒是非不分了。”
　　乱哄哄中，妈妈抱着钢钢过来了，看见我居然站在院子里，就用另一只手把我也拽住，两步便进了家。黑咕隆咚的，妈也不让开灯，她一边给钢钢擦眼泪，一边安慰他：“钢钢不怕，今晚上你就和燕燕睡。”
　　“走，架着他走，装死也不行”外边人仍在喊，我把耳朵堵起来。
　　那天的夜显得很长，钢钢先入睡了，两行泪痕还在脸上清清楚楚。我也哭了，说不清是怕，是惑，还是悔。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一天两天能说得完的了。总之，商伯伯那晚没死，但从此进了学习班，不再回来。没多久，爸爸也被揪出来了，我自己也成了黑崽子。
　　一直没有笑声的小院儿到了一九六九年林彪下达一号命令时彻底分崩离析了。西屋的邵叔叔其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自然是留守部里抓革命促生产的最佳人选。他从小院最先搬出去，搬进离部最近的一栋楼房。东屋贾叔叔因为反戈一击有功也留在部里，钱阿姨一个人去了干校。北屋的商家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去兵团的去兵团，去插队的插队，只剩星星和钢钢。商伯母从商伯伯被揪出来后，一直病着，躺了很长一段时间。人来动员她离京，她总是喘喘地说：“让我死在这里吧，我活不了几天了。”我们家最彻底，一个不剩地去了河南干校。直到爸爸病入膏肓的时候，才被恩准回京，没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千辛万苦再回到北京后，我曾带弟弟又回过一次小院儿。小院儿依旧，但已物是人非了。一帮小孩用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们。
　　“这院儿里有姓商的吗？”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地问。
　　“商奶奶，商奶奶，有人找！”小孩们一窝蜂似的往北屋跑。不知怎的，我突然一阵心悸，没等人出来，拉着弟弟仓皇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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