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泽勇：荒诞岁月的荒废青春

┃Personal History

© 尤泽勇／文

一

　　“破四旧”是文革浪涛拍岸的第一波。“四旧”者，乃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简称，所指范围很广，没有确定边界，及至“人民群众”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是“四旧”。
　　那个燥热的夏季，高层一声“破四旧”，将“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街头四处布岗，剪小裤脚，剁火箭鞋，剃飞机头，爱臭美的青年男女如过街老鼠躲避不及。某款凉鞋鞋底的横竖斜形居然构成“工人”二字，岂不是将“工人阶级”踏在脚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过路行人挨个检查，如是此款凉鞋，一律用钳子夹去一竖，令“工人”成“二人”；大楼上的雕塑，无论是中式的福禄寿禧、鹿鹤同春，还是西方的天使圣母、战神爱神，格砸勿论，面目全非，缺胳膊掉腿；烧书画，砸菩萨，关教堂，驱僧尼；岂但无人拦阻，路人都积极参与，自觉配合，唯恐落后。到处是红旗，到处是人群，到处是口号声。懵懂无知却兴奋不已的中学生，丢掉课本，走出校门，“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找到了“五四”和“一二九”的感觉。市民在外积极参与，在家却是惶恐不安，我看到母亲悄悄将父亲的各式领带用剪刀绞了，做成拖把。
　　改名字是“破四旧”的时髦，让这场狂欢达到高潮。我就读的中学，从1946年由美国教会学校被国民政府接收更名“复兴中学”，已沿用20年。这时有人质疑：复兴，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复辟？必须要改名。鉴于过去“旧复兴”按分录取了过多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子女，工农子女比例低，受压制，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于是一致同意改名“工农中学”，挂牌庆祝了一番。可没过几天，得知宝山县早有“工农中学”，只得再次改名为“上海工农一中”。学校所在的四川北路，不知被谁改为“革命路”，来不及做新路牌，权且用白纸红字覆盖在原路牌上。上海最具影响的南京路和淮海路改名反帝路和反修路。甚至连上海市也要改名，据说比较一致的方案是“七一市”，寓意上海是中共诞生地。
　　班上有个女同学叫蒋开明，高个、白皙、谦和，细声慢气，与人无争。平时并不引人注意的她，一时成了热点人物。
　　有同学认为蒋同学名字有政治问题——“蒋”当时几乎是某人的特指，这个人怎么能“开明”呢？经人说破，不仅大家恍然大悟，蒋同学也深以为然，愿意立即改名，并真诚地要我们为她取个新名字。这倒让我们为难起来。青春期的中学生思想偏激、认识偏颇，认定世事万物非白即黑，非红即黑，非革命即反动，取名字必有政治意义，而与“蒋”氏相连怎能取正面、革命含义的“名”，否则“蒋开明”就无须改名。而谁又愿意取个反面、贬义的词做名字呢？当时思维很狭窄，广阔的中间地带视而不见。僵持之中有个同学出了一个主意：不如将姓也改了，得到一些人赞成，蒋同学也同意，说回家跟妈妈说一下。
　　第二天说及此事，蒋同学说家里同意改随母姓。于是询问蒋同学妈妈的姓氏，答曰姓mao。大家一时愣住，竟有如此巧事！蒋同学连连解释“是茅不是毛”。同学们说“茅”也比“蒋”好多了。于是以“茅”为姓，七嘴八舌地你一个，她一个，说了若干，不是雷同就是太俗，难以确定。有个同学说，名字要有针对性，蒋同学平时太娇气，希望今后通过锻炼要意志刚强一点，马上有人接话说叫“志钢”如何？话音刚落，就得到一些人附和，说意义好，叫起来也响亮，不拗口，好。蒋同学也接受，说再回去问一下妈妈。次日见面，迫不及待的同学询问结果，蒋同学吞吞吐吐地说：妈妈说新名字读起来会有误会。同学起初摸不着头脑，有人口中连念几遍“茅志钢、茅志钢”，突然醒悟，扑哧笑；众人一愣，转而也跟着笑起来，说是有点不雅。蒋同学的改名经一波三折之后也就一笑了之。
　　如果蒋开明的未遂改名是一出轻喜剧，崔长治同学的名字，则险些酿成悲剧。这是后几个月的事，其时大环境已有变化，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班上已经有了红卫兵，有了抄家、斗同学。一日有人说崔长治家庭有问题，他从一本书里读到“大清朝长治久安”的说法，崔同学以“长治”为名，会不会暗藏期待封建王朝复辟之心？还说如果她家还有孩子以“久安”为名，则必有问题无疑。一席话让我们的弦绷了起来。赶紧了解，她家并无名叫“久安”的弟弟或妹妹。还了解到，崔同学出生地是长治路长治里，再往上追溯，长治是山西一个地名，上海马路大都以各地的地名为名。虚惊一场，与地名有关，与封建无关。其实即使是“长治久安”也与封建无关，当然这只是后来才弄懂的。有时也想，如果崔同学父亲是个老夫子，真的给她弟弟取名“久安”，在那个火热而荒诞的年月，会如何呢？

二

　　1967年5月，一进中旬，报纸热闹起来，最高指示、重要文章接连不断。10日发表江青《谈京剧革命》和红旗杂志社论；16日公布中共中央上一年发出的“通知”——人们习惯称之为“五一六通知”，并以此作为文革的开始。次日为此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23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次日又是“两报一刊”长篇社论，纪念“讲话”发表25周年；后来接连发表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两个文艺批示等“最高指示”和《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京剧样板戏剧本，几乎天天套红。这些报纸成了中央文件的替代品，是重要的学习材料，一时洛阳纸贵。
　　家里订了一份《文汇报》，收得整整齐齐，一份不缺。出于敬仰，也是闲着无聊，突生一念：何不将它们装订成合订本，作为资料长久收藏呢？合订本还有报纸索引，在学校图书馆见过，当时看着很神秘，觉得是很高档的东西，离普通人距离很远。一旦有了这一念头，就有一丝按抑不住的兴奋，巴不得马上动手。一边准备工具，如装订必需的锥子、腊线，作封面的牛皮纸等等，一边更为精心地积聚报纸，终于等到月底，立即行动。
　　装订并不难，将报纸叠平摞齐，锥子锥几个眼，抽紧腊线，打上结，最后再糊上牛皮纸作封面，到此为止，马虎一点就算大功告成；如要讲究，则要切边，不切边是毛边，切边后才像书籍一样四边齐刷刷的。印刷厂有专门切边机，操作很容易，我只能靠手工，这是最难的一道工序。我一手用钢皮尺压住报纸，一手抓着菜刀，沿钢尺用力往下划，一次能切掉几层纸，一次、两次……反复地划，直到将毛边全部切净。由于不得要领，不是切歪了，就是留有一次次划过的痕迹，不太美观。
　　曾经设法借来切照片的切纸刀，因尺寸太小，力道不够而作罢；也想自制一个可以切报纸的切纸刀，多次到旧货店淘相关材料，直到我下乡插队，这一企图始终未能得逞，一直沿用菜刀。不过后来越切越熟练，越切越齐整，接近机切的效果。窍门全在抓刀的手上，刀要抓得正，尽量垂直，用力要均匀。当然，刀是越锋利越好。
　　第一本报纸合订本在自已手上产生，左看右看，翻了又翻，爱不释手。一个愿望实现了，是满足，也是失落；又没事可干，等下一次合订本，还要等一个月。十七八的岁月真是精力旺盛，什么都想干，就怕闲着难受。由此又想到编报纸索引。
　　索引是查阅报纸的工具书。如果装订是体力活，而编索引则是标准的脑力劳动。我知道索引的大概意思.无非是将报纸上所有内容分门别类罗列出来，让检索者一目了然。这也不难，就是费事，无非是细心和耐心而已。主意既定，说编就编。
　　先做栏目设计。伟大领袖的活动和最高指示列在最前面；接着分国内，国际两大块。国内内容多，再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经济再细分工业、农业、财贸……大科目下有小科目，按当月内容而定。国际内容少一些，按几大洲划分，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放在前面，“帝修反”放后面；同类以时间为序。编写原则确定后，找来几张白纸，分别标上大小栏目名称，然后从当月1日报纸的第一版第一条内容开始，将标题按归属分别记入不同栏目的白纸上，一条一条，一版一版，一日一日，逐条逐版逐日地往下记，纸上全是密密麻麻、只有我自己认得的小字。一个月报纸的装订只需个把小时，而一个月的信息（这是现在才知道的名词）整理，却足足花了两三天。幸亏那时报纸只有4个版面，如果像现在几十版，真不知会如何收场。整理完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再抄到本子上。找来一本练习簿，按大小栏目次序，将纸上的内容一条一条誊写到本子上，栏目名称用仿宋，内容用楷书，做到有所区分，字迹尽量工整。这一誊写又是几天。
　　虽然费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心思，然而对这本手抄书，我远没有像报纸合订本那般喜爱，看着感觉别扭，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件蠢事？报纸合订本装订了一年多，延续到下乡插队；而报纸索引只编了一本。
　　到福州路淘旧书，几次经过汉口路上的解放日报社，打探过装订报纸和买一本索引的价格。好像装订费是一角钱，一本索引是两角钱。当时我每月零花钱一元，要用来理发、洗澡，淘旧书，买邮票，用它装订报纸、买索引？想也没想过。
　　一份《文汇报》4分钱，月订阅费1元钱：每月旧报纸收齐约一斤半，每斤0.22元，可以卖0.33元，三个月旧报可订一个月新报。我下乡后，家里卖旧报纸时连带厚厚一摞合订本一起卖了，废品店说切过边的不能按报纸价，只能当废纸每斤0.03元，气得我祖父将我骂了一通。当然，远在农村的我是听不见了。今天上网百度一下，1968年《文汇报》1-12月合订本九品品相标价7000元。
　　下乡后还装订了完整的《学习与批判》《朝霞》。这两种上海出版的刊物在当时“文化沙漠”里很走俏，后来被定性为“四人帮”的帮刊，在我的精神成长期，也无意地从中吸吮了不少“狼奶”。可惜随着历次搬家腾挪，陆续散失殆尽，否则也该是很有意思的历史资料。

三

　　文革前几年那一场批判修正主义的中苏两党论战，现在看来几乎是文革的热身。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长篇檄文，义正辞严，口诛笔伐，不难联想到几年后“两报一刊”的模式；专政理论的体系初露头角，帮腔帮调的文风已显端倪；特别是形成了一种全国上下异乎寻常关心政治的气场，仅需将“苏修”换成“走资派”，将赫鲁晓夫换成“中国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从反修到“文革”的转换。
　　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当然不懂这些。但报纸整版整版的大文章，收音机和大喇叭不时传出的夏青、葛兰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播音，至今还是难忘。那些文字，那些声音的内容是“九评”，是党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修正主义的九篇系列论战文章。我们仰头问老师“什么是修正主义？”老师想了想，说：“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说了像没说，聊胜于无——这可能是对小学生能够给出的最通俗易懂的标准答案。虽懵懂无知，而九评地位之经典、权威、神圣，无可争辩地在幼小心灵埋下种子。
　　几年后当逍遥派，没事到旧书店淘书消遣，发现有九评的单行本，还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这是跟九评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文章，发表于九评之先，可以说是中苏论战的肇始。这些旧书一本也就几分钱，慢慢收集陆续聚了不少。1968年中小学校全面复课，新来的班主任是教政治的林老师，家里有不少藏书，也引导我们看书。在他家看到一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以下简称《论战》），厚厚的一本，包含《建议》和从一评到九评全部中苏论战的重要文章，勾起我对前几年论战的回忆。翻阅之余，突生一念，其中大部分文章我都有单行本，何不装订成册？
　　于是抄下目录，到旧书店拾遗补缺，几番“淘宝”，大体补全，只缺二评和七评。询问店员，答曰二评七评有理论错误，原先上柜的接上级通知已经收回，以后肯定不会出柜了。这一答复让我死心，不再无谓瞎跑，要另想他法。“他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自己动手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11145字，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27564字。近4万字，抄一遍谈何容易？以平均每小时1200字的速度，要30多个小时！现在想来装订以至抄写这本书的理由，首先是青春的活力膨胀，大把时间无处打发，闲得无聊；也是该书不在市面流通，无处可买，特别是其中两篇已成禁文，更具吸引力；由此也足见当年论战的气场对我潜在的影响之大。
　　为跟原书尽量一致，找来白纸，裁成与书的尺寸相仿，再用钢尺压着，小心翼翼地逐行抄写，谨防歪斜；字体努力写小，写端正，天、地、边按规矩留白，企图在直觉上与印刷本不相上下——这是多么艰难的目标啊！抄啊，抄啊，一刻不停地抄，眼睛痛，揉一揉，手酸了，弯一弯；抄了几天时间？已经忘了，反正连续几天不停，终于抄完。
　　接着是装订。原先的单行本因单薄，是用订书针装订，现在要改用蜡线装订，先将原书拆开，后用蜡线从中间穿过，一叠一叠打上结，蜡线要抽紧，不能让书页之间有空隙，再抹上“黄鱼胶”粘贴书脊，最后做上封面——大功告成。由于单行本的规格一致，装订成册后还算平整，无需切边，少了麻烦。捧着自己抄写、装订的书，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别人看了，都觉新奇，但还是以为太傻。
　　那时做这种傻事的人很多。班上一个同学起兴学拉小提琴，西洋音乐早被破了“四旧”，乐谱很稀罕，书店也没有卖，无奈之下只有自己动手抄。先在大大的纸上画出排排五条平行线，再用黑墨水笔一笔笔涂上蝌蚪状的谱号，一个曲子就是一大本。他初学，谱子不熟悉，比照葫芦画瓢，难度很大，进度很慢。正值暑季，气温很高，手腕用毛巾垫着，怕汗浸湿曲谱，辛苦得很，他乐此不疲。后来得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乐谱，是用一套新军装换来的；那时军装是人人追逐的稀奇物，用军装换乐谱，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他却很得意，似乎讨了个大便宜。2006年同学聚会见面，提起这件事，他竟全忘了；小提琴也早就不拉了。
　　上网查旧书交易，网上有《论战》旧书，是1965年3月人民出版社版本，32开硬精装，641页，品相八品，标价15元，太便宜了。可惜我那本手抄装订本保管不慎，不知所终，如要留到今天，应会有书籍之外的价值。再顺便说一句，后来有文章透露，令二评、七评遭禁售厄运的“理论错误”，竟是文内引用了“刘少奇同志”的话。其时刘少奇已从“反修战士”沦落为“中国赫鲁晓夫”，岂能让其通行无阻？如此，就让我抄了三万八千多字。鸣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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