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元：我没有死

┃Personal History

© 刘乃元／文

一

　　从密山以下就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了。我们清晨从剧场步行出发，走了约两小时便到兴凯湖边。木桩筑的土码头边几条木船在等待。我们分着上了几条船，每条船约载30人，加两名船工和一名警察。队长命我们坐在舱里不要动，想是防止有人跳水，尽管我敢说大概都没有这种企图。船上桅杆上装有很大的一面帆，这天无风，帆就摺起来，由两个船工撑着走。两个船工各占一边，背向船头，用长木杆抵着湖底，脚蹬着船甲板一步步走向船尾。然后抽出撑杆，走回船头，重复这个动作。这样撑法，船的航速最多达到步行的速度。这大概是很古老的行船方法，今天却用来运送我们这批20世纪最新型的罪犯。我被分配坐在靠船帮处，可以很容易地把手伸到水里。湖水很暖，但不很清，有水草的腥味。从船工的撑杆可以看出湖水不深，但湖面的面积很大。几个月来关在囚房里，这是初次出来透一口气。我们的船走在湖面上，只见四面水连着天，不见陆地，宽敞得很。后来得知兴凯湖是长的，分大、小兴凯湖，有一半以上在苏联境内。我们的船是在小兴凯湖里。湖面上通过中苏边界。冬季结冰时过界很容易，那时中苏关系正常，兴凯湖农场的逃犯被苏联边防军抓住就送回农场。后来两国关系紧张，我们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下文要提到。
　　将近傍晚，船靠码头，大家上岸。这里的码头和上船时的相同，是木桩打进湖底做成的，但看得出来这里的码头是新建的，大概是为了迎接我们这批人。这里是一片广袤的草原，和兴凯湖水一样辽阔。纵目四观，看不到房子或任何人造的东西，也看不见树木。一切空荡荡的，空得令人压抑，甚至感到可怕。
　　上岸以后我们扛着行李沿湖岸走了约一个小时，便到达了目的地——兴凯湖农场八分场。我们放下东西休息。可以躺在草地上睡一睡，但是不许走远。队长警告说：“瞭望哨看到越界的就立即开枪，需要大小便可以走几十步到湖边去。”我仔细看看周围，熟悉一下我们的新住所。这里有十几个用木棍、苇席搭的窝棚，是给我们准备的。稍远处有两座土坯房，是分场的场部，供队长们住；另一座是厨房，房顶的烟囱冒着烟。再隔几十米有一座木头搭的瞭望塔，有十几米高，上面有武装士兵，就是队长说的瞭望哨。
　　我们住的窝棚（或窝铺）有十五六个，排成两行，间距10米左右。每个窝棚底宽约5米，中央最高处高2米多，长10米以上。每个棚子住十几个人。我们把行李打开，铺在稻草上。分两行睡，一律头在当中，脚在窝棚边，这样就可以在中央坐起或站立，窝棚没有窗，两端的柴门白天开着，以便有些光线。夜间全棚靠一盏油灯照明供开会之用，就寝以后油灯灭掉，棚里一片漆黑，夜间出去的人就得在两排睡觉的人的头之间走来走去。好在大家熟悉了，又都很小心，没有谁的头被人踩过。
　　除我们的窝棚和场部的两座平房外，目力所及看不到房子或树木。队长说我们在这里只是度过夏季，离此一段路有一块地方叫黄岗，那里正在为我们修建住房，秋后即可搬去。

二

　　中国确实在改造中，每天都有新鲜事物出现。我们受的处分叫做“劳动教养”，这是中国司法史上闻所未闻的……
　　劳动教养被宣布为行政处分，是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领导告诉我们右派实质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党的宽大。但是从进入半步桥收容所那天起，我们失去了行动自由，来往信件一律经队长检查，劳动工地统统由武装部队监守，不允许持有现金，等等。我们跟刑事犯一样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
　　于是就有这样一个费解的公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属于敌我矛盾；相反地他们受的处分却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处分，相反地他们实际上是被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的。我们开始被教养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
　　上面说过，我们初到兴凯湖时住在湖边的窝棚里。窝棚到湖岸有步行几分钟的距离，共10余座，周围用小红旗杆圈起来。半米多长的木杆顶上扎一块红领巾大小的红布，各相距十几米，旗杆之间并无绳索相连，但围绕我们的窝棚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我们到后第二天，分场长讲话时特别警告我们：“这是警戒线，绝对不许随便超越，如果违反，警卫可以当做逃犯开枪射击。”警卫就是我们看到的瞭望塔上的武装士兵。警告听来是可怕的，但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警戒线内地面很宽阔，有厨房，有厕所，还有一口机井可以汲水，大家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擅自离开窝棚到远处去。可不久发生的悲剧却改变了大家的心态。
　　到兴凯湖后的一个星期，夜间大家正在熟睡，午夜时分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是冲锋枪连发，只有短促的几发，但夜间很静，把大家都惊醒，有人坐起来开始穿衣服。这时队长在门口出现，他说：“都睡觉！没事。”接着听到他在另一窝棚处发出同样的命令。于是大家回铺去睡。次日早晨传出消息：一位难友因越过警戒线被打死了。他睡得迷迷糊糊，黑夜走出去越过了线。我想起我见过这个人。他有40岁出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他出去找厕所走错了路。
　　此后一连几天，大家谈的都是这件事。一位难友无故被打死，引起大家的恐惧和悲愤。一个人说：“为了解小便跑那么远，太笨了。哪里不能小便！”另一个同意他的意见：“我经常起夜，我只走几步就不再走了。”一个过去认识死者的说：“那是个读书人，习惯上不能适应新环境，来这里在船上就憋得难受。”我理解这一点，在船上谁都不许走动，不少人就只好用洗脸盆小便，然后倒在湖里。人必须学会适应环境，现在这位学者先生就为缺少适应性付出了生命。
　　有人提到警戒线的标志问题。“要不是场长告诉我们，我根本不知道那是警戒线。我只看到稀稀落落栽着小红旗，看不出是干什么用的。”又一个人说他在大白天都看不出哪里是警戒线，不用说是夜里。接下来的沉默表明大家同意这个观点，但谁也没有继续说下去。更没有人对于超越根本看不见的警戒线该不该处死发表评论。我们已经学会避免议论敏感的话题。
　　过了几天，我们集合到总场部去听报告。农场场长讲话，一开头便提醒大家：“你们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严重罪行，到这里来受到的处分实在是很轻的，因此应该感谢党的宽大，并积极努力改造自己。”接着他谈到兴凯湖农场的优越性，土地肥沃，盛产鱼虾，等等，我们在这里劳动和生活应该感到幸福。最后他谈到纪律，提高了嗓音，使我们感到像是放松了一阵以后又收紧了缰绳。他厉声道：“你们别忘了是来接受改造的。你们过去自由散漫惯了，这也是你们所以犯错误的原因之一。这里有严格的纪律。所有规定都要遵守，这有利于你们的改造，对你们有好处。”他停了停，然后接着说：“你们的住宿区周围有警戒线，标志很清楚，不允许超越。谁要是超越，警卫就要开枪射击。这已经给你们讲过了。讲过没有？”这时他扭头向坐在旁边的八分场场长。八分场场长点头说：“讲过了”。场长接着说：“前几天八分场有一个违反了这条纪律，被警卫打死了。谁知道他想去干什么！”他几乎咆哮起来：“我们不希望出这样的事，现在出来了，怎么办？打死就打死了吧！你们都必须注意遵守纪律，不要自找倒霉！”
　　从总场部回去的路上，我觉得像有一块铅压在心上。一路谁都不说话，静得像送葬的行列。一位难友之死向大家清楚地表明现在的处境：走错一步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三

　　到兴凯湖以后第三天开始劳动。
　　在窝棚里睡了两夜，大家休息过来了。第三天早晨全体集合，队长宣布开始体力劳动。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在收容所想到“劳动岗位”就和“吃饱”联在一起。这一天是我生活中划时代的日子，从此是我从脑力劳动改为体力劳动。右派罪的严重程度无法搞清楚，处分的期限究竟多长就很难说了。我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过，那是临时的，只有半个月。现在不同了。队长叫我们“以场为家，终生自食其力”，“自食其力”是指体力劳动，不体力劳动就是剥削劳动人民。看来体力劳动是长期的事了。
　　头一天下午每人发了一把铁锹，由个人保存长期使用。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我以为干农活要用的“农具”主要应该是犁、锄之类。但这并不重要：什么工具对我都是新鲜的。仓库里有大批铁锹，由一位保管员发放。我们排成一行走过门口，每人领一把。铁锹有新有旧，除少数刚刚用过的以外，大多数长满了锈。发放进行很快，不许挑拣。全体发完以后仓库门没有关，哪一个领到的锹确实不能用可以调换。但保管员很内行，过分挑剔或无理纠缠是不行的。
　　领到了锹，队长便叫大家开始修理和打磨自己的锹。大家用小块砖石磨掉锹头上的铁锈。这个工作很费时间，至少要磨一两个小时，细心的把自己的锹磨得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接着是开锹刃。湖边有几块大石头，用它们作磨石，把锹磨出锋利的刃来。有人干得非常彻底，把锹刃磨得像切菜刀那样快。一个小伙子骄傲地拿一把草，用锹一下切为两段。他是农家出身，懂得工具。从磨锹可以看出，人们的经验和态度各不相同。当然没有经验的占多数，我就在其内。我领的是一把新锹，没有开过刃，而且通体是锈。我真不知道这难看的家伙怎么才能变成一件能用的工具，或者干脆它能用与否。看到大家都忙着又磨又擦，我也照样干，用一块小石头把锹体两面的锈都磨掉，然后拿到大家磨锹的大石头那里开始磨刃。我磨了又磨，至少磨了一个半小时，累得大汗淋漓，但结果不理想。不是石头太滑就是我的锹太硬，无论用多大力气都没有把那铜钱般厚的锹刃弄得薄些，最后我筋疲力尽，不想再磨了。我拿着我的锹去找那个用锹切草的小伙子请他鉴定。许多人都找他去咨询。他看了看我的锹，就笑了起来。
　　“这不行”，他说，“没有磨出刃来。这里的土壤是黏土加草皮，铁锹必须光滑锋利，否则很快就糊住不能用了。一定要磨得像这样才行。”说着他拿出自己的锹给我看，叫我试试锹刃。我真想不到那样又丑又钝的一件东西，竟被他弄得既光亮又锋利，真可以放在橱窗里展览。那锹刃真是锋利无比，如不注意几乎割破了我的手指。我大受启发，又拿着锹到磨石上去磨，直磨到天黑方才罢休，但结果连我自己都不满意。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扛着铁锹走到工地。工地离我们住宿的地方半小时的路程，是一片无边无沿的草地，和住宿地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任务是修一条“导流堤”。至于这条堤导什么流，多大的工程量，要求几时完成，并未向我们说明。我们只干活，不能提问题；而且也没有谁想打听这一切。这条堤高4米，底宽10米，从50米外取土堆筑。取土库要求切得深、宽一致，完工后就是一条排水渠。堤和土库的位置都用小红旗标出像宿营地的警戒线的样子，只是这里的小红旗不形成包围圈，而是成直线延伸到远处，显然这是很长的一条堤。这种巨大的水利工程可以变荒滩为良田。这里的土方量大得惊人，要大量的犯人干上几年，几十年才能完成，是典型的劳改工程。导流堤分成若干工程段，每个分场负责一段。我们干的就是八分场的工程段。每段长数百米，邻段由另一个分场负责。两段距离很远，看起来干活的人都显得小了。有一位难友说：“这活儿够咱们干一阵了。”大家有同感。
　　干这活分装土和运土两个工种。运土的两个人一组，叫“一抬”。用一块麻袋装土，麻袋是长方形，两头各有一个绳套，扁担就穿在绳套里抬着走。每次装土200斤左右，从取土库抬到导流堤倒掉，再回来继续抬。抬土活重而且枯燥，但这是主要工种，用了大多数的劳动力。装土的也叫“锹手”，这个活既要力气又要技巧，要保证把土供上。锹手是每人供两个“抬手”，所以人数较少。我没有用过铁锹，当然是从运土开始。我在十三陵水库运过土，那里是用两个土篮挂在扁担的两头，一个人自己挑。而这里用两个人抬。实际上抬的效率不及单挑，也不及单挑灵活。后来有经验的难友告诉我，劳改单位普遍用抬的方法，主要为的是起到两人互相监督的作用。这里抬土的重量并不太大，50米的运距也不甚远，但来往抬的次数多了就觉得累。会用铁锹的抬手们大都每隔一小时左右便和锹手换一下，这样干起来既不枯燥又显得轻松些。我们的锹手看我连续抬了近三个小时有些累了，便主动提出和我换一下。我很感激便放下扁担，在取土前站在他的位置。按照习惯，我把他的铁锹放在一边，拿起了我自己的锹。这是我非常好奇而且盼望已久的活，但初次干的结果令我十分丧气，却又激发我努力去学。
　　我学着锹手的样子，把锹用力向下一截，然后用右脚一蹬，想把锹插进去掘一大块土。谁想到那土非常结实，我感到就像用木板切牛皮，铁锹根本插不进去。我试了几次都不行。看看左右邻的锹手，都在大锹大锹地往麻袋上装，不等抬手回来那空麻袋已经装满，却戳着锹在那里休息。我拼命铲土，弄出几块草皮土放在麻袋上。两位抬手回来了，袋子还只装了不到一半。我汗流浃背，看看我的锹，两面裹着胶泥，掺着草和树叶，不像锹却像一个大锤。我无奈地放下铁锹说：“对不起，我装不了，还是抬吧！”我们那位锹手很同情我，但只好由他来挖土，我们才能干下去。事后我再次认真地把我的锹磨好，又努力学会怎样插锹，怎样铲土，几个月过去，我才能胜任锹手的工作，但是已经挨了几次批评，说我“劳动态度不好”，而且双手也早就磨起了泡，变成硬茧了。

四

　　我原以为到了劳改农场就不谈政治，只管劳动就行，后来得知我错了。这里是把劳动好看作思想好的标志的。
　　劳动热情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表现，而劳动热情——也叫“劳动态度”，是以劳动效率来衡量的。每个人的劳动能力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家庭出身和过去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这些人多数是城市里长大的，根本没有见过地里的庄稼，更不知道庄稼地的活怎样干。只有极少数人是农家子弟，小时干过一点，可是现在这点经验却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在工地上经常受队长表扬，说他们“劳动态度好”，是“真心实意接受改造的榜样”。除技巧外，体力也是要紧的。抬土的活累，特别是只会抬，不会装的抬手，抬到将近收工时很少还能像一开始跑得那样快了。无论是体力不行或者缺乏技巧都是不会走运的，而我同时具备这两个缺点。我身材高太引人注意，再干不好就更加惹人厌恶。有一次我的锹被胶泥裹得狼狈不堪，恰巧被张瞎子看到，“你真笨哪！”他蹲在一旁说，嘴里叨着一支卷大炮，“你这么大的个子，一定没有少吃好东西。但我看得出你没干过活，你是个寄生虫。怪不得划你右派！你确实需要改造。”张瞎子是八分场的中队长，级别比另外两个队长高，大约是连级干部。他有一只假眼，据说是在解放战争中被打瞎的。他为此感到骄傲，脾气暴躁，待人苛刻。在几个队长中大家最怕张瞎子，也最恨他。
　　到1958年年底，“大跃进”已经把全国搞得人仰马翻。“超英赶美”的呼声震耳欲聋。据说中国的钢产量很快就要超过英国，因为连中国的农民都在炼钢，而农民占人口的80%，农民使革命战争胜利了，农民动员起来作战，毛主席称之为“人民战争”，是战无不胜的。有了人民战争，工业、农业、一切都会迅速发展。不要以为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度，毛主席说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在农业上已经成为指导原则，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这个重要补充造成无数疯狂的举动，使全国陷入一场自我毁灭的悲剧，但传媒却不断报道大好形势，说中国的钢产量只几个月就从年产600万吨猛升到4000万吨小麦产量达到每亩10万斤，云云。
　　和报纸一样，劳改队队长们异口同声地向我们宣传大跃进。每晚8点半点名以后，队长就要讲讲大家当天的“劳动态度”，表扬好的，批评差的。接着就要讲农场内哪个分场，哪些人创了高效，哪个队的某人超额两倍，三倍完成了劳动定额等，特别强调劳动态度。这是张瞎子最喜欢的话题。
　　“大跃进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部分”，张瞎子说，“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无产阶级凭劳动创造世界，资产阶级不劳动，剥削无产阶级劳动的果实。大跃进是什么？”他问，
　　接着提高了声音自己回答：“是向大自然宣战！社会主义要快些建成，我们不能等待！大跃进就是要努力干活，要比过去努力一百倍！”他说着激动起来，又尽力控制住自己。“今天我看了看你们干活的情况，有的人还在那里磨磨蹭蹭。你们干什么来了？来游山玩水吗？别忘记你们犯了罪，应该比革命群众干得多才对。”“革命群众”指劳改农场以外的人。“你们知道革命群众现在一天干多少活？人家一天干24小时连轴转！可你们却在这里磨蹭着玩！”说到这里张瞎子扭头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表示他对磨蹭之人的憎恶。“这不行！你们必须学会怎样干活，你们一个也不例外。宣传员！”他大喊一声，坐在前排的一个人跳起来答应：“有！”宣传员也是教养分子，他的工作是拿着铁皮话筒在工地喊话，像足球比赛时的广播员。他姓陈，是个健壮的中年人，他精干，口才好，会办事，是那种最能帮助干部管理犯人的人。因此在我们抬土跑得汗流浃背时，他拿着话筒转悠，时而喊两句，时而和干部聊聊，大家也认为是正常的事了。
　　张瞎子下了命令：“陈！明天开始每天出黑板报，把干得好的和干得差的都登出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大跃进了。实际上我很怀疑木柴是否可以用来炼钢，全国钢产量一两个月能不能增加10倍，也怀疑单靠农民干活“连轴转”小麦亩产量就可以提高1000倍。涞水县的农产量规划会我还清楚记得，我甚至担心所谓“大跃进”不过是涞水县那次会议的扩大化，到头来那些吓人的数字不过是吹一阵而已。只有一点不同，即在涞水县我如果像一名坐在剧场里的观众，那么我现在却是台上的一名演员，而且必须卖力气，不管演的是喜剧还是闹剧。
　　按照中队长的指示，当晚院里就竖起一块大黑板，位置在队长点名时站的地方的一侧，面向全体人员黑板上方用美术字写着报头：
　　“大跃进光荣榜”
　　下面整块黑板分成五个竖格，每格的头上画着一件东西，从左到右的顺序是：一支上升的火箭，一架起飞的飞机，一辆小汽车，一匹奔马，一辆牛车。每个图像下面的空白处是填写人名的，每人的位置依当天的劳动表现而定。火箭表示特别突出，是红色的，其他为白色，只有牛车是蓝色，以示耻辱。与此同时姓陈的宣传员的工地喊话也加了劲，他拿着话筒转来转去，喊个不停。
　　“一组照例走在前面。现在时间是9点，刚过一个小时，人家已经完成了一天定额的三分之一了。”
　　“三组要加劲啊！看看一组跑得多欢，再看看你们自己，你们的步子可慢多了。”
　　他的报道不时夹杂着评论宣传员照例是这样的：
　　“一组的周，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努力，这不假。看看他的步子多快！这足以表明他能认罪，而且决心回到人民队伍里去。这样的抬，每一抬土就是射向反动派的一粒子弹！”
　　“认罪”是评判每个人表现好坏的尺度。说谁认罪就是表扬，如果被说成不认罪，就往往不止是批评而是要处理了。陈确实很懂得怎样对我们打中要害。干部早就讲得很清楚：只有真正认罪才能争取宽大，而现在陈把拼命劳动和真正认罪等同起来。陈的表扬和批评压在我们身上的分量，超过我们肩上的抬。陈有干部作后盾，特别是张瞎子；他在工地说的话和每天用粉笔填写姓名的位置事关重大。因此宣传工作加点劲，我们的劳动就又紧一扣。过去每到接近午饭或将近收工时，人们累了跑得慢些，队长也就听之任之。现在不行了。陈盯得很紧，每当看到大家因为累和饿而步子稍稍放慢，他就要催逼着最后的冲刺。“看啊，一组的周照旧那么快，李和王也是一样。干了一天了，他们累不累？谁都累了。可他们那使不完的劲头是哪里来的呢？是大跃进的精神，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他也没有忘记批评落后的：“但是甘的进步可不明显！”他开始盯上甘了。甘将近50岁，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每次走到工地以后就气喘吁吁了。他戴着深度近视镜，样子有点像夜间被哨兵打死的那位先生。后来我们听说他有心脏病。他抬土时那步履蹒跚的样子往往使人注意。倒土以后，他往往掏出手绢来擦擦被汗雾遮住的眼镜片，样子可笑而且可怜。他经常受到宣传员的批评和嘲讽。
　　“甘又站住了”，陈开始评论，“擦一次眼镜要占一抬土的时间，你知道吗？不要操心你的眼镜啦！现在你在抬土，不是写论文呢！”令陈失望的是，他的幽默没有引起人们的笑声。但陈并不罢休：“甘已经接连五天坐牛车了。你难道不能长长志气，振作起来，换个汽车坐坐，哪怕骑骑马呢，也可以表明认罪呀！”
　　时间是下午6点，已经是收工时间以后一个小时了。大跃进以来，我们每天劳动时间要延长1～1.5小时。我们已经累得无心注意宣传员说些什么了。我只觉得头脑不灵，两肩麻木，两腿发僵，只会无意识地抬着土往返移动。每天晚上躺下以后骨节的酸痛是最难受的，但更难受的是想到次日还要继续跃进，而且还要加一把劲。现在已经过去40年，回顾那段生活，真不理解那种非人的劳累折磨，自己是怎样承受下来的。然而更加使我敬佩的是宣传工作，竟能把这种劳累变成万众一心而又似乎心甘情愿的事情。宣传工作伟大啊！
　　然后想起当时的工地，想起那位姓甘的难友，想起他踉踉跄跄，脖子伸向前方，上面凸着青筋，抬着土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样子，我的心就发紧。他已经摘掉眼镜，免去擦眼镜片的麻烦。但是不戴眼镜看不清，而且天黑下来了，于是他走得更加摇摇晃晃。他一趟一趟地抬着，往返地颠踬着，但他不肯停下来。收工的哨音响过了，他还在抬呀，抬呀，没有停歇。张瞎子看着高兴了，他从宣传员手里拿过话筒喊起来：
　　“甘今天干得不错，和过去不一样了！他进步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希望甘不要松劲，再接再厉，脱胎换骨，重作新人！”这是了不起的恩典；张瞎子是没有表扬过人的。但出奇的是，这难得的表扬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张瞎子喊过以后是一片死一样的沉寂，表明大家清楚甘目前感到的是什么滋味。
　　收工后回去的路上，我恰巧和甘及另一个抬手走在一起，看到甘的嘴唇青紫，走路颠踬得更加厉害了。他的抬伴问他：“甘，你怎么啦？你的气色不好。”
　　“没事的。我今天不会再坐牛车了。”甘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这大概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确实，当晚的黑板报上甘的位置移到飞机的下面，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牛车下面是空白。
　　午夜，甘所在的那一组的窝棚里一阵嘈杂。睡在甘旁边的人夜间醒来，发现甘没有呼吸，已经僵硬。他死了。

五

　　著名男高音和指挥家莫桂馨，是我认识的右派中第一个去世的。
　　那天到达兴凯湖的右派分到两个分场，是按照划右以前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划分的。中、低级人员如我这样的人到八分场，高级工程师、研究员、著名演员等一般称“高级知识分子”到七分场。这些人当中有莫桂馨，电影导演戴浩、巴鸿等。他们都在收容所的五一晚会上露过面。那天我们下木船登岸以后，我向莫桂馨告别，他同另一些人到七分场去，不料竟成永诀。
　　七分场在新来的教养队到来不久便传染急性肠炎，有人说是痢疾。病的来势凶猛，200多人几乎全部病倒，有的死掉了。我们不可能互相探视，这些情况是后来从七分场调来的人讲的。据说当时的情况很惨，整个七分场停了工，因为人都病倒了。厕所不够用，人们便自己挖坑，架两块木板蹲在上面。有的刚刚站起又要排泄，腿又软得再也蹲不住，便索性褪掉裤子坐在上面，有的一坐就是一两天，也有的再也没有站起来。
　　莫桂馨的病情一开始不甚严重，他和另外几个人被送往总场部医院诊治，这算是特殊照顾。不久以后他感到肚子痛，很快便痛得难忍，医生诊断是肠穿孔，已经没有办法了。遗体火化以前张权赶到兴凯湖，据说她看到丈夫的遗体时悲痛得昏了过去。张权后来住在上海，因为她自己也是右派，不能演出。1979年改正后年纪大了，不再登台，只做些教学工作。张权1993年去世，比丈夫多活了35年。她虽然活得长些，但艺术寿命是在1957年和丈夫的一起被埋葬了。当时俩人刚过40，在艺术生涯上像是在盛开之时就被掐掉的花朵。应该说他们的艺术生命都是短暂的。特别是莫桂馨，在给予一群不幸的听众一次震撼心灵、永生难忘的艺术享受之后便溘然长逝，这更给他的死抹上一笔悲剧的色彩。

六

　　收容所的所长不止一次讲过，到了劳动岗位就可以吃饱饭。在我们饿得难受的时候，他的话就像幸福的保证。大家期待着这好生活早日到来。这个神话现在已经破灭了。在兴凯湖这个真正的“劳动岗位”上，饥饿仍然继续折磨着我们。不同的是在收容所里还有“劳动岗位”的盼头，而在这里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企盼的了。
　　这里的粮食定量分甲、乙、丙、丁四级，依每个人的劳动效率而定。
　　我们每天千篇一律地吃玉米面窝头和玉米面粥。午饭和晚饭各有一碗所谓的汤，不过是一碗白开水兑些酱油，上面漂着几片菜叶。和收容所一样，这里的炊事员也是劳改犯，他们掌握窝头大小的准确程度比起收容所的毫不逊色。那些窝头的大小实在均匀，很难找出大一点或小一点的来。听说一次有几个人，不是出于好奇就是想在囚粮问题上闹一点事，竟偷偷地从外面弄进一杆秤来逐个称窝头，想要找到证据控诉管理员失职，结果发现那些窝头做得完全一般大小，最后这些人白费了心思。囚粮做得如此准确，无非是为了防止窝头大小不均引起争吵，根本的问题还是吃的不够。我们吃的单纯是粮食，没有任何副食，一丝油星也见不到。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劳动强度又太大，每天出工干活不久就饿了，临近午饭或晚上收工时就饿得两眼发花，几个小窝头实在填不饱肚子。因此定量高的人多吃一两个窝头便引起别人的羡慕。但是即便最高的定量也不过是半饥半饱：抬土奔跑几个小时以后，谁一顿都得十个八个窝头才能吃饱，而甲级定量每餐只有四个小窝头，定量再低的更不必说。
　　像在收容所一样，请求增加定量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张瞎子一次谈话带给我的耻辱。
　　我是乙级定量，比同样劳动力的低3斤。我个子大，消耗多，需要量比他们多，定量低显然是表明对我的歧视。应当给我加3斤才算合理。定量加3斤，就是每天多吃半个窝头，只够吃两口。但那时能多吃一口都是好的，何况是两口！粮食定量是由张瞎子决定的。我想得到照顾或者公道，只能去求他，尽管我很清楚他大概不肯照顾我也不会给我公道。我已万般无奈，只能出此下策了。“张队长”，我说，“我请求给我增加3斤粮食定量。”然后我说明了理由。
　　“你不需要加定量”，张瞎子说，“你现在的定量不少啦！你知道吗，我的定量比你的少。革命群众的平均定量也不如你的高。看看人家怎样干活的！你是教养分子，吃的反而多，你应该满足。”
　　我知道是无望了，但既然来了，还是不死心。我说，我的定量比同样的劳动力低，这是不合理的
　　张瞎子冷笑说：“你每逢吃饭时就想当初吃的鸡鸭鱼肉，那当然吃不下去。”我并没有说我吃不下去。“你知道我小时候吃什么吗？吃草！能吃一点粮食就是过年了，你现在每天吃粮食还说不够吃！你们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总忘不了鸡鸭鱼肉，恰恰证明你需要改造！”越说越起劲，看样子讲的时间不会短，我便趁他卷烟的空隙起身告辞逃了出来。我像是捅了马蜂窝，没有把定量减下两斤算是幸运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组织”给我这类帮助，我的请求遭到无情的拒绝。我的粮食定量一直没有变，直到两年以后离开兴凯湖。每当想起这件事，便对自己的幼稚感到吃惊，然而这样幼稚的人在那个时代是不少的。当时一个普遍的信念是相信组织，而组织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反右期间有人说了一句“我相信组织，但组织不相信我”，因此遭到严厉的批判。我同张瞎子的这次接触证明了这句“反动言论”多么正确，以及要批倒批臭是多么困难。

七

　　我们这个队来了新成员，他们是非政治罪犯，犯的是盗窃、流氓、贪污、谋杀等罪行，大多数是扒手、惯窃，关过多少次恶习不改这种人这里叫做“劳动油子”。毛泽东1957年的讲话里分析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指政治问题而言，如右派分子；后者指刑事犯罪而言，如流氓、盗窃、杀人犯等。这两种矛盾之间的区别，在劳改场所内比外面要鲜明得多，原因是劳改农场是罪犯的集中地，许多两种不同的罪犯放在一起，区别就显现出来了。这里右派是敌我矛盾，简称“敌矛”，刑事犯是内部矛盾，简称“内矛”。
　　队长们对两种人的态度明显不同。对右派由衷地仇恨，而对“内矛”们则和颜悦色。“内矛”们到来之后分到各组，于是两种人就混合在了一起。原来由右派担任的组长除少数以外，都换成了“内矛”。“内矛”们大都刚过20岁，很机灵，会干活，极为熟悉劳改生活，只要有机会讨干部的欢心或自己捞些好处，是决不放过的。他们不仅在劳动技巧上远远超过我们，并且懂得怎样对付记工员。土方活的完成数量是用挖土的深度乘以挖掉的面积算出来的。老练的锹手知道记工员量深度的地方，将近收工时就把这里细心地切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而诚实憨厚的知识分子锹手却只顾在那里挖，收工哨音吹响时留下的“锹口”歪歪斜斜，深浅不一。测量的结果，那“内矛”完成的土方显然多于“敌矛”，其实两个人干的活是差不多的，甚至那“内矛”还少些。一方湿土（草皮下的土总是湿的）约有3000斤重，多完成一两方则成绩大不相同，按照干部的说法，就是劳动态度好，也就是更加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应该承认，排除这些华而不实的因素，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劳动上也比不上“内矛”们。因此在劳动讲评时受表扬的多是“内矛”，而在表扬的同时，队长总要指出这是因为“内矛”们接受改造的态度好，而这又证明毛主席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政策之英明。
　　“内矛”们很懂得自己的优越地位。有一位和我关系不错的年轻的“内矛”告诉我：“队长对我们说，我们‘内矛’虽然有错误，但仍然是人民，而你们右派则是人民的敌人。所以队长叫我们暗中监视你们的表现。你要注意和组长搞好关系，免得他讲你的坏话。”队长对我们的态度表明这个青年说的话是真的。

八

　　干部们说，大跃进以来“外面”的小麦亩产量已经达到10万斤，而这都是执行毛主席教导的结果。又说，这样的产量来自深翻地，丰产麦田要深翻1米然后播种。张瞎子说：“这就是说必须苦干。你们要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就不能怕吃苦。”
　　于是在1959年冬我们就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了。对我们教养分子来说，革命就是革自己的命，就是要受累，要吃苦。我本以为我们被“收容”以来已经够得上革命了，而且革得很厉害。但冬天的这段经历证明我又错了：和这段经历比起来，过去的一段生活的苦和累就太不算什么了，甚至可以说是享福了。
　　东北的冬季确实不是耕地的季节。但这是大跃进，大跃进是超乎常规的。而且我们是为明年春播作准备，那就更不允许拖延，只能加班加点。出发以前张瞎子讲话。
　　“你们这些教养分子也该为大跃进出点力。外面的人没有不加班加点的，有的甚至不睡觉，连轴转！”张瞎子说革命群众“连轴转”不是第一次了，但他仍旧激动得脸通红，并且表露出对右派的蔑视和憎恨。“你们享福享惯了。到现在还是老早就收工，足足睡一宵次日才上工，这不行！我们的任务是改造你们，不是养懒汉的！”这样我们吃过晚饭以后7点出发了。东北冬季5点天黑，这时已是黑夜了。带队的小队长姓宋，对我们比较好，也许是因为阶级感情不太正确吧。他叫我们都要把狗皮帽子的护耳扣好，他说：“你们不想把耳朵冻掉吧！”确实，摄氏零下45度不是闹着玩的。出发不久，遮腮部的护耳立刻盖上一圈白霜，那是呼出的气冻成的。结果人人都像长上白胡须。
　　走了约莫五里路到了指定地块。秋耕时拖拉机翻起的垡条被白雪覆盖，看不到头，冻得像石头一样硬。要深翻这样一块“铁板”是无法想象的。这时要感谢我们的“内矛”组长潘。潘年纪将近30，过去在这种条件下干过活，有些经验，知道怎么干。他教我们先用镐把垡条切成两米左右的段，用镐撬起来，搬在一旁，露出下面的冻土。那冻土灰色，平得像镜子，硬得像石头。潘组长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专家了。他叫我们集中力量刨一块，不要分着刨。他说：“这土冻的有一米厚，如果每人刨一块是永远刨不透的。必须集中打一块。”大家照他说的方法集中刨一块，把人分成两组，一组极力抡镐刨几分钟以后休息，这时另一组过来继续刨，像打接力那样。轮到我们休息时，我和几名难友刚要坐在翻起的垡条上，宋队长就喊着叫我们站起来。他说：“在这种气温下不能坐下休息，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他说可以走走或者跑跑保持体温。我们当然服从命令。他的警告有点吓人，但幸亏他及时的提醒，大家才都平安回来，没有留一尊冻像坐在垡条上。
　　大家集中挖的坑愈来愈大。坑大到约3米直径，80厘米深时，坑底比地面软了，一镐打下去可以打掉拳头大小一块冻土。再刨下去就刨到软土，那土白得像汉白玉。量了量冻土层的厚度，正好1米。潘组长真高明啊！
　　到了软土就是“打透了”，打透以后进度就快了。比较好的镐手集中在坑底（我是好镐手之一，这时我已经学会用工具了），对着新打出的冻土边往前进展。这时的冻土比开始从地面往下刨时打起来容易得多了，重重地打十来下就能打开一大块，有二三百斤。我们向前打了约两米，就到夜里11点，该下班了。但不能这样就走；我们的任务是深翻土地，深翻就是要把1米深的地下的土翻上来铺在表面准备播种，据说这种土比表土肥沃得多，可以把庄稼的产量提高500倍。于是我们就做了下面的工作：下到1米深的坑里，用锹取一层坑底的白色软土盖在刚刚打下的大块冻土上，然后把开始时挪开的大块的垡条（即冻得坚硬的表土）推到坑底，然后把大块冻土放在垡条上，冻土上盖着汉白玉般的软土。结果原来的表土和1米以下的白土来了个上下颠倒，这才算完成了这块土地的“深翻”。
　　这时大家累得几乎忘记了冷，然而刚刚要动身回去，潘组长又叫住了大家；这里还有事要做。新开出来的软土层和断面要加以保护，否则20小时以后再来干活时，断面就冻实了，一切还要从头重干。他叫我们用锹铲雪盖住软土和断层，再去收集树叶和枯草堆在上面，像棉被一样护住4米长的断面。都做好以后我们才收工回去。事实证明潘组长又是对的：次日晚上我们再去“深翻”时，揭开盖着的草和雪，下面的软土仍旧是软的。有一小块没有盖好，就冻得邦邦硬。如果没有这个保护措施，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收工回到宿舍。我们住的是土坯砌墙、高粱秸盖顶的房子，里面有通长的土炕，大家挨着睡，每人约占60厘米宽。没有火炉，靠烧炕取暖。烧炕的任务由病号组担任。这时期我们白天晚上都出工，我们出去时就由病号用豆秸把炕烧得热热的，所以这天将近午夜时分回来，又冷又累，进了暖烘烘的屋子，心里真感谢病号们。大家进屋以后立刻朝四个火炕口围过去，炕口里还有红红的炭火发出诱人的热气。这是屋里最暖的地方，大家围着烤火。不久火里发出响亮的咝咝声，我们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每个人的皮帽围着脸部的边缘都因呼出的水汽结了两个冰凌，烤的时间长了就脱落掉在火里。我们自己竟不知道。
　　“深翻”夜战持续了两周以后宣布暂停，大概是我们可怕的气色和病号大量出现引起了张瞎子的注意，同时春播工作即将开始，也不希望扩大病号队伍，因此这一轮的跃进暂时告一段落。
　　兴凯湖的春天姗姗来迟，但毕竟来到了。4月清明化冻以后接着就是农忙。大豆用人工播种。每人肩上挂一袋豆种，一手抓豆种，一手拿一根短棒。人骑着垄向前走，边走边用短棒戳洞，戳一个洞撒三四粒种子，用棒敲一下洞口算是埋好，接着再戳下一个洞。玉米播种与此相同。播种工作持续了一个月，到5月中旬庄稼出土，草也一起长起来。草长得非常快，很快就是一片绿色汪洋，把庄稼盖得无影无踪。华北除草用锄，兴凯湖除草用镰刀，可见草的生长有多快。这里无霜期虽短，但农作物长得又快又好。令人不禁赞叹这里土壤的肥沃。
　　人们边播种边前进，忽然到达一块灰白色光秃秃的土地，约有块篮球场大小。这里田垄中断了，变成一堆堆坑坑洼洼的灰色土块，上面覆盖着白色礓土，像是被人铺上去的。没有一棵豆苗。后来我们得知这里是照常播种了，但是没有出苗。奇怪的是杂草的生命力比作物强得多，这里却连一棵草都不见，干脆是一块完全没有生命的土地。它光光地躺在一片广袤的绿色海洋的中央，像是健康的躯体上长了一块丑恶的秃疮。
　　这就是我们冬天夜战“深翻”的成绩。我们千辛万苦，拼着性命换来的竟是这一片荒凉的惨相。它无情地揭穿了所谓深翻土地可以亩产10万斤的神话。

九

　　兴凯湖的冬天是严酷的，但比起夏天来，冬天好过得多，甚至很可爱。这里除冬季以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蚊子、小咬和牛虻（这里叫瞎虻）活跃的时期，至今回想起来犹有余悸。兴凯湖四周都是沼泽地，除我们下船处那样的码头所在地外，亘古以来没有开发过。几百平方公里的水洼草地是蚊子孳生的家乡。兴凯湖的蚊子和北京的不同，那些大黑蚊子动作缓慢而愚蠢，落在人的皮肤上就把嘴刺进去拼命吮吸，赶它也不动，可以很容易地捏住翅膀把它处死。然而它们的数量多得惊人，从傍晚以后直到日出，没有保护措施休想在户外活动：只要有一小块皮肤露出来，立刻被黑乎乎的一片蚊子盖住。夜间睡觉需要蚊帐，这不在话下，而出门要戴防蚊帽，这是我没有见过的。那是一顶薄布做的圆帽，有很宽的帽沿，帽沿周围垂下一圈网子，直到肩头，把脸和头部挡得严严的。一次我们晚间在麦田干活时我戴着防蚊帽，感到有些憋气，便把网罩掀起卷到帽沿上去。当时呼吸畅快些，但很快蚊子和小咬便把我包围起来，无法逃脱，无奈还是放下了防蚊罩。又有一次我们在麦田里割了一天麦子，天气很热，傍晚收工以后大家在一个水坑里洗澡。我脱掉衣服去掉防蚊帽，跳到水里洗了洗感到很痛快，但必须不断挥动毛巾驱赶蚊虫。洗过以后我很快擦干身体，立刻感到全身刺痛难忍。我顺手一掌在感到剧痛的肩头拍了一下，数了数，这一下拍死五个蚊子，两个牛虻，它们的血染红了我的手掌——其实是我的血。
　　有一个悲惨的故事，说几年以前一名犯人死在蚊子的暴虐之下。他平素为人不好，一伙人一起出主意整他一下。他们把这个人衣服脱光，捆起来放在外面过夜，他们自己躲在屋子里。那被捆的人在外嚎叫求饶，那些人在里面高兴地笑，以为这下子可给他一个教训了。过一段时间外面不叫，里面的人也睡着了。次日天明出来一看大吃一惊，那可怜的人已经断了气，人肿得认不出，全身盖满了蚊子和牛虻，成了一片黑色。
　　其实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蚊子，而是蚊子的家——沼泽地。如果说蚊子是杀人的恶魔，那么沼泽地则是伪装和善的更为凶狠的魔鬼。兴凯湖的湖岸是“慢坡”，坡度很小，从湖边向中心走一公里，湖深才增加一两米。这样常年淹水的低地最适于乌拉草的生长。乌拉草是东北特产，有一两米高，从根到尖不分杈，繁殖力比什么草都强，因此这里几千公顷的沼泽地长的是清一色的乌拉草。干乌拉草的纤维长而软，当时人用来做麻袋和绳索，和麻做的差不多，更普遍的用途是用来包脚，冬天代替袜子，天气再冷也不会冻脚，是大自然给东北的恩物。乌拉草开始生长的年代已经无从知晓，由于大片地面无人居住过，乌拉草也没有受过垦荒者的残害，而是生了又死，死了再生，上一代枯死后成为下一代的肥料，如此世代繁衍，多少代的乌拉草纤维纠结成一块巨大的毡子状的东西，叫做“草垫子”。时间长了，湖边的草垫子太大了，就逐渐向湖心发展，湖水深了，草垫子便漂在水中。它上下都是水，长遍了乌拉草，是一块漂在水里的大陆，谁都不知道它下面的水有多深，也不知道这块“大陆”有多大。9月份我们在湖边割乌拉草有过奇特的经历。我们光着腿，脚上穿着胶鞋以防脚被草根刺伤。由于天气已经很冷，上身却穿着棉背心。我们就穿着这一套不伦不类的服装向前割着草，割到一定数量时便向岸上送一趟，然后回到水中再割。一开始从岸边割时水只没踝，逐渐前进水也渐深，割到水没腰际就不敢再向前进了。向前望去是一片草原，看不到水，而其实水已经很深了。这时竟出现一件奇怪的事：我每动一下或走一步，离我十几米的一个人就相应地也动一下，他每动一下或走一下我也有同样的反应，我们脚下原来踏着一块水上“大弹簧垫子”！
　　我们起初只觉得草垫子很奇怪甚至有趣，后来听了一次总场长的报告才知道这东西的可怕。这是我们第二次听他讲话。他第一次讲话时是我们刚来不久，他警告我们不要越过警戒线；第二次讲了一名逃犯的遭遇，虽然没有被打死，却比打死还要可怕。
　　有一名犯人经过周密的准备以后逃离了自己所属的分场。他带了一张地图，一个指北针，还从伙房偷了整整一面袋的馒头，天不亮就出发了。当时是秋天，他走进乌拉草地，大概是他以为是乌拉草地。水没到脚面，他按自己找的方向走去。将近中午时水深已过膝盖，他怕走错了方向，重新查看了地图，继续走下去。走到日落以后已经筋疲力尽，水深到了胸口。又走了几步脚下突然下陷，水淹到脖子。这个人不会游泳，吓得连声喊救命。恰好一位老乡划着小船找野鸭蛋，听到呼救声，把他拉上船，问清来历，把他送回原来的分场。
　　场长讲完这件事说：“这里没有围墙，也没有军队把守。我们不需要。听到我讲的这个人没有？他老老实实被送回来，算是捡了一条命，否则他就完了。草垫子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里他提高了音调，以示下面内容重要：“再说，即使你跑出农场，也跑不出中国去。全国人民站在我们一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亿人民就是你们周围的大草垫子，谁敢向外跑就淹没你！哪个罪犯或反革命分子都跑不掉。你们是来改造的。打消一切坏思想，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这是惟一的出路！”
　　场长的目的是叫我们老老实实服从管束，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倒也不足为奇。但是在干部的讲话中，把全国人民比做包围农场的大草垫子，这还真是新鲜。大家默默地倾听他讲，讲完以后也没有人敢于评论。我当然也沉默，但我实在钦佩他比喻的独创性。

十

　　母亲1960年9月寄来一封信，我看了以后不仅对前途完全绝望，而且对生活本身失去了起码的兴趣。
　　教养分子是没有通信自由的。家里人写来的信都被队部拆开，经队长检查以后发给个人。我们寄给家里的信要贴上邮票，不许封口，交队长检查以后统一寄出。这又一次打破了所谓劳动教养保留公民权的许诺。母亲那无力而颤抖的字迹看了令人心酸。信里说，不久以前街道给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开会，会后一位党的干部同她讲话，动员她到兴凯湖来投奔我，到这里和我一起生活，度过晚年。她写道：“那个人很和气，告诉我兴凯湖的生活很好，我会感到幸福的。他并且保证，假如我去投奔你，你会在教养到期之前释放的。”（其实我的教养期是何时，迄今没有人对我讲过。）最后母亲问我，这个人讲话是什么意思，并且叫我告诉她应该怎么办。
　　母亲的问题我无法解答，因为我看过信以后自己脑子里出现的恰恰是这两个问题。我只能从信里看出一点：即我要准备在流放地了此一生了。我自己到了这步田地，我还能有什么话告诉我可怜的母亲！
　　我被迫害以后惟一的希望，是最后能够恢复正常的身份，回到母亲的身边，我自己吃多大的苦也在所不计。现在这个希望彻底破灭了。再说，现在“大跃进”正闹得热火朝天，表明极左路线是不能更改的，那就休想指望出现宽松的政治气氛，而这是改善我们处境的先决条件。我的命运是定下来了，无法改变了。
　　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一个人在长着乌拉草的沼泽地深陷下去，水淹到脖子，草垫子下面的水更不知有多深。那人拼命地挣扎，愈陷愈深，两眼充满着死前绝望的神色。这时我的耳朵里又响起场长的吼声：“逃跑是白日做梦！”是的，他说得对。我并不想逃离劳改农场，逃是逃不掉的，也不必去尝试。但结束这生活总可以吧！自杀是惟一求得解脱的途径，而且谁也管不了。我被送进监狱的第一天，警察搜去我身上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我当时认为他们多此一举，因为我对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决不会自杀的。现在才知道那是我又受了干部的欺骗，光明前途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自杀，这是无路可走时的惟一的路。我自己是希望活得有尊严，有前途，没有这两条，活着就没有意思。对母亲来说，我想假如儿子丢掉了尊严就立刻死去，恐怕比叫他丧失尊严而继续勉强活下去还好些。
　　然而自杀是件危险的事情，对右派分子更是如此。右派已经是人民的敌人，如果自杀，就是“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到底。”他的身份就要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地位也会因之进一步恶化，我不愿意叫母亲承受这一切。我暗自琢磨，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结束生命，看起来却像自然死亡，不引起自杀的怀疑？我开始冥思苦想，举棋不定。令我犹豫的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选择什么死法的问题。
　　这时导流堤工程进入新的高潮，张瞎子要抢在冰冻之前使工程达到要求的程度，至于这个指标是领导定的还是他定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工地上再次活跃起火箭、飞机和汽车等象征先进和落后的东西，宣传员的喇叭声也一天响到晚。与此同时，张瞎子拿起了毛主席新近的最高指示的武器，那指示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上午和下午两次工间休息就变成了批判会。批判对象提前一天宣布，工休的20分钟他就站在人群当中，人们在地上坐成一圈，愤怒地批判这个倒霉的人。批判者也是张瞎子事先指定的，大多数是“内矛”，发言的内容也事先布置好。当发言人当然光荣，而谁也不知道被批判的命运何时降临，因此人人自危，气氛紧张。“工地批判会”不是什么创新，但这种批判与被批判，荣誉与耻辱的交替随时到来，却起到了无形的驱赶作用。结果工程进度果然加快了。这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力量。
　　如我所料，张瞎子终于选中了我。9月下旬的一天他在工地宣布：“明天批判刘乃元，他是美国特务！”
　　当天晚上我感到头痛恶心，不能入睡。我知道自己快病倒了。沉重的精神打击，几天以来考虑怎样死法，非人的劳动负担，加上即将到来的人格侮辱，超过了我的承受力。次日早晨我发高烧，不能干活。我可能是黎明时分就昏迷了，因为我早晨醒来时同伴们都走掉了，屋子是空的。窗外射进一缕阳光整个屋子照得亮堂堂的。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我住的房间。几个月来总是早出晚归，只能借油灯的光线在屋子里活动，一天都没有休息过。现在有充裕的时间好好看了一下，我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拿这个地方当做家，在里面住了几个月！通长的土炕上乱堆着脏棉被、脏枕头，有的棉被破烂不堪，棉花露在外面。褥子上脏得出奇，用扫帚扫一下就可以弄起一堆土块和草棍。泥土地上乱丢着鞋袜、废弃的乌拉草鞋垫、吸剩的烟头，臭气熏天。我没有镜子，难友们也没有，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只知道自己和难友们一样，身上长满了虱子，而我身上的肮脏和这间屋子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屋子里睡一觉就是对人的尊严的亵渎，现在我却要准备在这里度过终生，而他们还要把我母亲也逼了来和我一起受这种作践！想到这里，我求死的心更加坚定了。
　　我到医务所去找医生。我对治病没有兴趣，不过是去要一张假条，有了假条就可以安心休息，不受干扰。那医师姓李，也是被教养的右派，对我非常好，他测了我的体温，摄氏40.6度。大夫吃了一惊，给我打了一针，拿了一包药片，写了三天病假条，他说：“你患的是重流感，回去按时吃药，多喝开水。注意不要再受凉，否则转了肺炎就危险了。
　　我谢过医生，拿着药和假条回到宿舍。李医生的治疗很见效，到晚上我的热度下来了，恢复到36.5度，我也不觉得难受了。晚上人们收工回来，有几个走来问候我，表示关心。我把假条交给组长。夜到来了，人们躺下睡觉，屋子里立刻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又是只有我一个人醒着了。
　　我的病假共三天，第一天过去了，还剩两天。两天以后我就得去干活，并且接受对“美国特务”的批判。我不准备再去经历这一切了。我的身心交瘁，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为了争取过一个正直的、诚实的人应有的生活，我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我失败了。我的精力已经耗尽，奋斗无望，我不想再奋斗了。这时我忽然想起李医生说，如果转成肺炎就很危险。我的心里一亮：如果我真的得了肺炎死掉，岂不就免去了自杀的嫌疑吗！
　　“注意不要再着凉！”这是李医生的叮嘱。这就是说，在我目前的状态下，再受凉就会得肺炎。那是容易办到的！有办法了，我非常感谢李医生的提示——当然他是无意的。
　　东北9月底的夜晚是很冷的，睡觉时必须把棉被裹紧。到上午10点钟我已经不发烧，人也舒服了，觉得很困。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掀开棉被，把它推在一旁，我只穿一件衬衫躺在那里。我觉得很冷，很累，很虚弱，很平静，但相信是能够入睡的。我真的睡着了，感到那可爱的冷气覆盖着我，抚摸着我的全身。我睡得很沉，醒来时已经是第三天的上午，难友们都出去干活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棉被团成一堆放在我的身旁。我一点也不冷，因为全身已经烧得滚烫了。我想，大概离肺炎不远了。我昏昏沉沉又睡去了。下午我被人叫醒，睁眼看时是李医生。
　　他诊视我的病情，测了体温，显得有些焦急。他说：“你一定是又受凉了。今天必须加倍用药才能恢复到昨天的样子。他给我打了针，又留下一包药片，告诉我，我的体温是摄氏40.6度，和前天一样，但我的体质非常虚弱，情况比前天危险得多了。他严肃地对我说：“你如果再受凉就肯定转为肺炎，那就得送到场部医院去。”说完又再三叮嘱我注意保暖，然后走了。
　　场部医院是农场仅有的一座医院，就是莫桂馨的妻子张权和她丈夫的遗体告别的地方。医院离八分场20里路，只有危重病人才往那里送。以我目前的体质，躺在马车平板上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两个小时，大概完全可以把我送进坟墓了。我放心了：一切总算顺利！
　　一方面李医生的医术高明，一方面我年轻健壮，我的病情迅速好转，几小时以后体温就恢复正常了。天黑时我已全面好转，只是全身大汗淋漓，感到极为虚弱。我知道这时再故意受凉一次，我的计划便实现了。黑夜来临以后室内又是鼾声一片，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脑子里静得像坟墓。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无尽无休的劳动、斗争、怀疑、批判、侮辱、偏见、饥饿和贫困。这些东西对付起来需要勇气，离开它们却是容易的。我躺在那里，全身无力，像死了一样，坟墓已经近在咫尺。我抓住了棉被，只需要把被子掀掉然后睡去，天明时就会昏迷，就会有一辆马车载着我离开这条炕，离开这个世界。
　　然而我犹豫了。我在干什么？在故意破坏我的躯体，这个躯体是母亲用她的爱和眼泪抚养大的，养得很健壮。我手里抓着的这条棉被是母亲自己的，被胎是棉花夹着羊毛。我离开收容所以前，母亲知道东北冷，特地叫阿姨送去给我的。如果这条棉被先是被我故意掀掉，然后用来包裹我的尸体，我敢告诉母亲吗？我完全可以想象，假如母亲看到我发这样的高烧会急成什么样子。那么她如果知道我故意加重病情以便自杀，她会怎样？我能告诉她吗？我忽然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实把自己吓了一跳：我的真正的死因必须向公安局隐瞒到底，同时也必须对母亲隐瞒到底！
　　我死后留下什么呢？留下了母亲，这个母亲已经勇敢地承担了三个儿子同陷缧绁的精神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和屈辱。还留下一个10岁的女儿，她将从此失掉父亲，依靠祖母过活。祖孙二人终此一生都必须有勇气做一个“监毙”的政治犯的家属，承担我的愚蠢带给她们的新的不幸，而且由于我没有留下来共度难关的勇气，加重了她们生活的艰难。我死了也是个儒夫，永远也不敢告诉她们我是怎么死的！
　　这时我的泪如泉涌，已经把枕头湿了一片，棉被也被惭愧的汗水上下沾湿了。我的世界再也不平静了。我的热血奔流，心脏也因为羞愧而猛烈地跳动。真恨不能飞回母亲身边，对她说我对不起她！
　　我的高烧退了。我仍旧抓住棉被，但没有掀掉。愧悔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想，病好以后首先要给母亲写一封信，回答她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办？

十一

　　我重新开始干活了，并且鼓足了勇气要在工地批判会上扮演“美国特务”的角色。很奇怪，张瞎子没有到工地来，工间休息没有人去干扰我们。又是连续几天他也没有露面，一切都很平静。大家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果然，不久命令下来，叫我们收拾行李，准备调往天津附近的清河农场。命令是由分场负责人张瞎子宣布的。他讲话强调这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改造，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党的爱护和宽大。我不清楚这次宽大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还没有决定去感谢谁。但是我很庆幸能够离开这块本以为要埋掉我的蛮荒地带，并且免去了扮演美国特务的麻烦。另外，给母亲写信的内容也变了，并且容易写了。这些都是好事。
　　后来得知，调到关内是为了防止右派分子偷越国境去和苏修勾结，这样张瞎子所谓的宽大就纯属虚构了。我们受处分的原因是企图（不，是进行）颠覆共产党的领导，而现在中苏关系紧张，我们又有可能去投敌叛国了，处分和调动同样滑稽可笑，因为都把我们的政治意图想得离奇，而且都把我们的能量夸张到荒诞的地步。
　　出乎我预料的是，在我放弃自杀的念头以后没有多久，我又一次走到死亡的边缘。这次是违反我的意愿的。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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