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江岚：我的几个狱友

┃Personal History

© 陈江岚／文

　　1972年3月，我与我的几个同学因“策划组织现行反革命小集团”被关押。最初5个月关押在一所闲置的洋房中；由市革会领导的专案组主持审案，若干高年级同学负责监督，对我们的说法是所谓“学习班”；几个“同案犯”之间严格隔离，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8月，将我们押回学校，进行了一次大会批斗；在历数我们“令人发指的罪行”之后，宣布将我和万晓光——“反革命小集团”的两个为首分子押送徐汇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所设的监狱，在那里关押了111天。这就开始有了“狱友”。
　　所谓“文攻武卫”就是文革中期的民兵组织。文革初期曾号召“革命造反派”要“文攻武卫”，意思是在遭到攻击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文革中期恢复民兵组织时，就以这四个字作为组织的名称。根据毛泽东的名言：“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文攻武卫”也设立了监狱，通常关押一些还够不上判刑的轻微罪犯（是否犯罪当然是按当时的标准），还有一些先在那里初步审查，以后移交司法机关，最后被处以重刑的。
　　我所在的徐汇区“文攻武卫”监所设立在高级居住区的一所洋楼里。文革中许多洋楼的主人被“扫地出门”，这些房子后来就被挪作他用。在那里，我被安置在三楼一间大约16、17平方米的朝南的监室，同监有20来人。后来知道，这些人都是当年6月22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的一次集中逮捕行动（当时被称为“刮红色台风”）中被捕，多半是第一次坐牢，多数比较老实，没有那种欺压难友的牢头。

　　一．老师和同学

　　在批斗会上，尽管我们还算没有受到太大的肉体折磨，但挨批斗还是非常累人的。除了必须长时间低头站立造成的疲乏以外，面对往日的老师、同学、朋友的揭发批判，细细品味会议主持人和发言人对罪行性质的评价，紧张地猜测着今天是怎么一个结局，几个小时下来确实是心力交瘁。到了监所，还是一种疲乏紧张的状态，脑子里还真有些混乱，似乎还在质疑当天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性。
　　到了傍晚，这种虚幻的感觉甚至更强化了。按照监狱里的规矩，犯人们要一遍遍地进行“自我批判”，忏悔自己的罪行（这是“群众专政”的特点）。突然，隔壁监室传来尖利高亢的嗓音，内容大概是心悦诚服地认罪服罪，需要不断地改造、赎罪。令我吃惊的是，这声音竟然出自在我被捕前还在给我们上课的地理老师，一个50多岁的老头。
　　这位老师原先是理发师，1958年大跃进时经选拔突击学习了师范课程，由此进入学校，当起了教师。我个人认为他的知识水平并不很高，能力也不强。在学生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有些滑稽的人；在文革的环境下，很少有人对他表示尊重。因为他姓侯，还有一个“老猴子”的绰号。虽然如此，我仍然难以想象，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场合，为什么这么大声地糟践自己，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耻的流氓。
　　由于看守禁止我与其他囚犯说话，这个疑问一直持续着，这个声音也每天准时地在隔壁监室响起。几天后，在三楼的厕所里，我终于见到了他。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们多说话。我只能悄声问他：“什么时候进来的？”他简单地回答我：“5月。”“为什么？”“说不清楚。”
　　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守对我不得与他人交流的限制逐步松弛，我与同室狱友也慢慢熟悉起来。有一个年轻人我总看着眼熟，但想不起他究竟是谁。直到有一天他主动告诉我，他是我同校的学生，高我一级。
　　他告诉我，那位地理老师是由于“流氓罪”进来的。当时他正带领比我高一级的学生在农村劳动。一位女同学大概是在劳动中受了伤；由于侯老师做过理发师懂推拿，就请他简单地治疗一下。后来那位女同学告发，大约是说侯老师在推拿时手到了不该到的地方；侯老师拒不承认，于是校领导决定，从上海郊区农村直接被送进了监房。
　　可以看得出，这位侯老师是努力做一个模范犯人，以争取早日出监。这既表现在每天重复的忏悔，高声地糟践自己，也表现在经常地承担一些内部的劳动。承担的工作多了，难免出一些差错，于是又要更严厉地批判自己，说所以出现这些差错，是因为“世界观没改造好”、“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在以后的100多天里，他没有直接说起他的案由，只是有几次含含糊糊地说他感到冤枉，是当时学校的领导有意陷害。这些领导中有驻校工人造反派（当时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有教师和干部。将我和我的同学送进监狱的也是这些人。
　　3个多月后我离开“文攻武卫”监所时，他还在那里每天高声忏悔。1977年7月我平反出狱后又见到他。他告诉我，在“文攻武卫”他被关押了1年左右（我记不清了），出狱后回到学校，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教师工作，补发了关押期间扣除的工资。说起当时的牢狱生活，说起当时闹的一些小笑话，他的态度是豁达开朗的。
　　当时他的冤狱也快要澄清。他告诉我，在他为那位女同学推拿时，根本没有任何出格的行为，而且当时有许多人在场，可以作为证人。那位女同学的告发当时就自相矛盾，而且几次反复；很可能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不久，侯老师的平反决定也下达了，好像还给予了一定的补偿。这时，他已年届60，心满意足地退休回家了。如果他还健在，现在该快到90高龄了。
　　还要补充一下背景情况。我当时所在的那所中学成立于1964年。虽然学校不大、同事相处的时间不长，文革初期却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老干部受到迫害，造反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也极为激烈。文革初期至少有两位教师被捕，其中一人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关押了3～4年后，在我被捕前一两个月被释放；另一人经拷打被迫承认犯了“流氓罪”，在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判决“管制”，定性为“坏分子”；戴了这类“帽子”，就成为了“阶级敌人”。这两位老师在文革后都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除了他们两位以外，受过冲击、受过拷打的人就难以计数了。1994年，母校邀请我参加校庆20周年筹备。从老师们的言谈举止中我感觉到，学校建立最初3～4年同事间积累的怨恨，20年后似乎更加深重。

　　前面说过的那个同校同学，当时17岁。从他那里，我听说了在我们被捕以后，在整个徐汇区的学生中都流传着关于我们的神话。我们被描述成一批神通广大的人，能飞檐走壁、精通几国外语，为筹集反革命经费甚至还抢过银行。
　　监狱中不允许交流案情，年轻人毕竟顾虑少，很快他就把案情悄悄告诉了我。
　　那时，每年的劳动节、国庆节，上海的外滩、南京路、淮海路都要张灯结彩，与现在相比当然要逊色得多，但在当时却是难得一见的景观。这几天的夜晚，那些地方都是人山人海。男男女女摩肩擦踵。在厉行禁欲主义的年代，有些人就会过度兴奋；也有一些流氓混迹其间，制造了极为恶劣的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连续几年都发生了这类恶劣案件。
　　由于不能交流案情，我能了解的肯定不如办案人员，下面的情况不一定准确。那一年的5月1日，他与同学朋友一起去淮海路，在那个热闹的地方，不知怎么就追上了一个或几个女学生。看到流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加上引号）挑逗，女生或女生们很快落荒而逃，进入女厕所避难，我同学那一伙又追了进去。后来的情况对我来说又是空白，但似乎并没有发生特别恶劣的事情。有些印象的是，事件的首要分子当时就被捕了。我的这位狱友加同学好像不是主要角色，怀里揣着个兔子回到了家里，但最终还是没有挨过去，在6月22日的“红色台风”中被抓捕归案。
　　我原先并不认识那位同学，据我在监室中的观察，他应该还是一个老实人，胆子并不很大。在说起他的案情时，始终吞吞吐吐，很难判断具体情况究竟如何，他本人在其中又是怎么一个角色。大约在10月，上海进行了一次集中宣判，至少有20人被判处死刑，还有几十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十多年有期徒刑等重刑。被判死刑的人中间，有一起案件就是国庆观灯时聚众闹事，扒光了一位女士的衣服横加侮辱。至少有一人犯（可能还更多）被判死刑，其他的刑罚也很重。
　　这一系列判决在监室内多次宣读，目的应该是让我们这些犯人对号入座，充分认识自己罪行的严重性。有些看守为了显示自己“政策攻心”的能力及个人的人格魅力，判决宣读后到监室作了长时间语重心长的报告，大意是要相信“党的政策”，不要丧失希望，积极配合政府，争取宽大处理；其间列举了许多判决中的例子。
　　在以后的几天内，监室中就这些判决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每个人都结合公开判决的案件，高声忏悔自己的罪行；乘看守们不在，又低声进行犯人之间的讨论。有人告诉我，某看守说，现行反革命也不一定都会枪毙，是专门针对我说的，告诉不应放弃希望。当时我确实是吃了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会被枪毙，还天天在盼望着重回革命队伍。但我的那位同学显然忧心忡忡，对自己的前景失去了信心。不久以后，检察院来人审讯了他。又过了几天，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走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命运如何。两年以后，在青东农场即上海市第六劳动改造支队，我遇见当年同在徐汇区“文攻武卫”监狱的狱友，他们告诉我这位同学最后被判了5年徒刑。
　　此后，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我的同室狱友中还有一位中学教师，看起来其貌不扬，看起来很低调，当时大约在二十六、七岁。
　　我的同室狱友坐监的资格都不老，基本上没有欺压狱友的情况。但这位老师却明显地被其他犯人看不起，有一点一人向隅的样子。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不齿于和其他犯人为伍，主动与他人拉开距离。我是“穿着红马甲”进去的，在进监室的第一分钟，看守就宣布任何人不能与我说话。但这一禁令真正实行的时间大约只有3～5天。不到两个星期，大多数犯人就与我混熟了，最寡言少语的狱友，大约一个月后也把自己的案情告诉了我。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既不知道他的案情，也不知道他的职业，以及其他任何情况。
　　大约2个多月后的一天，同室狱友中另一个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似乎是隧道工程的技术员，不知是不是出于“文人相轻”的心态，轻蔑地表示他很清楚那位老师的案情，并暗示其供职单位是一个与当时徐汇区仅有的4个电影院之一重名的中学。这时我才知道他的教师身份和他供职的单位。
　　从进监狱的第一天起，我始终为自己中断的学业而担心。这时我看到了学习的机会。于是我开始与他商量能否跟他学习中学课程，他欣然允诺。在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陆续给我讲了一些代数知识，以及其他科学常识，也断断续续地说了他的一些情况和进监狱的大致原因。
　　他的家乡在安徽，是一个大家庭中最小的儿子，从小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爱，因而多少有些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这种个性或许也表现在与同学、同事和领导的关系之中。他毕业于安徽一所大学的体育专业，分配到上海徐汇区的日晖中学任教。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学生。从他语焉不详的谈吐中判断，应该是67、68或69届的毕业生。他没有说他们的感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但多次明确地告诉我：第一，他们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第二，那位女学生最后是下乡务农了。
　　大约在11月下旬，他两次被带出监室。
　　一次是提审。回来后他似乎有些惶惶然，但又认为他的案子不久就要结案。那个隧道工程的技术员似乎有他的消息来源，说提审他的是检察院的预审员；看来他的问题要“升级”，就是说可能要判刑。我问他时，他确认是检察院的提审，但他说向办案人员说清楚了自己真实的情况，似乎也得到了那些人的确认。因此，他认为自己不久以后可能就会释放，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判刑。应当说明的是，在每天例行的忏悔中，他并没有过分地糟践自己。
　　另一次是他的姐姐等从老家来探望他。回来后他告诉我，他的姐姐语重心长地说：从小大家都照顾他，宠他，看来多少是害了他。他从小就不愿意服兄长的管束，说是自己能把握自己，想不到最终还是出事了。我现在不能恰当地表达当时的语境。他转述的姐姐的话，充满了亲人的关怀；他说话时也充满了对亲情的眷恋。
　　11月30日是我的17岁生日。早几天他就告诉我要给我一个惊喜。那天早晨，他拿出一支北京产的牙膏，向一位室友借了一支天津产的，加上我自己的上海牙膏，各挤一点亲手涂抹在我的牙刷上，让我用中国三个直辖市的牙膏刷牙，说是象征着我未来可能的远大前景。在牢狱生活中，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礼物，至今令我感动。当天，他和其他狱友掩护我，一整天没有悬挂那块10×20厘米的号码牌。比起一般监狱贴在衣服上的号码来，这块巨大而沉重的木牌更具侮辱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那个监狱，回到了原先的那座洋房，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单独囚禁生活。1977年我出狱后，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一个工友恰好是当年那个学校的学生。我向她打听那位老师的下落。她说好像那个老师最终的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判了10年左右徒刑。以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破坏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是文革中后期发明的一种罪名，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这一罪名通常指两种行为：一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威胁利诱下乡女知青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一般是国营／军垦农场的干部，或地方上的基层领导；二是教师与女学生有性行为（不论是否恋爱关系），以后利用权力帮助学生逃避下乡劳动的。
　　我的那位狱友当属于后一种情况。按他的说法，他与女学生是在谈恋爱，但可以定罪的两个情节都没有发生，应该是一个冤案。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没有听说类似案件获得平反。如果他能抓住机会澄清案情的话，最好的机会看来只能是减轻刑罚，提前释放。摘掉头上的“帽子”看来不易。

　　二．老人和孩子

　　我所在的监室中有3位古稀老人，最老的一位可能已年近80。其中一位是个老山东，年龄可能已经有七十二、三，据说早年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文革中明确规定国民党军队连长以上属于“专政对象”，他肯定够不上这个级别。平时他很少与别人说话；有一阵他常常与我唠叨，说中国有句俗话，叫“70不过夜、80不过饭”，意思是70岁和80岁的老人一夜之间、乃至一顿饭的功夫就可能发生不测，因此不应该让一个老人长时间地远离家庭。
　　他从来不忏悔自己的罪行，看守好像也不找他的麻烦。与其他狱友一样，他也是6月进来的，直到10月份，似乎很少被审讯。但到了10月底或11月上中旬，连续被带出去几次，每次回来情绪都十分激动。不知道究竟是从什么途径，我们都了解了他的情况：他是因为与居委会（那时或许是称为“里革会”，即里弄居民革命委员会）干部发生争执，由居委会上报，在那次集中逮捕行动中抓进来的。经初步审讯发现，这完全是极为普通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完全够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罪行”，把这样的老人抓进来是个完全的错误。在关了一些日子以后，监狱当局就打算放人。
　　出乎意料的是，老人及其子女犯了山东人的倔脾气，坚决要求专政机关及居委会／里革会正式道歉并给予补偿（不清楚提出了什么具体的条件）。“群众专政”机关是不能轻易认错的，但也不愿意将错误继续下去，于是就派人说服居委会和老人的家属，大家各自作一些退让，息事宁人。老人的子女也深知“70不过夜、80不过饭”的道理，终于同意让步，于10月底或11月初来监狱接老人回家，其它问题以后再说。为了免除日后的麻烦，居委会和“文攻武卫”坚持要求老人及其子女必须首先在一份具结书上签名，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不再上告，遭到老人的断然拒绝，于是陷入僵局。一个月中老人几次被提出监房本来是要释放的，每次又回到监房，就是这个原因。
　　时间很快到了11月下旬。大家发现老人神情有些异常，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在一些装药片的小纸片上写些什么，又经常一个人抹眼泪。大约在11月27日，老人宣布开始绝食。这一下，监狱当局立即慌了神；半天之内由低到高各个级别的看守乃至指挥部的负责人进来又出去，软话硬话都说了个遍，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第二天，监室内外还是一样的忙活，老人被带出去了几次，从回来后的神态看，僵局还没有打破。到了中午，给老人端来了较好的饭菜，老人仍然毫不动摇。同室狱友虽然看着眼馋，但没有人敢动那“美味佳肴”的脑筋。
　　第三天，老人又被带了出去，直到中午才回监室，回来后端起饭碗就吃饭。看他吃饭时的模样，这几天真是饿得惨了，但似乎还没有饿坏身子。说老实话，在老人开始绝食时，几乎所有的狱友都暗暗希望老人能将斗争进行到底，给监狱当局一个难堪。从当时的样子看，老人似乎是妥协了，大家不免都有些失望。我向老人问个究竟，老人只反复说：如果他们不照着做，就还要绝食。
　　一两天后，我就离开了那里。这场斗争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我想，在当时的环境下，讨回公道恐怕不易。
　　另外两个老人的案情也有很多疑问。那个年近80的老人好像是个孤老，思维和行动能力都已明显衰退，不能偷、不能抢，我想更没有性能力，同时也肯定不是反革命。另一位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麦芽糖的小贩，控告他的罪名是玩弄男童。这样两个老人都被拉出去批斗过。前者回来后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听到了些什么。那位小贩平时也不多说什么，那天挨批斗回来后气得浑身发抖。有一两个狱友过去在街上看到过老人沿街叫卖，分析说可能老人平时喜欢几个孩子，经常给些吃食，以致引起猜疑。我相信监狱当局并没有掌握他们犯罪的证据，但抓进来了就要关。
　　当时有一句话，叫“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以后释放的时候，是一种标准化的解释。这8个字与秦桧的“莫须有”3个字比起来，危害之广、之深毫不逊色。在我们坐监的人看来，实在有些暗无天日。

　　同监室还有一个孩子。说他是孩子，是因为他比我还小，大约还刚到15岁。与那些成年人不同，他很爽快地就向我说明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基本案情，尽管我并没有刨根问底。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大约10来岁时母亲又去世了；家里至少没有较近的亲属，他和小他两、三岁的弟弟相依为命。母亲去世时留下一间（套？）还算不错的住房——至少听起来是这样，所处的地段也算是中高级公寓区。因此，兄弟俩没有被送到福利院，可以住在自己家里，生活费由居委会提供，每月12元或15元，在需要时还能得到棉衣等生活用品；生活虽然苦些，但还过得平静、过得下去。
　　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最大的风险就来自朋友。一旦“轧了坏道”（上海话，意思是进了不良少年的圈子）就难以控制自己。在缺少家长引导、学校又疏于教育的情况下，他也不由自主地“轧了坏道”。对于那些喜欢摆脱学校家长的少年来说，他家的独立住房无疑是最好的活动场所。于是，他家就成了人声鼎沸、乌烟瘴气（本来意义上的，即满是香烟气味）的场所，想必给邻居带来了干扰。更糟糕的是，那些朋友还是偷儿，虽然情节不一定很严重。他们常常将偷来的东西寄放在他的住所之中，有些就直接赠送给他们兄弟俩，资助他们的生活。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有四、五十个小时在上海活动。为了确保这段时间（如果考虑到美国记者，时间还更长一些）绝对不发生任何麻烦，上海集全市之力，采取了一系列极为严密的控制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将那些有前科、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名单由各基层单位提供。我们的这位小朋友就进了那种“学习班”，集中“学习”了两个星期，由此就进入了“专政机关”的视线。
　　他没有说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否多少有所收敛；我想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在缺乏管束的情况下，连续收敛3～4个月恐怕很难。到了6月，“群众专政”机关要“刮台风”，又向居委会征集名单；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他就被带到了这个地方。
　　我对他很同情，在可能的情况下也给予他极其有限的帮助，例如，天冷了就与他合盖一条被子，或给一支牙刷半支牙膏之类。监室里不允许合盖被子，看守有时夜晚要突击检查。但看到我和他，从没有说过什么。
　　听了他的案情，我认为并不严重，要不了多久就能释放。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是盗窃团伙的“首要分子”，理由也就是上面说的两条，即赃物存放在他的家里，别人偷盗但赃物却给他们兄弟用。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也有些忧郁，但不是太深。他更担心的是他的弟弟，看来只有进福利院一条路了。
　　他曾将他家的详细地址告诉过我，因为担心搜查，只能记在心里。等我出狱已经是4年半以后，只记住了他家的弄堂号，不记得门牌和房号了。刚回来时，经过那条弄堂总想进去看看，但又不愿意向别人打听，这就永远失去了联系。我想，所谓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应该是办案人员吓唬他的，最后定案不会是这样的；即使是在那种年代，我还是相信他的命运不会那么严酷。

　　三．一个普通的重刑犯

　　有些人不能说没有过失，但最终得到的惩罚也超出了应有的限度。
　　有一个大约45～46岁的狱友，是某纺织厂的机修工，妻子恐怕也是普通工人，家里有两、三个儿子，至少大儿子年纪应该在20岁上下，家境贫寒。看得出，他很疼爱儿子。在监室里，他是一个不受尊重的人。
　　20世纪70年代初期，天气比现在冷得多，到10月下旬就要穿上厚厚的毛衣。监狱里营养不良，如果家里衣物一时没有送到，冷空气一来就会瑟瑟发抖。这位狱友家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寒衣，如果有也都给儿子穿了。在寒冷的季节，监室中他穿得最少。
　　他曾介绍他的穷人御寒法，说是在寒风中先将上衣脱光，作一定的运动后再一件一件慢慢地穿起来，一定会感觉温暖。过了几天，看守让我们擦身（当然只有冷水）；擦完后我试了试他的方法，故意慢慢地穿衣；穿完后果然感到很暖和。听我一说，他显得特别高兴。
　　没想到，我当时体质较差，当晚就病了。我只是感到难受，迷糊中只觉得睡在一个穹顶下面，脑袋好像被无数根木头撑着。后来想起来，这好像就是躺在墓穴中大的感觉。可能当时我有些折腾；这位狱友发现了过来一摸我的额头，发现烧得厉害，立即要叫看守带我看病。我反复阻止，还是阻拦不住。由于他的反复叫唤，看守们咋咋唬唬地过来了；看我还不像马上会发生不测的样子，就答应会向第二天早班看守交待，白天带我去看病。这一晚，他不时地过来查看我的病情，又向看守要水给我喝，非常焦急的样子。我必须说，只有他一人在张罗，其他人都安静地睡着。我也能够肯定，他对我的照顾，绝不是害怕我把生病的原因归罪于他的御寒法。
　　这次生病持续了两三天，他也照顾了两三天。说老实话，我对他有些讨厌；在此前和此后，对他说话一直很不客气。现在想起来还有些愧疚。
　　随着时间的推移，监室中的气氛慢慢活跃了起来；他也一句半句地介绍了自己的案情。事情是由他的儿子而起。
　　他的儿子也“轧了坏道”，与一批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那些人也喜欢到他家去玩。我认为，我们的这位仁兄虽然总的说是一个朴实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做人糊涂，对儿子的溺爱达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对儿子朋友的品质也缺乏判断。休息天他就会与儿子及其狐朋狗友一起聊天。他年轻时练过几天拳脚，可能也有些狐朋狗友，知道一些旧社会流氓帮派的轶闻。与儿子及其朋友们在一起，得意起来就会露上一手，做做业余武术教练；喝了几口酒又会吹吹那些流氓故事。后来，儿子出事了，在一次“红色台风”中被抓了起来。
　　溺爱孩子的他慌了神。为救自己的孩子，他就向“专政机关”举报儿子的那些狐朋狗友。我想，他举报的可能都是事实；他的儿子可能确实是被那些人带坏的；许多坏事很可能也是其他人做的。那些狐朋狗友立即被抓了进去。但他们马上想出了报复的办法。他们承认自己确实做了坏事，又众口一词地说所有的坏事都是在那位仁兄唆使下做的。于是，儿子还没有放出去，他自己却进来了。
　　他的家庭观念很强，在监狱里还时时惦记着家里的事，除绝对需要，从不要求家里送钱送物。他一直努力做一个模范犯人。不管是办案人员、看守还是同室犯人，别人说他犯什么罪他都认，每天做着“深刻”的忏悔。不论有没有罪责，我相信他肯定如“竹筒倒豆子”般，一进来就交待了全部问题；在别人的暗示或明示下，又承认了许多他没有的罪行。他本人有病，我认为可能病还不轻，但不管别人需要不需要，总是想着照顾别人。正因为如此（请读者来评价究竟是优点还是缺陷），他总是被人看不起。在家里被儿子及儿子的狐朋狗友看不起，在监室里又被狱友看不起，甚至受到欺负。但我认为，他的老婆虽然可能会有抱怨，还不至于看不起他。在偶尔谈到纺织业的一些技术问题时，他也会眉飞色舞。我想，在工作上他还有一定的成就感。
　　2年后在劳改农场从其他狱友处听说，最终给他的定的是“教唆罪”，被判了10多年徒刑。在那个时候，顶着这个罪名被枪决的，在上海也不是一个两个。虽然他很难继续为家庭尽责，但在办案人员和看守们的循循善诱之下，或许他会感到最终还是得到了宽大、因而很快找到应该心存感激的理由。
　　他是谦恭、卑微的；即使在犯人们眼里，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我看来，这样对待他还是很残酷的。

　　四．我的“反革命”朋友

　　1972年12月1日回到隔离监室，差不多整整两年后，1974年的11月22日，判决终于下来了。最后的定性是“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定刑是劳动教养三年。在一个转运监狱待了6天以后，就被押往上海青东农场，那个单位的正式建制是上海市劳动改造第六支队。说是劳动教养，在那个时候完全按照劳动改造方式进行监管。
　　在那里，绝大多数人犯的都是刑事罪，但也有少量政治犯。在刑事犯的眼中，政治犯是“有信仰的人”，有一种敬畏的感觉；除非自己犯贱，一般不会受到欺负。正因为如此，在以后近3年的劳改生涯中，可以说我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没有吃过什么特别的苦。就劳动的艰苦程度和基本生活条件说，比起那些上山下乡的人可能要好得多。吃了官司但没有吃苦，我因此感到惭愧。
　　知道我是“反革命”，人们很快将其他“反革命”引荐给我。
　　在那里第一个认识的反革命是殷志春，又名（曾用名?）云龙，父母住在上海市南市区。
　　农场的犯人住大监室，40多个人一间，分2层共4排；每人的铺位之间用一年四季是挂着的蚊帐间隔。每天晚上，人们就按帮派或个人关系，聚集在一顶顶蚊帐里。每天晚上，很自然地我就会坐在殷志春的蚊帐中参加闲聊。
　　我告诉他，在我判决之前，很担心会被定为“敌我矛盾”；在判决大会以前甚至在口袋里藏了一把小刀；如果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话，就准备割腕。大会上听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松了一口气，那把小刀也被搜去了。但到那个转运监狱，听说我们一批人中有一个属“戴暗帽”，即内部控制为“敌我矛盾”的；连打听带分析，人们普遍认为那个“戴暗帽”的就是我，于是心又悬了起来。
　　当时我让他帮助分析一下，希望能排除我“戴暗帽”的嫌疑。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告诉我，他不是“暗帽”，而是正式被定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此，他没有任何的自卑感。将来被释放以后，如果可能与什么人有较深入的交往，他一定会首先告诉他（她），自己是一个“戴帽”的反革命分子。他认为，我的忧虑纯属幼稚，是对自己缺乏信心的一种表现。再说，“暗帽”和“明帽”之间，“暗帽”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都是头上有紧箍圈的人。虽然他没有说得很具体，但还是隐约表示了未来可能的变化，确信我们的前途现在还没有被决定。听了这些，我感到释然，感到即使现在来给我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我已不会有丝毫的精神压力。这对我以后2年多的劳改生活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他对自己的前途仍信心十足。他说，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受一个叔叔（伯伯、舅舅？）的影响，产生了一个理想，要遍游祖国大小城市、名山大川；文革初期的大串联让他实现了这个理想。后来又产生了周游世界各国的理想。当时我对他可以说是产生了一种类似崇拜的感觉，毫不怀疑他必定能够实现这一人生理想，虽然在当时的管制状态，不仅是对一个反革命分子，对于任何普通群众乃至各级领导干部，这都很难想象。
　　他知识渊博。我没有向他系统地学习中学课程，但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科学常识、中外历史，听到了许多趣闻轶事。他的字写得很漂亮；我请他给我写一个字帖。很快他写了一个给我；字是楷体的，内容是中国古典诗词。一些脍炙人口的古典名句，我是首先从这本字帖中看到的。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就三三两两，集中到一个个蚊帐之中。殷志春很健谈，还擅长讲故事，但如我一样每天出席他的蚊帐沙龙的人并不很多。他的话题极为广泛。由于有了我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小兄弟，显然大大提高了他的兴致。他告诉我，他是第五次进监狱，这一次进来被判了5年劳动教养，到现在已经3年左右，是最长的一次。他说自己在文革初期是相当一个级别的红卫兵骨干，参与组织了一些重大行动，有时暗示似乎是组织了一些大规模的武斗。从1968年起，他就不断地进监狱，到过很多秘密场所。他告诉我，人们都知道上海有第一、第二两个看守所，但他到过第三看守所。那是一个秘密监狱，位于上海某某路75号院内，是专门关押高级领导干部和其它特别重要犯人的地方。他有幸在那里被关押了若干个月。他还说，他的父母是国民党军统巴黎站的站长，解放前夕宣布起义，弃暗投明。
　　时间长了，我就感到他所说的越来越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力，扑朔迷离，真伪莫辨。除我以外还有一位每天到殷志春蚊帐沙龙报到的忠实追随者，被大家叫“小兔”；应该是属兔的，出生于1951年，是他的邻居，以前也曾与殷一起坐过监。我问他殷的父母是不是军统起义人员，他说他认识他父母，是卖肉的，至于以前如何，就不得而知了；而且他也不很清楚殷几次三番进监狱的原因。他说这些话，态度很自然，没有什么出卖朋友、要避人耳目的意思。我想，军统起义人员到文革时沦落为卖肉的并非不可能，但至今我还是不知道殷志春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我所在的中队南市、虹口两区的人最多，形成了虹口、南市两大帮派。我到那里的前一、两个月间，两大帮派之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械斗，据说就在狱警严密监视之下，帮派领袖一声号令，顿时血肉横飞，两三分钟里轻、重伤30～40人。此后当然是一场惩治运动，两派各有10多人被再逮捕，加刑，押往重刑犯监狱。两大帮派当然也很快产生了新的领袖人物。不知道殷志春在惩治运动以前的角色，但现在是南市帮的一个准领袖人物，确切些说可能应该是军师式的人物。最初我并不知道南市帮、虹口帮等等，但南市派有反革命而虹口派没有，自然而然地我就成了一个准南市派。
　　当时，虽然“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帮派械斗已经基本结束，但争斗还继续存在。群体性赌博是一个重要形式。
　　青东农场离上海市区大约40公里，每月都有一次家属探望日。原先隔离审查时我的父母不能探望，也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到了农场以后，我深切地体会到父母对子女的爱和深切的思念。无论烈日当空还是寒风呼啸、无论急风暴雨还是大雪纷飞，我的父母一定会准时来探望我；其他人的父母也大都如此。我的父母还是严格地遵守监狱的纪律，从不违反规定私送现金和烟、酒等违禁品；但其他许多父母为让儿子过得好一点，不惜冒财产损失和让自己出丑的风险，每次都想方设法递进一些违禁物品和禁止直接交给犯人的现金。每一个探望日（监狱里叫接见日）以后，监区里就有了一大笔现金，群体性的赌博就此展开。用不了多久，所有的现金就集中到了某一派的手里。如果意犹未尽，就会拿出其它筹码，如手中尚存的烟、酒等等；烟酒赌完了，还会赌肉。农场里每5天吃一次肉，每人每次约2两。有时所有虹口区及依附虹口派的人一次能吃4两肉，有时这样的好事就轮到了南市帮。
　　我到那里以后的第一次大赌博，南市帮一败涂地。小兔来找我商量，能否将我的那份肉让出来，给他们去还赌债。我毫不犹豫就给了他。下一个月，南市帮大获全胜，小兔拿了一份肉来给我，我谢绝了。此后，我作为政治犯受人尊敬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但殷志春对这类事有些热衷。看到了这一点，我对他的崇敬感就大打折扣。到农场的第4个月，中队照顾我，把我调到饲养场。那里工作相对轻松，可以避免日晒雨淋，比起大监房来还更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当时监狱里严禁烟酒，但监房内烟酒始终不断，饲养场就是一个秘密通道。此外，饲养场内用作饲料的玉米粉、大麦粉、盐巴等等，也是人们所期待的补充食物。我到饲养场以后，殷志春自然希望我成为南市帮的一个交通员。我很勉强地为他们搞了一两次盐和玉米粉等，以后就明确告诉他们，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我确实感到害怕，但我也确实认为，政治犯不应该做这样偷鸡摸狗的事。烟酒就不说了，农场的犯人每月可以有40斤的粮食，家里送粮票的话还可以更多。比起周围农村的人，供应要好得多了；即使短斤少两，也不至于饿着。
　　殷志春说话不注意避人，是我疏远他的另一个原因。他在蚊帐中说的某些话，甚至比导致我入狱的“反革命言论”还要过分。我多次提醒，但他总是说，“他们（即其它犯人）听不懂”。大约在我到农场的半年以后，我与他就不再来往了。
　　到1976年夏天，国内政治形势趋于紧张，监狱当局显然也接到了严格监控政治犯的指令。当时虹口帮的人又告发了殷。中队的宋教导员以一种看似非正式的方式向我了解殷志春的言论。他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与殷交往密切，一定谈过政治。我编了一套胡话，说是殷总是在提醒我，这里的人非常复杂，不要轻易相信人，诸如此类。我当然知道宋的询问意味着什么；现在我还认为，如果我将他当时的言论和盘托出，足以让他判15年徒刑。
　　宋教导员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他出身于公安世家，原先在市公安局工作；1957年犯了“错误”，被发配到劳改农场。他同情我，对我和我的父母提供了很多照顾。这一次他的询问也只是过过形式，否则没有那么简单。
　　事情还没有完。
　　1976年9月9日下午，与农场一河之隔的青浦县农科所广播喇叭中传来了急促的声音：“下午5点有重要广播，请同志们立即收工！”大约3点50分开始播出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下午4时有重要广播。”当时我在饲养场，殷志春正在距饲养场二、三百米的地方干活。远远望去，只见他很激动地与周围的人说着什么，我想这是在发表他的预见。过了几分钟，正式的广播开始了。只需播音员吐出第一个字，足以让人判断后面将说些什么。这时，只见他手舞足蹈，极为兴奋。我想他一定在说：“你们看，我说对了吗？！！”在我看来，如此表现纯粹是引火烧身，无异于自杀；不只是政治意义上的自杀，而且是在直接意义上消灭自己的肉体生命。
　　当天晚上，事情又有了戏剧性的发展。
　　晚上，中队组织大家集中收听广播。当四周各个地方广播声相继响起时，我们中队的喇叭竟然哑了。一阵手忙脚乱以后，发现某个角落里电线断了。这自然成为一个重大专案，集中力量予以彻查。很快，虹口帮就有人揭发，说是看见殷志春曾在那里出现过。
　　从第二天起，他就失去了踪迹，直到1977年3、4月间，殷志春被扣上一个“传播封、资、修故事”的帽子，加长了两年刑期，又出现在中队的监房里。据说那半年里他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无从判断究竟在什么地方。197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看到他独自一人在大田干活；这一次，他有一点蔫。

　　在中队的大田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悠然骑在牛背上；如果吹一支短笛，完全是传说中的牧童模样。人们都叫他“小反”。我也这么叫他，但不知道究竟是“小贩”、“小凡”或其它的什么。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所谓“小反”就是“小反革命”。他来自横沙岛，是文革期间岛上最大（可能也是唯一）的反革命犯。他的罪行，是纠集了一群孩子，不知怎么过度兴奋起来，叫嚣：“你们有魄力吗？谁有魄力就跟着我叫：‘打倒某某某！’”在当时这样的事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当时他只有十五、六岁，我相信他没有什么“反革命”思想，未必真想打倒“某某某”。他为他的“魄力”付出的代价是劳动教养5年。但在青东农场，他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自在。中队充分发挥他的特长，几条牛被养得膘肥体壮。我很羡慕他的自在。在我到农场1年以后，他刑满释放了。

　　这里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大致情况。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引发了人们对文革以来视为神圣的东西的质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架下，出现了一种说法以消除人们的疑问，说是资产阶级总是要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因此“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我们这些“反革命集团”的骨干都是十五、六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从小是同学好友。1972年初，由于某种机缘聚集在一起，从自己的角度对国家、政治进行评价。依据上述“理论”，我们认为目前的高层领导中肯定存在潜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准备斗争。由于对文革及文革新贵的不满，在七嘴八舌的议论中，矛头渐渐集中，针对的恰好就是日后成为“四人帮”的那四个人，以及当时上海的当权的文革新贵们。我们为自己的组织起了一个响亮的名称，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开展了相当认真的学习，写了一些体会、杂文和日记。年轻人总喜欢出风头，因而很快受到学校领导的注意，并很快掌握的证据。
　　有一件事多少令我有些诧异。在我们被捕前几天，我们写的一篇杂文先后被两个同学的父亲看到。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这篇杂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申明的观点，最多是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对某种投机分子的讥讽。但两位父亲看到文章后的反应惊人地一致，都一口认定这是“反革命”文章；以后这篇文章也是“反革命集团案”的核心证据之一。
　　被捕以后，我始终有一种犯罪的自责，认为尽管自己没有反革命的故意，但至少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刚到劳改队时殷志春的开导大大减弱了我的自责，提高了我的自尊。1975年，我对革命、反革命等问题的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1976年，这种认识似乎更向“反革命”、确切些说，是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发展。这时我遇到了另一个“反革命”。
　　他姓马，据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我在徐汇区“文攻武卫”监狱时他也在那里，那时他被单独关押在一个黑屋子里（我在那里时好像也听说过有这么一个“铁面人”）。他也是“戴帽”的反革命分子，在中队的电工组工作。与我所在的饲养场一样，这个地方工作相对轻松，行动相对自由。
　　我忘了怎么认识的他。从某一个时候开始，每逢到大监区看电影，我都要与他“密谈”几十分钟。据说当年他的被捕就与“收听敌台广播”（可能还有传播相关消息）有关。令我诧异的是，在劳改农场中他还有得到外部消息的能力。
　　1976年的四五事件给我以极大的震撼。每个人都感到形势越来越紧张。我清楚地记得，一位犯刑事罪、名叫乔红根的狱友对我们说，我们这些罪犯都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因此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媒体报道四五事件及当时中央决议的同一天，恰好有一名劳教人员因屡犯监规被加刑两年。当晚朋友与他喝酒表达友情、表示安慰。这位仁兄酒喝多了口出狂言，说是一定要为邓小平翻案。不料与他有隙、人称“辣椒皮”的某人立即向上报告。几天后即召开大会，宣布逮捕那个反革命分子。该分子神情镇定，安静地听完所有会议发言，被带离会场时，说了一声：“辣椒皮，我在提篮桥等你！”当时会场上无一杂音，连看守们也没有一句斥责的话。后来有传闻说至少要判他15年徒刑（“四人帮”粉碎后，他又回到了农场，说明他已经不必为那句不知轻重的话付出更多的代价）。
　　就在四五事件后不久，老马就告诉我，四五事件的真相，是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但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他没有说更多的细节，我本人也能够想象。那一刻，过去我长期理不清的问题都有了答案。
　　我确信当年我除了幼稚以外并没有本质的错误；对于文革、对于当时执掌大权的那些人应该质疑、应该斗争。5月，他又告诉我，中央发出通告，毛泽东同志不再接见外国宾客。我感到，一个时代应该结束、也快要结束了。可能我说话时情绪有些激动，他反复告诫我一定要沉住气；说变化时期是最危险的，对我们这些反革命来说尤其如此。
　　转眼到了1976年9月9日。在下午的那一刻，人人心里一定都不平静。前面已经说过殷志春的反应。我在听到集中收听“重要广播”的通知后，与殷志春一样，也立即作出了判断。我找到一个好朋友，听听他的判断。他迟迟疑疑地说：“我想……大概……”；我打断他的话，说“不要说了，你想的和我一样。”
　　那个天大的消息播出后，老马显然忘记了几个月中对我的谆谆告诫，抑制不住心中的冲动，从3里多路以外的中队部直奔饲养场。看到我，一把将我拉到一个角落，反复地重复着：千万要注意保护自己，这一个月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等等，等等。我当时想，在目前这种重大关头，两个“反革命分子”凑在一起，是最大的危险。如果真的要保护自己，在未来这不确定的一个多月中，除非绝对必须，绝不能再碰面，尤其不能躲在“阴暗角落”窃窃私议。我多次打断他，仍无法平息他内心的激动。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他，我只能撇下他，走到人多的地方。老马此时显然还无暇体会我的意思，带着一肚子没说出来（我想也没有整理好）的话，悻悻然地走了。
　　这时，“小反”已经期满释放，殷志春在9月9日当晚就关进了禁闭室，第二天又到了不见天日的地方；中队里只有我和老马两个“反革命分子”。在以后的1个多月里，我尽量不去中队部，避免与老马的接触；我想老马也想到了我们见面的危险，没有主动来找我。倒是有一、两个因刑事问题进来的狱友，我和他们可以无话不谈。当时与他们讨论中国前途时，有些预见后来一一实现了。
　　这一时期，我内心十分紧张。如果中国发生动荡、内战的话，我们这些已经在监狱里的政治犯可能首先成为牺牲品。我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变化，但报纸上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大约在10月3、4日，报纸报道了一次外事活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都没有出席。那天我遇到老马，说我认为极左派有可能已经失势。老马断然否定了我的看法，说江青是极左派的领袖人物，江青在就说明极左派势力还在。他对中国政局的了解程度显然远远在我之上。我与老马约定，如果出现了最坏的情况，我们就分头逃出去找游击队。
　　困境中的人特别相信预兆之类，我也不例外。10月8日和9日或9日和10日，连续两夜我梦见打仗的场景。我认为这预示着内战已经一触即发。我做好了准备，如果第三天还做这样的梦，我必须立即出逃。幸运的是，第三天这样的梦境没有重复。后来从报道中知道，那几天“四人帮”已经被逮捕，但其在上海的那些余党正策划武装叛乱，当然叛乱计划很快就遭破产；与我的战争梦境出现和消失的时间大致是吻合的。
　　几天后，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我们无疑是极为高兴的。我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新的期望。但老马给我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说建国以来从来没有为政治犯平反的先例。当时我想，如果国家走上了正轨，而我仍然是被排斥在外的准“阶级敌人”，生活就失去了价值。在这种困惑当中，与老马的来往就疏远了起来。
　　尽管如此，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及家人都在积极争取平反。在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件下达后，我们这个案件被列入徐汇区第一批7个复查案件之一；6月29日，市委常委会通过了平反决定；7月13日下午，区政府派车来劳改队接我回家，8月18日学校为我们开了平反会。那一天，恰好是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的日子。当年“反革命集团”的为首分子之一万晓光说，这是说文化大革命“胜利失败了”；听者都会心地大笑。这就是中国式的高级幽默；如果其中的荒诞还要延续下去，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是可悲的。

　　五．坐牢体会

　　回家以后，我的母亲多次说起，在我坐牢的那些日子，她最担心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怕我自杀，而是怕我将来落下一身病。有一次我问：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和一些犯刑事罪的人在一起，你就没有担心我学坏或曰“轧坏道”？我母亲愣了片刻，说确实没有想过，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底子好，没有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我的同案朋友也无一“轧”上“坏道”。尽管因坐牢很早就中断了学业，依靠在牢狱中和释放后的自学，都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地方。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个体会：一个人只要自尊、自重，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在其他犯人眼里，我始终是“有信仰的人”——并不是每一个政治犯都保持了这种尊严。刚到第六劳改支队时，同狱犯人中差不多我年龄最小，但不仅我没有向多数人靠拢，在很多情况下，因各种原因进监狱的人还愿意听取我的批评，规劝，有时我也能帮助别人改掉一些不良习惯。诚实劳动、肯负责任也是赢得尊重的重要条件。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干部家属区度过的，虽然生活并不优裕，但接近基本群众的机会确实较少，使视野和思维方式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可以说缺少很多普通常识，考虑问题常常一厢情愿，不遵循基本的逻辑。这方面的启蒙是在劳改农场完成的，在那里我知道了什么叫生活，理解了诚实劳动的价值，初步学会了如何评价人的各种需求，怎样评价自己、评价他人；知道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自认比他人更重要。
　　我在劳改农场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在任何环境下，“三人行必有我师”都是至理名言。这不仅是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或专门的技能。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在道德、见识、思维方式和生活体验等等方面，每个人都有其闪光点，劳改农场的芸芸众生也是如此。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人。我总结出一句话：所谓好人，就是还没有做过坏事的坏人（也包括做了坏事还没有被发现）；而所谓坏人，就是做了坏事而且被发现、被惩罚了的好人。我在“文攻武卫”和劳改农场认识的许多人，就是后一种人。
　　我并不想搞乱人的思想。马克思喜欢伊壁鸠鲁的名言：“我是人，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我想表达的确切意思是：任何人都有向善的愿望，也有作恶的冲动；在不同的环境因素作用下，人的本性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某些倾向会得到加强，另一些则会削弱；这造成了人们之间道德和人格的差别。但是，对任何人都不要轻易下定论。不要轻易地追捧什么人，更不要随便否定他人。对他人是否尊重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基本尺度。
　　我在劳改农场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尊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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