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悔恨

┃Personal History

© 杨瑞／文
© 叶安宁／译

　　我从北京回到村里，不知为什么，觉得凉水泉样样不对劲，我像是突然换了一副眼睛。也许如四季嬗递，在我离开的这阵子这个地方真的起了变化？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夏天嘎然到了尽头，每一样东西都沾上了秋的气息：花儿从野地里消失了，落木萧萧，风的刀口也磨快了。虫鸣凄厉，仿佛知道自己的大限将临。
　　迎接我的头条新闻便是老眯子被强奸了，调去了一个偏僻的村子。陈丢了职位，他总是躲着我，也许他自己也感到难为情？
　　我被任命为猪号的班长，安排自己和其他人干活，于是不再做关于陈的梦。毕竟，这不叫爱情，我很快把他给忘了。忘了老眯子则不太容易，有时我扪心自问，如果我不带头值夜，今天她是否会安然无恙呢？现在她前途黯淡，虽然没人会想到来责备我，我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对此事负责呢？
　　如果老眯子事件只在我心中搅起些微澜，那么，另一场路人皆知的“九一三”事件则在我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回头看看，这成了我们这代中很多人一生的转折点。
　　“九一三”是指“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企图暗杀“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重事件，结局是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这件事使我极为震惊，并随之对文革的实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而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是一群目光如炬、高尚无私的人？我此前一直如是相信。亦或它竟是一场自上而下、最后弥漫全国的权力斗争？如果文革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受了大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权术家利用了。林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能想到毛主席亲自提拔、党章中已经确认的接班人会是这样一个包藏祸心的阴谋家？如果林彪是如此，那么其他像他一样在文化革命中青云直上的人呢？
　　至于那些政治家们炮制的理论和口号，也许只是他们攫取权力、击败对手的工具，而我却一直对之高度重视，活学活用。林彪和他的追随者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当权派则坚持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这一指导思想永远不会改变。”
　　林彪死后，新闻媒体继续教育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但在凉水泉，订报刊的人数骤降，从1969年的近200份降到了1972年的不到10份。严指导员对此颇为不满，他召集会议专门强调订报的重要性。但只要他不给掏钱，我们才不理他的茬。谁舍得把辛苦得来的血汗钱花在这些空谈和可憎的谎言上，这些话我们都能倒背如流了。
　　报上的谎言之一是说所有知青下乡都是出于自愿，其实不然。许多人是迫不得已。和我在养猪场一块儿干活的一个哈尔滨来的知青女孩对我说了她的经历。
　　1969年她来凉水泉时才15岁，长得又瘦又小，人们叫她小猴子。两年后她来猪场顶了老眯子的位置。农历新年快到来时，我注意到了小猴子家什么也没给她寄。除夕夜，见她很忧郁的样子，我悄悄把她叫到一边，与她分享我收到的糖果花生。这使她脸上浮起些许惨淡的笑容，那天晚上，她向我解释为什么她家没给她寄东西。
　　“我家有6口人，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她身体有病，是精神上的病，不能上班。
　　“我是老大，从读小学起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儿都归我干：买东西，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买煤，带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爸每个月才挣70来块钱，他请不起保姆。
　　“1969年我初中毕业时，爸爸到学校找领导说了我们家的困难，请求领导让我留城。但领导发话了：今年分配有统一的政策：长子长女都必须下乡。只有最小的孩子才允许留城。就这么回事。这个政策还有个名儿，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我爸回来跟我一说，我们都很为妈妈担心，怕她听了这个消息受刺激，又要发病。我们就瞒着她，一直瞒到最后一个晚上才告诉她。
　　“我妈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还挺平静。她说她会给我做茶叶蛋，让我带了在火车上吃。见她这样，我和爸爸都松了一口气。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妈还是发病了，又哭又笑，胡言乱语。当然，也不会有茶叶蛋了。爸爸抽不开身到车站送我，我自己打了背包，就这么来了。
　　“后来我爸给我写信，说我妈的病好一点儿的时候，她想起了答应给我煮茶叶蛋的事，她很后悔自己在我走那天发病。打这以后，我爸说，只要她精神病一发作，就煮茶叶蛋，把家里所有的鸡蛋都煮了，然后拿到火车站，送给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
　　说到这里，小猴子声泪俱下。这真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我也陪着落泪了。到了这步田地何必再硬充什么英雄？又何必假装我比她站得高，看得远？现在我们不都一样了——自愿来的和被迫来的，我们都陷在这沼泽里！从目前的宣传看来，北京一些领导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这场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上，不管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场运动必须成功。我们变成了他们政治游戏中的筹码，他们错了也得死硬撑着，否则就会给对手抓住把柄。所以要想改变这一政策谈何容易！这太残酷了！想想吧，他们的赌注是中国几百万青年的前途，而我们的命运又紧系着几千万父母和亲朋的心。谁知道在这个除夕之夜，又有多少人像我们一样泪下潸然。而政治家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只在乎权位是否牢固。
　　这会儿，北大荒的农场已经更名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变成了36团。军官们也来了，进驻场部，那儿好歹有电，有暖气，有医院，有综合商店，有礼堂，可以放电影，还有火车站。他们只是偶然下到村里来，指导一场运动什么的。
　　有一次一个军官来我们村（我们村变成了三连）指导麦收，几个月时间，他都让我们早上4点钟就起床，围着打谷场跑步，一直跑到我们几乎要晕过去为止。跑完步后我们接着下地干活，他则回到村里。他整天干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当兵的无权过问当官的事，只是我们从没见他和我们干过一次活儿。
　　另一军官是冬天下来的，看我们还没收完苞米，他命令我们夜里到苞米地去“突击”。行动于午夜12点整开始，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没有月光。我们背负沉重的竹筐，摸黑消灭“敌人”。几个小时下来，我们在雪地里挣扎前进，滑倒无数次。黎明时分，看看我们的战斗成果，才知道大失水准，好多“敌人哨兵”还高高站立在玉米杆上，我们不得不从头再干一遍。
　　我对“亲人”解放军又怨又恨，他们对农场管理一无所知，而他们手中有权，我们就得听命。在他们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农场进入负债经营，周总理每年亲自冲销几亿元的坏帐。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军队干部飞扬跋扈，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和他们相比，以前的赵指导员真是“小巫”一个了。而这次谁也不敢再啧有烦言，若想攻击“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罪名足以判任何人现行反革命。在敢怒不敢言的万马齐喑之中，有一次我们却斗胆出了一回声。
　　1972年早春，猪号的一位当地青年小李操作饲料粉碎机时出了一起事故。这机器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它在高速运转时，我们得把玉米杆或大豆杆不断塞进机器口，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装置。机器口就像老虎口，任何东西伸进去立即会被咬断，在几秒钟内嚼得粉碎。可是因为猪号只有这一台粉碎机，而猪总得有饲料来喂，我们也就一直用着。事实上农场的其它机器也一样险象环生。
　　那天，小李的白线手套不知怎么和豆杆缠在了一起，他还没意识到，手套就被机器卷了进去，右手也跟着进去了。他感到剧疼，抽回手臂，只见自己半截手腕的白骨露在外边，整只手不见了！血从伤口处喷出。
　　每个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我们心狂跳，脸发白，冲过去把小李扶到赤脚医生那儿。赤脚医生哪见过这种阵势，也骇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勉力将小李的伤口包扎上，叫我们快送他上医院。医院在团部（以前的场部），离这儿30公里，村里没车，只有拖拉机。
　　拖拉机手很快在拖拉机后挂了一节车斗，我们20多人把李弄上车，一起坐了进去，有知青，有本地青年，有男有女，我们胡乱往车上扔了几条被子，拖拉机就开走了。
　　一出村，风格外冷，像小刀一样打在脸上。我们拥住伤员，设法用身体挡住寒流，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小李全身战抖，止不住一阵接一阵地呻吟，泪水从他惨白的脸上滚下。拖拉机在冰雪覆盖的土路上像蜗牛爬，照这个速度我们3小时也到不了医院。若天黑了，看不清路，拖拉机陷在雪坑里怎么办？
　　正在我们急得要死的时候，有人眼尖，看见地平线上有一辆吉普正向我们开来，“老天有眼！”吉普可开得快多了，也暖和多了。我们跳下拖拉机，站在路中间拦车吉普停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团长——一个40来岁的矮胖子——坐在里面。他满脸不快，我们向他解释事发突然：一位战士的手切断了，他必须马上送医院。我们请求团长搭我们的拖拉机进村，让伤员坐吉普去医院。
　　听完我们的话，团长眉心拧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我们断定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请他无论如何下车看一下小李的伤势。我想他只要亲眼看见小李痛苦的模样，一定马上让出吉普的。这还用怀疑么？
　　在我们再三再四的请求下，团长终于挪出吉普，察看了一眼小李的伤情。看过之后，他竟然重新爬上吉普，没好气地对我们说：“就用拖拉机拉他去医院好了，我还有急事，我得走了，别再罗嗦，就照我说的做！”说完，招呼司机上车。
　　吉普扬长而去，掀起一团雪雾。我们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看到小李的伤势，看到小李的痛楚，他什么都亲眼看见了！他怎么可以拒绝我们的恳求，把一位负伤的战士扔在雪地里？他的心是铁石做的么？还是根本没有心肝？“急事”，见鬼吧！他骗不了我们。我们清楚得很，在这种穷乡僻壤，能有什么急事？天寒地冻，他只是不愿意坐在又慢又颠的拖拉机上。而这人竟然是我们的团长！一位“最可爱的人”！一个陌生人也不至于如此冷酷！
　　一时间我们义愤填膺，剩下的路程大家噙着眼泪咒骂这位团长，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他简直就不是人！”
　　“绝对不是人！只披一张人皮，里面是畜生下水！”
　　“有朝一日叫天打五雷轰！”
　　“他要有儿子，也是个没屁眼儿的！”
　　我们把能想到的传统的、本地的、流行的骂人话都搬了出来，第二天回到村里，想想还生气，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知青。但渐渐我的怒气平息后，反思一下这件事，我渐渐看清了我们的处境。
　　不论叫我们“兵团战士”还是“知识青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中国独独不缺的就是农民。1960年，天知道究竟多少农民死于饥饿，几百万？几千万？但中国还是有好几亿农民。一个农民，不但他的肢体不足惜，连他的生命也是不足惜的！我们是“蚁民”，我们的生命是“蚁命”，谁造出这些词来真可谓洞察事物的本质。
　　你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一个问题呢？你讨厌被人当作蚁民，没有尊严，没有同情，没有价值。但是你自愿下乡的时候，不是下决心放弃特权么？你在日记里抄了一段英雄话语：“我愿做一片绿叶，映衬着红花；我愿做一块基石，支撑着大厦”难道你改变主意了么？
　　仔细思量，我依然情愿做一片绿叶，让别人去出风头。我不在乎默默无闻地生活，一片绿叶至少头顶一方蓝天，日见阳光，夜享月华，风雨滋润，吾心平矣，但是我再不想做一块基石了：被埋入深深的泥土中，任人在我身上肆意践踏，一辈子承载着大厦的巨重，不见天日，不闻声息，永无出头之时。这不叫生活，这样的生活生不如死！
　　不管情不情愿，我已经没有选择。我把户口迁来这里，便把自己交给了当地领导。平等？这个词依旧动听，若他们不赐予你平等的权利，你又能拿他们怎样？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便成为“劳力者”，而他们则是“劳心者”，他们可以视我们如草芥，如马牛。我们既是自愿牺牲，只好吞下这苦果。
　　我真是自作自受，一头扎进这泥潭，还自我感觉良好。理想主义，无知与虚荣，我为这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次，我一定三思而行，但对我来说，今生今世，究竟还有没有下次？！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句俗语描述古代女子失身的痛苦，任何作为，甚至自杀，都不能稍赎她的罪愆，改变公众舆论。谁曾想时至1972年，这种海洋一样深广的追悔之情竟将我淹没，白日它似块垒郁积在我的胸中，晚上睡觉时我辗转难眠，想的就是那句老话。这时我只能私下揣度别的知青是怎样看待自己前途的。在公开场合，所有的人都宣称要一辈子扎根北大荒，当时谁不唱此高调肯定会受批评，被打入另册。但“九一三”之后，“8只快乐的大苍蝇”很快飞走了7只，只有文还在，成了一零一中留下的唯一男生。
　　其他人和文不一样，他们有父母的高干背景。即使他们的父母有些尚未平反，总还是有几位老战友不那么势利，愿意雪中送炭，助一臂之力的。这7个人都是先以探亲或探病的名义请假回家，后来他们就在其它地方参了军，一来二去他们的户口也就从36团调去了新的部队。再过几年，他们复员后，户口就能迁回北京，政策规定复员军人的户口可以迁回原籍。私下里，我真羡慕他们！他们用的办法叫“曲线返城”，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的父母在部队得有“铁哥儿们”，这些人有权为战友的孩子开后门；其二，这个知青还得是位男性，部队女兵的名额太有限。
　　我该怎么办？我既不是男生，父母又没有朋友在部队，我真是一筹莫展。袁，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比我有心计得多。她的父亲参加过长征，但即使是他也没办法把袁直接弄进部队，于是袁走了另一条路，后来证明反而是一条捷径，使她一步到位地回了北京。
　　想不到袁居然有这样的政治手腕，实非那时的我所能企及。袁见凉水泉大多数的党员仍是赵的心腹死党，就率先提出为赵平反，这一来，当地的党员对她马上就有了好感。她不管老百姓的反应，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袁从一开始对这点就看了个真切。
　　不久她就成为知青中发展的第一名党员，此后她工作越发积极，信誓旦旦要在北大荒扎根一辈子。她向革命先烈起誓，泪花闪闪，慷慨激昂，我不由深受感动，自叹弗如。
　　后来她被当地党组织推荐上大学，说是说贫下中农推荐，尽管贫下中农在这件事中完全没有发言权。上的还不是一般学校，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其他被推荐的人则只能上本省的农学院，或是冶金机械之类的学院。当时我想袁的运气真是没话说，她曾告诉过我她中学起就梦想进外语学院，将来当一名外交家。现在她美梦成真了。
　　直到袁离村几个月后，我才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这一切与运气全然无涉。袁和她父亲一手策划操办了整件事：就在袁指天划地发誓扎根北大荒时，她父亲已经忙着为她四处穿梭活动了。时机掐得正准，天衣无缝。关系网一铺开，水到渠成。听到这些，我郁闷了好一阵，没法相信袁竟能这样欺骗她“最好的朋友”。我鄙视她的行为，又不得不佩服她的心计。她倒是给我上了一堂“唯物辩证法”：知青越发誓扎根农村，她离开得才能越快。
　　明白这些道理于我何益？我怎么都没法像她那样做戏，也不会提着礼物到领导家中甜言蜜语一番，更不会向一些人殷勤地“献身”。病退？不幸的是我身体健康得很。有些人真的重病在身，像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的小刘，还有很多在这儿得了肝炎的人，兵团还不肯放呢。困退？我的父母不在北京，这也不是借口。
　　我的日记记录了一些当时缠绕在脑子里的想法和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我面临的无望处境：
　　21岁我就陷入了泥潭，天天浪费大好光阴。一切机会都失去了，所有的门都在我面前关起。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大雁，只能眼巴巴看着别的雁儿高飞远逝。我是一塘流不去的浅水，等着干涸，等着腐烂。这一切都只因为我从前有一个梦想，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个梦酿成大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困于恶梦，无所遁逃。如果这是我的命，为什么？这太不公平！我干了什么以致得此恶报？
　　日记里的这段话后来给我带来很大麻烦。我们的严指导员认为我对现实不满，又想造反。其实我写这段话时，满心只想着因果报应。过去人们相信一生中的每件事都有因缘相契，而且会追溯到前世。虽然肉眼凡胎不一定看得清奖惩的因由，上天神明却洞察一切。在阴曹地府，阎王爷把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正如成语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天地神明是错不了的，凉水泉的老乡对此笃信不疑。一次我们宿舍遭了雷击，这件事真叫我大开眼界：30名女知青住在这排宿舍里，当场有5个人被电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背上有轻微的灼痕。她们被“火速”送往医院，几天后都康复了。
　　这几个人住院期间，关于她们的闲言碎语不胫而走。很多人都认为这几个女青年做过亏心事。虽然你我不曾看到，但上天有眼，于是才有七重天外的雷击报应。雷只打有罪之人，把他们的过错用天书烙在背上，这种天书我们凡人自然是读不懂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气愤之情难以言表，这简直是落井下石！当地人怎能迷信到这种地步？他们这么议论别人太不公平，太刻薄！但我无法说服他们，特别是一个月后，人们真的发现5个人中的一个做过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就在雷击前的几天，她说她要去虎林县城，于是她的一个朋友托她通过邮局寄钱回家。但这个朋友的家里始终不曾收到钱。后来朋友反复盘问，她才承认当时把钱花了，还对朋友编谎。后来她又把钱还上了。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报应！报应总是毫厘不爽。老天有眼，不会冤枉好人的！这下儿你还敢说你不信？”我与之争辩的村民此时得意之色跃然脸上。
　　“我就不信，这不过是个巧合！”
　　即使我永远不会同意村民的结论，我想我还是受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说并不只是他们的影响，因果之说盛行千载，是祖先的传承。也许它与生俱来，早就根植在我的灵魂里，只是到1972年它才冒出来，日夜纠缠我，使我千思万想要为自己不幸的命运找出因由，我是不是真的得罪了神明？
　　1966年，谁出的点子将道士们赶下山？全是我干的好事。当地人早就对我说过：华山上供奉的神明有求必应，法力无边。我居然斗胆逐其祭司，夺其香火，他们若果真对我动怒，恐怕我之罪孽是万劫莫赎的。
　　一旦这么想开了头，就再也刹不住了。过去的一幕幕重现眼前，黑暗中，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银髯飘飘的道士对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园投去崇敬的一瞥。他们走下山，仍不断回顾。红卫兵在背后踢骂他们，他们哀悯的眼神在无声地谴责我。那是谁的目光？那位年老的宅主在看着我，我们刚把他满园的花草践踏个够；那些饭店的顾客在看着我，他们吃不完剩下的饭菜，汗流满面，用目光恳求我们高抬贵手，但我丝毫不为所动，一味满足自己的刚愎自用。
　　这些还不是最坏的，我在看守牛棚时命令我们老师唱什么来着？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
　　砸烂砸碎……

　　夜静时分，我仿佛又听到了这歌声，老师们的嗓音颤抖鸣咽，不成其调。与其说在唱，不如说在哀哭。这歌声理应令我心碎，问题是当时我哪儿有半点心肝？得意于自己红卫兵的身分，凭自己对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我命令他们唱了一遍又一遍。
　　我还记起了我们去林老师家贴大字报的那天。尽管是大白天，房间里的光线却很暗淡。我们把我那张长长的大字报糊在她房间的墙上，糊住了唯一的一扇窗，以此作为对她的惩罚。林老师和她的家人站在屋角，挤作一团，尽量给我们让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个人：林老师，她丈夫（也是一零一中的教师），两个大概还未上小学的孩子，还有她的老母亲。他们那时看上去惊恐万状，老人止不住地发抖，孩子哭都不敢哭……
　　那天我亲见林老师家只有一间房，除了床，连放两张书桌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客厅，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三代人共一屋檐，两老师共一书桌。我都看见的。但那天我只想着为自己出气，报一己之仇。我怎能如此冷酷自私？林老师的生活本已艰辛，我又让她雪上加霜。也许我的所作所为就应该受此报应，跟神祗显灵并不相干。
　　再过些时候，甚至我们在广州打死的那个令人作呕的“强奸犯”也出来作祟。他真的是强奸犯么？也许他有此意图，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强奸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啊！即使真犯了强奸，也未必罪当致死，我们有什么权力置法律于不顾，当场将他活活打死？他毕竟也是个人，也许他还有父母，要靠他来赡养，也许他有妻儿，至今仍在盼望他归来？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的下落呢？那个晚上他就这么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了，消失在火葬场的焚炉里。
　　我是因为睡前想着打人的事？还是想着冬天去虎林县城的事？有个晚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我走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上，太阳刚下山，我心急慌忙，想着要在天黑前赶回村里。而天真的就黑了下来，村子还不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幸好那晚风平月朗。雪的表面被冻硬了，每踩一下，它都吱吱作响，一秒钟后，我的脚才触到地面。我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朝前赶路。
　　又向前迈了一步，雪被压了下去，但我的脚踩不到坚硬的土地。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重重摔进半人深的坑里。我惊出一身冷汗，暗自骂娘。我奋力爬出坑来，掸去一身上下的雪屑，拾起皮帽，继续往前走，但没走几步，又掉进了另一个坑里。
　　我这才发现偏离了大路，走到了小南山，（头年夏天我们在这儿挖了许多坑，准备栽苹果树，不知为何树苗一直没来，冬天却到了，满坑满谷白茫茫一片，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这些陷阱。）这么说我离村子已经不远了。但我不敢抬腿，那一刻，我是被遗弃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一人：极目四周，除了冰雪，再无它物。月光下，冰晶雪莹，像无数颗钻石在闪烁。
　　我无望地抬头看天，月慢慢隐去，一道白幕显现在眼前。幕也非幕，乃是浓浓的迷雾。它剧烈涌动，海潮般地越逼越近。突然我听到一个女子的呼叫声：“张黑黑，张黑黑，张黑黑……”我醒了过来，叫声仍在耳边萦绕。
　　张黑黑？谁是张黑黑？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张黑黑。谁的名字这么古怪？且慢！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我在哪儿听到过吗？何以头绪全无？
　　这个名字令我深为不安，似有凶机暗伏，却又像某种昭示。我一心要弄个水落石出，几天来我不断在记忆深处搜寻，终于有一天半夜三更醒来时，我打开了锈住的记忆闸门。
　　张黑黑。当然我认识她！她和我同校，且在同一年级，只是不同班而已。但我究竟了解她几分？我仅在1966年的某个晚上见过她。此前，我们全然不相识，以后，我也再没听到过她的半点消息。我们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但就是那个晚上，我怎么可能把它忘记？
　　那个闷热不堪的晚上酝酿着一场雷雨，在校园的一个小房间（以前是某位老师的办公室里），我们一队红卫兵7个人围成半圆，正在审问一名嫌疑犯，她中等身材，苍白弱，头天她被班上同学抓了起来。此刻她站在房间正中，齐耳短发，白衬衫，蓝长裤，用尖锐的嗓音一口气往下说：
　　“我叫张黑黑！我爸爸是张老黑！我妈妈是张大黑！我弟弟是张小黑！我们都是黑！我家是黑窝！我是资本家的狗崽子！我爸爸、我妈妈、我弟弟，我们全家都是狗，我们全是黑黑！……”
　　听到她的这堆话，一个红卫兵慢慢解下皮带，在空中舞了一个弧，铁扣重重落在张黑黑的手臂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渗了出来。
　　“张黑黑！”
　　黑、黑！她叫得更响，像是对我们挑战。
　　“她准是现行反革命！”我心中暗想，“她怎么敢叫自己这么个名字？”我的战友们看来也这么想。那时全国都汹涌着红色的波涛，每个人不是“红卫兵”，便是“红小兵”，或是“红色造反派”。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的“红小鬼”。我们读他的“红宝书”，佩戴“红袖章”。红旗、红心、红色的血……我们眼里容不下其它的颜色，粉红便是资产阶级情调，黄色则是流氓犯罪，黑和白更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我们齐齐解下皮带，红卫兵不能容忍这种挑衅。红卫兵痛恨阶级敌人，对他们绝不手软！于是我们开始抽她。
　　“张黑黑！”
　　“张黑黑！！”
　　“张黑黑！！！”
　　每抽她一鞭，她都发出一声“张黑黑”的呐喊，仿佛这是一个标点符号。她嗓门越来越尖，我听上去这几乎不像人的声音，而像是粉笔在玻璃黑板上划过，钻心刺耳，让人头皮发麻。
　　她的叫声亦是鞭子，逼着我们去狠狠打她：只要她还在叫“张黑黑”，我们就不能住手，我们得把她打服为止。我们毫不手软，她却毫不嘴软。针尖对麦芒，我们不让她喘息，她也不让我们停手。接下去，我们一身汗，她则一身血。她的脸、手臂、肩已是创伤累累，青一道，紫一道，触目惊心。
　　然而张黑黑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她毫无惧色，一副革命电影中英雄人物大无畏的气概。其实她也不真是革命英雄，第二天，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但当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往这上面想。我们只知道她班上的同学怀疑她是反革命，把她逮捕了，交由我们审判，而我们判她有罪。
　　这事过去有6年了，我现在才意识到那天晚上受审的人中也有我。我是英雄还是懦夫？我是忠于毛主席呢，还是对一个阶级敌人怀有恻隐之心？我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空话来作答。其他红卫兵在看着我呢，我也在看着其他的人。我们彼此既是证人，又是法官，我可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软弱。为此我越心虚气短，惊慌害怕，打张黑黑打得就越重。
　　心虚气短，惊慌害怕，是我那天晚上的真实感受。当时我死也不愿承认，现在终于承认了，整件事就像一场恶梦，我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大伙儿都在看着我呢！我知道自己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矛盾重重，我自惭形秽，我的心里藏着一个鬼！我的皮带扣每次落在张黑黑身上，这鬼就叫我的心停跳一次。后来它又把这件事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直到我想恢复记忆的那一天为止。
　　这个鬼幼年就来到我的心中，二姨给我讲的故事把它引了进来，之后它受了父亲喜爱的贝多芬、舒伯特、肖邦、莫扎特的灌溉，从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的作品中汲取了营养。那天晚上这鬼一直在对我高喊：你的行为是错的！是难以容忍的！你怎能举起手来鞭打一个无援的女孩，你的同学？可耻呀可耻！你失去理智了吗？……可惜我不想听，我没有勇气听这金玉良言。相反，我恨不能把它打得沉默。说到底，我终归是个懦夫。若是英雄，我应有勇气大喝一声：住手！
　　鞭笞张黑黑难道仅仅是出于心虚害怕么？还有没有别的原因？现在我面对的是自己良心的审判，我应该诚实。也许暴力和血腥把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倒腾了出来，尽管有道义的理性的声音呼唤，我还是激动得不能自已：折磨、死亡、痛楚、狂喜、亢奋……过去这些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感觉，我念念不忘，日夜为之神魂颠倒，突然有了体验这些感觉的机会，而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正当的、革命的。燃烧在胸中的野火有了一个名义：阶级仇恨，越强烈越好。在这个名义下，我们可以折磨阶级敌人，把他们杀死，抽他们的血，割他们的肉，碎他们的骨，为的是人类正义……
　　现在再来听奶奶的劝谕为时已晚。她说得对：记忆是苦，忘却是福。从今往后，我怎么能够直面世界上无辜者的眼睛而看不到他们对我作出的判决：有罪！有罪！有罪！
　　张黑黑！你在哪里？
　　我连你的真实姓名都茫然不知，我没去打听过，反倒把你忘却了，忘了整整6年。现在，我永远不会再忘记，想忘也忘不了。只要我还活着，我会一直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康复，治愈我们加于你的肉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如果你愿意，尽管向我报复。把我血淋淋地抽上三日三夜，打得我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喉咙没有进气的份儿。我不会求饶叫停。如果你叫我割下右手，我也遵命，把手伸进饲料粉碎机，只消一秒钟就行，像那天小李一不小心……快别这么变态地狂想！没有用的！现在什么也洗不掉我记忆中的血污。大错已铸成，覆水总难收。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永无宁日，经受着良心的拷问，噬脐莫及。死后，我会下十八层地域。我理应受到天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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