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祖佑：斗室烟云.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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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祖佑／文

四．学做白日梦

　　1965年春节，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在监狱中过节。对于这个传统节日，犯人是十分敏感的。早在还有半个多月前，我们就嗅到了年节的气息。那是在一天早饭后的室内活动时，邵大个一边踱着方步，一边不停地向窗外张望着。活动结束后，他坐到座位上，神秘兮兮地对大家说：“你们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
　　不等大家回应，他自动揭开了答案：“对面人家把年货挂出来了。有一条大青鱼，还有一只鸡——也许是鸭子。”
　　第一看守所位于上海人口最稠密的居民区中，四周紧挨着鳞次栉比的简房、木屋。由于专为牢房设计的窗户特别高，大部分邻居难以进入我们的视角。但窗外最近的那幢二层楼，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房子，我们只要在窗口踮起脚尖仰着头，再往上跳跃一下，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屋檐。邵大个比其他人高出半个头，他只要站在窗口，向外瞥上一眼就能看到。虽然不过是屋檐和阳台。
　　在邵大个指点下，从这一天起，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在窗口跳几跳关注屋檐下的变化。啧啧相告，那儿又挂出了一个酱蹄、一条咸腿……唯独那几串颜色黄黄的、外形不甚规则的物件究竟是什么东西，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的说是肉皮，有的说是油面筋，往往争得不可开交。我和陈某甚至还相约有朝一日出狱，一定要问一问那间屋子的主人，以免一辈子牵肠挂肚。
　　几天后，终于又听到那久违的杀猪时的猪叫声。然而，大家并没有出现前几次那样的兴奋。随着一声声凄厉的猪叫，是一张张神色黯然的脸。
　　毕竟，在218监室，有一大半人是第一次在监狱里过春节——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新年。越往后，监室中的气氛越来越沉闷。起初还听得见此起彼伏的叹息声，到了小年夜，连叹气声也听不见了。大部分人都从早到晚望着天花板，呆呆地出神，好像天花板是一册无字天书，盯着它看，可以悟出什么深奥的道行一般。阿火还不住地擦着眼泪，史老在旁不断地温语开导他，也不见效。
　　情绪波动不大的，只有史老和程公。程公本来就很少同几个人说得来，此时更是闭着眼睛打盹。史老除了安慰阿火，大部分时间都眼观鼻，鼻观心，口中念念有词，在作着祷告。
　　除夕早饭，每份白粥上都端端正正漂浮着一块硕大的玫瑰腐乳。这是每逢“五一”、“十一”以及元旦、春节的惯例，也是大家盼了好久的。也许是换了新鲜口味的缘故，不少人的情绪稍稍好了些。
　　老倪打起精神，认真地对大家说：“今天是大年夜，无论如何一定要开开心心过年。哪怕心里再难受，面子上也一定要做得开开心心。要热热闹闹，不要死气沉沉，绝对不能落眼泪。我提议，从现在开始，大家轮流讲故事，讲笑话，讲各式各样能提起大家兴趣的话题。每个人都要讲，会讲的多讲，不会讲的至少也要讲一两则。”
　　他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程公当即表示：“好，大家轮流讲。只要不涉及政治，哪怕带色（黄色）的，也开放。过后，谁打小报告，大家咬死他，就说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
　　开场免不了是老倪。他的第一个话题是旧时过年他家中的各种吃食。从农历十二月二十四送灶之日起，到除夕的年夜饭，以及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各式特定菜肴和点心、茶食的款式。也亏他那么好的记性，居然将每一道的制作方法、特点以及所包含的意义，都介绍得详详细细，几乎无一遗漏。
　　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一道点心“灶饼”的做法。据老倪介绍，为取谐音，“灶饼”的原料是用红枣蒸熟，去核，去皮，同精白面粉揉和，以此作为外皮，内馅是捣成泥状的核桃肉，拌以重糖桂花制成大小不等的坯团后，一个个置入刻有各式花样的木模内（旧时大户人家中，均备有多套，以供岁末做灶饼之用），再将其一个个从木模中拍出，有芭蕉、牡丹、荷花等各种花形，也有鸡、猪、羊等各种动物的图形，形象酷肖，十分可爱。吃的时候，衬以荷叶，在笼中蒸熟。老倪说得有声有色，听者无不食指大动，纷纷表示，有朝一日回到家里，一定要试上一试。
　　邵大个说：“可惜，我家中没有这种模具，想买也买不到了。”
　　老倪用力一拍干瘪的胸脯：“放心，找我。我家中还有好几套。送到旧货商店也卖不出价钱，现在的人不识货。”
　　其间，老倪还讲述了许多趣闻逸事。记得有一个笑话是说，旧时年节在别人家吃饭，有一个不成文的俗例，桌上的整只红烧蹄髈和整条的鱼客人不可擅自下箸，从开桌到撤席，都是原封不动的。一次，有一个冒失鬼到人家里拜年，主人家是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用餐时，那冒失鬼一筷子伸向红烧蹄髈，主人当即面容失色，拦阻不及，那蹄髈被筷子一戳，原个朝空中跳起，又翻了个身掉入碗中，原来是木制的。背后还刻了五个字：老三房公用。
　　说到上劲处，老倪就像着了魔一样。整个上午，他一个人包了场。直到“加德满都”打开小窗，吼一声“开饭了”，听的人说的人还都意犹未尽。说实在的，这可是哪一本专业书上都难以找到的中国春节食谱大全。老倪那满肚子的杂学，倘若生活在今天，如果到哪家大宾馆、酒店当个顾问，或者在大学相关专业开门课，当个客座教授，怕也是重金难觅的。

　　除夕中午吃的是杂碎煮菜，这也是看守所的常例。凡过年，都是晚饭开大荤，中午那顿少不了是杂碎煮菜。其中有内脏和猪头肉的碎丁，最大的特点是蔬菜的油水特别足，这也是看守所绝无仅有的，非常好吃。犯人对这顿菜感兴趣的程度，不亚于晚上的那块大肉。其原因在于吃着杂碎的同时，还能抱有对下一顿大肉的盼头，这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吃罢杂碎煮菜，大家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一切忧愁、思念都暂时搁置在脑后，几乎每个人都有出色的表演。邵大个讲的是50年代初，他参加第一届华东戏曲汇演，第一次看严凤英演黄梅戏《天仙配》的一些逸闻轶事。程公平时口口声声只信科学，绝对排斥“怪力乱神”之类的现象，当天却讲了他从军期间，亲眼所见的“过阴兵”的情况，以及抗战期间，他在四川目睹巫师驱使死人“行尸走肉”的各种细节，听得我毛骨悚然。史老讲的是一篇外国小说，我讲的是《今古奇观》中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阿火讲不来故事，就介绍他如何在河道中脚踏小船用手叉鱼。因为是亲身经历，倒也活灵活现。
　　这天下午的高潮，是在我之后入狱的十二座林树亭和十三座王荣昭的登场。
　　林树亭，四十五六岁，50年代初以解放军营级军官转业，在政府部门任副科长。王荣昭，五十来岁，会武术，40年代初在重庆国民党政府机关谋事。这两个人，入狱初期一直互相敌视，龃龉不断，这一天却不约而同地说起了“黄段”。
　　王荣昭说的是他刚到重庆，住在一家小旅馆。一板之隔住的是一个四川本省人。晚上，那个四川人召妓。当时，二十多岁的王荣昭尚未结婚，两间房子的隔板顶部，有一尺来宽的空隙，王荣昭就爬上去偷看。他手舞足蹈，边说边比划，把从脱衣到做爱的全过程，都一一描述出来。
　　王荣昭的描述刚结束，按捺不住的林树亭，绘声绘色地介绍起家乡山西农村的各种春宫动作。其中每一套路，还冠以当地人起的土名，诸如“老汉推车”、“猴子上树”、“倒挂金钟”等等。我自出娘胎，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不觉听得如痴如醉。也许是恶俗的内容，正符合那些已经失去最起码的尊严的人的心理，监室中，除了老史边听边摇头以外，大部分人都兴趣盎然，一直延续到开年夜饭。

　　年夜饭是青菜打底，外加一块红烧肉。红烧肉虽是每次开荤的传统节目，但这天的红烧肉特别大，而且厚实，分量至少超过平时一倍，吃得每个人嘴唇亮光光的。然而，大肉落肚，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却油然而生，全监室无论老少，一个个低下头沉默无语。
　　冷场了约半个小时，程公开口了。他说：“故事总有讲完的时候。我现在教大家个方法，可以随时摆脱所有烦恼。”
　　十几个人都转过头，以询问的目光望着程公。
　　程公吐出了几个字：“做白日梦。”
　　见好几个人露出疑惑的神情，程公摇头晃脑地说：“每个人都会做梦。但睡熟以后的梦境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有美梦，也有噩梦。然而白日梦的梦境，却可以随心所欲。每当百无聊赖、心情郁闷之际，不妨为自己编一个好梦。你可以设想，哪一天出狱，出狱以后会交什么好运，赚到多少钱，怎么花这些钱，吃些什么，穿些什么，怎么玩，怎样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怎样度过新婚后的每一个晚上……反正，你希望什么，就怎么想，为自己编一个又一个开心的故事，把它当作以后会出现的真实情景。当你沉浸在这种想象中的时候，久而久之你就会分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真实，你的烦恼也就会被冲淡了。中国古代不是有一个寓言，说一个人捡到一个鸡蛋，就设想蛋生鸡，鸡生蛋，最后牛羊、妻妾成群，富甲一方。这就是一个特别会做白日梦的人。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有烦恼的，是有福的。”
　　尽管，当时我觉得他的说法十分荒唐，然而，此后十四年的牢狱生涯，正是一个又一个白日梦抚慰着我，使我经受住无穷的苦痛、磨难、打击和坎坷。
　　做白日梦实在是妙不可言。它能让你暂时抛开一切苦恼，在想象中得到安慰，让你在现实与梦幻真与假之间颠倒迷乱，流连忘返。对于身居苦难深处的犯人而言，任何其他乐趣都无过于做白日梦。然而，又是一贴不折不扣的精神鸦片，沉溺其中后往往难以自拔。尤其一旦回归正常生活，倘仍然旧习难改，很可能使人时时陷于幻想之中，萎靡彷徨，销蚀一个人的进取心。

五．国共恩怨

　　看守所就像仓库。在我关押的一年七个多月中，218号监室关押的犯人，老的不断离开，新的不断进来。其中，在我之后进来的还有林树亭和王荣昭。
　　林树亭和王荣昭都是1964年11月下旬入监的，前后相差不过几天。
　　一个阴冷的上午，大家正在等午饭。随着走廊上杂乱的脚步声和大胡子警员的吆喝声，从打开的牢门外，闪进一个高高的身影，一步拖一步，走到指定座位——一十二座坐下。直到开饭，他都以同一个姿势，低埋着头，双手抱膝，一动不动。不说话，脸上也没有一丝表情。
　　他的身材很高大，至少一米八十。比邵大个略矮，但绝对比邵大个壮实。从头到脚，从上到下，给人的感觉是一片灰蒙蒙。脸是灰黄色的，一大半掩盖在同样灰色的胡须之中；张开嘴，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也是又黄又灰，一身半新旧的深灰色海军呢中山装，外面罩了件又短又小的青灰色布棉大衣，显得极不合身，也极不协调。
　　吃过午饭，他仍以同一姿势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就像一尊泥塑木雕。
　　老倪终于忍不住，开口对他盘问起来。——在218号监室，凡有新入监的犯人，总是由老倪出面盘根究底。
　　老倪问一句，他答一句。一口带有浓重山西腔的蹩脚普通话有问必答，但绝不多说。
　　从一问一答中，他告诉我们，自己叫林树亭，原是政府机关的一名副科级干部，因“四清”运动查到他的历史问题而被捕。才说了几句话，林树亭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接着又喘息了好一会，才渐渐平复下来。
　　“你有病？是不是肺结核？喘得这么厉害？”老倪有些紧张地问。
　　“气喘……烟抽得太多了。”
　　“一天多少？
　　“三包。”
　　“你这件大衣不是自己的吧，这么小。”
　　“昨天，公安人员到我单位作笔录，我看出苗头不对。今天上班，路过南京路中央商场，就在旧货摊上买了这件大衣。”
　　之后半年多，林树亭的家人没有送来过一针一线。冬天狱中奇冷，多亏了这件大衣。
　　林树亭的个人经历颇有意思。他原是山西乡村的一个农民，抗日战争时，他的家乡是八路军根据地。十八岁那年，他参加了八路军同日本人打仗，也和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打。打了一年，他的部队被日本人打散，他当了俘虏。此时正逢山西伪军要扩编，他糊里糊涂就被送去当了伪军。又过了一年，因受不了长官的打骂，生活又苦，就逃回家乡，并娶妻生了个儿子。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家乡成了共产党的解放区。他再次参军，从小兵当起，多次负伤，屡立战功，到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时，已经是副营长了。
　　50年代初，林树亭留在上海。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要把自己被俘的历史交代一遍，虽没有多大麻烦，只是再也得不到升迁。“四清”运动开始后，工作组说他隐瞒了重大历史罪行，要他交代当伪军时强奸过多少民女，抢过多少民财。
　　“我说没有，工作组要我拿出证据来。娘的，我到哪里去找自己没有强奸、抢劫的证据。”
　　林树亭一脸委屈。
　　“我本来是不会进来的。归根到底，要怪我这个当兵的火爆脾气。”林树亭每次说起都后悔不已。
　　“那天，我被逼急了，就反问工作组长一句，你也是几十岁的人了，你能不能拿出证据，证明你这几十年从来没杀过人？只要其中有一天，说不出个子午卯酉，他娘，你小子就是杀人犯。”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本来是在小组会议上交代的，第二天就升级为全体大会批判，再过半个月就进来了。
　　入所当天，林树亭听说这儿关的全是“反革命犯”之后，就从白天到夜晚瞪着一双混浊的眼睛，眼神中充满了不安、恐惧和警惕，在每个人的脸上扫来扫去。他问阿火：“你年纪这么轻，也是反革命？”
　　阿火不答。程公插了一嘴：“他还是杀人犯。”
　　林树亭目光闪烁，其中的警惕和恐惧感更盛，又问我：“你文质彬彬的，不会也是杀人犯吧？”
　　我大笑着回答：“我杀过蚊子、苍蝇。”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咬牙切齿地吐出了一句：“娘的，这么开心，吃官司，还笑得出来！
　　突然，林树亭闭起眼睛，使劲地连连摇头，凄惨而又无助地叹息道：“反革命！娘的，老革命变成了反革命。”
　　一连几天，他不停地叹气，翻来覆去重复着这句话。
　　晚上睡觉的时候，紧挨着我的林树亭一直不停地翻身，不住地唉声叹气。他身坯大，而每个人所占的铺位又窄，他每一下翻身，不是踢到我的腰，就是顶住我的胸口。一直到下半夜，我才朦朦胧胧地进入睡眠状态。不知过了多久，猛地被他一声大吼惊醒，我一下子吓得跳了起来，全监室的人也都被吵醒了。
　　林树亭却没有醒，还在大声说着呓语：“妈呀！这是原则问题。”
　　白天，林树亭对每个人的说话都十分注意地倾听，却从不主动参与。监室中闲聊，大多是谈吃经。那几天正谈到包粽子，从嘉兴粽子、湖州粽子、本地粽子的特点，谈到各式粽馅的口味和制作，说得津津有味。有几个人还跟着老倪用草纸包起了各式各样的“粽子”。唯有林树亭，脸上显出极度厌恶的表情。
　　傍晚，他终于忍不住问：“你们讲得这么起劲，是不是都特别喜欢吃粽子？”
　　老倪带笑告诉他：“什么都吃不到，就什么都想吃。抛开一切烦心事，谈吃谈玩谈女人，这就是监狱生活的特点。”
　　林树亭用近似仇视的眼光看着大家：“你们这批人，没有心肝。”

　　王荣昭比林树亭晚几天入狱。他进监时是下午。他是瘸子，进门后一步一拐，走到林树亭边上的指定位置，并不急于坐下，瘸腿虚悬，单足独立。等到值班民警将木门一关，就双手抱拳，向所有室友作了个通揖，以一口响亮的京片子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兄弟今天初到，请各位大哥多多照应。”
　　监室中人，大部分都被他那怪模样惹得笑了起来。邵大个冲他一乐：“得了，这儿不是戏园子，是看守所，用不着戏台上那一套。大家凑合着过吧。”
　　那天，正轮到每个星期供应豆制品的日子，晚饭吃青菜烧豆腐。王荣昭吃得很香，吃完还问：“这儿每天都有豆制品吃么？”
　　大家又笑了起来。老倪说：“朋友，你真是在吃豆腐了（沪语，“明知故问，寻开心”的意思），这里是啥地方，一星期有一次，已经蛮好了。”
　　王荣昭不以为然地说：“我早年当过兵，兵营里头的壮丁，除了七天开一次荤，豆腐青菜，每顿都管饱的。不是听说，这犯人的伙食标准相当于士兵么？”
　　程公说：“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疯卖傻？”
　　王荣昭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得，当我放屁。”
　　不出二十四小时，他就把自己的底细一五一十和盘托了出来。
　　五十来岁的王荣昭出生在北平。自幼习武，练得一身好拳脚，成年后在宋哲元的部队吃过几年军粮。抗战初期，离开部队到了重庆，经人介绍，在蒋介石的连襟、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家中当过几年保镖。后由孔氏介绍至当时的中央金库当职员。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也随调至中央金库在上海的一家下属机构工作。1949年，他在中共地下党策动下，拒绝南迁台湾，参加“护库大队”，迎接“解放”。
　　邵大个揶揄地指了指程公对王荣昭说：“那你还是有功之臣喽。我们房间里还有一位有功之臣。他的功劳比你还大，你们可以交流交流。”
　　王荣昭习惯性地嘴一咧，露出一口整齐的黄牙：“可不是么，1949年9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还给我记了二等功，那上面盖的可是陈毅市长的大印。”
　　说到这里，王荣昭自嘲地笑了笑：“那时候，我们这些旧政府的留用人员，当真以为自己已经参加革命了。我还写了张入党申请，打算交给军代表。可有一天我偶然在军代表的废纸篓里看到了几张本单位人员的供应清单。那时候，老干部都是供给制，吃穿全包，我们留用人员是薪给制，每月发工资。起先，我们还挺有优越感。可往表上一看，我们的薪水供应，居然列在‘俘虏给养’这一档。这一来，我总算知道自己是啥玩意儿了，转身就把入党申请书扔进垃圾桶里。”
　　“你的梦就此做醒了？”程公问。
　　“没有——”王荣昭拖长声音，又摆了摆手：“不过，凭良心说，起初这一两年，我在单位里还是挺红的。直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的前半期，我还是单位里‘打虎大队’的副大队长，天天向那些‘老虎’（指有贪污行为者）训话，交代政策，要他们坦白从宽。不过，到了下半期，我自己也成了‘大老虎’，一连半个多月，关在单位里，不准回家。要我交代贪污公款的罪行。”
　　“那还不是自作自受，谁让你贪污了？”冷不防，一直不开口的林树亭开了一炮。
　　王荣昭伸手用力在地板上拍了一下：“真要贪污，老子也认了。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可白天晚上轮番轰炸，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一咬牙，你们说什么，老子就交代什么，总共坦白贪污公款一亿四千多万元（旧币。50年代中期币制改革，一万旧币兑换一元新币），这才放我回家。”
　　“坦白从宽，你交代了贪污一亿四千多万元，就放你回家，不是很好么。”史老说。
　　王荣昭鼻子一耸说：“逑。放我回家是让我拿钱退赔。我一个月八十七万元工资，算是不低了。可我老婆不工作，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大的正上学，小的在吃奶。我又是吃惯用惯的人，手头再紧，每天少不了半斤白酒，两包烟。月月都贴老本，哪还有钱。没办法，只好卖老婆的首饰，卖自己的手表，卖西装，卖皮大衣，卖家具，把好好一个家，卖得跟大水冲过一样。还缺一大半钱，我就写字据，从每个月的工资中扣。”
　　“扣了工资，你一家大小生活怎么办？”史老问。
　　王荣昭笑了起来：“没等到扣工资，领导就宣布，说是搞错了。经过核查，我一分钱都没贪污。把我缴上去的钱，又发还了。”
　　“这不很好么？”史老又说。
　　王荣昭说：“好是好，但我可惨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三反五反那年，全上海有多少人为了退赔，在卖家当么？当时，旧货店拼命把价往下压，原来值十元的还卖不到三元。我的一件狐皮袍子才卖了二十多万，也就是现在的二十多元哪！等到运动过去了，问题算搞清了，交上去的钱也还我了，可你到哪里去买回原来的那些东西？半辈子积蓄都泡了汤了。妈的，从此以后我这人就走下坡路了，到（19）57年，一顶右派帽子，莫名其妙地戴到我的头上。”
　　老倪插嘴：“肯定是你心怀不满，嘴巴就乱说了。”
　　王荣昭又笑了。他一笑，一口牙齿就露了出来。他的牙齿很齐，但黄得厉害：“乱说个鸟。什么鸣放会、神仙会，我一个屁都没放。可到头来，一顶帽子还是端端正正地戴到你头上。具体罪状是，办公室新调来一个人，初次见面，问他贵姓，他说免贵姓华。我又问，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华。这下可好，不是妄想国民党复辟又是什么？其实，这也不过是借口而已。”
　　“真实的原因呢？”史老问。
　　王荣昭冷笑一声说：“老哥，你读过《封神演义》没有？那里有一张封神榜，是洪老祖制定的。凡是榜上有名者，都免不了一命归天，最后上封神台由姜子牙封神。这就叫榜上有名，在数难逃。”

　　仿佛是天生具有适应监狱生活的能力，王荣昭从进入监室第一天起，就完全和同监室的人融合在一起。他同大家一起喊肚皮饿，每天两次都急吼吼地把发下的开水喝得点滴不剩，称之为“无米稀饭”。他还热衷于同室友相互交流“吃经”。不过他和老倪不同，从不追求各种精细、昂贵的食物，而是侧重宣扬那些最普通、最便宜的美食。诸如，猪眼睛、猪睾丸、夹肝这些被常人舍弃的部位如何好吃，如何适合下酒。他在讲述这些内容的时候，无论语气还是脸上的表情，都显示出一种不容置疑的神态。有一次，他宣称自己住处附近的一家馄饨店出售的馄饨是全上海味道最好的。他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都要去吃一碗馄饨，作为一项特殊享受。
　　王荣昭无限向往地说：“那里不仅馄饨好，汤更好。我每次都要伙计加一勺汤，这才吃了过瘾。”
　　他断言，凡是吃馄饨时只喝一碗汤，而不要求添加者，都“不配算是吃馄饨的”。
　　在平时闲聊的内容中，王荣昭毫不隐讳地掺杂了大量的色情内容。凡经他口中讲述的各种趣闻、轶事和故事，几乎无不含有这方面的情节。尽管十分恶俗，但对监中犯人来说，却十分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寄托和刺激，以此麻痹自己内心的苦楚。
　　五十来岁的王荣昭，还经常毫无顾忌地同我以及其他几个青年犯人开一些下流的玩笑。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结婚，二女儿尚未嫁人。我曾向他戏言，像我这种坐过牢的人，出去后怕是很难有姑娘敢嫁给我，能否请他看在同监一场的情分上，将女儿许配给我。他一口答应。自此，我就以“丈人公”称呼他，他也不以为忤。每当他吹得唾沫横飞时，经常会对我说：“十一座，喉咙干了，拿粒鱼肝油丸来吃吃。”
　　我自然孝敬不误。
　　虽然邵大个、史老、老倪等好几个人不论背后还是当面，都认为王荣昭这个人太低俗。但我发现，在骨子里，王荣昭还是很得人缘的。至少没有人觉得他讨厌。在他成天嘻嘻哈哈的精神状态感染下，连入监以来一直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阿火，偶尔也会浮现难得的笑容。
　　史老曾经问王荣昭：“十三座，我实在弄不懂，你老婆没工作，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六口，原来都是靠你养活的，你到了里面，怎么一点都不担心的？”
　　王荣昭没心没肺地咧开嘴笑起来，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夹杂着北京口音说：“老阿哥，你这就不晓得了。十来年前，我被打成‘大老虎’的时候，七年前，我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时候，我都担心过的，而且担心得要命，我怕害了我的老婆孩子。但现在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进看守所前，我的右派工资是五十三元，上海每人每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十元。因此，单位每月还得补助我七元。现在我进了监牢，五十三元工资没有了，但每人每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市政府规定的。我在外面也好，坐监牢也好，我一家总归是像瘪三一样，伸手吃补助。说不定还会因此给我老婆和在家待业的二女儿派个工作，哪怕是扫大街，也因祸得福了。至于政治影响，虽然是现在的人最害怕的，但我本来是右派，右派家属变成反革命家属，不过是从席子上滚到地上也坏不到哪里去。”
　　对王荣昭，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任何顾忌。这在以往，不论是学校里对老师、同学，还是家中对父母，都是不可想象的。王荣昭也从不生气，只有一次是例外。据他自我介绍，他家六口人，只住一间十二平房米的后楼，房中只有一张大床，他和妻子睡；一张两层木床，两个女儿睡；两个儿子打地铺。
　　有一天晚上，我一脸坏笑地问他：“丈人公，小婿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
　　他大大咧咧地回答：“什么事，但说无妨。”
　　我说：“您老府上，六人共居一室。一旦您和岳母行起房事，岂非天上地下，二男二女，八只眼睛，把大床当戏台，共同观赏二位大人的春宫表演？”
　　王荣昭的脸起先还挂着笑。听着，咧开的嘴就僵住了。不等我说完，变脸大喝一声：“我操你妈，你小子不讲人话。”
　　此后整整一天他都没理我。直到第二天晚上，我送了他一粒鱼肝油丸和一勺葡萄糖粉，他吃了，脸色才转趋缓和，重又和我有说有笑。
　　我知道我在沉沦，我无法控制，或者说我放任这样的沉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沉沦中，我才能获得短暂的轻松感和满足感。
　　王荣昭和林树亭，似乎是一对天生的冤家，王荣昭入监的第二天开始，两人就龃龉不断。两个人白天是邻居，晚上睡觉也紧挨在一起。林树亭是大个子，王荣昭虽没他高，却也肩宽膀圆，十分敦实，躺下时，占地面积比旁人都要大得多。林树亭睡觉时不断翻身，免不了要碰到王荣昭的伤腿；林树亭呓语不断，王荣昭整晚鼾声如雷。因此，两人晚上暗斗，白天明吵。常常是一早刚起身，王荣昭就责问林树亭：“喂，你这个人是猴子投胎呀，怎么整个晚上拳打脚踢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林树亭傻乎乎地：“有这回事么？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王荣昭说：“你哄三岁娃娃也不信。折腾了一夜，自己会不知道？”
　　林树亭一脸无辜：“你要是不信，今晚我再闹，你推醒我。”
　　第二天早上，轮到林树亭气势汹汹地找王荣昭发难了：“昨晚，你为什么踢我的腰眼？”
　　王荣昭嘴一咧：“咦，不是你自己让我推醒你的么？”
　　林树亭眼球发红：“你哪里是推，你是在往要害上踢，是存心伤人。他奶奶的，不要吹你会打拳，像你这样的国民党反动派，老子当年拼刺刀，干掉没有一打，也有七八个。”
　　王荣昭拖着条瘸了的左腿，右腿单腿扎了个马步，做出迎敌的样子：“别欺负老子是瘸子，你有种上来，叫你趴在地上起不来。”
　　正吵得不可开交，程公在旁断喝一声：“闹什么，有话好讲，动手不行，成何体统！”
　　别看程公弱不禁风，这一喝，倒真显出了军法处长的气派，一时把两个人都镇住了。就此闷声不响，彼此虎视眈眈直到吃早饭。

　　对同监室的每个人，王荣昭都像相识多年的朋友，处得十分融洽。唯独对于林树亭，却横挑鼻子竖挑眼，有事无事总要刺激他一下。两人入监一个来月后，逢到家人送物。王荣昭的家人早早就到看守所，除了送来肥皂草纸、毛巾、牙刷、脸盆等日用品外，还有一床很厚的棉被、一条棉裤和一双高帮棉鞋。虽然都是旧的，棉被和棉裤还补丁驮着补丁，但王荣昭显得很满意。嘴里还不住叨着“患难夫妻见真情”之类的话。
　　那一天，林树亭从吃过早饭开始，就眼巴巴望着木门上那扇小窗。然而，送物的警员一次又一次走到窗前，却始终没有喊到他的名字。
　　天，渐渐暗了下来。走廊里响起了晚饭的推车声，林树亭终于完全绝望了。他喃喃自语道：“娘的，我知道她不会来的。她是党员，单位开始审查我的时候，她就哭了好几个晚上，说是出了别的事，还能找人帮忙，这是原则问题，一点办法都没有。”
　　林树亭原来在山西老家有妻有子。定居上海后，就和乡下妻子离了婚，同上海一名工厂女工结婚，又生了两个女儿。那女工因为嫁了个“老革命”，前些年在厂里也入了党，并被提拔当了工段长之类的小干部。一直到半年多后，林树亭的妻子才给他送来衣被等日用品。那天，一脸胡须的林树亭哭得像个泪人。
　　王荣昭把家中送来的被子折叠成沙发状，舒舒服服坐在上面，幸灾乐祸地发了话：“这就叫报应。当年有些狗屁老八路，打仗的年代，乡下老婆历尽辛苦，替他养孩子、侍奉老人。仗打赢了，在城里当了官，转眼就把黄脸婆扔了，娶了城里花姑娘。我当初想不通，对这些陈世美，老天怎么就没个报应。现在看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老革命一出事，花姑娘马上划清界线，还不如黄脸婆对老公死心塌地。”
　　林树亭气得浑身打战，脸上的青灰色显得越发浓重，伸出手抖抖地指着王荣昭：“你这个老国民党、老反动派，你对我这么仇恨！你干脆把我暗杀了吧。”
　　王荣昭嘴一咧：“切，我干吗要暗杀你，你还以为自己是老革命？做梦吧，你我现在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你比我还不如，老子是国民党，你是汉奸，蒋介石国民党还要枪毙汉奸呢。”
　　林树亭被骂得脸色发黑。他说不过王荣昭，打架又不敢，怕被铐起来。只能唉声连连生闷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林树亭与人相处的态度渐渐发生了转变。对大家平时闲谈各种食谱乃至更无聊的话题也不再显得那么反感了。他没有了一天三包烟抽，每天晚上的气喘和自我折腾也从缓和到完全停止，和王荣昭的龃龉因而少了许多。他人高马大，关押的日子一长，饥饿感也比他人更甚。一天放风时，院子的角落有一个丢弃的烂菜皮帮子。他一见，两只眼睛放出了绿光，蹩到跟前，趁站在夹墙上的值班警员不注意，伸手抓起来掖在衣服里。
　　我见了要笑，史老向我示意，让我不要做声。
　　回到监室，林树亭见全监室的人都在看着自己，不好意思地轻轻说了一句：“里头还有菜苔，是甜的。”
　　那天，他的老对头王荣昭破天荒地一声不吭，没有用任何话语嘲笑和刺激他。
　　促使林树亭彻底转变的是在1965年初。那天下午，他提审回来右手大拇指沾满了红红的印泥。他瘫坐在座位上，也不擦手上的红印，只是发呆饭来了，也是马马虎虎地吃完，居然连手指都未曾刮一下。闷了很久，他突然问我：“十一座，你是大学生，我问你个词，这‘游伍’是什么意思？”
　　我听得一头雾水，就反问他是怎么回事。
　　林树亭告诉我，方才在审讯室里，审讯员为他作案情小结，其中有涉案人员的籍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等。在本人成分一栏中，审讯员写了“游伍”二字。他向审讯员表示异议，说自己以往填写履历，本人成分这一栏多年来一直都写的是“革命军人”，如今怎么成了“游伍”。审讯员朝他眼睛一瞪：“你不是游伍是什么？”
　　他不懂这两个字的含义，希望我解释。
　　我告诉他，“伍”就是“军伍”，泛指军队，不论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包括在内。游，就是到处游荡。所谓游伍，就是说你一段时间在这支队伍混混，一段时间又在另一支队伍溜溜。
　　林树亭听了气愤地说：“妈的，人倒了霉，连成分都变了。我先后两次，参加的可都是革命军队呀！”
　　我笑道：“可你还当过一次伪军。正因为你两次参加革命军队，所以才称你为游伍。要不，连游伍都不够资格。”
　　林树亭睁大眼睛问：“游伍都不够资格，那该叫什么？”
　　“兵痞。”我说。
　　林树亭傻了半天，长长地叹了口气：“娘的，算了。游伍就游伍吧，总比兵痞好点。”
　　自此，林树亭性情大变，终于成为218号监室中闲聊队伍的积极成员。而且，越是无聊、下流的内容，他聊得越起劲。
　　1980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林树亭后来被判了五年刑。期满后，又戴了十六年“反革命分子”帽子，平反时年未满六十，单位硬是要他办了退休手续。由于他的案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仅“补助”了他五百元了事。

六．米换过了

　　1965年初夏，“闷关”了一年多的史老，一连几天上下午提审不断。每次回到监室，他都要呆呆地坐着出神，而且不住地喘着气，苍白的须发，都在微微地颤动。第三天下午，回来已经是晚饭以后了，阿火把装在茶缸里的饭菜递给他。
　　他摇摇头：“先放一放，我一时吃不下。”
　　面对狱友关注的眼光，史老吁了一口气：“案子了结了。”
　　他勉强笑了笑，又说：“审讯员答应放我出去。”
　　 “好呀，祝贺你了。”好几个人异口同声轻轻叫了起来。犯人之间，只说“祝贺”而绝对不使用“恭喜”这个词。依据千百年的习俗，“恭喜”二字是在送死刑犯上路时专用的，因此十分忌讳。
　　听到有人可以释放，全监室的人都会觉得很高兴；反之若知道谁被判了重刑，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沮丧。这倒并非出于狱友情深，而是因为命运相关、物伤其类的缘故。众所周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家的政策往往大于法律，对政治犯尤其如此。而政策之宽严，又全凭一时之政治需要。因此我们这些关押在看守所内命运莫测的未决犯，几乎每天都在揣摩当局的政策，推算自己的下场。同室人相处日久，彼此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因而如果有一个人获得释放，就会联想到政策是否有所宽松，自己也会有获释或轻判的可能，由是感到欢欣鼓舞；反之，则不免兔死狐悲，接连几天情绪消沉。
　　然而，史老却了无喜色。他神情茫然地说：“可是，审讯员要我写一份认罪悔过书。”
　　老倪嗤的一声笑了出来：“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只要能出去，不要说写一份，就是写一百份认罪悔过书，又算得了什么。”
　　史老激动起来：“可是，我没有错，我没有犯罪，如何认罪悔过？我信天主，这是我的信仰，凭什么要我认罪悔过？”
　　我知道，他的思想在什么地方打了死结。就劝解他：“即使写一份认罪悔过书，你也没有伤害任何人，何必如此固执。”
　　史老的话音里带着哭声：“可是，这伤了我的心。”
　　“可是，如果你不写，你就出不去。就会伤了你的父亲以及妻子、儿女的心。”
　　史老不说话了。显然，他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我忽然觉得，眼前这个老人很可怜。他明明十分想回家，他平时经常说起他的家人，说起年近九旬的老父，说起几十年相敬如宾的妻子，说起还在念高中的小女儿。他异常想念他们，希望能同他们团聚。然而，正是那一份由传统形成的情结无形中在他心里铸就了一道障碍，使他难以走出这痛苦而关键的一步。
　　为了生存，无论如何都要使他消除这一份传统的情结。于是，此后的一两天，我有意反复讲起勾践和司马迁的故事，讲勾践在兵败之后如何甘作吴王奴仆乃至舔屎尝粪，以及十年教训、十年生聚，每天睡稻草，尝苦胆，终于灭昊的过程；讲司马迁忍辱身受腐刑，终成《史记》的经历。
　　终于，在两天后的早上室内活动时，史老走到我身边，飞快握了一下我的手，轻轻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以前只知文天祥、史可法，没有想到勾践和司马迁，谢谢你。”
　　我对他轻轻地笑了笑。我知道，并非我有如簧之舌，能改变他的原则。我只是给了他一个理由，一个精神上的台阶，让他做了一件实际上是他朝思暮想的事。
　　过了半个来月，史老离开了看守所。后来证实，他的确是被释放了。1967年，我从农场返沪探亲，曾经打过一个电话到他家里。他家人说他出去了，要晚上才回来。我没有再去电话，也没有再联系。形势险恶，作为刑余之人，只要知道他已同家人相聚，我就心安了。

　　阿火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离开的。
　　1965年9月底，已经听到了杀猪的叫声，已经吃过了汤菜，只等美美地享受节日的三块红烧肉了。一清早，刚刚喝过粥，还不到8时，阿火就被带走了。在阿火离开监室的同时，还接连听到好几间监室的开门声。那开门的声响同阿火一案的涉案人数，正好相符。
　　监室中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明摆着，这不是普通的提审。如果是所内正常提审，绝不会这么早。因为审讯员8时半上班，最早也要到9时左右才会来提人。而且，同时带走那么多人，就更异乎寻常了。
　　出了看守所，是检察院，还是法院，抑或批斗、公审？阿火身负命案，他的结局是大家十分关心的。当天上午，全监室的人就此事展开了议论。
　　就在众说纷纭之际，原先一直听着的王荣昭忽然一拍大腿：“哎呀，九座这小子原来是这个案子呀！原先，我只听说他是杀人犯，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听你们这一说才知道。这个案子，我在进来前就听说了，是市里作为四清运动中的大案在全市范围传达的。说是一伙暗藏的地主富农、阶级敌人，夺了生产大队的领导权，把两个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贫下中农残酷杀害了。听传达时的口气，几个主谋和主凶，肯定都要枪毙的。”
　　众人倒吸了一口气。阿火悬了。
　　王昭荣摇摇头：“十一”到了，正好是公判的日子（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有关部门往往在节日前夕召开几千人乃至上万人的大会，对一些重大案件进行公开判决，以震慑人心），小家伙吃不到这里的大肉了。”
　　老倪脸色十分难看。前几天，阿火说，他这辈子不知道葡萄糖和鱼肝油是啥滋味。老倪就同他做了笔交易，用四分之一包葡萄糖和四分之一瓶鱼肝油，换阿火10月2日那块肉。葡萄糖和鱼肝油，老倪当时就给阿火了。阿火一口气把四分之一包葡萄糖吃了，咂咂嘴说：“不错，吃下去肚子也不饿了。凉丝丝的，味道蛮好，就是不如白糖甜。”
　　那四分之一瓶鱼肝油，阿火是分三天拌菜吃的。他一边吃，还连声说：“长这么大，除了过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油的菜。”
　　老倪正眼巴巴地等着10月2日中午与阿火交换的那块肉，眼看要鸡飞蛋打了。
　　阿火回到监室，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了。他两眼发直，脸如土色，手中拿着一个小纸卷。走到座位前，纸卷松了下来。
　　我一眼瞥见上面三个字：起诉书。
　　监室的门没有关。几个穿制服、戴大盖帽的人，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外。有几个是熟识的警员，还有几个陌生人。其中一个对阿火说：“磨蹭什么，还不快整理好东西出来。”
　　我向阿火指了指被子。阿火从里面取出一茶缸午饭。他说不出话，只是拿着茶缸向门外的警员比划了一下。
　　门外戴大盖帽的人皱皱眉：“那就快吃。”
　　阿火吃着饭。监室中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他吃饭。
　　直到离开监室，阿火一共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在吃饭时，他望着老倪，喃喃自语：“欠的债，要下一世还了。”
　　另一句是吃完饭，放下茶缸的时候。他说：“米换过了。是陈米，米囤最底下的。”
　　和我同岁的阿火，从此消失了。

　　我是1966年5月中旬离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的。
　　当天下午1时许，我正倚在墙上打瞌睡，小木窗轻轻地拉开了一个低沉的声音：“1992。”
　　我本能地跳了起来。小窗外，络腮胡一双眼睛正看着我。
　　根据看守所的规则，犯人白天是严禁打瞌睡的。我硬着头皮，准备受罚。
　　络腮胡朝我招招手：“你过来。”
　　我提心吊胆地走到窗口。
　　络腮胡：“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一年七个多月，我的名字已经消失了。只有“1992”或“十一座”。
　　“严祖佑。”我回答。
　　吐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有些陌生。
　　“整理好你的东西，出来。”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思想一片空白。
　　我的衣物几乎全是室友们帮我整理的。一条棉毯，打了一个半人高的大包，拖到楼梯口，弱的身体已经不住地喘气。
　　“下去。”络腮胡命令。
　　我弯下身，试图背起包袱。包袱纹丝不动，下却一个趄趔。狠狠心，对包裹使劲踹了一脚。
　　包裹仿佛很不情愿地顺着楼梯滚到底楼。
　　小办公室里久违的胖君子嘲笑似的望着我：“年纪轻轻，怎么像生过大病一样。今后如何接受劳动改造。”
　　我无语。喘气。
　　“今天，就送你去改造。”
　　我竖起耳朵，听着胖君子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
　　“劳动教养，期限两年。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1964年9月26日。”
　　“这么说，再过四个多月就到期了。可要好好改造喔。”
　　我眼皮一跳问：“关在这里的时间也算么？”
　　我知道，如果判刑，在看守所拘押一天折抵刑期一天。但劳动教养是否也如此，我确实不懂。
　　胖君子翻了我一眼，不作回答，只说了一句：“你母亲在外面，你去见见她。”
　　我全身抖了一下。
　　我以为我会哭的，但是没有，很奇怪。
　　那天来的，除了母亲，还有多年寄居在我家的惠英表姐。惠英表姐姓杨，比我母亲还大九岁，孑身一人，将我从小带大，情同己出。
　　都是至亲的人。
　　母亲执着我的一只手，惠英表姐执着我的另一只手。她们都哭了。
　　我觉得我也应该哭，可是没有一滴眼泪。
　　我只是轻轻叫了她们一声。她们向我说了很多话，我听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已无泪。
　　前后十四年的牢狱生涯，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面对亲人，我的心在滴血。
　　上吉普车，出门，阳光耀眼。
　　第一看守所坐落于闹市。吉普车出门才几米我看见街上走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才是仲春，居然穿着一条紧身卡其短裤，两条腿真白。
　　她的脸真动人，我看得入迷了。
　　青春真好，青春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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