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牧草：迷失在北京

┃Personal History

© 萧牧草／文

1

　　自从上学起，“爱”字在我心中，就是与那些宏大叙事相关联的：爱领袖、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从没谁告诉我怎样去爱一个“人”。
　　上中学后，伴随体内荷尔蒙的激荡，我在懵懂中进入青春期，并开始对一位男生产生了好感。但在视爱情为洪水猛兽的年代里，这种最原始的“异性相吸”刚露头，就被工宣队冠以“资产阶级腐蚀青少年的糖衣炮弹”，掐死在萌芽中。
　　下乡前夕，老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咱家的情况你知道，你爸还没平反。到了农场要好好劳动，争取早点招工回来。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不要想，离那些流流皮皮的男孩远点儿。”
　　虽然她没明说，但我就是再愚钝，也能听出弦外之音：别在农村谈恋爱。
　　那时，我已出落成“不高不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一百一十六”的大姑娘。作为过来人，老妈当然知道一群青年男女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不能不提前给我打上预防针。
　　我理解她的苦衷。父母本就被“史无前例”折腾得自身难保，家里几颗小苗又都被撒到广阔天地。每个孩子的未来出路，都让他们牵肠挂肚寝食难安。
　　因而，自打到了农场，我就谨遵母命，把男女界限划得泾渭分明。除了下地干活，就安生躲进小屋。即使再苦再累，也从不和异性“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别说流流皮皮的男生，就是宣传队那些自带布尔什维克光环的“大春常青”们，也自觉离开八丈远。
　　有同学说我清高孤傲，我唯有苦笑。背负着“黑五类”家庭的原罪，救赎之路自然比别人更加艰难和漫长。只能在屈辱愤懑中老实做人拼命改造，指望啥高傲呀。
　　可以说，在生命的前二十年，我就像条蚕，把自己封闭在织就的茧中。直到那一天……

2

　　一九七六年末，我已离开农场，成为光荣的“领导阶级”，并被工厂派往北京学习。白天在单位忙碌，下班后，时常会和小姐妹一起，到住地的会议室看电视。
　　粉碎了四人帮，文艺舞台也开始摈弃“十年一贯制”的语录歌和样板戏。记得那晚转播了一场文艺晚会，郭兰英把一首《绣金匾》唱得声泪俱下。
　　看完节目，我去了趟洗手间。待走出大楼，见一起来的同事早没了踪影。我边走边哼着半生不熟的旋律，谁知第一块金匾还没“绣”完，就听到有人打招呼：“同志，请等一下。”
　　我停下脚步，隐约看到路灯下站着个人。他迎上来说：“我很喜欢你，交个朋友吧！”
　　我的脑子瞬间“轰”得一声，哎呀妈呀大事不好，遇上流氓了！下意识想撒丫子逃跑，却觉得腿脚像被抽去了筋骨，软得迈不开步；想大声呼救，又像被一双大手锁了喉，干急发不出声；只能傻在原地不停地“筛糠”。
　　进京后，我曾两次在公交车上遭遇“咸猪手”。但车上毕竟有“广大革命群众”在，流氓也就敢在阴暗处小刺挠。可这会儿，除了几盏路灯半死不活地忽闪着，大院里到处黑黢黢的，别说人了，鬼都见不到一个。我真是上天无门，下地没缝，只能束手待毙。
　　那流氓看我仨魂吓丢两个半，连忙说：“你别怕，我不是坏人，就住在这后院。”
　　后院？还真是单位宿舍。我竭力镇定下来，看到面前站着的不是魑魅魍魉，而是个瘦高个，戴着白边眼镜的年轻人。
　　可我还是紧张得上下牙打架。进厂不到一年，我仍穿着当知青时的旧衣杉，梳着与“铁姑娘队长”同款的清汤挂面头。这副并不“光辉”的土妞形象，咋会招惹上个首都青年？我想，他肯定是不知道我的身份。连忙蚊子般哼咛着通告：“我是外地来学习的，几个月后就回去了。再说咱俩根本就不认识，不可能成为朋友。”
　　流氓大概也觉得这事不那么道貌岸然，说话打着结巴：“我、我知道你是外地的，我观察你有段时间了。”然后拿出封信：“你看了再答复我，明晚我还在这儿等你。”说完，他不再纠缠，融入了茫茫夜色。
　　上帝保佑！他没有做出更可怕的举动，否则……我不敢往下想。
　　回到宿舍，我好半天才把吓丢的魂灵归了位。打开信，抬头写着“同志”二字。接下来：“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你的庄重大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嗯哼？小流氓也知道庄重大方？
　　去看电视有一阵儿了，但我打小就是个不出头的，从不像其他小姐妹在会议室里叽叽喳喳。许是这寡言和怯生生的模样让他误会了。
　　接着，他又说自己喜欢读书，不甘于现状。
　　恭维完女生，又开始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先把自己从不学无术，只会追女孩儿的小流氓中摘出来？
　　“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原来“大灰狼”早就心怀叵测了，可我这“小白兔”竟一点儿没察觉，傻得够级别。
　　“这是我第一次向女生表白，鼓了很大勇气。祈盼你能接受。”
　　第一次？不是情场老手？可我凭啥信你？
　　我一边读信，一边不停腹诽着反驳。
　　信的末尾没署名，信封上只写着“内详”，里面还夹了张照片。仔细端详，那流氓长得倒像人畜无害。
　　读完信，我心里像塞了团旧毛线，乱得理不出一点头绪。咋办？明天他还等着回复呢！
　　不理他？“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从信里看他惦记我不是一两天了。明知我是外地人，还不管不顾地表白，显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且他就住在后院，要是遇上块黏着不放的狗皮膏药咋办？
　　躲着他？那今后就不能去看电视了。可我从工厂仓促进京，连本书都没带。来之后，也曾到西单王府井的书店里踅摸了一圈，除了领袖著作和几部红彤彤的长篇，只有最时髦的《学习与批判》。实在是无书可买。若晚上不看电视，只能在小姐妹的家长里短中煎熬，太无聊了！
　　我在床上不停地翻着“烧饼”。思来想去，决定找闺蜜帮忙拿个主意。

3

　　第二天，我先对闺蜜讲了昨晚的“艳遇”，又把信和照片拿给她看。没想到，她却竭力主张我和那人接触一下：“看照片文绉绉的，不像坏人。长得也精神。你都二十多了，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我心有余悸地说：“我可不敢和一个‘小流氓’谈恋爱。虽说他在信里没少给自己涂脂抹粉，但凭常识判断，在马路上和陌生女孩儿搭讪的能是什么好鸟。反正我心中的白马王子绝不会这么做。”
　　闺蜜却打趣道：“北京人眼多高啊！人家能看上你就烧高香吧。看照片你俩还挺般配。”
　　我又羞又气：“人家心里都快烦死了，你还拿我开心。就算他是好人，我现在也不想谈恋爱。前段厂里推荐大学生，我也报了名。还想趁年轻多读点书呢！”
　　我说的是心里话。虽然进了令人艳羡的国营大厂，但我不甘心在流水线上耗费青春。还是一门心思想上大学。
　　听我这么说，闺蜜一声叹息：“那你可得想清楚了，错过了别后悔。”我点点头。
　　这个白天似乎格外漫长。好不容易熬到了华灯初上，想想前辈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还“前进进”呢，我只管壮着胆子走进了会议室。
　　那流氓（姑且叫他“眼镜”吧）果然在。待我避开同事走出去，他也心有灵犀地跟了出来。到了楼后僻静处，我拿出信和照片还给他，并再次拒绝了他。
　　从在会议室看到我如约而至，他的眼里就充满渴望。待我退还了信件，又听我说得那么决绝，眼神顿时黯淡下来。可他还不死心：“你说不了解我，那我俩可以多接触，慢慢增进了解。两地问题更不必多虑，我爸有能力把你调到北京。”
　　“对不起，我还年轻，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请你尊重我的选择。”我不想再纠缠，说完，转身回了宿舍。
　　这也许是马路“艳遇”的最好结局——你住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再不相见。

4

　　老天眷顾，一九七七年三月，我终于踩着狗屎运，赶上了工农兵学员的末班车。
　　大一暑假和姐姐闲聊，她说：“有个同学告诉我，她父亲老战友的孩子也在你们学校，和你同届，叫××。还说那人就是个书虫，学理工的，却整天抱着本《资本论》。动不动还想学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考察。”
　　听她说得有趣，我俩一起笑。我说：“爱看书总是好事，不过他真该去学政治，才不枉那么刻苦地啃经典。上我们学校怕是进错了门。”自此，我记住了这个校友的名字。
　　期末，学校开会表彰“三好生”，我听到了书虫的名字。心说：看来人家没进错门，还真是文理兼修。
　　大二，我们到外地军训。每次开会前，驻军和大学生都会互相拉歌。学生连的指挥是一位外系男生。
　　某天训练结束，我到水池边洗衣服，遇到了一位曾一起编辑校刊的男生。他说：“你投给校刊的诗歌我看了，写得真好。”随后又压低嗓门：“我们班的党支书也很喜欢，还向我打听作者的情况呢！”
　　我一愣：“党支书？谁呀？”
　　“就是指挥咱唱歌的××呀！”
　　听到这熟悉的名字，我才知道那指挥就是书虫。羞涩中我支吾着：“我又不认识他，打听我干吗？”连忙端起衣服走了。
　　返校后，我看到了“三好生”的合影。书虫就站在我后面。

5

　　大二下学期，基础课正较劲儿的时候，我却因阑尾发炎住进了医院。想到要耽误一周课程，心情晦暗之极。做完术前检查，我到医院外散心。
　　一辆自行车快速经过。良久，又折返回来停在我身边。我抬头一看，竟是眼镜。一年多过去了，我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在这儿遇到他。这世界真是太小！
　　看我穿着病号服，他吃惊地问：“你没回外地？咋这身打扮？”
　　“哦，我上了××大学，明天要动手术。”
　　“我正要去上高考补习班。”他说。
　　我不想耽误他的时间，借口还要做检查，匆匆离开了。
　　第二天术后不久，我看到眼镜蹑手蹑脚来到病床前，并拿出一包巧克力。我没想到他竟会来病房看我。独在异乡，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正是人最脆弱的时候。这份关爱瞬间击穿了我的心理防线：“谢谢！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咋找到这儿的？”
　　“动手术嘛，我就到外科病房，说来看××学校的女生，人家就指给我这房间。”他得意。
　　接下来，每到下午，他都会来病房陪我聊天。渐渐地，我俩打破了最初的拘谨。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刀口的疼痛似乎也被转移。
　　手术后，班里安排了同学轮流到医院照顾我。我告诉她们，眼镜是上大学前认识的朋友。但这说辞就像掩耳盗铃。只要看到他，值班的同学就带着暧昧的微笑离开了。我真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
　　邻床住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床前也时常有个男青年。她大方地告诉我是男朋友。某天，眼镜走后，女孩直言不讳地问：“他是你男朋友吧？”
　　我满脸通红嗫呶着：“我连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女孩露出满脸的不可思议。我只得讲了俩人最初的邂逅及术前的偶遇。
　　女孩边听边啧着舌头：“这就是现实中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人家对你那么好，你可千万别错过。”
　　“我是很感激他，但学校有规定，学生不能谈恋爱。再说工农兵学员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我一毕业就离开北京了，所以我俩只能做普通朋友。”
　　女孩显然正痴迷在热恋中，不管不顾地：“想那么多干啥！我就在大学工作，还不知道那破规定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老师又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管天管地管学习管考试，难不成还真能管控人的高级精神活动？喜欢谁就大胆去爱，离毕业不是还早着呢吗？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还是头回听到如此大胆犀利的话，竟为之心动。
　　出院前一天，眼镜小心翼翼地问我要通信地址。这种情况下，要是再拒绝他就太不近人情了。我说：“通信可以，但每个月只能写一封。”
　　“一个月写一封？”他苦笑，显然难以接受。
　　“我能上大学特别不容易，学习上必须全力以赴。你也正准备高考，咱俩都不该过多分散精力。”他只好点头。
　　出院没多久，我就收到了眼镜的信，说他考上了某大学的分校。自此，信封上的地址就变成了那所著名大学，他有意抹去了分校的称谓。这点小心思透出些许“拉大旗做虎皮”的虚荣，也让我生出几分不屑：我和你交往，注重的是你这个人的内涵，而不是其他附加的东西。
　　不久，眼镜来信说，他们班长是一位在兵团待了近十年的老知青，人非常好。周末想让我一起去她家聊聊，认识一下。
　　我一向敬佩老三届，就同意了。
　　班长的父母都是驻外使节，家里很清静。知青和大学生的共同经历，让我俩聊得非常投机。下封信中，眼镜反馈了班长对我的看法，通篇的溢美之词。
　　我虽没谈过恋爱，但对爱情却有着玫瑰色的幻想。祈盼心目的“他”思想深邃、品德高尚、知识广博，是一个让我仰望和崇拜的对象。
　　但和眼镜通信的时间越长，我越感到失望。没有期待中的精神默契和灵魂碰撞，甚至体验不到棋逢对手的愉悦。多数时间都是我在输出：输出我那幼稚的人生观和粗浅的学识，从他那儿却汲取不到丰厚的营养。渐渐地，这种寡淡无味的交流让我失去了继续下去的欲望。
　　我曾自问，难道心目中的爱情只是虚幻的乌托邦，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我也曾自省，是不是迷失在了爱的梦幻中，贪婪到只想索取，不愿奉献？
　　我俩见面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一次聊天中，他提到：“我们这批考上大学的人特别看不起工农兵学员，说他们是垃圾。”
　　我被深深伤害到了。冷冷地说：“既如此，你就不必再与我这‘垃圾’交往了，免得玷污了清白。”
　　他看我那么生气，忙解释说，这是某些同学的议论，并不代表他的看法。
　　我说，你的同学都是学法律的“天之骄子”，不该有如此“一棍子扫倒一大片”的偏颇。工农兵学员是有自己的问题，没经过入学考试，还有些人是后门进来的。但即使指责，也应该是这种招生制度的始作俑者，而不是这个群体。
　　我告诉他，自己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十分珍惜学习机会，没有虚度光阴。
　　冷静下来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前段时间去班长家聊天，或许是他精心安排的一场“面试”。虽然我成绩不错，却感到被人“鉴定”的别扭。
　　我开始理性审视我俩的关系。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拒绝了他。手术后同意交往，也是出于不忍再伤害他的善良。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感情不是爱，更多的是感恩和报答。
　　周末，我到阅览室翻杂志，无意中读到“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这句话如醍醐灌顶般惊醒了我。想想和眼镜不过通了十几封信，就写成了温吞水，我俩还能长久地相处下去吗？
　　我累了，心累，决定结束这段交往。但想到他在医院曾给予的关怀和陪伴，又一直纠结。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

6

　　一九八零年春节过后，我迎来了毕业季。开学不久，就听说有同学在为留京找路子，更有神通广大的家长已为孩子联系好了接收单位。但我却傻傻地不为所动。
　　父亲虽已平反，在京也有可信赖的老领导，但从招工到上大学，我一直像朝圣路上的苦行僧，一个人砥砺前行，从没摧眉折腰求过任何人。如今，更不愿依赖父辈的荫庇。
　　课程都已结束，教室也比原来清净了许多，我依然按部就班，每天教室、阅览室、宿舍、食堂“四点一线”，脚步匆匆。除了忙毕业设计，还买了本英汉对照的专著试着翻译，期待让英语再上一层楼。
　　入校几年来，我对每门课都刻苦学习毫不懈怠。之所以如此，并非只为了“振兴中华”的宏大口号，更多是为了父亲。
　　从文革遭难到最终平反，十二年里，我从未见父亲开怀大笑过。但从我上了大学，每次看到我的全优成绩单，他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我就是想让他开心并为我自豪。
　　还有三个月就要离校了。傍晚，回宿舍的途中，同学S突然叫住我，递过来一个纸条，啥也没说就匆匆离开了。
　　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心脏开始胡蹦乱跳。回宿舍一看，果然是封情书。因为自己的内向和不善交往，大学几年，我和班里许多男生都没咋说过话，S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的表白让我十分意外。
　　和眼镜的“初恋”已让我神伤，对爱情更是产生了怀疑和畏惧。临近毕业，我不想再背负感情的十字架。于是，就祭出眼镜当“挡将牌”，写了个三指宽的纸条告诉S，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心烦意乱中，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好友。
　　几天后，好友提醒我：上晚自习的路上，她见S独自在小花园里踱来踱去，像只受伤的孤狼，看起来很可怜。昨天在小组会上，他的情绪也很反常。你最好找他谈谈。别忘了，咱这楼上前段时间还跳下来一个，千万别再出什么事。
　　这番话吓得我一激灵。前没多久，是有个外系的男生因为感情问题跳楼自杀了。前车之鉴不可不防。我决定找S谈谈。
　　S的情绪十分激动，上来就说：“从入校我就觉得你和其他女生不同。”
　　“是，傻大个”。我自嘲。
　　他露出一丝苦笑：“反正从那时我就开始喜欢你。但因为怕影响学习，一直没敢说。快毕业了，再不说就没机会了。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却被你一个小纸条就给打发了！真让人受不了。”
　　“真对不起，我已经说过，我有男朋友了，就在北京。”我连忙表示歉意。
　　“马上就毕业了，你准备咋办？留在北京？”
　　“我俩没说过毕业后的事。他比我低两届，还在上学。”我不会撒谎，只能实话实说。
　　“那好，既然你还没做出最后选择，我就可以和他公平竞争。我会用行动证明，我对你的爱并不比他少。家里已为我在北京找好了接收单位。如果你同意，也可以一起留京。”
　　我当时就懵了！没想到，大实话竟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不仅没达到劝慰目的，反而激起了他的竞争欲望。我只能再次忠告：“你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和感情，我不可能同时和你俩交往。脚踏两只船违背我做人的原则。”
　　S却说：“每次假期回家，父母的老战友都会给介绍对象，但都被我回绝了。我不愿遵从媒妁之言，只希望自己来寻找真爱。所以，三十岁之前我都不会放弃。”
　　S和眼镜不同，我俩几乎每天都会在教室、阅览室或食堂相遇。他会把写着思念的纸条夹在书里偷偷给我，会在周末邀我去公园，甚至会把内部电影票塞进我的课桌。我一次次地婉拒，反而更激起了他的斗志。面对他的穷追不舍，我躲无可躲，藏无可藏，真是走投无路痛苦不堪。
　　没过几天，一位老乡告诉我：外系的一位男生托她传话，想和我交朋友。待她说出那人的名字，竟是姐姐口中的书虫。
　　一个都够我烦的了，还接二连三往一块凑，我真是欲哭无泪！
　　就在这时，政治教研室的老师找我谈话，说准备让我留校当老师。还说，你们这届只留了两位同学，还有一位是××——竟是书虫。
　　我沉吟片刻后，一口回绝了。
　　老师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你再好好考虑考虑，留在北京当大学老师，这可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感谢学校的信任，我不想教政治课。从小我就在‘内部书’中看过苏共的大清洗，那时就觉得政治黑暗又龌龊。文革十年，几亿人被裹挟在政治运动中，整天斗得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我的父母也受尽折磨和屈辱。好不容易赶上了改革开放，我就想远离政治，踏踏实实学门技术。上可报效国家，下能安身立命。”
　　听我这么冒傻气，老师笑了：“政治教研室可不光是教政治。学校留你，是因为要开一门叫‘自然辩证法’的新课。”
　　“自然辩证法？我自己都没学过，咋能当老师教别人呢？”我质疑。
　　“正因为大家都没学过，才叫‘新课’。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而你这两方面的成绩都不错。当然，学校不会让你赤膊上阵，准备送你到北大哲学系进修两年。”老师耐心地解释着。
　　上北大？我心中燃起了小火苗！可想到是去哲学系，瞬间又熄灭了。
　　“高中有段时间，政治课天天都在学哲学、用哲学，在我眼里，哲学和政治脱不清干系。”我说。
　　遇上我这块不可雕的“朽木”，老师只有苦笑着沉默了。
　　实际上，这套说辞，只是能冠冕堂皇摆上桌面的理由，另一个理由打死我也说不出口。如果留在北京，我将不得不面临艰难又痛苦的爱情抉择。三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同时出了一道爱的选择题：除了眼镜，还有不言放弃的S，而如果留校，又将和书虫成为同事。这可不是学科考试，ABC随便勾一个，也有三分之一的胜算。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感情考核，无论如何勾选，必定会伤及另外两个人。
　　我被这悲催的题目逼到了十字路口，心乱如麻中失去了理性。因而，做出了令所有人匪夷所思的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放弃留京，逃离爱情。

7

　　就在我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候，眼镜邀我去他家，我也正想和他做个了断。
　　一进门他就说，准备和家里摊牌，让父亲设法把我留在北京。
　　我告诉他，自己有留校的机会，但放弃了。并说出了S和书虫带给我的烦恼。那一刻，我太需要一个倾诉对象了，无论他是谁。
　　话音刚落，眼镜就说：“有那么多人喜欢你，说明我没看错人。”
　　看他像决斗中的胜者，露出满脸的洋洋自得，我积蓄已久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掉泪。我恨自己没出息，更多的是失望和寒心：从他那儿没得到丁点儿理解和慰藉。
　　看我掉泪，他才突然反应过来，大惑不解地问：“你放弃留校，那我俩咋办？”
　　“我这次来就是要感谢你在病中给我的关爱，我很快就走了，咱俩的交往就到此为止吧！”
　　他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愣住了，哀怨地诘问：“为什么？我那点做得不好，你说，我改。”我分明看到，他的双眸慢慢积蓄起一汪晶莹。
　　我说：“不是你不好，是经过这一段的交往，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我不想再过多解释。在书信慢，车马远的年代，我并非没有勇气谈一场异地恋。关键是人。如果遇到了对的人，我定会飞蛾扑火般投入。但我没勇气说出这真实想法，那样对他的伤害会更大。
　　他说：“我觉得挺合适。虽然我俩通信不多，见面更少，但那都是怕耽误学习。我对你的爱一直没变。”
　　我只觉得身心俱疲，该说的话都已说清，不想再费口舌。我站起来要走。他坚持要送我到汽车站。在公交站牌下，他含着眼泪再次请求：“你若实在不愿留在北京，那等我一毕业就去找你。”
　　那个瞬间，我羸弱的心脏被这泪水泡软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汽车来了，我默默地走上去，怯懦和优柔寡断再次打败了我！只能在自己铸就的藩篱中继续挣扎。

8

　　多年后，和朋友聊起大学生活，他问：“如果那时你喜欢一个男孩儿，敢向他表白吗？”
　　“打死我也不敢！要是被拒绝了，脸往哪儿搁呀，我可丢不起那人。”
　　他笑了：“好吧，那如果有人追求你呢？”
　　“我讨厌男生有事没事的搭讪，觉得他们都心怀叵测。”
　　他又笑了：“自己喜欢的人不敢表白，别人追你又拒之千里之外，那你怎么得到爱情呢？还像长辈那样，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无语。向他讲了在北京和眼镜的邂逅，以及毕业时的选择。我说：“别看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在爱情来临时，却依然幼稚得如同少先队员。面对异性的追求，既不会理性拒绝，也不愿违心承诺。最终不仅伤了别人，也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
　　现在想想，几位异性在不同时段闯进我的生活，见证了我傻傻的青涩和单纯。也许是时机不对，也许是缘分不到，我们没能走到一起。但我还是很感谢那些生命中的遇见，感谢他们纯真的爱。
　　他问：“没有留在北京，没能进入北大，你后悔吗？”
　　“这世上从来买不到后悔药。那时我就是个井底的癞蛤蟆，眼界只有头顶那么大。甚至无知到把政治和哲学混为一谈，最终与北大失之交臂，实际也是为自己的愚蠢买单。人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我做出那样的选择，既有多年禁锢带来的浅薄和偏见，也有自身的性格缺陷。”

9

　　这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真实故事。为了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我用了化名。
　　如今，岁月早已褪去了我的满脸青涩，覆盖上厚重沧桑。在世事纷繁中细数流年，把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爱情留墨于笔端，只为让孩子们能够摆脱蒙昧和羁绊，在灿烂的阳光下尽情相爱，自由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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