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济翔：劳教岁月.上篇

何济翔私人史

┃Personal History

劳教岁月
上篇

一

　　狂风骤雨、摧人肺肝的批斗结束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第二年4月，我们法院的右派，全体随法院下放干部到农村劳动。所谓下放干部，也是组织上认为的落后分子，其中有少量党员，也有属于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我当时还认为这就是对我的劳动教养的处分，到附近劳动不好吗？所以我是高高兴兴地挑着行李随下放干部到农村去的，地点是浦东张家桥。我们下到农村，组织上说是到农村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先是被分到一户农民家，和他同吃同住。我原先是整日坐在办公室里的，做的是脑力劳动，现在开始全日体力劳动，整日拿锄头、铁搭和扁担，用的是力气，一天下来，不觉饭量大增，一顿饭三大碗。我住的那家农民嫂子，可被我的大肚子吓坏了，我有什么办法？劳动就是要吃呀。
　　我们右派分子来到农村，组织上叮嘱，决不向外宣布我们是右派分子，为的是怕农民有意见，为什么把头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也混在下放干部中送到农村来呢？这不羞辱了纯洁的农民吗？事实正相反，一些农民并不知道右派分子犯了什么大罪，看到我们右派分子都是文质彬彬，很有礼貌，相反倒很亲近我们。除了一般农民，所有农村干部，都是组织上通知他们有哪些人是右派分子；久而久之，全体农民都知道了。但他们并不厌恶我们，而是愿意和我们说长道短，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和下放干部一起，由党员干部带队。开始我所在的队由姜德菊带领，她是二中院民庭书记员。我们吃食堂，一天食堂加菜，红烧蟛蜞，几角钱一只，可零买。那时我的工资已全部革除，每月只发生活费十五元，其中十二元伙食费，三元零用，当然无力购买蟛蜞。出乎意料的是，姜德菊却特意买了一只送给我吃，这事真使人大受感动。她是带领我们并监管我们的党员干部，我却是一个被打倒在地的右派分子，地位相差悬殊，而她敢于自己掏腰包买一只蟛蜞给我吃，虽所值不多，这情分和勇气，却令我为之感动不已。这事虽时隔已有四十余年，我还是记忆犹新，如在目前，要在这里写出来，不管她对别人怎样，我总是由衷要感激她的。
　　可是，过不多时，带队的却换了一个人，是二中院民庭某副庭长。当时民庭有两位副庭长，一男一女。这位副庭长也是党员干部，可能因为我是非党员干部而做正庭长，他是党员干部却做副庭长，心中不服气，对我看不起，所以在日常工作中，常常有点别扭。另一位女副庭长姚欣华同志也看不惯他，总是对我说，怎么他老是别别扭扭的。但我也决不在意，总以为各干各的事，彼此不相干。现在我退居人下，而他来做带队人，这样，对我报复、逞威的机会就来了。自他来带队后，我们一在一起劳动，他就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我的日子可真难过。我们下到农村，可能我是属于应劳教的人，与其他右派不同，还要受到当地派出所监管，定期要向派出所汇报行动。有一次我没有向他说明要到派出所去做汇报，就直接去了，这好像是没有理他，灭了他的威风，我回来后，他就对我大发雷霆。这时，我和他，还有另一位党员干部赵平原同志同住一间房。农村无自来水，三个人用一只水缸贮水用，每天洗脸、洗脚和漱口水，都规定由我一个人挑水供三人用；包括每天劳动都受他的严厉监管。我暗中认为我是在做20世纪的农奴。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农村拔白旗，我就被拔掉送到江西劳动教养去了。原来以为到农村就是劳教了，结果要到江西才算真是劳教，无疑也是这位副庭长把我这面白旗拔掉的，是他送给我二十年更苦更悲惨的命运。
　　从到达浦东农村至又被遣送江西，其中在浦东农村约有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我也看到了一些新鲜事和怪事。第一是耕地深翻运动。所谓耕地深翻，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经，具体做法是在每块耕地上分划一米多宽的条块，然后按条向下深翻，将耕地掘深，至半米不到，便放进割下的杂草和猪粪，之后把掘出的土在原地盖上，如此逐条挖盖至整块地深翻成功。有位老农说，这样深翻，下面的生土都在上面，而肥料在下面，有什么用呢？还有是高产运动。当时风靡一时，进行高产，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即所谓“放卫星”（人家卫星上天，表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却用来反科学，“高产”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实在可笑。我就亲身参加过亩产三万斤稻谷的操作，且听我细细道来。
　　由于亩产几万斤的风传，我所在队的领导也动心了，决定也来搞几块高产田，一块定亩产六万斤，一块定亩产三万斤。我就参加了亩产三万斤的那亩试验田的工作，拨出整整一亩地，在上面操作。先是深翻成一道一道的，然后在上面施肥料，是猪牛粪和人粪，足足施了几十担，之后放水插秧。普通一亩秧田的稻秧可以插数倍于秧田的面积，现在相反，要几倍于稻地的秧才能插满一块试验田。插秧的密度是横直株距一寸，这是前所未有的密度。秧插好了，等待丰产吧。可是不对，不到一个月，植株开始发黄，显然是植株过密，空气不能流通，要趋向死亡了。赶快将植株拔稀，可是已来不及了，结果这亩地颗粒无收，还倒赔了种子，全部失败。另一亩当然也同样惨败。可是农村领导全都不吭声，也不向农民群众交代一下怎么失败的，得了什么教训，就此不了了之。当大家兴头正高创造高产田时，一位老农看到用大量人工进行深翻和大量施肥时，低声对我说：这一亩地是用多少钞票铺成的？这就是群众的呼声了。关于高产田亩产几万斤之说，当时还看到报载，上海有刘良模等人，前往高产田参观，亲眼看到可以用鸡蛋在割完稻穗的稻桩上滚来滚去不落地，证明这样的密植可以高产。事实上这都是骗人的把戏，是把他处成熟的稻子临时拔移来充数的，刘良模他们都上当了。事后据有的科学家在报上撰文论证，根据科学分析和实验，如种子、水、肥都到位，最高亩产量几千斤是可以达到的，亩产几万斤则是不可能的。但当时谁敢说一个“不”字，那就是反革命。
　　还有一桩蠢事，“除四害”赶麻雀，把麻雀也列为四害之一。麻雀天上飞，怎么赶得了呢？我也参加赶麻雀，和大家一样，手持铜锣等物，走在田头，敲得震天价响，麻雀惊飞，但从这里飞起，又落到那里。据说要敲锣敲得麻雀落不下地，最后麻雀只有坠地死了。但我始终也没有看到一只被锣鼓敲得受惊落地而死的麻雀。这真是少见的人间游戏。还听说上海市区有人因爬上屋顶敲锣打鼓驱赶麻雀而失足坠地致死的，这就是喜剧变成悲剧了。后来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麻雀虽吃谷，但也吃害虫，某个国家为了除某种害虫，还特地从国外进口麻雀呢，这可给那些无知者吃了一服清凉剂。
　　我到浦东农村，虽还不是劳动教养，但人身已少了一些自由，要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还要定时向当地派出所汇报行动。一次，我妻亚粹特地来乡下看望。我正在种地，她便到田间来看我。突然阵雨袭来，我的衣服湿了，她隔着田垄立在我对面，对我说：“你身上打湿了，还不快走吗？”我说：“你也打湿了，也不快走吗？”一句话提醒了她，两个人这才急忙逃出田间，回到屋里来。这情景使我想起《红楼梦》中“椿龄画蔷痴及局外”一回，所描写的情景完全一样，可见人性是相通的。隔了几天，我按时回家，家庭之乐，有说不出的加倍温暖。
　　真是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我来农村已半年多。时当11月，一天，我正在田间劳动，忽然姜德菊同志跑来对我说，有事请我到宿舍去一谈，我即跟了去。到了住地，有两名警员等在那里，对我说：“你被教养了。”随即拿出一张遣送教养的字条给我看，问我有没有意见。我在政法部门工作，熟悉这一套，还能有什么意见？有意见还能有什么用？我一声不响，立刻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倒是姜德菊同志好像看着我怪可怜的，说：“你这是怎么搞的？”言下之意有大为痛惜之情。我无言可答。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呀！一肩行李，随着两个警员走，路过田边，刚才还在同劳动的男女农民们，一齐把惊讶的目光投向我；我此时已万箭攒心。时近半年的所谓批斗，我有何罪，而受如此待遇？正面的说成反面的，白的说成黑的，与我平时所思所想，完全相反，这就是响当当的马列主义吗？我开始怀疑周围的一切，但不怀疑自己；我未犯罪，但身临此境，已成为囚徒，怎不痛心欲绝呢。
　　我到农村数月，第一次和农民结缘，农民是纯朴的；也看到了许多怪事，如土地深翻、亩产三万斤至六万斤等不可思议的事。但人家做得，明眼人说不得；千万人在做蠢事，不知哪一只无形的手在指点着。我为时代唱悲歌。
　　我随警员到了派出所，稍坐，又来了一人，然后一齐过江，乘车到了横浜路收容站。这里原是某山庄的殡舍，里面停满棺柩，现在腾出来作为转送劳教人员的收容站。
　　收容站每天有人进来，来时也有吵吵闹闹的，日渐人满。在收容站里床铺是用竹片编成的，每个人仅有一尺宽的容身之地，拥挤已极，睡时翻身也困难，我初尝囚徒的滋味了。
　　殡舍原是用做停放装有死尸的棺柩的。解放前全国不实行火化，一律土葬，死在上海的客地人，不及运柩回籍土葬，上海市区也无他们土葬之地，于是，棺柩就暂寄在殡舍，这就是解放前上海有好多殡舍的由来。过一段时期，再将棺柩运回家乡。现在一律火葬，这个麻烦是没有了。我们来这里住以前，殡舍的窗间壁上竟发现有许多臭虫，也不知怎么来的。于是干部发动大家清除臭虫，这是我们投入劳教的第一课吧。
　　数日后，开始进行学习。学习什么呢？进行认罪服法教育。来者都是不服罪的，不进行认罪服法教育，这些人是不服管的，这是进行管理的要着。怎样进行认罪服法教育呢？各人自己谈自己的“罪行”，分十人为一小组进行。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人们所谈的自己的“罪行”——
　　吴哲生，是大学教授，福建人，日本某著名大学毕业，读的是经济学，是小组中学历最高的人。据他讲，某年分配工作，要他去东北某大学教书，他因有一恋人在上海，不愿去东北，因此拒绝不去，而宁愿在上海某一中学教书。此外，他又说了一些法制不健全的牢骚话，因此以不服从分配的罪名而送劳教。他堂堂一个大学教授、日本留学生，而为这不成为罪名的“罪名”被处劳教，剥夺了人身自由，在今日中国还会有这种事吗？
　　一位小学教员，“罪名”是对于教学自搞一套，而且出入大世界游乐场。这也算是“罪名”，闻之惊人。
　　一对兄弟或堂兄弟，是船老大，来沪以撑船为业，后来积了资本，自己买了一艘木船做航运。某年参加合作化，当时说明，参加后如有不合意，可以自由退出，而后来他俩因不满意自行退出。结果，对不起，被处劳教。
　　一布店店员，因营业不佳，布店歇业，他就做小摊贩，卖布为生。一天，他在外滩黄浦公园，坐在长椅上，忽有一男子来和他坐在一起，两个人闲聊起来。他说了一通生意怎么难做等一套今不如昔的牢骚话，岂知这男子是一位便衣警察，于是他就落入了劳教的罗网。
　　一位小手工业者，会制造某种灯具，因行情不好，就停业不做。他每天到派出所去要求就业，于是就叫他来到收容站。
　　还有一位是旧社会的保长，解放后属于反革命分子之列，判刑劳改。劳改期满回上海，岂知他老婆已另有人，拒绝他回家。他不得已，回到南通原籍，当地的街道组织说他户口不在本地，一切供应都不在本地，也拒绝他在本地落户，于是他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便也叫他来劳教。此人后来一直不服，但就是不能解决问题。
　　以上记录了这小组除我而外的共七人的问题，其余人的问题已不记得。当然这都是他们的自述，是否属实，那要查对档案了。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不是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而是由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观其中规定，应实行劳动教养的四种人，解释上颇费踌躇，尤其重要的是，既非刑事犯罪，却与刑事犯罪相等，即剥夺人身自由，而且劳教后继续留场就业——如果案件不平反的话，那可能是长期的。
　　按上述决定，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可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由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其委托的机关批准，中间没有审理机构。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没有辩护权，没有上诉权，更没有申诉权，也就是说，一经决定，就一竿子到底，如有冤屈，就只能到最后平反才能昭雪。如我所在的芙蓉农场，除右派分子和全国的右派分子一样，因一阵风吹而获得改正外，其余的教养就业分子，在我改正后任律师时，曾代他们写申诉状而得到平反的就有多人。其中如李宗仑和胡宗海两人，胡宗海平反后在沪经商，发了财；而李宗仑则在财政局工作，因已届退休之年，故在一事业单位做会计，生活安定。但他们在未平反之前，在劳教单位已吃苦受难数十年了。所以说，不经审理和辩护，谁能保证件件案件处理正确呢？
　　我来到农村后，因体力劳动，把肚子撑大了，在收容站就感到吃不饱。奇怪的是，门外马路上什么吃的东西都有得卖，就是不许我们买可以吃饱肚子的东西，倒是香烟和火柴供应无虞。自此时起，我就为饥饿所困扰长达六年半之久，直到1965年情况稍有好转，离开农场前一二年才觉根本好转。我心中始终存在一个谜，除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全国闹饥荒外，从收容之日起，一直在劳教与就业中，为什么有钱也不许我们自买食物吃？
　　收容站陆续收进人员，至当年12月已收满二千人。这时可以出发了。我们因为居住逼仄，每人一尺多宽的床位实在不舒服，整天谈认罪服法苦闷已极，实在希望早日出发到外地去劳动。
　　出发时间到了。先几日，干部通知每人写信回家，定期与家人会面。我也写信给我妻亚粹。到了接见日，我们先是排队进入接见室，然后由干部引导家属进来与他们的亲人相见，双双坐下来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一时间涕泣之声四起。我是刚强之人，到此境地，惟有愤怒之思，哪来悲泣之泪。我妻也和我一样，我们互不悲泣，只是相对默然，我把不能随身携带的行李，交我妻带回去。我们别了，要到七年以后，我第一次从劳教地回家，才能再次相见。套一句前人的话说：“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天地之间有这样的犯人吗？
　　在收容站的一个月里，我夜不成寐，千思万想，感慨无穷，想不到勤勤恳恳在人民法院工作八年，却落到今天的下场，我有何罪？悲怀之中填词一阕，因我从来少做词，词谱不熟，就步东坡《念奴娇》的韵一试：

　　风凄露冷，惨萧索睡里冢山风物。人静灯昏，况又是一枕寒声四壁。雁唳长天，蛩鸣午夜，一片心如雪。云翻雨覆，又还几辈雄杰。　忆昔笑语相携，赏园林胜事，九秋花发。蟹熟橙黄，叹而今，一霎都成灰灭。有梦无凭，许身空顾影，几丝华发。悲怀谁诉，孤光惟有明月。

　　回顾往日，这是我生平惟一的一首悲苦之词，远非我的本色。

　　出发之前，我们这支队伍还在某处似乎是大礼堂的地方开了大会。大会上主管干部讲了话，他说：“你们是好人中的坏人，坏人中的好人。”这话怎么说呢？干脆一句话，是坏人罢了。然后由一位劳教人员（据说是大世界游乐场的演员）做了文艺表演，接着每人发两只又硬又黑的面包，说是做路上的干粮。
　　第二天我们上路，从收容站列队出发，到达北火车站。看到此时车站内外布满了武装士兵，地上还架着一挺机关枪，套用一句话：如临大敌。大概怕这群劳教人员逃跑或暴动吧，实在是过虑了。
　　夜间上车，将把我们送往哪里去，干部不宣布。后来火车行驶了，看到经过的站台名，才知道是向南而行。我们坐的几节车厢乃是送劳教人员的专列，除劳教人员及负责押送的干部外，没有其他乘客。车上无茶水供应，和收容站一样，惟独香烟与火柴不缺。
　　车在黑暗中行进，一站又一站，过浙江，进江西。天亮了，到了江西上饶，就是过去上饶集中营的那个地方。车停后，我们下了车，就地休息，然后分乘好多辆大卡车，再向前进，到达铅山县城，继而到了杨村。在此下车后，就得步行进入山地。这时，天忽然下起雨来，蒙蒙细雨虽然不大，也可湿透衣裤，大家全身都打湿了。我们每人都把一肩行李打成背包，背在身后，雨打背包渐渐湿重，越来越重，而山路又崎岖不平，爬高下低，难走已极。干部打着伞，我们都无伞可遮。路漫漫其修远兮，走，走，走不到头，一无可躲雨处，又无一可休息处。我们就是喘着气在雨中尽淋，一步一步地挨，走，走，不知何处是尽头。干部只是说，就到了，就到了，还是不到头。好容易挨到垂暮，才到了一个名叫黄沙坑的地方，终于，干部说一声“到家了”。我听着却是戳心的痛，这是我的家吗？我的家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这分明是我的牢房，我是在做囚犯呀！
　　在雨中行走了几十里山地，等我们到时真是上气不接下气。几间瓦房，我们进去时，各个已面无人色，这就是我们的家呀！
　　这仅是我们到达劳动教养场所的第一站，地名黄沙坑，四面皆环山。选择这个地方来做教养场所，真是好地方，让被教养人员在这里死心塌地受教养，休想逃跑。四周都是高山，不用高墙与铁丝网，天然成为牢狱。但据说居然还是有一个人能爬山逃出去，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后来我们撤离农场时领我们出山去，却是走的一条平坦大道，方知原来在来场时，是故意走另一条崎岖山路，目的就是要让劳教人员看到此处是人迹不到的天险，就此不敢逃跑或打消逃跑的念头吧，但勇者还是逃跑了。

二

　　我们被劳教的第一站在江西铅山县，是上海劳教局在这里山区设置的劳教农场，属上海农场，故以上海命名。农场总部设在南湖，下属黄沙坑、东坑、夏家洋等山村，劳教人员即是上海来的这两千人。铅山在地理上虽属江南丘陵地带，但观感上已是崇山峻岭。黄沙坑背对大山，村前有清溪一道，冬枯夏涨。这里原有山村居民，大概是因为辟作劳教农场，居民都迁走了，但还留下房屋和一些农具。我们看到有一架木制风车，上面还写着咸丰五年置，距今有一百多年了，可见其古老；也可见这里原来环境之安谧，为历代兵燹动乱所不及，故还能留下这古老的农具。后来我们又在不远处的路旁看到一所私塾，留下的书还是《三字经》与《百家姓》之类，可见风气之闭塞。以后我们了解到，过去这里老百姓平时很少外出，每年春水涨时，他们把早先伐下的竹材与木材，扎成竹木排，顺流而下，来到河口，将竹木排卖了，然后在河口买足油盐和各种工业品与一年的日用品，步行挑担回家，就一年不外出了。至于妇女，那就可能终身不外出。陶渊明所设想的桃花源，这里可说差不多吧。
　　我们到了黄沙坑，就开始劳动。干部把我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强劳动力，上山砍柴、煅烧木炭；一部分是弱劳动力，在家劈篾子，编成盛装木炭的竹篓子。我这年已五十二岁，开始好像干部不知我的年龄，把我编入强劳动力那部分。及至我一站队，才知我已年过半百，立刻给刷下来，加入弱劳动力的部分，在家劈篾子和编竹篓。劈篾子是一项技术活，好多人还学不会；我倒一学就会，于是我每天安坐在家劈篾，不费大力气。但劈篾子用的竹子，是要我们自己上山去砍并掮下山的，这又要有较强的劳动力。每人每次要掮二根，也相当吃力。可是话说回来，我被劳教，虽是强制的、被迫的，是一名囚犯，可劳动我决不偷懒，真正做到尽力而为。比如掮竹子，我决不比年轻人掮得少。以后在农村劳动，直到离开农村，我干的活总不比别人少；除了强劳动如挑担，我不敢争第一第二外，其他如锄草插秧，我是不落人后的。
　　再说铅山山区的竹子，真是满山遍野，都是自然生长，无人管理。竹林也会自然死亡，变成满山枯竹。食堂烧饭全部用竹子当柴，有时把整根竹子往灶堂里塞。我对竹子有特别的喜爱。因为要劈篾，先得把竹子截成一段一段的。在截竹子时，我就留下竹节一段，两个竹节相接，再用小刀做出阴阳接口，就做成一个盒子。后来回家时还带回过几个。
　　有一次，干部要我们大家提合理化建议。有人提出制作劈篾机，但试下来没成功。我提出制作竹刻艺术品，但因缺乏工具，也未实现。而我学会了劈篾，这也是一门技术，后来还救了我的命——以后在马当采石场干重体力劳动时，体重下降三十八斤，健康遭到威胁，生命处于险境，我因会劈篾技术，改为干劈篾轻劳动，从而得救，此事后述。
　　来黄沙坑的开始一二天，我们都吃饱了，未免高兴；但第三天以后粮食扣减了，不知何故？从此在农场吃不饱达十五六年之久。吃不饱还发生痢疾。最先发生痢疾的那人，隔夜还是好好的，第二天一清早，和他同睡一排竹铺的人推推他不动，已经死了。此人是绸布店伙计，因历史上曾参加国民党义务警察而被劳教，他是我们来铅山后死亡的第一个人。痢疾成了时疫，本队只有一个医生，也是劳教人员，他缺乏药品，只把核桃壳焙成灰，给病人吃。这时我也染上了痢疾，赶忙写信给我妻，叫速买能治痢疾的“消菌定”寄来。不日寄到，我连忙服了才救得一命，否则性命难保。当时还连续死了好几个人，可怜他们不等劳教结束，就命归黄泉了。
　　痢疾关一过，接着饥饿关袭来。由于来的都是上海人，当时这许多上海人寄信回家，无例外地要求家中寄来食物，有一人写信回家竟要求寄一百只大饼来。按说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不剥夺公民权，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但立法是立法，执法又是一回事，身为执法机关的劳教管理人员，就是对劳教人员的通信自由完全蔑视，照样拆看劳教人员来往的信件。因此，这封要求寄大饼的信被拆看了，而且还举行大会予以公布，狠狠批了一顿，此信当然没收。但写信要求寄食物终究不能禁止，上海家属所寄的食物，还是排山倒海般涌来。不到一个月，当地邮局告急，邮局收到的邮包（都是食物）堆积如山，邮递员无法投递，要求队部派人去挑回来。于是队部派精壮人员去远在数十里外的邮局，将邮包挑了回来。其中也有我的一份，是饼干听一只，里面装满糕饼食物。其时我虽已吃过晚饭，但肚子仍然不饱，接到这听食物如饿虎扑羊，狼吞虎咽，一下子吃了三分之一还多点。我一边吃一边流泪，这糕饼都是我妻用千万分艰难省下的钱为我买的呀！自我出事后，我的工资全无，家中有岳母一人、我妻及四个子女，单靠我妻的小学教师工资（她工资还算高的）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供小孩读书，多么艰苦！还要来支援我食物，我怎忍心吃得下，想着想着，我只能哭泣了。
　　我们来时，已是1958年底，不久过春节，能够吃到一次红烧肉，每人二两。据传春节有二两，五一劳动节是一两，国庆节也是一两，一年能吃到四两肉。平时只吃素食，食油也少，再加粮食也少，因此终日饥肠辘辘。这是安在每个劳教人员头上的紧箍咒，日子实在难挨。
　　如前所说，劳教人员即使千方百计弄来或买来食物，也是不许可的，如果发现就说这是违法乱纪，是反改造行为，要受到严厉的批斗。一次，我们出工，上山掮毛竹。忽有一人在行走中，从他裤管中漏下炒米粉来，给后面的人看到了，叫了起来：“你裤管里怎么有炒米粉落下来？”原来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袋炒米粉，不敢公开吃，放在宿舍里又怕有人偷吃（那时偷风很盛），只有吊在裤裆里，准备回来后吃；不料袋子缚扎不密，走着走着，炒米粉便从裤管里漏出来了，因此大出洋相。小组长当即将炒米粉袋拿下，交我看管（因我年纪较大，似乎可靠些），待回队部后交队长（即管教干部）处理。我为避嫌，又叫了两个人跟我一起走，一前一后，以证明我是不会偷吃的。后来回到队部，我将该米粉袋交给了干部，怎么处理我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次我上山，发现一棵桃树上结满了桃子。因是野生，未经嫁接，桃子不大，但还可以吃，我就一下子全都摘下，藏满衣裤，回到宿舍私藏着，吃了好几顿。
　　又有一次上山遇到一位老表，他手携篮子，见到我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见是一团米饭，他问我：“要不要？”我当然要，问他多少钱。他说要两角。我急忙从身上掏出两角钱买下。他还有一些咸菜，我付了一角钱，一齐拿来，狼吞虎咽一口气吃光了。我知道这是难得的巧遇，满意地笑了，仅此一次机会而已。
　　由于饥饿，发生了有人过量吃补药而致死亡的事。一个劳教人员叫白为元，他原先是某邮局的职员，据他说，是因为对领导不服帖而被劳教的。一天他外出劳动，路过一乡村小药店，买了一瓶鹿茸丸，吃着甜甜的很好吃，他就一粒一粒当糖果吃，待回到家一瓶吃完。稍停，他觉肚中作怪，还不敢响，可是后来药性发作，送医生那里急救，只得老实讲出经过，但已来不及了，于是一命呜呼。在首先患痢疾的那个人死亡后，陆续有多人死亡，这是我看到的其中的一个悲剧。
　　我们的粮食是派人从南湖总场挑来的，挑粮的人就沿途偷着掏生米吃，岂不悲乎？更不幸的是，在饥饿之中还要受到人格的侮辱。一次，一位干部（队长）向我们发怒说：“你们都是我脚底下的泥！”原来他这样看我们，那就该随意践踏了。
　　山中无日月，也不知过了几多时，大概半年左右吧，农场第一次要在劳教人员中解除一批人的劳教处分。这日好像办喜事，先一日，队部通知，明天一早起就排队前往南湖总场，每人携带小凳一张，以便开会时坐着；并宣布到总部开会时，大家饱餐一顿。这是最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次日，我们清早就排好队，在干部带领下前往南湖总场。
　　在总场开会，先由干部讲话，宣布今日将解除一批人的劳动教养，然后宣读名单，共十七名。接着叫这已解除劳教的十七人上台，干部向他们祝贺。一应仪式完毕，大家吃饭，确是饱餐一顿。而事后所有的劳教人员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半年多才解除十七人劳教，两千多名劳教人员要等几年后才能解除完呀？被解除劳教的人，此时就和我们分开居住了，最大的优惠是可以和干部们一起吃饭，因为干部的粮食是不用愁缺的，自然他们也可吃饱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劈篾编篓子的三十余人调到东坑，支援那里的劈篾编篓子工作。
　　几个月后，又将我们原班人马调到夏家洋。这次调动，可把我们几个老年人弄苦了。从黄沙坑到夏家洋要翻几个山头，我和一位组长都是年过五十的人了，走路自然较慢，担着行李走山路更慢，不久就落伍了。过了两个山头，已是天黑，到了又一个山头，已是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走在山坡边，地上七高八低，一不小心可能滚下山去，那就性命难保。此时我们只能一寸一寸地用脚摸着向前移，万一有什么野兽窜出，我们也是命该绝矣。这时那个小组长忽然怕得哭了起来。我对他说：哭什么？大不了一死！真是如果想到死也不怕，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此走了一阵，忽然看到前面山腰有灯光，好了，有灯光必有人，我们不怕了。再向前行，有一队火把从那边走来，原来先行到达的劳教人员已奉队长之命，派一些人来接我们了。到达队部已是深夜10时，此一行是值得纪念的。
　　夏家洋也属上海农场的一部分，我们来此依然是砍竹子劈篾，但另有一部分人不是烧木炭编篓子，而是编制竹箩筐。夏家洋的队部和我们宿舍在一个山坡上，门外窗外全被竹子包围着，我们生活在竹海之中，真是清气袭人。早上日出，万道金光洒在竹叶上，竹叶映日，有如一片碧玉；雨后洒珠，别有一番情趣。早晚睹此佳景，苦难顿忘，我吟诗一首：

　　山居咏竹
　　断谷连岗路几程，千枝万叶绿云横。
　　铺金碎玉迎朝日，洒雨飞凉弄晚晴。
　　百尺凌霄严劲节，四时绕户作秋声。
　　还将缚帚离山去，要与人间扫不平。

　　这是我的得意之作，也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后来1996年上海诗词学会编选出版《上海近百年诗词选》一书，此诗入选。末句我是三句不离本行，我是从事司法工作的，要尽扫人间之不平，实亦妄想耳。
　　众人所苦恼者，仍然是“饥饿”两字，而“饥饿”不许说出口。每次出工站队，队长必问：“吃饱了没有？”众人必应声答曰：“吃饱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说没有吃饱，敢说没有吃饱就是反改造。到此已无别的罪名可加，惟独可加的罪名是“反改造”。奇哉怪也，说吃不饱也是罪名，天下罪何其多也！有一次，一个老表携来熟黄豆在门外厕所边卖，我买了后也只能躲在厕所里偷吃，如被发觉，又是违法乱纪反改造呀。
　　在饥饿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食盐会止饥。有一个劳教人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食盐，从此他每餐必以食盐为佐，吃几口饭，挟一撮盐。后来食盐成了众人千方百计追求之物，以后还要继续讲到此事。
　　我们十余人劈篾，坐在一个工棚中，一面劈篾，一面扯闲谈。终日谈话，无非谈吃的事。古人所说“画饼充饥”，我们现在是“谈吃充饥”。有人问：你将来一朝出去，第一顿吃什么？另一人答：第一顿必定吃一大碗四喜肉。可见我们饥之甚也，这乃是生理与心理的交织反映。
　　在铅山约一年多，上海农场奉命结束，劳教人员两千人分调江西各农场；其中五百人调到马当采石厂。我是这五百人之一，于是离开铅山上海农场而来到了沿江边的马当采石厂，又是一番天地了。

三

　　马当位于长江边，上海在此开采山石，听说是供上海炼钢厂拌料之用，又听说是用做建筑的原材料。在此开采山石者，有判刑劳改的约千余人（确数不知）及我等劳教人员五百人。
　　我们自从在上海被收容以来，经铅山上海农场直到如今，饥饿是最大的苦恼。到了马当，这苦恼达到了顶点。因为马当不是农业单位，除了粮食不足外，没有蔬菜基地，副食品也完全缺乏，一片空白。所以干部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们是白手起家。每天吃的菜怎么办呢？干部叫劳教人员中较为老弱的数人，每天出外摘一种叫马尾草的嫩头，拿回来交给伙房，用水煮一下，就给我们当素菜吃；隔十天八天，又叫老弱者去摸一些螺蛳当荤菜。吃不饱还不算，每天工作又是重体力劳动，真是加倍的难受，饥饿感更甚。实在是戳心的难过。
　　我们的劳动，先由年轻力壮者开山，抡起几十斤重的锤子，用凿子在山石上打洞，打好洞后灌炸药，然后引爆，山石炸开后往山脚下推。我们就在山脚下将石块装车，一板车大约装五百斤，然后两人一组，一拉一推，将车推向江边，推至停在江边的铁驳子的跳板前，将车冲上铁驳，把石块倒入舱中，由轮船拖走。这是重体力劳动，特别是在两人一推一挽冲上江边铁驳时，是一道斜坡直冲到舱口，弄不好连人带车冲入舱中或江中，那可就惨了。曾发生过车子冲入江中的事情，幸而推车人脱手快，未酿成灾祸。
　　我们不推送石块时，就到山脚下去扒山泥和运山泥。因为在开山石前先要把山泥扒去后露出山石，然后在石上打洞、灌炸药、爆炸开石。这扒山泥和运山泥的工作算是比较轻的工作（山泥也要用板车装着运到江边倒掉）。饥饿袭来，使人无所不吃，有人从山泥中发现一种根茎植物，棒槌形、干硬无味，于是试着吃，入口不苦也不甜，似乎可以充饥，大家就挖着吃，好像发现了新的粮食来源，吃了还藏起来带回宿舍，以补粮食之不足。
　　我们从食堂打来的菜是马尾草嫩头，于是我们自己也去采摘马尾草嫩头。刚好江边田畔放着一口不知从何处来的大铁锅，我们就在那口大铁锅内煮着马尾草嫩头吃，放一点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说到盐，差不多半年多来一直困扰着我们。前面说过，在这里盐好像是可以充饥之物，大家就千方百计找盐吃。也有人寄信回家，叫把盐炒了放在邮包里寄来。但吃多了盐要患水肿，水肿就是病，于是干部严格禁止我们吃盐，搜出来必没收；而我们坚持要吃盐，因为有充饥的强大诱惑力，不吃盐行吗？
　　来江边运装石块的铁驳，有时也装盐和煤。一次来了一只铁驳，是刚装过盐和煤的，舱内残留着一层盐和煤屑。我们就上铁驳，刮下这些盐与煤屑的混合物，回来放在玻璃瓶或饭盒内灌满水，沉淀一下后成为盐水，然后用这种盐水煮马尾草嫩头，可见在我们这里，盐是何等的宝贵。
　　既然螺蛳可以当菜，于是就有人生吃螺蛳。螺蛳是有壳的，生吃螺蛳怎么消化？为了充饥，也就管不得这许多了。
　　蛇是美味佳肴，广东菜不是以蛇为上品吗？有一次我捉到了一条蛇，想到广东人吃蛇，今天我也来吃它。我先把蛇宰了，也不剥皮挖肚，就用小刀切成一段一段的，放点盐装进罐内，搭起野灶头，用火煮着吃，居然也吃了一回在上海要用高价买的蛇肉。我还摘了地上种的生的青菜吃，青菜不是富有维生素C吗？从工地到宿舍，沿途农民种有高粱，我也捋着高粱米生吃。这都是我的食物呀。因为乱吃，听说有人误吃了某种野果而中毒致死。
　　如前所述，在马当做开山劳动的人，除劳教的五百人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判刑的劳改人员。他们的确切人数不知，当然也在饥饿的困扰之中。不知怎的传出他们的一种说法，说领到稀饭后用牙膏放在粥内一调，粥就变稠厚、变硬了，可以充饥。我们没有人试过，不知是否是事实，总是有伤肠胃的事。
　　在劳教场所，任是生㓉如何艰难，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力争健康。有人把食堂打来的粥，用面盆装着，然后对入一大搪瓷杯开水搅一下，稀释成一大盆粥，咕噜咕噜喝下去。当时觉得很饱肚，可这是假饱，尿几次后肚子就空了，这是对肠胃的欺骗，结果身体变得更加虚弱。
　　我虽自恃身体强壮，也挡不住饥饿和重劳动的折磨，终于病倒了——其实不是病倒的，而是虚弱倒下的。一天，我外出挑一担柴草，不过几十斤，竟然站不起来。第二天，大家起床，我却起不来身，同伴报告干部，见我病了，就搀我到医务室，这里也算是医院。医务人员让我躺下，诊断下来并无大病，只是身体非常虚弱而已，于是我被留下来疗养。这时让我吃营养饭，什么样的营养饭呢？罐蒸饭上面加四五片山芋干而已。这已是难得的优待了，粮食的匮乏可想而知。
　　正当我在这饥饿与体力不支的极端困难之时，我妻带着小儿子从上海来探望我了。她是得到学校领导同意和支持后从上海到这陌生的地方来探望我的。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与兴奋。劳教人员中也有妻子因丈夫划右而离婚的，我妻则不然，她从数百里外不辞辛苦来探望我这头戴右派帽子、被人贱视的丈夫，我是高兴极了，这份情意多重呀！我将永世难忘。
　　按队部规定，凡劳教人员有家属来探望，可休假三天，夫妻同住马当镇上队部设立的招待所。于是我得到三天的休息，和我妻同住。在这三天内，我是尽量找东西吃。那是三十多年前，一只熟鸡蛋要卖五角，一块巴掌大的肉要卖五元，此外是熟山芋和南瓜，已忘其价。我是每天吃两只蛋还加山芋、南瓜，总之是尽量吃。这三天来真是吃饱了，饥饿感一扫而光，这真要感谢我妻的恩德。
　　这三天我不但自己吃饱了，而且抽空还回了队部一次（距离不远），为同伴带去了熟山芋与南瓜，让他们也吃个够。
　　我在马当镇三天，和妻久别重逢，免不了要有房事，可是此时我竟不能行房事。我病倒在医务室时称体重只有八十斤，而我原来的体重是一百一十八斤，减少了三十八斤，可见我此时身体虚弱已极。
　　三天过去了，欢乐已尽，我又回到了饥饿和苦劳之境。
　　第二年，我妻又派早年曾在她家做婢女后来认做亲戚的三妹，代她来探望我，带来许多食物，其中还有一瓶浓缩的鸡汁，我妻待我情意太深了。
　　我经历了多年的饥饿，对于饥饿的体会特深。拿破仑勇猛无比，所以他说在他的字典里没有一个“难”字；我呢，活到五十多岁，才知道“饿”字是怎么写的。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自从投入劳教以来，我们一直饿着，却又不许说吃不饱，而且不允许自己买东西吃，否则便是所谓违法乱纪，是反改造，这是什么道理？难道这也是党的政策吗？
　　我又得到一个体会，人到了极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所谓饥不择食。如带壳的螺蛳可以生吃，甚至人也可以吃，古人不是有“易子而食”的说法吗？自己的儿子下不了口来吃，只好和别人换着儿子吃了。抗战期间，河南地区流传着一句童谣，叫做“水旱蝗汤都是灾”。“水”是水灾，“旱”是旱灾，“蝗”是虫灾，“汤”是汤恩伯军队之骚扰成灾。这是当时河南的“四害”。因此路无行人，走路要结伴而行，单身人难免会被当地的灾民宰了吃，可见吃人是常事。这不是饥不择食到极点而发生的事吗？有一次我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只西瓜，这可是神仙般的美味享受。我先吃瓜，后吃皮，然后吃瓜子，将一只西瓜整个吃进肚里方算完事。
　　这时我们吃的是竹筒蒸饭。一筒到手，三口二口才觉受用，竹筒已空了，总之只吃得六七成饱，余下的空肚就在嗷嗷等待下一顿餐。一年到头，总无饱食之感，肚中永远是饥肠辘辘，日子实在难挨。有一次，组长领来全组的蒸饭，放下后先分菜，待到分完菜再来分蒸饭时，已少了一筒，左右寻不到，后来才在墙角发现一只空竹筒，饭已吃光。不过几分钟，是谁偷吃了？竟有如此之快，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如非饥饿驱使，谁能有如此手段？
　　后来我们吃大伙房，用大锅烧饭。发饭时伙房用大秤来称，按每组人头多少分发。各小组派人领回来后再由小组分到各人。为了求得公平，每个小组就自制一杆小秤，在小组里一份一份地分给每个人，分得极为仔细，分毫不差，不许有一点高低，完全平等。大家睁大眼睛看，有时会发生一点争执。我永远记得一位同伴的话，他说：“我是粒米必争。”这话多精彩，活活画出了当时我们生活的情景。一次一个干部走过，看见我们用小秤分饭，斤斤计较，就说：这多难看。我们回答说：如果伙房不用大秤称，我们也就不用小秤分。一句话说得那个干部哑口无言。我们晚上吃粥，必有一人最后来刮粥桶，一点粥液也不放弃。刮粥桶的人就有洗粥桶的义务，但多得一丁点粥液也是可贵的。后来我们吃红薯，小组必派两人到伙房去领，一前一后，防着一个人去会偷着吃，可谓“无微不至”也。
　　在这种情形下，像对动物一样，粮食也可激励劳教人员的积极性。我看到一个干部捧着一大盘蒸饭，把饭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吩咐几个强劳力挑担，挑一担赏给一块饭，任务很快完成了。这是靠饭块的魔力。
　　饭的刺激作用，还引发了一出谋杀他人，最终自己也被杀的惨剧。队部规定，每人多完成多少任务，加饭多少，完成的数字由小组长上报。其中一位小组长十分顶真，该小组诸人经常加不到饭或少加饭，于是小组中人恨极——这是有关活命的事，便决定谋杀泄恨。某天收工以后，他们留下小组长在工地谈话，一言不合，为首一人就用石块砸他，一砸二砸，竟然把他砸死了，然后用石块堆压在他身上，伪装成工伤致死——反正当时有工伤事故。当天小组长没有回宿舍，第二天又发觉他已身死工地，队部便立即报公安局。警员带来警犬侦查，那凶手有一顶压发帽留在工地现场，警犬立即嗅出是他，当场破案。后来他以杀人罪被判死刑，其他有关人员也判刑不等。
　　说到工伤，还要提提工伤事故。开采山石，多有工伤事故发生。我就亲眼看到过，一个劳教人员在山脚下扒土，上面一块大石因隔夜下雨，泥土松动，忽然直滚而下。此人行动迟缓，瞬息间那块百吨以上的巨石直向他身上滚过去。都说此人为人最好，但好人没有好报，人们为之叹息而已。还有炸山时吹警笛，大家就远远避开。一个劳教人员虽已远避等着爆炸，但爆炸时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块飞出，正好砸在他的手臂上，造成骨折。此外小工伤也是经常不断。
　　我交好运了。一位从铅山来的同伴向干部建议，可以自编土箕，供工地挑石子、挑土之用，不用去外买，并推荐说我能劈篾，他和另一个同伴就可以编成土箕。至于竹子，可用储存的旧竹。干部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我们三人从此脱离苦役，每天坐着干这轻活儿。这不是我交好运了吗？此时我妻寄来几只上海的广东月饼，我就每只分成八块，送他们两人各几块，吃着真是其味无穷。在此每天吃不饱，菜又无油水，能吃到如此高档的月饼，真如吃着天上神仙食品似的，有那么一种太美好的感觉。
　　干部对待我们如狼似虎，但也有慈爱的时候。一次，我们吃铁罐蒸饭，干部忽发善心，允许我们到附近的老表家去购买萝卜吃。我们买来萝卜就切成片放在蒸筒内米饭上面蒸着吃，这样来补充粮食。此后，我们还趁到外面工作的机会向老表买黄瓜吃。
　　自从铅山上海农场第一次在两千个劳教人员中解除十七人的教养后，陆续又有解教者。但他们已与第一批解教者有所不同，不再是和我们分开住，而是仍和我们住在一起，在劳动和伙食方面还和我们一样。不过他们获得了小范围的自由，即可以请假到马当镇买东西或做他事。我们这些未解教人员，就可利用他们这一点小范围的自由，托他们到马当镇代买食物。我总是在床头挂着一只布袋，当他们请假外出时，我就指指布袋，对方便知道我要买食物，然后给他们钱。他们回来后仍把布袋挂在原处，我一摸，已是满满一袋熟山芋了。然而我是不敢公开吃的，因为这是违纪的事，我还得躲到厕所里，一边解大便，一边津津有味地吃。
　　在采石厂分成劳教队和劳改队两部分，这两部分总有通气的时候。劳改队总是要讥笑我们：“你们劳教是无期，我们劳改是有期，判五年就是五年，判十年就是十年，到期就可以出去，所以劳教不如劳改。”干部知道后就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讨论，究竟是不是劳教不如劳改。干部说：劳改是刑事犯被判刑，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二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话虽如此说，但根本相同的一点，即剥夺了人身自由，干部却不说，而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也许是劳教人员的反映，也许是政府考虑到了劳教也应该有定期——国务院有关劳教问题的决定并未规定期限，而我们投入劳教已有两年多了——于是传话下来，要各小组讨论，每人自己定个期，日期从现在算起。我自定二年，多数人也自定二年。这样到1962年，我被宣布解除劳教。此时我因要参加右派学习班，便从马当采石厂转到了彭泽芙蓉农场。但也有人被认为改造不好而被宣布延长劳教。
　　在马当采石厂，我步行到江边，欣赏江景，吟诗《临江》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