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雪：红色子弟

┃Personal History

© 张若雪／文

　　实验班

　　在实验小学校友名人榜上，1966那届人最多。原因除了那届师资强、学风好以外，主要还是学生成分不同。比如本班同学就多是大院子女，家长多任职于区内的东北局、省高法、公安厅、地质局、粮食厅。后转来的学生更有来头，比如二年级时转来的小华，是厅长的公子；三年级转来的和平，是大学校长的宠儿；五年级转来的毅子，老爹是军分区司令。随后又添了几个机关小学的插班生。虽然凯洛夫的教育实验到二年级就结束了，我们好像仍然作为另类被“实验”着。
　　普干子女和高干子女虽有区别，表面看并不明显。毅子说，在他此前就读的八一小学，同学之间经常比父亲的官衔，到这里则比谁懂得东西多。长生是本班的劳动委员，看他搞卫生时的勤恳和有些邋遢的衣着，不会想到他父亲是行政八级的高干。某日，老师请来宁宁的家长给同学们讲红军故事，这才知道那个文静的小姑娘如此根红苗正。有知情者披露说，小华他爸更厉害，长征时已经是周副主席的警卫员了。我那时对厅长、部长之类的官衔没什么概念，看坐在身后的小华是那么本分，偶尔和他闹一下也不会吃亏。只有平平显得有些任性，有时还敢和老师顶嘴，但为人并不坏。
　　毅子有一张摄于文革初期的老照片。几个小学同学不知何事凑到一起，在机关大院礼堂前合了影。背景是个很漂亮的建筑，但在设计上毫无创意——不过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小一号的仿制品。文革前，每逢节假日我们都会来这儿看场电影，玩一阵有奖游艺，运气好还会打一阵乒乓球。文革初，这里成了城北革命运动的中心，门前广场用席棚搭成了大字报廊，观者如云，每天都有红卫兵在这儿口诛笔伐。“文攻”不久就开始“武卫”了，礼堂里不少设施被劫掠。直到文革后改成省政府，它才恢复了会堂的功能。我再也没进去过。
　　照片上几个同学的家庭背景都有点特殊。毅子的父亲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平平的父亲是大学校长，延安时期做过李维汉的秘书，文革初被批斗，不堪受辱而自杀，是本市最早被革了性命的高干。小华的父亲是公安厅长，但家教甚严，一向低调朴素，从未有高干子女的派头。建民是这堆人里唯一的平民子弟，父亲是机关书记处的高级厨师。长生的父亲在文革前后都担任过要职，他自己却得了个不争气的绰号：“二臭”。
　　长生性格外向，不禁夸，每逢大扫除总是很卖力，其实在家里他是不干活的。毅子和平平却藏不住优越感，喜欢吹牛；后者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更有些任性。建民则活泼好动，有时显得鲁莽；对他来说，在座位上安分一节课是很困难的事情。小华因休过学大我们一岁，举止行为很成熟；他在班里个头最高，却从不乱说乱动，淘气包们惧他的大块头，也不敢在他身上惹事。
　　同学不打不成交。记得毅子新来乍到怕被欺生，想建立江湖地位，第一天就和平平打了一架。其实不过抡了几圈王八拳，也没分出个胜负，一向说一不二的平平却视之为奇耻大辱，遭老师问责时眼圈竟红了。当“大王”最要紧的是男子汉气概，这一来就等于宣告毅子篡位成功。此后平平锋芒大减，只和小华往来较多。直到高年级懂事了，大家才成了朋友。
　　六十年代初国贫民穷，仅从学生穿着和饭盒便可知其家庭条件之优劣。本班则很少有穿补丁衣服的，平平永远干净整齐，小陆经常衣着光鲜。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都回家吃午饭，既可以讲究营养，又不致于露富。但公车是不可以私用的，也没见谁家孩子要家长来接。后来得知，干部特权到六十年代时已渐明显，高级干部和普通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别已拉大到三十倍。

　　1968年复课，本班同学上中学后拆分到几个班，往来渐少。随后有人下乡，有人当兵，有人工作，得意的与失意的分化明显。长生当了兵，听说他父亲文革后期在省革委会负责组织工作，为老干部做了不少好事。毅子在乡下想当兵，可父亲的问题没解决，多亏长生父亲给开了个“张冀之无政治问题”的证明，部队才敢收。小华他爹文革初期也被斗得很惨，但毕竟有光荣的革命史，终被重新启用，子女好像没受多少苦。平平后来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读了几年书，毕业分到父亲曾主政的大学，算是对冤案的一点补偿。
　　和老同学再见面，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人人形貌大变。经过三十年变迁，红色家庭的后代们各自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小华在公安系统当了处长，长生以上校军衔任职于部队后勤系统，毅子搞工业产品销售，平平在大学搞计算机，建民仍然做普通劳动者。做官的往往历炼出风度和城府，彼此间多了些客气，少了些亲密。毅子说，他后来为生意上的事找过长生、小华，虽最终未做成，也还肯帮忙。近些年已经很少往来。
　　新中国的红色子弟都有父辈的庇荫，比工农子女多得不少先天之利。不过比起今天的豪门子弟，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由这张老照片，也让我想到少年之谊的脆弱。在成人世界里，友情往往和所处阶层及切身利益相关，并不完全是志趣相投心灵契合，所以当年的青梅竹马在时过境迁后发生微妙变化，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老照片还在，它复述着我们曾经的历史，直观而清晰，不可磨灭。

　　足球队员

　　2008年春节，我照例回老家探亲，想找些学生时代的老照片，却收获甚微。几十年来经多次搬家，不少旧物已不知流落何处。无奈中想起老同学毅子，便去电求助。他竟带过来一本旧影集。里面都是黑白照片，包括他父亲当年出兵朝鲜时的旧照，还有我们在学生时代的合影。我当即转成数字版留下来，回来细细端详，勾起不少回忆。
　　有张照片摄于1966年3月，是本校足球队夺得全区亚军后的合影。记得毅子当年刚把它拿到手时就向我们炫耀过，他是本班入选校队的唯一人选。当时的印象，这是一群骄勇善战的壮汉，如今看来，不过是些体貌平平的小学生。那些好印象多出自当时仰慕的心情。
　　在我少年时代，足球已是心目中的第一运动。1965年，我第一次在现场观看全国足球甲级联赛，是学校组织去的，地点在附近的体育学院，对阵双方是八一队对上海工人队。前者集全军之精英，实力明显高出一筹；观众则总是倾向弱者，我们拼命为后者加油，以求维持场上士气的平衡。最喜欢的还是本地球队，深厚的足球传统和雄厚的人才储备，使三支球队列入甲级，其中代表新锐力量的沈阳青年队更是所向披靡。小学生是无法私自去球场看比赛的，每逢比赛日，听收音机里的口播实况已足以让人兴奋，对倪继德、盖增圣等主力球员十分崇拜。到1966年联赛，眼看冠军到手，却被文革腰斩。到下次去现场看球，已经是戚务生、迟尚斌的当打之年。
　　本地的足球传统，使各校的足球热不断升温。那两年，每当校队在区联赛中打主场，必看得我血脉贲张。当时实力最强的是朝鲜族的明联小学，他们球技好，身材彪悍，看上去年龄也大一些。本校屈居第二，已是校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如今看到这张老照片，还能叫得出几个骁勇的战将。李清江，是球队中技术最好的前锋，善盘带，头球好，一招一式很有大将风度。他家住体育学院大院，耳濡目染中学到不少专业的踢法。清江最大的弱点是作风不够硬朗，遇到凶悍的后卫便容易脚软，上调区队后经常打不上主力。同时入选区队的姜宏伟，当年是守门员，身高体壮，作风勇猛，死守本队最后一道防线左扑右挡，是球队的定海神针。
　　个头最高的叫郎军，是本届学生中的名人。本来他球技平平，举止斯文，但教练老师看好他的速度——郎是全区小学生百米纪录的创造者，所以偶尔也派他上场冲一冲。郎军多才多艺，绘画尤其棒。低年级时曾和他同在图画小组，去北陵公园写生时围观他的人最多。因为自叹弗如，让我伤了自尊，不久就退了组。文革初本校第一张大字报也出自郎军的手笔，内容是批判地理老师宣传封资修，毛笔字写得很成熟。小小年纪就有敢向老师造反的精神，让同学们都很佩服。
　　文化大革命对人才的摧折在老郎身上最典型。虽然他矢志要做捍卫革命路线的红卫兵，最终还是因为父母的问题下了乡。他母亲原为省幼师的校长，被批斗最惨的时候卧轨自杀了。老郎是三个弟妹的兄长，下乡后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直到公社成立美术组找人画宣传画，他才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凭一技之长调到铁法煤矿，工资相当于两个二级工。最有戏剧性的是老郎的婚事。七十年代的某一天，他正在乡村小镇街边画宣传画，一句清脆的女声问道：你的名字是叫郎军吗？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小学时的同班女生。聊起来，她也是因为“走五七”全家下放到这里。知音难觅，同病相怜，当年的好感迅速升温，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段故事是前些年我回沈探亲时，和老郎坐在茶馆里慢慢聊出来的。从中得知，他在落实政策回城后，曾考过美术学院，因毕竟缺少专业训练，且压了十年的人才竞争激烈，结果未能如愿。此后他供职于学校、媒体，干得都不错，最后办公司却搞砸了。后来他回归艺术，还到南方搞了画展，不知转行是否来得及。
　　2007年母校搞校庆，当年的校足球队员几乎都来了。老郎身体已发福，虽经历过不少磨难，仍风光满面。李清江和大家很热乎，身材还那么瘦削，已看不到当年的骁勇。姜宏伟体格仍然粗壮，心脏却搭了桥；自称多年来一直做生意搞企业，早就告别了足球。人生无常。四十多年前的这群孩子，有谁能想到他们今天的命运呢？沉浮于变化莫测的历史潮流，势单力薄的个体总会有不能自主的无力感，有幸不幸似乎都在冥冥之中。

　　毅子

　　同学中和我关系最近的是毅子。直到现在，几乎每次回沈，都要相约出来撮一顿，聊聊家常，彼此从无客套。维系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已渐渐深沉而淡定。在我眼中，当年那个翩翩少年仍栩栩如生。
　　毅子是五年级开学时从长春八一小学转来的，初时和我同住一个大院。他爸此前在某军分区当司令，转业到地方后仍习惯地穿着去了领章的将校呢，上下班则改骑自行车。受军人家庭影响，毅子身体硬朗，耀武斗狠，泪腺枯竭。他一来虽给本班添了不少乱，却也补了一些阳刚气。有段时间我和毅子同在机关食堂吃中饭，一路走田埂过稻田，夸夸其谈，经常是他讲我听。偶尔去毅子家串个门，他母亲总会端出少见的点心果品，让我受宠若惊。
　　本班当初作为实验班，学生年龄比同级其他班偏小，此前在较量体力的赛事中总是敬陪末座。毅子自称以前是踢校队的，马上被体育老师召入校足球队；在随后的田径运动会上，又得了二百米跑第二名，这已是本班历史上最荣耀的战绩。毅子在校队踢右后卫，体力好脚头硬，在场上像个拼命三郎。虽然技巧一般，但作风硬朗，所以一直踢主力。当年体育才能比学习成绩更显眼，毅子的威望自然超越了班主席。
　　毅子还是个游泳好手，记得我学会蛙泳时，他自由泳已经像模像样了。一次大院的孩子分组赛接力，到他这棒游得很猛，却渐渐偏离了方向，临到终点竟转了个大弯。记得那次非正式比赛是在1965年，正是我辈“阳光灿烂的日子”。参赛者中有不少人成了大器，比如后来在国家体委做中心主任的高沈阳，在东北大学做博导的黄小元等。前年我和毅子去东大游泳时巧遇小元，毅子提起旧事：有一回市体校借机关泳池搞训练，小元用蝶泳和他们比试自由泳，速度并不差。
　　文革初期，毅子父亲被打倒，家境骤生巨变。从大字报上得知，他父亲抗战之初有段被捕的经历，运动一来就被打成了叛徒。我虽无先见之明，对老干部成批被打倒也有疑虑，人家几十年革命考验都过来了，咋就你红卫兵火眼金睛？毅子迁居到筒子楼时我去看他，并未见他颓唐，反倒多了些炫耀。到1968年复课上中学，我和毅子又分到一个班。他的身材已能穿父亲的旧装，仍然是校园里的活跃人物。教学楼前有个双杠，毅子每天课余在那上下翻飞，把胸大肌练得骄人。那段日子，他一直自得其乐，没心没肺，好像并未把家庭问题当回事。
　　直到1969年末，毅子连续两天没上学，然后突然在教学楼下出现，对几个好友说，第二天他就要随家下乡了，特来告别。惋惜之余，毅子约我们去太原街西餐馆暴撮了一顿，然后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毅子家是“走五七”最早的一批。少年不知愁滋味，大家都以为这分别不会很久，很少流露出伤感。直到当晚在中山路挥手告别时，心里才觉得不是滋味。
　　下乡后，毅子和我在辽西辽北之间传过几封两地书，这对一向讨厌作文的他已殊为不易。后来得知，毅子随家下乡后又读了几个月书，然后当上体育老师，把一帮年纪相仿的中学生管得服服帖帖。他的理想是当兵，虽然父亲的问题未解决，好在部队和地方不相干，尚有念旧情的老部下帮忙接收。为使当地政府开绿灯，老头利用物资局的老关系调拨了不少电线电杆，使当地提前实现了送电下乡。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年代，价值观反而更乱，人们宁愿相信圈子里的人情，对“走后门”习以为常；被剥夺的权力仍然有用，无权无势的只能恨自己没个好爹。
　　毅子服役是在一家野战医院，其间和一位漂亮的女护士有过一段美好的初恋。革命军队虽未排斥这个“叛徒”的儿子，但提干肯定没门儿。到服役期满，毅子不得不和女兵洒泪而别。复员后他有段时间工作没着落，常到我所在的工厂蹭吃蹭住，听他讲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尚无恋爱经历的工友听得如醉如痴。
　　文革后，毅子因父亲被解放而扬眉吐气。先从印刷厂调到一个物资购销部门，又在电大拿了个大专文凭。那两年他的确是认真读书的，偶尔见面时，曾给我流畅地背诵《孔雀东南飞》。毅子很聪明，有悟性，小时候读书也不少，只是后来没赶上更好的学习机会。他仍然喜欢体育，足球一直踢到近五十岁，跑不动了还要充当守门员。

　　日记1965

　　东西越老越值钱，人越老越没用。年轻时不觉得，如今想来，还真是这个理。近日回老家，从床底下尘封的纸盒箱里翻出一叠老旧的日记本，读来无语。虽然内容是相当的幼稚，仍然敝帚自珍起来。
　　小时候的样子，有老照片为证。在那个照相机不由个人拥有的时代（既因其价格出奇地昂贵，也怕担上特务的嫌疑），每一张家庭和个人的照片，如今都如古董那般珍贵。至于自己当年的德行，记忆中已十分缥缈，且多有“天生我才”的虚饰成分。直到看了幼时的日记，才找到自己平庸的明证，以及造就我们的那个时代。
　　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写日记绝非自觉自愿，实在出于学校和家长逼迫。美其名曰“练笔”，实则三省吾身，不断检讨或鼓励自己。由于小孩子没有隐私权（大人何尝不是？），日记本是经常被主张者检查的。既然写后免不了要给人看，笔下渐渐地也就变了味。或者虚张声势装进步，或者写成了乏味的流水账。
　　时过境迁，辗转流离，有些日记本已经丢掉或遗失了。现存最早的一本写于1965年，只薄薄地记着我在小学五年四班的三四个月。翻开来，发现几个页面已被污染——被它的主人贴上了一些越南人民打美国兵的漫画。可见它们写后不久，就有些羞于见人了。如今猜想，这个日记本幸免于难的原因，应在于它装帧很精致，记得是北京的姑姑送我的。它布面硬皮，内页纸张很好，还有几种淡淡的颜色，印着暗花；当年每翻动它时，便会逸出一股清香。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人写日记成风，多半是受《雷锋日记》的影响。一个信仰虔诚、以助人为乐的普通士兵，用他的学习心得和日记，极大地丰富了本人的思想，塑造了近乎完美的人格，甚而成为领袖推荐的榜样。爱屋及乌，不少人开始把日记作为标榜自己的容器，满纸堂皇言，绝无伤心泪，真我则被结结实实地隐藏起来。在那个不革命即落后甚至反动的时代，谁会为了记录活思想而给自己留下挨整的把柄呢？若论国人说假话空话的传统，当年的日记应是一个范本。
　　小学时代的我，尚未磨练得足够狡猾或者绝对进步。写日记虽说是应付差事，往往废话连篇，字里行间还多少有些真意在。如今读来，隐隐可见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的思想状貌。还有一点反省的价值：当年的我有多么傻。
　　翻看1965年的日记，内容很单调——也是当年生活的写照，主要集中于几类：读（观）后感，学习王杰事迹体会，看球赛纪实，关于纪律或学习的反省，课堂内容等等。记得当年生活中也有些趣事，但日记中很少记述，显然缘于老师的引导和当时形势的要求。不难设想，我如果把偷拔路边菜地的胡萝卜或者私下读旧小说的事写进去，会得到怎样的评语或者批判。
　　不怕家丑外扬，且摘录几则：

　　10月30日，星期六
　　晚上，我到黄河大街散步。
　　街上路灯通明，排成人字行（形），向着远方，站在路灯下，好像白天一样。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不断驶过，车上满载着下班后的工作人员，值夜班的工作人员也骑着自行车奔向工厂，看着这美丽的夜景，引起我一阵沉思……
　　在过去，这条大街哪里是现在的样子呢？吃不饱的人们不得不远（逃）荒要饭，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同胞，横七竖八地倒在路旁。解放后，人们才得到了解放，过上了想不到的好生活。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好啊！
　　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它带着我的心儿飞向远方……

　　11月12日，星期五
　　今天，我们几个犯了错误的同学，在一块进行了讨论，题目是自己对犯错误是怎样认识的，和自己以后打算怎样做。
　　会上，我们都积极发言，沉痛地认识自己犯错误的教训，认为自己犯错误是不对的，他（它）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我们要立刻改正这些缺点，否则，我们的错误就会进一步扩大，被资产阶级思想拉拢过去，成为一个判（叛）徒。
　　最后，我们决定每天放学后都开一次讨论会，说自己在每一天里犯的错误，自己检讨，别人帮助他认识错误，直到把错误改正。

　　从当年的日记中找不到私生活，今天看来是很大的遗憾。而“公生活”的一切都是政治挂帅的，就连在大街上散步（当年车辆之少，才使之成为可能）都忘不了新旧社会对比，并歌颂党的领导。偶尔犯点小“错误”——比如课堂上窃窃私语等，也要上纲上线到可笑的高度：“被资产阶级思想拉拢过去，成为一个叛徒。”可见当年的思想教育曾经产生了何等“伟大”的效果。
　　证据是，每当我在日记中批判自己的时候，都会适时得到老师的赞许，得到几句朱红的批语，或赏赐一个“好！”。在不谙世事的年龄阶段，这种鼓励必然让人觉得，人生就应该不断地检讨。有篇日记，我对学习提了几点自我“要求”，却被老师改成了几点“保证”，使本人平添压力。偶尔没话找话表个态，立刻被划上红线，变成了一句誓言，让明知做不到的我（儿童的行为很难时时都被先进思想控制的）心惊肉跳。
　　略有史料价值的，是几篇记事，比如看日食、游园、去农村秋收等。其中唯一的大事件是参加首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日记如下：

　　9月3日，星期五
　　今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和日本青年朋友一起参加“中日友好大联欢”的联欢会。
　　我们在湖边的一块地上和实验中学的同学举行联欢会，我们虽然身在场内，心却早跑到要看日本朋友那一边去了。“来了，来了！”在湖边的同学喊了起来，我们便一窝蜂地跑到湖边，挥手向船上的日本青年朋友致意。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高唱着《东京—北京》的歌，以歌声向日本朋友们致我们中国少年儿童的心意。又过来一只船，当翻译告诉我们，坐在船上的那个日本青年就是代表团团长万泉同志时，我们都兴奋的跳了起来。他还给我们讲了话，当时，因为激动，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只听见一片欢呼歌唱……
　　欢迎完日本朋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想，这次活动是多么有意义啊！

　　记忆中，这次中日青年的联欢是周总理倡导、中国政府筹划的“民间交流活动”。之所以“兴奋的跳了起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外国人。那首《东京—北京》的歌是日本人写的，很真诚，语言则很生涩，当时勉强学会，随后就忘了。在当时印象中（应来自于媒体宣传），日本政府是坏的，日本人民是友好的。活动的意义多半在于，将中日友好寄望于两国青年，使将来的日本成为中国的朋友，用时尚的话说，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
　　记得为欢迎日本朋友，本校当晚还在校园举行了一场篝火晚会。畏于天黑路遥太晚，不足十二岁的我没去参加，当时还有点负疚感。后来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正是二十年前的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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