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祖佑：咸鱼跳农门

┃Personal History

© 严祖佑／文

一

　　离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当天下午，我住进了位于上海市青浦县（今青浦区）的青东农场。
　　尽管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分”，从理论上来讲，和劳动改造（判刑）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现实中，当时它们都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辖下的一个二级局——上海市劳改局。说到底，劳改（判刑）也好，劳教也罢，在我看来，不过是一条籐上的两只瓜。
　　上海市劳改局管辖的劳改（教）农场共有四家：上海市境内的青东农场，安徽省境内的白茅岭农场、军天湖农场，以及江苏省境内的大丰农场。其中，青东农场规模最小，仅数千人；大丰农场规模最大，全盛时可容纳十多万人；白茅岭农场次之，约四五万人；军天湖农场又次之，不足万人。

　　一间大屋子，几十张双人床，屋子一头的空余处，放置着一张乒乓桌和几张条凳，这就是青东农场的进场收容学习班。凡新来农场的劳教人员，都要在收容学习班中接受一个月左右的“入场教育”，以稳定情绪，然后分发到生产队中去从事农业劳动。
　　几十双眼睛，一齐注视着我和跟我从第一看守所同车而来的王唯堤（三十三四岁，原是上海外语学院的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贬至学校图书室整理图书，因“企图翻案”而被捕，这次也是劳动教养两年）。
　　这里的气氛、这里的人的精神状态，明显和第一看守所不同。
　　在第一看守所的监室中，我属于最年轻的小字辈，而在这里，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比我更年轻。
　　进入第一看守所的监室，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死气，走进这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邪气。
　　那邪气，从这里的人的眼神、笑声、语言、动作中渗透出来。一刹那间，我很不习惯。和我同来的王唯堤不由皱起了眉头，看得出，他比我更不习惯。然而，不出一星期，我就完全习惯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身上也已经无可避免地沾染了这种邪气。
　　他们像观赏稀有动物一样看着我和王唯堤，同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因为我们来自第一看守所。第一看守所的犯人是极少有送劳动教养的；第一看守所关押时间之长，对他们来说，是骇人听闻的；第一看守所关押的都是“反革命”，这对绝大部分都是飞仔、小偷的他们来说，更具有一种神秘感。
　　刚才在进场登记时，一个姓张的中队长（在监狱和劳改、劳教场所，对警方人员的称呼，一律是“队长”）问王唯堤：“你什么时候被拘捕的？”当听到王唯堤回答“1964年12月31日”时，五十来岁的张中队长条件反射地瞪起了眼睛：“什么？你是不是昏了头，现在是1966年。”
　　王唯堤机械地重复了一遍：“1964年12月31日。”
　　张中队长戴上老花眼镜，仔细看了王唯堤的档案，不做声了。当接下来听到我说“1964年9月26日”时，只是朝我翻了一眼，就挥挥手，把我们带进大房间，为我们指定了床位，离开了。
　　一个生就一张娃娃脸、身材矮小的青年走近我身前，习惯性地跷了跷拇指说：“一所来的朋友，看你脸色这样白，起码敲了五百只格子吧”（坐过牢的人对关押时间的一种计算方法。敲一只格子，即表示吃一顿牢饭，每敲三只格子就表示牢中一日。）
　　我微微一笑：“不是五百只格子，而是五百多天。”
　　话刚出口，就引起了几个人的惊呼。
　　这时，开晚饭了。
　　这顿晚饭所带给我的快感，几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首先是米的质量好。第一看守所的饭米，都是压仓多年的陈米，不仅有一股霉味，而且吃到口中烂糟糟的，像豆腐渣。青东农场本是以种植稻谷为主的，吃的都是自产的新米，每一粒米饭都显得轮廓分明，仿佛涂上了一层油脂。吃在嘴里，清香扑鼻，而且有一股韧性和弹性，吃口之好，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所未曾体会的。
　　比米饭更诱人的是蔬菜。那天佐餐的，不过是一勺普普通通的炒莴笋。刚刚从菜地里现拔的，新鲜碧绿，晶莹欲滴，同第一看守所的蔬菜相比，尤其油重盐多，使我当真领会了“大快朵颐”这几个字的含义。
　　从第一看守所到青东农场，真正是“咸鱼翻身”了。
　　吃了这顿美味的晚餐，面对即将开始的全新的生活，晚上坐在铺位上，我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冲动。
　　我发现，我邻铺的床头，有一面小镜子。镜子！我已经有一年七个月没有看见过自己的脸了。
　　我向邻铺把镜子借了过来，对着镜中的自己发起了痴。我说：“朋友，你好，我们好久不见了。有一年七个多月了吧，这么长时间，我差一点认不出你了。让我看看，唉，你原来很光滑的眼角，居然也有了皱纹……”
　　发了十来分钟痴，我开始整理自己的零星物件。那二十多块各式肥皂、十来条毛巾、几十刀草纸，原本是我财富的象征，现在却成了我的负担。这时娃娃脸大模大样地坐到我的铺上。
　　“朋友，认识一下，我请你吃夜宵。”他说。
　　娃娃脸双手各拿着一个搪瓷碗，碗里是浇上芝麻油和酱油的鸡蛋蒸面。初次见面，就吃人家的东西，我本想推却，但实在抗拒不了那芝麻油的浓香，就接过其中一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农场的伙食，不仅同第一看守所有天壤之别，且每个月还可以由家人送来各种食品，这真是天堂的日子。在送入的物品中，受欢迎的是咸肉和蒸面。蒸面是好东西，它是把生的面条先盘成饼状，每一斤约十饼，然后蒸熟、烘干。既易于保存，吃的时候又毋需生火烧煮——农场是禁止劳教人员自行生火举炊的，只要在滚开水中泡上三五分钟，拌上佐料，就可以食用。那香喷喷、滑溜溜的滋味，用农场中一句通用的俗语来讲，叫做“打耳光也不肯放”。
　　娃娃脸绰号小瘌痢，犯的是扒窃加流氓罪，教养三年。按照当时圈内切口，扒手又叫“开手”，流氓（飞仔）又称“木梁”，而飞女则称为“阿三”或“垃三”（垃圾阿三）——据说是由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灾荒时期的行情得名，即付出三斤粮票、三元钱，可供玩弄三个小时。
　　吃了小瘌痢的面，我才知道，他那几盘面也是向别人讨来的。新来的人，一时赶不上让家中送物，他就把讨来的食物分给来人吃，等到对方家人送来东西，自然少不了他的份。因此，他虽是无家无接济，日子却过得十分自在。
　　小瘌痢说，听了我刚才那一番对镜自语，他和他那帮朋友都觉得我很有趣，是个可以交往的人。他问我是不是学过唱戏的，我说不是，但在学校业余演过几次话剧。他告诉我，我睡的这张铺是出了名的“凶铺”。关于它的故事，是前后好几批人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据说有一天新来了一个大个子，原来是码头上扛大包的，因打群架被判劳教。大个子在分局看守所关了三个多月，送来时已饿得前胸贴后背。正巧他的上铺有一袋家人刚送来的炒麦粉，至少四斤，就挂在床头。夜深人静，大个子在炒麦粉袋上戳了个小洞，那麦粉就如一条细线从洞中流出，准准地流入大个子的口中。大个子美美地享受着从天而降的佳品，不知不觉地把一袋炒麦粉都吃光了。天快亮的时候，炒麦粉开始在肚子里作怪。那炒麦粉是干的，脱水的，到了胃里，吸收了胃液，膨胀起来，痛得大个子在铺上打滚。值班队长是行家，一看不对，赶紧送场部医院，场部医院医生也束手无策，就送当地人民医院决定开刀。不料一刀下去，炒麦粉的膨胀力实在太大，开刀前还有腹部皮肤和肌肉的压力将其包住，一旦压力消失，胃壁再也经受不住炒麦粉的膨胀力，一下子爆裂开来，大个子当场死在手术台上。
　　以后，在农场的日子久了，我才知道，三年大灾荒时期这类吃炒麦粉胀死人的事情在劳改（教）部门并非个案。多年后，回到上海，听曾在安徽白茅岭农场“改造”多年的已故的上海师专高级讲师商友敬兄说起，60年代初，一位当年红遍中国的作曲家就是这样死在白茅岭农场的。这位作曲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押送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饥荒年代，年高体衰的作曲家偶获家中寄来邮包，内有炒麦粉数斤，饿极之余，猛食过量，终于命赴黄泉。
　　少时读旧书，有传述杜甫死因，说是泛舟川中穷愁潦倒，偶得县令慕名送来牛肉若干，饱啖之余，当夜胀死。阅后尚不太愿意相信，以为一代诗宗，不致如此“急吼”。但人性相同，不论古代诗宗，还是当代大师，抑或目不识丁之徒，饿到极点，都不免发生同一悲剧。
　　不独是人。1967年初，我在安徽军天湖农场曾养过几个月的牛。牛的饲料有粗细之分。细料包括黄豆和棉籽饼，营养成分高，牛又喜食，但必须限量，绝对不可任牛自由进食。如任牛自由进食细料，一饱方休，后必极度口干，乃狂饮水，从而将胃胀裂，死无救。
　　小瘌痢对我犯“反革命”罪感到非常惋惜。他说，实在想不通，你们当“反革命”有什么“好处”，既捞不到吃穿，又玩不到女人。他告诉我，他扒窃的技术非常高明，凡是被他看准的皮夹子，不论放在上衣口袋或是裤袋，乃至内衣或拎包中，很少有失手的。
　　我问他，人家辛苦劳动得来的血汗钱，一下子被你们偷去，一家老小要喝西北风，你们有否感觉愧疚或者不忍。他笑了，说这是普通人的想法，做了扒手，就不会这么想了。
　　他看着我，似笑非笑地问：“你知道么，对一个‘开手’来说，如果看到一只皮夹子，凭自己的本事完全可以偷到手，而又放手不偷的话，他的心里是什么感觉？”
　　不等我回答，小瘌痢继续说下去：“这就等于是自己的皮夹子被别人偷走了。”
　　不过，小瘌痢又说，一般情况下，他和他周围的一些朋友不去两个地方下手，其一是医院，其二是火葬场。当然，也有人专偷这两个地方的，但小瘌痢和他朋友都看不起这些人，因为那太“缺德”了。
　　这几年，小瘌痢在派出所和看守所屡进屡出。他告诉我，有几次放出来时，他也曾下决心不再偷了。因为他知道，再偷下去，早晚要“上山”（指被判刑或劳教）。但往往过不了几天，因为在马路上、在公交车上，总会看到有人口袋里的皮夹子“实在太容易偷了”，于是，就忍不住手发痒。而一旦重新开始，便再也无法收拾。
　　为此，小瘌痢恨恨地说：“操那，都是这些瘪三害了我。他们怎么会这么戆，把皮夹子放在这么容易下手的地方。”
　　小痢告诉我，他偷到钱，就去找那些“小垃三”，这些年，他搞过的“垃三”，即使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他说最开心的事就是玩女人，比吃任何好东西都舒服。他说，有一次同几个哥们搞上手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是个处女。几个人轮流搞，他是第一个。
　　小瘌痢就是因为此事案发，才抓进来的。“可惜，小头舒服三分钟，大头要吃苦三年。”他叹了一口气。
　　小瘌痢劝我，今后“不要再当反革命”了，“没意思的。”他认为我这个人，长相、气度，都很适合当“木梁”，建议我劳教期满后，同他们那些朋友一起去“撑市面”，有吃有穿有女人，这才是最实惠的。
　　最后，小瘌痢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对我身旁像小山一样的日用品哇的叫了一声：
　　“你这人要这么多肥皂、牙膏、毛巾做什么，开杂货店呀！”
　　我对他说：“如果需要，可以随便拿。”
　　他很高兴，不仅自己拿了一块香皂、一条洗衣皂、一条毛巾、一支牙膏和一套新的汗衫、短裤，还请几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来各取所需。一眨眼，我的“家当”就消失了十之七八。
　　也许是年龄相近，也许是一种缘分，也许是我自己的骨子里也有着这样一份气息，从到农场的第一天起，我就同那些小偷、飞仔十分投机，我们很快就打成一片。这使我在以后的岁月中少吃了不少苦，但也惹了不少麻烦。

二

　　我到青东农场大约二十来天，收容学习班来了一个新客人。他的到来引起轰动。不仅班上的劳教人员，甚至附近生产中队的留场就业人员，也在下工时将大房间围了个水泄不通，以见识这个特殊客人。
　　新来的人叫王乃诚，四十四五岁，是一个日本华侨。
　　归国华侨因犯事而被判刑或劳教的，一直都有。青东农场下属的生产中队，就有好几个归侨。但这些人都是在归国定居若干年后，才因故获咎的。然而王乃诚与众不同，他是在回国观光时就被拘留的。王乃诚原是一名商人，40年代就定居日本，50年代以后，据说他一直同台湾国民党方面接触频繁，最近又试图回大陆开辟市场，不想一下飞机就被软禁，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审查了一段时间，又没有真凭实据。但既经扣留，就不便放他回去——恐怕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就以“思想反动”为名，将他送到农场劳动教养。这种情况，在青东农场还是首例。
　　在张中队长及另一名应队长陪同下，走进大房间的王乃诚依然保持着下飞机时的本来面貌：腆着大肚子，一身肥肉，笔挺的西裤，黄白相间的香槟皮鞋，十分显眼的紫红色粗条纹长袖衬衫，一口夹杂着浓重粤港口音的普通话——这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四十多年前，特别是四十多年前的劳教农场不啻是天外来客。
　　王乃诚的床上用品也令人眼睛一亮。按惯例，凡无家属接济的人员来到农场，场方都会发给一套粗布缝制的被褥用品。王乃诚原来是做床上用品生意的。这次回大陆，他带了一套样品，本打算试探在国内有无市场，现在正好留作自用。这套被褥用的是粉红色的确良面料，太空棉内芯，既轻柔又鲜艳，这在当时国内是极其罕见之物，令每一个旁观者赞叹不已。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蚊帐。农场蚊子多，一过5月，晚上睡觉，不用蚊帐不行。农场发的蚊帐不仅又粗又黑，而且极其低矮，连帐门都没有，活像一尊棺材。就这样一口土棺材，罩在即使在国外也算得上是最新款式的被褥、枕头之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连好几个小时，王乃诚诚惶诚恐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一双惊恐的眼睛不时地东看看，西望望，向每一个人低头、赔笑。
　　傍晚，看门的老李队长来接班，听人说新来了一个华侨，便站在门口向内张望。他张开一张嘴，探头探脑地，像是在看什么西洋镜。
　　王乃诚也看到了李队长。他起先以为是个老劳教人员，并不在意，及至听到有人喊了声“李队长”，这才惊觉对方竟然是一位“长官”。他猛地跳起来，双脚并拢，伸开双手，满脸堆笑，向李队长深深鞠了一躬。
　　当时，我正靠在铺上，看见李队长眼皮一跳，一时不知所措。但转念之间他大概省悟到，这也许是国外的礼节，而自己身为政府干部，不还礼是有失身份的。于是，他仿照王乃诚的神态，同样满脸堆笑，歪着头，伸开双手，以同样的姿势还了一鞠躬。但可怜他活了四十多年，这样的鞠躬还礼绝对是有生头一遭，因此，无论是笑容还是姿势，都显得十分僵硬、尴尬、滑稽。
　　王乃诚一共向李队长三鞠躬，每一鞠躬过后李队长都十分认真地以同样的姿势还礼。

　　次日中午，我经过王乃诚的铺位，他孤单地坐在床上，见了我，连忙招呼：“老严，您好。”（他比我年长二十来岁，可是，他称呼我“老严”。）
　　我站住，向他点点头。他说：“请教您一件事。”
　　我问什么事。他四顾无人，压低了声音：“这里，是不是很多人都是流氓、小偷？”
　　我笑了：“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当然是流氓、小偷的集中地。”
　　“那有没有杀人、抢劫犯？”他眼中的神色更惊恐了。
　　我摇摇头：“杀人、抢劫是要判重刑的，大都在监狱和劳改农场。”
　　他点点头：“听说，您是政治犯……”
　　“反革命。中国没有政治犯。”我纠正他。
　　他似懂非懂地连声说：“那好，那好。我们以后多交往，多交往。”

　　王乃诚在国内已无亲属，农场更不准他和海外通讯联络。他回国时随身带有一笔旅费，当时大约合人民币三千多元，也被官方扣押，只将其中零头三百多元，存入他在农场的个人账户。这在当时的劳教人员中也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主管收容学习班的应队长见他无家人接济，就同意代他额外购买一些食品。其中有一大听奶油饼干，王乃诚视若至宝。小瘌痢等一帮人向他讨，他十分吝啬不舍得给。每天睡觉时，偷偷躲在蚊帐里吃。小瘌痢等人骂他：“操那，还是从外国回来的，吃东西像一只老鼠一样。”
　　一天晚上，王乃诚照例爬到他的上铺，放下帐子，在叭的一下打开饼干听盖子之后，旋即失声大叫：“不好了，我的东西被人偷掉了。”
　　原来，一大听奶油饼干已经空空如也。他向应队长报告，但劳教队贼多，这类事层出不穷，应队长也无法查清。他想来想去，就温言软语地对小瘌痢等人说饼干吃掉就算了，他也不打算追回了，但希望拿饼干的人能主动承认，他不仅不要赔偿还可以送给偷儿五元钱，因为“小孩子应该诚实。承认了就是诚实的孩子，这五元钱就是奖励给诚实的孩子的”。
　　众人听了大笑。小瘌痢对他说：“我倒很想得到这五元钱奖赏，可惜不是我偷的，想要也要不到。再说，你的钱都存在账上，怎么拿出来给人。难道你去对应队长说，我要奖励小偷？”
　　事后，小瘌痢对我说：“这个老华侨，把我们当傻瓜，想出这种想东洋门槛。谁会上他的当！”

　　在青东农场，我只住了不到三个月。其间，收容学习班近一个月，生产中队两个月左右。
　　这近三个月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事。
　　确切地说，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判刑），当时还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劳动改造是供给制（无偿劳动）；劳动教养在名义上是薪给制，按劳动力的强弱，以工分计酬，每人每月平均二十多元。之所以说名义上的，因为这些钱仅仅是挂在账上的，未经批准，一分现钱都拿不到。要等到哪天劳教期满、解除教养后，才同你结账。
　　尽管这样，相比看守所，青东农场的伙食确实强多了。虽然依然馋，依然时时刻刻觉得饿，依然千方百计觅食吃，但每一个刚从看守所来的人都很满意，都觉得这里是天堂。
　　这也许就是人性。但凡把一个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再提升到第十七层，恐怕都会感恩的。对他来说，这第十七层地狱仿佛就是天堂。
　　原先我以为，再过几个月，两年劳教期满就可脱离苦海。到了这里才知道，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任何人，一旦判刑或劳教，不论是判无期、二十年，还是只判一年，期满的出路，都一律是“留场就业”（农村除外），名称叫做“场员”（或“厂员”），以示同农场或工厂的正式职工在身份上迥然不同，从而永久被驱逐出城市社会的正常生活轨道，成为一名异类。
　　在青东农场，每一名留场就业人员，每月只有四天假期可以回家，外省农场是一年十四天，而且逢年过节一概不得请假，每个人都必须留在农场内，理由是“保障社会安定”。因而再过几个月，即使我能如期解除劳动教养，也不过是将铺盖从劳教中队搬到场员中队而已——事实上，当1966年底我在安徽军天湖农场解除劳动教养后，连铺盖都没有搬，仍然住在原来的中队，一直待到1970年3月，被重新逮捕。
　　这样的“政策”，导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劳改（教）部门越来越庞大，人数越来越多。仅上海一市，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几家农场外，还有七八家以“劳动”二字冠名的劳改工厂，诸如上海劳动玻璃厂、动扳头厂、劳动电焊机厂……以上尚不包括那些被遣送到青海等边缘腹地的人犯。

　　很快，外面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月底，我同七八十名来农场不久的劳教人员，从上海青东农场被转押到安徽军天湖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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