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其：回城以后

┃Personal History

© 陈祥其／文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蜂拥返回城市，一时无法安排正式工作，这个社会群体的时代称谓就叫“待业青年”，汉语词汇就是丰富。待业，不同于失业，而是等待就业，其含义如同当今称“下岗职工”（最新更名为“4050”人员），只要你在谋职上有自知之明，能找准自己的位置，不挑肥拣瘦，迟早还有上岗就业的机会。这种称谓让人在焦灼惶恐失落的等待中总感到还有盼头、还有希望。

　　待业在猴年

　　1980年3月初，农历壬申年（猴年）春节刚过不久，我从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草原“病退”回到了阔别10几年的故乡天津。惶惶不安地徘徊在人生之旅一个重要的中转站站台之上，焦急地等待着返城就业那趟拥挤的“晚点列车”。
　　下乡时十七八岁，还是个世事懵懂的中学生，只身一人；回城已而立之年，拖家带口，属“三无人员”：无房，只好寄人篱下，携妻带女与父母三辈5口挤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斗室之中；无业，妻子也是知青，早回城半年，赶上个顶替退休亲戚上班的机遇，在一家国营小厂当上了工人。等我回来时，顶替“这拨鱼过去了”，烦人托窍找不到就业门路；无收人，没工作当然没薪酬。五尺多高的男子汉，一时成了无业游民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当初动员上山下乡，这句话是响当当的说词；如今回城了，更应自食其力，何况上有老下有小，还肩负着赡养、抚养的义务，怎敢手心向上吃闲饭？然而，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禁锢，使人的头脑僵化，自谋生路何其难？等国家分配工作，按先来后到，有多少知青排在头前，等咱挨到号还不得“猴年马月”？街头“自由市场”已悄然出现，可咱又不是做买卖的“料儿”，更拉不下沿街叫卖的脸儿。思前想后，一筹莫展。春末夏初，为外贸出口押运活牛跑了趟广州之后，我硬着头皮到街道劳动服务站报到找活儿，正式加入了待业青年打短工族的行列。
　　一批同命运的回城知青，连同一些因病因故未曾下过乡的待业社会青年，每天早晨成帮结伙哼唱着“到处流浪”——风靡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到街道劳动服务站等待安排短期劳务。
　　我领到的第一单活儿是随一批人到某小区参加修筑甬路的刨土方劳动。定额记件，一个工每天的报酬一块八角四分，锹镐自带，谁先干完活儿谁先走。干这活儿跟在农村修路、挖河、刨粪、打“冻方”相比，算不上累活儿。咱年轻力壮，不怵头，也不“力巴”。借二哥一辆旧自行车驮上工具，早早到工地，趁凉快一气猛干，一般情况是晌午头就能完活儿，回家还赶得上饭口。
　　不几天这个小区的路修完了，又回街里等派新的活儿。今儿这儿有档活儿干3天，明儿那儿有档活儿干5天，游击战似地蹦蹦哒哒打短工，日子过的也快。一天，与我家仅一墙之隔的小学校请街道给介绍一名勤杂工，因我住得近，加上在居委会工作的邻居大娘极力举荐，我顶上了这个缺儿。在我之前，校方还雇佣了一位50开外的临时工，这人是多面手，木工、瓦工样样通，我就给他搭下手。学校修花坛、建领操台，他垒砌外沿，干明面的活儿，我和灰、搬砖、“备里子填馅”（用边角破碎的砖头垒里层）；他刻校名牌匾，我给描红拓字、刻那些结构简单、好下刀、不会伤及笔锋神韵的笔划。转眼秋凉，总务主任看我人肯干又厚道，决定继续留我为校舍冬季供暖服务。那时大多数单位安不起暖气，更甭提“集中供热”，室内取暖都靠升炉火。这所小学三层楼，教室办公室几十间。在总务老师指点下，我先是一间间屋稳炉子安烟筒；接着备燃料：从煤厂拉来煤球劈柴，煤球过筛装入煤栏，筛下的煤末打成煤砖煤饼，晾干后剁成核桃块儿，与煤球掺着烧；长劈柴、大木墩改劈成短条小块，码放整齐。11月中旬，正式点炉子，供暖进入“运动战”阶段。每天早早到校进煤棚，抄起一个大土篮、一个大铁桶，大土篮装满劈柴块儿，还有些许做木工活时积攒下的刨花，大铁桶装满煤球、煤饼块，一手挎篮，一手提桶，一层层爬楼梯，一间间教室，一个个炉子挑炉圈，铺乏煤垫层，装劈柴引燃，待柴禾燃烧得炉子里、烟筒里一片轰鸣，烈焰映红四壁，赶紧把煤块煤球倒进炉膛，盖上炉盖，压上水壶，立马转战下一间教室。点燃三四个炉子之后，还要及时“回头看”，为先前点着的炉子续煤，否则煤烧乏了，还得重新再点。回想起来，这很像杂技演员在一张大条案上同时转多张盘子，一面不停地将新盘子启转，一面又不时地回身跑去为即将停旋的盘子加转。都是谋生手段，层次天壤之别。杂技演员转盘子是艺术家在表演，动作夸张幽默搞笑，从不顾此失彼，让观众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我是迫于生计，疲于奔命在生活大舞台上的一名勤杂工，况且还是临时工，为养家糊口替学校升炉火，工作乏味，体力透支，整天忙得满头大汗，灰头土脸，时常被浓烟呛得咳嗽不止，熏得泪水直流，此情此景，多的是苦闷，何乐之有？好在师生们对我这个本地打工仔并不歧视，每每帮忙“救场补台”。自己也很快摸索出升炉子的窍门，悟出了“做人要实、升火要虚”的哲理。为尽量做好升炉子工作，我“笨鸟先飞”，头天拉晚清炉灰，铺垫层，装好劈柴，备好煤，为第二天早晨生火赢得了宝贵时间，干熟了，工作不再手忙脚乱。总务主任对我的工作由担心到放心，还特意发我一副套袖做为鼓励。
　　那阵子，不时传来社会招工的信息。先是建筑行业招“瓦小”、“瓦妞”（当时社会上对建筑业男女青工的称呼），姜昆有一个相声段子谈到，由于世俗偏见，当时建筑工搞对象都成了问题。可就业形势太严峻，就这工种一般人也排不上号。又传闻铁路、港口招装卸工，还要现场考试，扛100斤重的大包行走50米。母亲怕我年轻轻伤了身子骨，死活不让报名。再下来是自来水公司打井队招工，打听一下，要经常出差到华北地区施工，暗寻思，好不容易刚从乡下办回城，与老爹老娘妻子女儿团聚，又要常年流动到外地作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正犹豫不决，居委会大娘又登门送信儿，区园林队招工，全民指标，主要招职工子女，带少量知青和社会青年。“这回快去吧！国营单位，正式工作，别错了主意。”一想也对，待业待业，何日是头？工作上门，见好就收。于是填表、政审、考试，一路顺利过关，年底报到上班。植树种草于街道楼间，堂堂正正当上了“城市农民”、“马路工人”。转正定一级工，拿月薪33元6毛6，人们戏称“米米拉拉”（音符33.66）。新生活序曲由此奏响，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园林队隶属区城建局。城建局负责全区道路里巷排水和绿化设施的建设养护管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待业时参建的小区甬路，就是区道路养护队承建，也就是说，我在被城建局录用之前，在其下属单位实习过，读过“预科班”，这缘分，是命中注定。
　　几年后，我多次来到曾经打过工的小学，起先是出席学生家长会，后来是以区绿化部门中层干部的身份指导推动校园绿化工作。踏入校门，举目望去，当年自己参建的花坛、领操台已经破损，操场边上的小树明显变粗，增添了几多年轮。碰到校长老师多是熟面孔，而学生及家长一茬茬更新。寒假前参加家长会，坐在炉火尚温的教室里，听着广播里校方布置假期学生活动安排及注意事项，思想不知怎地就溜了号，思绪如麻，寻思：如今学校雇用的勤杂工不知是何许人？他干临时工多久了？是不是也有了正式就业的机遇？这心理，不知是“同病相怜”，还是“杞人忧天”？
　　推算起来，我下乡那年（1968年）是猴年，回城待业再就业恰巧也是猴年（1980年），今年（2004年）又是猴年。36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人生如梦，年华似水，物是人非，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回首待业的日子，与10几年下乡插队磨难经历相比，时光虽短，一样让人终身难忘。走过严冬更惜春。待业过的人，最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准保敬业爱岗。我也是。从正式上班那天起，我就打定主意，勤奋工作，走稳人生每一步；知足常乐，过好人生。

　　我的业余学习

　　我家附近有一所夜校。每当暮色苍茫，我下班经过这里的时候，总路遇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涌向求知大门的人流。望着那些夹着课本，背着书包，快步奔向灯火明亮的教学楼的年轻人，我心中总不免泛上一股羡慕而又妒忌的复杂情绪：“我哪天也能像人家一样，无忧无虑专心致志地参加业余学习呢？”
　　和那些“幸运的”夜校学生相比，我的业余学习别有一番滋味：每天结束了8小时的紧张工作（有时会议要加时、临时任务要突击，8小时之外也并非法定、必保），我下班头件事先要到幼儿园接女儿。如遇妻子上中班，进家门就得捅火做饭，马马虎虎吃完，刷锅洗碗；下一个“节目”是给女儿洗脸、洗脚、洗一盆换下来的脏衣服；一切忙碌完了，最早也是晚上八九点钟。好不容易熬到我拿起课本的时候，没看几行，“过家家”自耍无聊的女儿又来缠，举着《365夜》，爬上我的膝盖，要求“爸爸给讲故事！”“讲故事，我哪有那个闲情逸致，我还得学逻辑呢！”“噢！讲‘萝鸡’也行。”女儿拍手欢呼，“你懂什么叫逻辑呀？”“我懂，老师教我们猜过这个谜语——萝鸡就是红公鸡，绿尾巴，一头栽到地底下——萝卜变公鸡”，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真啼笑皆非，无可奈何地丢开课本，捧起女儿的脸蛋：“大人要学习，好孩子不许捣乱，知道吗？”“知道。你是不是好孩子呢？”“是。”“那你该不该捣乱呢？”“不该”……见鬼！我在这儿用上了“三段论”。为了摆脱孩子的纠缠，争取宝贵的业余学习时间，我只好不情愿地扭开电视机，让“尼尔斯”、“马尔科”、“一休殿下”和我的“宝贝”做伴吧！而我只能闹中取静，背着脸借台灯的光继续我的自学课程。好几次妻子下中班进屋，看见电视荧屏还在闪光，女儿却早已困得和衣进入了梦乡，嗔怪我竟忘了铺床！成家立业上了班的人要自学，只能是争分夺秒。为此，我上班带午饭，午间边吃饭边读书，别人午休或午睡、或下棋，我不愿玩，也不愿睡，还要利用这黄金般的时刻自学一些东西。“紧张的星期六，战斗的星期天”，这是双职工周末假日生活的写照，多亏妻子全力支持我的学习，她承包了一切家务劳动，使我能挤出尽可能多的时间，在知识的海洋里扬帆。
　　雷锋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会有的。”然而，“身边无师困惑莫解”，“独学无友孤陋寡闻”，“精力不支记忆减退”，这形形色色的自学上的难题，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挤”字能克服得了的。我懂得必须靠恒心、靠韧劲、靠拼搏。函大天津辅导站开展面授教学，我多次前去听讲；中央或地方电台、电视台播放有关讲座，我尽可能收听收看；一期期《函授通讯》成了我无言的良师益友，在我困惑时，它能释疑；在我完成作业时，它出示正确答案，代替老师阅批。“学而时习之”，使我的脑海逐步恢复了理解记忆功能，积累储存下一个个新知识的信息。毕竟，“黑格尔”不如“霍元甲”刺激感官；枯燥的逻辑、哲学、语法教材，比起一场球赛实况转播要索然乏味。当我的注意力要向消遣转移时，猛然意识到这无异于逃兵从战场上溜号，赶紧打消这个念头，重新拿起我的书。我无法闭目塞听，也不能剥夺妻子女儿的娱乐权力，也罢，只好“躲进厨房成一统，管它胜败与输赢”！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在函大一年级结业的时候，我欣慰地发现，自己居然学到了一点东西。当我运用所学到的哲学逻辑学知识分析生活中的矛盾，解决工作上的疑难，有所颖悟的时候；当我应用写作能力有所提高，写起计划、总结、汇报、简报稿不再无从下笔的时候；当我几篇“豆腐干”大小的幼稚习作偶尔见报的时候；我尝出了自学者勤苦劳作收获的第一批小果实竟然是苦中微甜。
　　“人到中年万事忙”。而我正是在万事忙的中年重新拾起了被十年浩劫荒废了的学业。我羡慕那些后顾无忧、专心就读的夜校学生，幻想着自己也能有那么悠闲自得的一天。如果说，那种机遇对我一去不复返了，我仍要像先前那样，排除万难，自学下去。干四化需要有知识有文化，为了长远，眼下只有一句话——吃点苦吧！

　　高考悲欢

　　辽宁是个出高考新闻的省份。文革期间，“白卷先生”横空出世，兴风作浪，把全国的高考招生工作搅了个底朝天，凡经历十年浩劫的人们都不会淡忘这历史的一幕。2001年，辽宁省一位对高考矢志不渝的老先生（名字中间恰巧也是个“铁”字），抢抓“报考年龄不限”的机遇，凭执着和勇气登场应试，成绩虽不理想，诚意感人，被“辽大数学系破格录取，一切费用全免”。这则新闻引起社会轰动，也勾起我对高考历经磨难的回味第一次高考：应届备考起狂飙，考制废除考无缘。1966年6月初，文革骤起，很快烈火烧进校园，破四旧，搞四大，若大的校园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这种气氛下还会正常举行高考吗？正当我们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心存疑虑之际，广播电台播发了《关于废除高考制度的决定》的重要新闻，这下大家彻底明白，高考美梦已成泡影。6月21日，全市应届毕业生聚会民园体育场“拥护《决定》发表”；接下来，停课闹革命；两年后，“老三届”连锅端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拜师贫下中农读“农大”修理地球。我作为千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1968年秋插队内蒙，一干十多年。时代要求扎根农村一辈子，高考，见鬼去吧！
　　第二次高考：飞来机遇，被荐应试；节外生枝不看成绩。历史常开人生命运的玩笑。1973年夏天，我正死心塌地扎根务农之时，故乡师范大学派人到草原招生来了。原来“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形势要求全国招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上管改”。由于具有高中毕业学历，现实表现还行，我被推荐到旗（相当于县）赶考。时间仓促，连临阵磨枪的时间都没有；况且下乡前把课本全卖了废品，想复习也没了参考书。只好全凭十年寒窗那点知识积淀加临场发挥“闯大运”，事后听知情人说，我考的还不错。应考第二天午饭后，到旗图书馆翻报纸消磨时光，辽宁日报（邻省党报）头版头条大标题赫然映入眼帘——《一份发人深省的考卷》外加一段“编者按”，报道的是一位答不上试题的考生在试卷背面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大批判文章，按语给予高度评价。文革特殊年代的人们政治特别敏感，一看这标题这按语就觉得要节外生枝。果不其然，形势急转直下，下午考试一结束，全体考生就接到紧急通知，到操场集合听新闻广播和领导讲话。广播的是那篇“发人深省的考卷”及其按语，讲的什么记不清了，主要精神说白了就是这次招生不以成绩作为录取的资格，那资格是什么呢？当时没讲，让考生们回去听信儿。后来明白了，那年高考录取的资格，就是电影《决裂》的一句台词：“结满老茧的双手就是资格！”散考回乡后，录取的消息石沉大海，隐隐听说某某接通知报到去了，而我接到的通知是顶替考学中举者，到村办小学代课当民办教师。这一“顶”一“代”，从小学到农中，从初中到高中，语文数学体音美，一揽子全活儿。没想到，大学生没当成，滥竽充数给孩子们当起了先生。
　　第三次高考：名额少实力不济，不录取淘汰出局。80年代第一春，我随知青返城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天津，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园丁——园林工人。上班后才知道园林这行涉及知识面还真宽：上至天文气象，下到土壤肥料，还有种子、植物、花卉、树木、植保、昆虫、规划、设计、测量、制图、机械，甚至于还有美学，让人深感干哪一行都不简单。“书到用时方恨少”，真想有机会再上学深造。大概是1983年某一天，晚报登出北京林学院城市园林系面向社会招生的消息，但全国只招60人，且只有京沪各30名，居然没天津的份儿。在市有关部门呼吁下，最后在天津园林学校设考点试招。“而立之年”的我壮着胆报了名。记得那年盛夏酷暑，到考场单程骑车要四五十分钟；连考3天，中午回不了家，在学校食堂吃一碗凉面条凑和。考题较难，有些人半途而废，考一场走几位，我年龄最大，被监考老师戏称老将，咬紧牙关不打退堂鼓，坚持考下来，但终因实力不济，最后收到的是一纸不录取通知书。韶华已逝，必须面对现实，30大几的人恐怕再难有机会进考场了，当年我报考了函大，走上成人自学之路。
　　第四次高考：重在参与过把瘾，无心插柳柳成荫。1985年夏天，我在区园林基层单位任副职，受命主持公园以园养园经济创收的试点工作。百忙之中，从报纸上看到了大学面向社会招生的消息，又触动了我内心的高考情结，鬼使神差般托同事到招生办要来报名表，填表交费领回准考证，又取得了上场一搏的资格。这次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做考前复习，参考心态十分平和，考完就把录取的事丢到了脑后。9月初，大学正式开学的日子都过了，一天，单位传达室来电让我去取挂号信。拆信一看，竟是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真让人又惊又喜又为难，惊喜的是出乎意料考上了知名学府，这是梦寐以求的大好事；为难的是重任在肩，领导是否放我脱产学习？况且单位还要出学费。录取通知书交上去研究，领导说：这是考上的名牌大学，为什么不上？就这样我幸运地迈进了南大的校门。感慨之余，赋诗一首以自励：“不惑之年又攻读，山门南开非坦途，岁月蹉跎常回首，夸父追日奋双足。”尽管年龄劣势，记忆力减退，自己笨鸟先飞，终于学业有成，手捧鲜红的大专毕业证书，无比激动。人生能有几次搏？高考，就是人生的一场大考，几经高考磨难，给我许多教益，给我自信和力量。难忘高考，难忘人生这特殊的一课。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