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年：闽北农场纪事.上篇

┃Personal History

© 张百年／文

一

　　在1262号大门口，工人积极分子毛国庆，叫了两辆三轮车，各坐其一，他紧盯着我，将我往横浜路劳教收容所押解。当然，由于有太多的劳教分子要报到，所以收容所工作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好像有多个接收口。
　　进门后，毛国庆熟练地处理此事。对方对我验明正身后，表示收到。因为，姓毛的已送过不少人了，比如工人陈寿明、技术员杨慎昌及其女友、电工陆某……他交了材料交了人之后，骄傲地、光荣地、胜利地回生物所了。
　　对不起，是没有凳子坐的，而且不许乱说乱动，我被命令蹲在一边。这就进入状态，坠入地狱，沉入苦海了，二十二年的苦难，由此拉开帷幕。后来知道，我一进此门，就有了两种身份——劳教分子和四类分子。
　　接收工作忙碌，来者盈门。又有几个倒霉蛋被押来，一样被令蹲在一边，一样不许乱说乱动。又有两个劳教分子被押进，领头的是一位民警，白色大盖帽，白上装，蓝裤子、黑皮鞋，身材高大，面容也还善良。一样装束的接待民警连忙起身，热情地和到来的同行握手，互道辛苦。来警递上材料，该警看罢，向来人看了一眼，再看了一回材料，而后问：“同志，你送来几个？”来警向身后一指：“两个呀。”该警慢慢摇头慢慢说：“不对不对，是三个。”来警含笑摇头：“就是两个嘛，所长就交给我这两个嘛。”该警说：“明明是三个，怎么少了一个，跑啦？”来警说：“怎么会呢！”该员幽默地说：“那就是有一个漏网了。不用急，我点一下名，看是少了谁？”于是，他开始点名，跟着来的两个应了，接下去，他点：“韩东祥！”来警一惊：“哎，是我呀。”该警看着来警再问：“你就是韩东祥？”来警点头：“是我呀。”该警先愣了一下，而后哈哈大笑，道：“就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你。”他也觉得挺有趣，很好玩，就闪烁地将材料给来警看了一下，说：“你自己看。”韩东祥脸色顿变，说：“我是派出所的人民警察，所长只是叫我送人来……”该警说：“什么人民警察，人民不要你了。少噜嗦，快把制服脱了，你的警察也干到头了。”韩东祥说：“不行，我得回所问一下。”该警猛一击案，说：“给我老实点！到了这里了，还不认罪！”韩东祥只好将头低了，该员再次命他将帽子摘了，制服脱了。韩东祥为难了，说：“我，我没有衣服换呀。”该员说：“就是要你现原形嘛！脱，快脱！”韩东祥一边苦笑一边摘帽、脱衣。他脱了上装，现出了假领头，该警看着他，颇有讽喻地笑道：“啥个警察呀？原来是假的。”韩东祥没衬衫，只有一件汗背心。这背心实在也太旧了，背部有几个洞，露出了铜钱大小深褐色的皮肤，他站在那里，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贫穷，使他相当尴尬，而该警却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接着说：“裤子，裤子，这也是制服嘛，脱，继续脱，我命令你继续脱！”韩东祥万般无奈，也只得脱了。剩下的只是一条三角形的红色游泳裤，两条长长的腿，柱子一般竖在那里。该员满意地看着他微笑点头，说：“比较彻底，比较彻底。”韩东祥一样过来蹲了。
　　至于韩东祥此人，原是派出所一名片警。在他辖下，有一名60岁的单身女人，丈夫是国民党的副团长，1949年随军去台，她当然就是反革命家属了。据韩东祥精准掌握，这女人原是小学语文教师，如今退休了，吃斋念佛，说是要为丈夫赎罪。她为人好善，偶尔还资助穷人，平时不敢多说话，老老实实，没有乱说乱动。而所长说她是伪装，说她以封建迷信腐蚀群众，以金钱拉拢群众。她不多说话是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所长非但要韩东祥加强对她的专政，还几次要求韩东祥将她作为典型的反动分子，揪出来在里弄批斗。韩东祥一直解释她基本守法，没有理由批斗。所长向他严肃指出，说“你已经和这个女人穿一条裤子了。”前不久，所长亲自下里弄，组织群众，亲自主持对那个女人的批斗会。韩东祥没有到场，因为他一是不忍心看现场，二是有抵触情绪。
　　韩东祥家有七旬老母；善良的共产党员的妻子，在里弄加工厂工作，工资少得可怜；儿子在读初中三年级，成绩优秀。这时，他想到这三个人，尤其是想到劳累一世，作为农民的老母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分别了。这个硬汉子，蹲在一旁热泪涌流，泣不成声。而对面，曾经是他的同行、同志的该警，眼一翻，不认得小张三，看着他嘲笑道：“窝囊废，还不如一个小偷有骨气呢！”
　　这时，外面又进来一人，一边擦汗，一边说他是某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他递上材料，嘻嘻哈哈地说：“扫垃圾集体处理，我们是集体处理。”他的手向外一指。原来，外面停着一部小客车，里面人头攒动。该警看罢材料，说：“弄进来，弄进来。”车门开处，那位干部吆喝着，训斥着，一串儿下来11人，8男3女。有垂头丧气的，有若无其事的，有神情麻木的，有气宇轩昂的。不过，全是青年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让人深感可惜，可怜，沉痛！甚至叫人落泪……
　　该警点名，一一验明正身，而后向里喊：“老刘，满了，满了。”应声过来干警老刘，该警递过一份材料，交待道：“一共20个，15个男的交三大队五中队李金山，5个女的交女队林三宝。”老刘接过材料，回身对面前的20个劳教分子大声说：“起立，站好，全他妈的给我站好，别死样怪气的！”女的在前，男的在后，各自拎着行装。老刘大声发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起步走！”走，这一走，那就苦了……
　　老刘领着，不，押着我们20个劳教分子，进入劳教集中营，入了几乎万劫不复的地狱，其中又有三分之一或一半，将很快客死他乡。
　　第一夜，我焦急、痛苦不已，欲说还休，欲哭无泪。原因之一，就是我的情人巧云，这时，她穿着旗袍，正站在弯弯的平阴桥上，微风吹着她的头发，她静静地苦苦地望眼欲穿地等着我……
　　于是，巧云就成了我的梦中情人，她存在我脑中，许多年，许多年……
　　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这里不是招待所，而是一个名实两副的集中营。大约有二十余幢形状相似的长长的平房，原来是干什么的不清楚。但改建过了，每幢被隔成了几间，每间十五个平米吧，住十二人，是一个小组。十二个小组为一个中队。很荣幸的，我被指定为召集人。韩东祥也在这个中队，是另一组召集人。有命令称对干部的称呼，不准叫老王、老李，更不得叫同志；一律称队长，王队长、李队长。一叫就是几十年。
　　韩东祥穿着那条三角裤，羞得他窝在墙角不敢动，我借给他两件衣服，虽不合身，总比没有好。我说：“听口音，是盐城人吧？”他说，他是上冈人。我说，我也是上冈人，同乡呀，可我怎么没见过你呀？他说：“年龄不同，我1947年就参加革命了。上冈人也不少，就是年龄相同，也是见不着的。”两人相看着，一时无语，是呀，此时此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人都哭了……
　　最初的两三天，被命令每人在小组会上，交待各自的罪错。虽说全是当事人的自白，但我听下来，多数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少数人是鸡毛蒜皮；有的是硬装斧头柄，胡乱给自己戴帽子，辩证法、生活和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都是有小错误的，按此次上海抓人的随意性推论，则任何一人，都可以被抓来当劳教。我看着一个个愁容满面的脸，听着一声声长吁短叹，我的哀伤和痛苦，又增加了几分。我呀我也冤枉，你呀你也冤枉。天爷这算怎么一回事？谁来告诉我？
　　芸芸众生哪里知道，稍前，伟大领袖毛泽东尊为柯老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有令：“立即组织一万名劳教人员去外省砍运毛竹，以支援工业建设。”语据《军天湖农场志》第39页。就是说，要组织10000人劳教，而不是有10000人须要劳教。再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黄赤波得令后，“立即”深入现场。万家灯火时分，他到外滩转了转，见有的青年男女在那里恋爱，有的还亲热，比如抱，甚至亲吻。这不就是流氓、阿飞活动嘛。他当即下达任务，各方立即行动。
　　因为“立即”，而且时间紧、数字大，由此衍生的是——抓人随意，处理程序不合理、不合法，无书面文书，也不口头宣布案由，就那样不明不白，一大批人，被抓进来了。有一法律用语，“有罪推定”，这回警方根本就不推定，而是拉到篮里就是菜。抓你进去以后，要当事人自己认定、猜测或选择是何案由？符合哪一条或哪几条？否则，就是不认错，不认罪。
　　这批倒霉蛋、可怜虫、无辜者的来到，不是请，又不是逮捕，只能说是抓。而其实，上海市公安局，执行柯大书记指示不力，该当何罪！因为该书记指示抓“一万”，公安局应当抓一万千，才是道理；而他们打八折，紧抓猛抓，才抓了8114人。所以，接着才反右倾嘛。
　　此次劳教不定期，搞你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权力在他。关的样子虽不是牢房，其实就是牢房，无产阶级专政而非所谓的“行政处分”。天罗地网，莫说你只有两条腿，四条腿也是“法网难逃”，插翅难飞。公民权被剥夺，执行前，执行期，执行后，一律无文字依据，不说任何理由。被执行人无话语权，申诉是“右倾翻案”，越搞事越多，越搞越不干净，越搞越倒霉。纵然你被解除劳教，那也得留场继续改造，转为劳改。一改就是二十多年……不是后来救命的“拨乱反正”，那将是终生改造，冤沉海底，终生无工龄，不仅现在不给工龄，连此前的工龄也给撸了，干得特彻底、很干净、够漂亮。
　　此举不但沉重打击了几万无辜的直系亲属——尤其是子女；还在政治上，旁及亲友。
　　而且，这也给社会一种惊慌、一种恐怖、一种扰乱。反面文章正面做，其外衣、舆论，却说是为了社会稳定，是行政处分是教育人，三到六个月回家。
　　7月时分，天热得紧，十几个人关在一个号子里，只有门，没有窗。没凳子，所以都坐地上。是呀，本来就是“坐牢”嘛，又不是“做客”，不过，这倒也“接地气”。闷热，冤屈，烦躁，苦恼，无聊……那个日子是够你熬的就是了。不过，这也刚开始，毛毛雨，前奏曲，苦日子在后头。
　　1958年7月10日下午，收容站于站长做报告，广场上，大片劳教分子，被命令盘腿席地而坐，状如当下坐瑜伽般。烈日灸人，地面滚烫，烤白薯、烤羊肉，空气沉闷，氛围肃杀。报告时间一百分钟，讲了全国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讲了每个劳教分子必须认罪认错，彻底改造，政府是不会冤枉人的。站长最后说：“你们很快就要去闽北劳动了。政府照顾你们，家属可以作一次接见，散会后，你们马上写信给家属。各中队领导会给你们信封、白纸。你们只写送简单的衣物，不超过20元的现金；禁止写任何食物，严禁写其他内容，如果写了，你的信我们就不给寄了。接见家属的时间是三十分钟，内容是向你们的家属说明你犯了什么罪错，也就是说明政府为什么要收容你？为什么要改造你？”就是说，你犯了何事，你自己说，我们政府不说的。
　　1958年7月14日，骄阳之下，家属来了。多数劳教分子是突然失踪的，现在家属见面，真是千言万语，又几乎无话可说。有的劳教分子，为了维护政府的名声和让家人放心，就为自己造了一个罪名。当然，也有人说：“我是无罪的。要相信党和政府，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也有的说：“不要紧，劳动教养是行政处分，我很快就会回家的。也有的只是流泪人对泪流人，既是满腹心思，又无话可说。比如，突然失踪的韩东祥，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来探监的，当时是何情状，可想而知。来看我的是叔叔。
　　接待后，各中队分别召集召集人开会，说你们当召集人，是政府对你们的信任，在去闽北的旅途中，不但你们要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还要管好你那个小组，出了问题，首先你们召集人跑不了，立功要受奖的。小组里，个别坏家伙，有什么动态，及时报告。我举手：“报告，我们小组有几个人想不通，接见回来就一直哭，说不知道自己犯了哪一条？”中队副李金山怒道：“就你话多，他想不通也得通，没听说吗——通不通三分钟。他揣着明白装糊涂，自己犯罪自己不知道？哭？笑话，蒋介石八百万大军都被我们打垮了，今天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怕他哭！”
　　1958年7月16日晚8时，收容所门外停着五辆大客车。这时，从收容所里头，走出一队一队的劳教分子，我们拎着行装，一个紧挨一个。步履维艰，心头沉重，默默无言。
　　劳教分子在干警的指挥下，上车，入座。半小时后，鸣号，第一辆汽车启动，后面，也就一辆跟着一辆了。
　　最前面有三辆摩托开道，接着的是一辆吉普，那是指挥车，后面就是五辆劳教车，紧接着的，是一辆敞篷大卡车车上装满了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殿后的，又有一辆坐着干警的警车。浩浩荡荡，声势怕人。
　　车队在前行，有的路段、十字路口，也有干警。可见，警卫工作，无懈可击、相当漂亮！
　　车队刚启动时，沿途还有市民好奇地驻足观看，过了一会，驻足的人就少了。
　　我们进入火车站——搞不清，好像不是车站。我们有序地走下汽车便上火车。每人都有座位，这倒不是要让我们舒服，而是因为在车上要待很长很长时间，上车之前，车窗早已关闭，干警又郑重宣布：不准开窗，谁开找谁，而且首先找召集人。可这时是炎炎夏日7月天呀！没有电扇，又谈何空调，厉害！
　　再说那五辆大客车将人送达后，火车里的劳教分子以为可以开车了，其实是做梦，车门全部关严，好生等待。是呀，这不也是一种监狱嘛，至少这是囚车，无产阶级专政的囚车。
　　在指挥车率领下，车队再回收容所接第二批。或问何以不多雇几辆车，一次完成？可能不是为了省钱，大约有一个战略或曰安全考虑。因为劳教分子太多，而且浩浩荡荡，声势太大，邪气太盛，岂不丢了人民警察的脸面。再者，车一多，劳教分子一多，集中，只怕他们造反、暴动。所以，要零打碎敲，各个击破。对敌斗争，这方面的战略，警方运用娴熟。
　　四十分钟左右，第二批也到了。但车子还是要再回去，就这样，五部车子，各跑了几个来回，终于胜利完成任务。各中队领导进车厢检查人数，点名。总数1000多吧。
　　输送完毕，并不启程。干警们喘了一口气，在车外挥纸扇，乘风凉。而后叹息，而后诉苦，有的还流泪。咦！干警怎么会叹息、诉苦、流泪？——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们也是人，也有感情，他们也要告别家人，而去闽北深山老林。生离死别，可以使任何人伤感。其中有位叫刘忠康的青年干警，新婚才两天，你看看，你看看！一位叫王志伦的老年干警，54了，告别老妻，你看看，你看看！李金山也快50大寿了，身有疾患，你看看，你看看！干警中也有受排挤的，被误会的，受冤枉的。这部分同志去闽北，组织的出发点，有的是考验，有的是小小惩罚。所以说，他们真的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和劳教分子，几乎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要命的是，这些干警先生，有时就将这种不快、愤懑发泄到劳教分子身上了。至于刘忠康的新婚，这是许多年后，我拜访于明才、曹征爱等农场干部而得知的，我在后面慢慢说。
　　再说我们这批劳教分子，在列车上被关了四个小时左右，车箱里别的气味没有，全是浓烈得让你窒息的臭臭的男人味，这也就是活受罪了！快点开车吧，车子跑起来，总会好些吧。
　　急煞人的列车，又熬过了一段时间，这才慢吞吞地伸伸懒腰，喘喘气，开始爬行，天色微明，才开出上海。但因为这是“野鸡车”，一路上，不时要给其他列车让道，所以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蹒跚不已，裹足不前。而开起来有时又慢过自行车，停起来一停就是十几分钟，几十分钟。
　　车厢内，真是闷死人了，劳教分子几乎全是短裤、汗衫或者打赤膊，那股臭味，令人作呕。有时列车停在旷野之处，这时，才被允许打开车窗透透气，其实那是很不够的，当然不准下车。是呀，劳教分子闷出病来或者闷死，那也麻烦。不是说有病或死了可惜，而是处理起来费劲。吃的是坚硬的黑面包和白开水。面包是出发前发给个人的，长约半米，再长些，就是孙猴子的金箍棒了。列车进站加水加煤时，车外必有武装人员侍候，刺刀闪闪亮，子弹要出膛。
　　好像是第三天吧，列车进入江西鹰潭站，加水后继续向前，上了鹰厦铁路。有熟悉的人说，这条铁路就是劳改犯修的。我也依稀记得，这条新闻，在报纸上读到过，说这条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曾有劳改犯参加建造。
　　列车艰难地爬行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好像是第三天下半夜吧，车到福建顺昌，总算是终点了吧，火车不鸣不叫，闷声不响，我们下车了，谢谢老天爷，我们总算是可以呼吸一下新鲜得让人陶醉的夜的空气了。我们在低低的又是凶狠的呵斥声中，急速步行半小时，前面是一个寂静的、灯火通明的空地。所谓灯火通明，不是电灯，而是在熊熊燃烧着的一堆一堆的油松，这是事先准备了的，“热烈欢迎”我们的。
　　千余劳教分子，被集中到空地上，许多手电筒，萤火虫似的亮来亮去。干警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四围战士的刺刀寒光闪闪。不过，真是要感谢政府的！这里准备了一桶一桶的稀饭，每人可以喝两碗，这真是太需要了，功德无量。彼时，饭也不要，肉也不要，鱼翅、海参也不要，满汉全席也不要，甚至可以命也不要，要的就是粥。不闻人语声，只听喝粥声，在这无声的夜晚，这也是一种音乐，其意境是感激和悲伤。这两种情感的碰撞，必然会产生乐章，而且还会激荡人的灵魂。当然，干警也和我们一样喝粥。毫不例外，他们也很辛苦，我希望他们多喝一点。
　　这不唯上面进口，下面出口也急需，屎和尿，总还是有一点的，报告、出列后，排泄一空。干罢这些，画地为牢不许走动，无声静坐，在黑夜中等待黎明。
　　“莫道君行早”，天蒙蒙亮，人可以看清人的脸了，我们又列队赶路。所行不久，举目四顾，“环滁皆山也”。东方日出，天空是美丽的，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宽阔的山溪，水倒不深，几十公分吧，但流速很快，清澈无比，河床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少见的，很好玩的。溪中有一块一块面盆大小的的石头，等距离地相连，因而形成一种点状的石桥，这是人工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并非为劳教人而建，我们“踏着石头过河”。举目看时，前方高处，不但有端着刀的战士，山头更有两挺机枪对着我们，随时开火的样子。这时，我的心瓦凉瓦凉的，我的精神又何止百感交接。我的心头，忽然闪过一个死字，就是说，死了算了，活到这种地步，莫丢人现眼了，纵然能回到社会，历史上却有一段可耻的记录，是为不孝子孙、人中垃圾，又何以面对世人！
　　翻过两座并不算高的山，走近一条大河，河边同样有士兵，河里停靠着许多条不大不小的无篷船，每船约可载三十人。待人全部上船后，一声哨响，一船起航，各船随后，鱼贯向前，样子倒也好看、有趣。每船有两名船工，他二人说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那声音有点像鸟叫，当然是雄鸟。
　　船在水中行，水深何止一丈，想自杀，此其时也。我纵身一跃，一死拉倒。可是，我忽又想到，这么许多船，这么许多人，我一人跳河，扰乱了许多船，惊动了许多人，那就要落下骂名了；再者，我又想到，我是会游泳的，跳下去，可能死不了，再爬上岸，岂不是笑话？算了，再找机会吧，别的机会没有，苦日子会有的，自杀的机会也会有的。
　　现在人讲旅游，而这批50年代的劳教分子，换个想法，也算公费旅游一回。
　　船行大河中，低头看时，河水清澈得可以看到深深的河底，还可以看到游鱼。四周有形形色色的山峰，山的底座相连，样子像是笔架。不是大山，全是小山。山顶是尖尖的，剑一样的。披着葱郁的深灰色的山体，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山不在高，样子很美。山与山之间，有一条一条、一团一团的像轻纱一样的云雾连接、缠绕，有一蓬一蓬的树木簇拥，真仙境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也是这样的吧。“有山皆图画，无水不文章”，原来，祖国竟有如此美好之处，本来曾经在脑海中闪过死的念头的我，这回，又不太想死了，因为死了，美丽的祖国，我就看不到了，美丽的祖国，也就不属于我了。再者，死也要死个明白不是？那就再找机会吧。其他劳教分子，也都呆若木鸡似的坐着，他们在想什么？不得而知，总不会心花怒放、喜气洋洋吧。
　　船行两三小时，到一小镇，那里停了十几辆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有帆布篷。无言的劳教分子，在干警呵斥、吆喝声中，木偶似的，有序上车。喇叭一声响过，一辆一辆的车开动。
　　坐这种车，真能吓死人的。汽车总是在山腰里转，不时急转弯，而且弯子很陡，转得很急，呼一声向左，呼一声向右。车上的我们，一会儿左倒，一会儿右倒，一会儿前倾，一会儿后仰，因而不时发出惊叫声。下面就是深潭，每一秒钟都有出事的可能，摔下去肯定完蛋，也就不用自杀了，无期劳教，也就期满了，而且大大提前。问题在于，倘是伤而不死，那才叫惨呢。
　　就这样，每一个劳教分子，心都吊到喉咙口。但反正就这样了，听天由命了，有的就闭上眼等死。但是，你不得不佩服驾驶员高超、过硬的驾驶本领。上海开公交车的师傅，慢腾腾，笃悠悠，哪里比得上。时下，比如2015年前后，常闻得有什么旅行团的车子摔下悬崖绝壁了，死了多少多少人了，唉！那也算是乐极生悲吧，怎么我们这批倒霉蛋，就一个也没摔死呢！而且，五十多年前的那时，路况怎能和现时相比，车子的性能更是差劲。嗨！就是平安无事。是不是老天爷对这些劳教分子，怀着几分可怜见？
　　这一行人要去的所在，为闽北将乐县。将乐为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即公元260年置县，是福建省最早建县的七个古县之一，也是红军时期，中国二十六个中央苏区县之一。此县位于福建省三明市西北部，处武夷山脉东南麓，扼闽江支流金溪中下游，东临顺昌，西接泰宁，南连明溪，北毗邵武，境内山峰林立，溪流密布，有大山一座，名龙栖山，系武夷山脉东南延伸支脉，以古传曾有龙栖于此而得名。最高峰海拔1640米，侧峰五座，海拔也均在1500米以上，山上有长得密密麻麻的毛竹及各类树木，当然有城里人羡慕不已的樟木和楠木。将乐全县森林覆盖率为全省之最，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全县面积2246平方千米，时户籍人口不足八万，可见人迹罕有。
　　一行人就要进入预设的农场了。《军天湖农场志》称：这家农场，对外叫上海市地方国营闽北农场，对内叫上海市闽北劳动教养农场。总场在泰宁县弋口。下属单位相当分散：距大坑分场4公里，金坑分场12公里，坑塘分场43公里，东风分场150公里，下沙分场400公里，顺昌办事处120公里。
　　劳教分子到此，主要任务就是伐竹、运竹。有少量梯田可生产粮食。看来，上海在此办劳教农场，既有经济价值，又有政治意义，两全其美，好不得意！
　　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半是真话，一半是瞎说，因为有时是“车到山前没有路”的。我们一行人按规定，森严地乘车来到闽北将乐县西北50华里，黄潭区小镇将溪。千人先后下车，分赴龙栖山下的几个预定点。有的渐至山下，却没路了，就在深深的草窝里摸索。
　　人生何处不相逢，就在我下车时，我看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我前年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初试主考老师田恺。一想到我当劳教了，我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又想自杀了。我慌忙避开老师的目光。可是，他也垂头丧气，手上提着什么，可怜地厕身于劳教分子行列之中啊！老师，您……
　　田老师一支往另一方向而去。我们这一支，100多名劳教分子下车后，前有导引领路，后有干警押解，向龙栖山逶迤进发。行行10余里，到了一个叫岩际下的地方。其实，那里无任何标志物，岩际下只不过是当地山民随便叫叫罢了。此处为上海市闽北劳动教养农场坑塘分场第九中队。已经倚山而建，出现了基本完工、一高一低、大小相连的两个四合院，剩下的工作就是在墙上糊泥巴了。当然，床也搭好，毛竹为之。乖乖隆的咚！一进门，竹的清香扑鼻，或可醒脑提神，这倒不错，是大有利于生存的。
　　人员到位，点名后，一个不少，干部休整。中队领导，考虑到劳教分子也是人，日日夜夜，旅途劳顿，传令休整两天。可以睡觉，可以洗衣，可以聊天。但不可以越中队范围一步。不可以乱说乱动。
　　先一步的1958年6月25日，上海161名干警押解首批1014名劳教人员抵将乐县将溪镇，建临时指挥部，并进山伐竹，为后来者建简易房。前后401名干警，押解8114名劳教人员，分八批入闽。至9月29日，悉数到达。
　　建屋、造床用毛竹，是就地取材。说就地取材，那也不易，得到山上砍伐，再运现场。屋的骨架，全用鲜嫩的毛竹，一色的青筋暴露，生机盎然；墙也用竹，就是将竹劈成片，编成篱笆墙，再糊上泥巴。山下有茅草，“以竹为墙茅盖顶”，屋子就拔地而起了，而且如雕似画，简朴实用，倒也赏心悦目，空旷宜人，只可惜是牢房。所以，整个建筑物，就三件宝：竹、茅、泥。有的毛竹很粗，一锯开，就一个小面盆，可以洗脸。做饭也用竹，就是将毛竹锯成保暖杯状放米，加水，在笼屉里蒸，蒸出来的饭，有一种清香，味道不错，上海人是享受不到的，除非您当劳教分子，也除非来闽北。
　　劳教队不是建筑队，盖房这样的活儿，有一定技术性，但你不得不感叹，劳教分子里头，各种各样人才皆备，而且，天生我才必有用。就建筑方面而言：木工、篾工、工程师、建筑师齐全。当然，这些人还可以带徒弟，个个手艺见长。从这点上说，必须承认，劳教就是上学，就是上大学，至少是职校，就是学艺。而从政治、从管理上说，却是专政，这就不愉快了。因为，从未听得人言——我在愉快地被改造、被专政。
　　中队正式任命，我为第一组组长。可见政府对本人是有点信任的。是呀，我年纪轻，身体棒，出身好，不信任我信任谁？原单位不信任，劳教单位信任也不错。该队的任务是运竹，是这条运竹线的龙头队。我队还接收地方水旱田16亩。就近还有黄坑、三坑垄、岩际上等点。这坑那坑，坑来坑去，这不就是“坑人”吗！当然，被坑者非我一人也。
　　因为这里是无形的监狱，所以要注意管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比如：要认罪服管，通信必须受检；除规定的集体性劳动，不得擅自离队；所有现金，全部交中队部统管；及时汇报思想动态，每年要写改造小结；劳动工具集中在工具间，出工时，组长统一领取，收工时，组长统一归还。管工具的、干炊事的，监狱里叫事务犯。这里也一样。九队的事务犯，有为干部做饭的小伙房炊事员陈小品，原是上海广东路某饭馆厨师，说他和一个暗娼勾搭，捉奸在床，可他说是在谈朋友。管工具的是身高1.8米以上、瘦弱而修长、摇摇欲坠的孙昌华，他是上海某中学教师，思想反动，是定了案、签了字的右派分子，可他现在转身不认账，说那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完成指标。大伙房炊事班班长殷宝山，原为某棉纺厂食堂炊事员，说他是盗窃犯，他说他只拿了一条二斤重的青鱼回家，没来得及算账，其他没啥，盗窃犯，不够格。这些都是个人在小组会上所说。反正都不是好东西，罪证确凿，不容抵赖。认罪服管，前途光明；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九队除了糊好墙壁，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又着手另外搭建一个食堂和有地板的干部办公、住宿两用房。只怕是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了，移民了，回不去了！
　　坑塘分场设一个分场部；设一个副业小分队，任务是种菜、养猪、养兔和养鸡，为分场部干部服务。十个毛竹生产中队——以七个中队为伐竹队，这七个队，成一排弧形，依龙栖山脚而居，是一种围攻的态势，任务是进山大量伐竹、小量伐木，并运至山下设两条线运竹，东线第八中队，西线第九中队。两个中队将毛竹运至堆栈，即第十中队。十中队有240名劳教分子，又分为两个分队：扎排分队将毛竹扎成三或五根的小小竹排，运到山溪边；水运分队则在山溪中，将竹排输送到将溪河边，由其他单位做成大排，由金溪放顺昌，汽车，再上火车，运上海。
　　再说我所在坑塘九队，又分为两个分队，一分队队长李金山，二分队队长陆庆余，中队长凌义龙，中队副王建伦，管教队长李锡涛，事务长闫启宇。全队劳教分子151人，除几个事务犯外，再分为十二个小组：一个小组种地；一个小组搞建筑，该组含原木工出身的张鹏程和原来爱做模型的高中生徐海潮，一张大锯，二人整天剖板备用；一个小组种菜；其余九个小组集中力量修路。修路是为了运竹，就是修一条从山脚下，经中队部到堆栈的大路。工程全长近2000米，路幅3米。路形也不是很直，有的弯度还很大，虽然整个路段是坡度向下，但也有路段是向上的，全路波浪起伏。
　　九队第二组组长是韩东祥，就是那位倒霉的民警。这次，我俩都奉命率组参加筑路。也算是“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吧，一个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原来是保卫科的，公安保卫，原来是一家，而且同日同时进收容站，又是同乡，难兄难弟，时有交谈。我也曾说，他们所长让他自己送自己去收容所的方法不合法。他苦笑道：“兄弟，只要完成任务，就是合法的。”他叹息一声，唱了一段京剧。这使我想起我在滨海劳改农场，原国民党军官唱京剧的事儿，唉！原来人真是一样的！一天韩东祥向我翘了一下大拇指，说：“你没去十队放排，好！那也太危险了！”我说：“瞎讲，危险不危险，你在上海，怎么知道？”韩东祥一边比画一边说：“我当初南下，曾在湘西和这一带山区剿匪。你不知道我知道，放排，那真是相当紧张。你可以想象呀，溪床有深有浅，弯度有大有小，落差有高有低，溪里怪石嶙峋，放排人就站在小小竹排前部下行，手执一根拐仗似的木棒，左挡挡，右推推，一直向前冲，那还不危险？”我想象了一下，摇头说：“危险也得有人干嘛。”韩东祥摇摇头，不作深谈，而是在鼻腔里“哼”了一声。两人都在使劲干活，稍待，韩东祥才又凑过低声说：“小张，咱俩虽已失去了对生命的主宰，也不能听天由命，自己保重！”我伸过手去，两人紧握了一下，而后，他就讲他一次剿匪的事。深入工地的管教队长李锡涛看了我俩一眼，有话没说。
　　原来，这条线上的十队是新建的，人员从各队抽调，前几天，曾调我去水运分队放排，正巧我感冒高烧，调去又退回“原单位”了。
　　一天晚上八时许，李锡涛到三幢宿舍里转了转。见有的劳教坐在床上想心事，有的呼呼大睡，有的说梦话叫冤枉，有的轻声哭泣。第二天，他对韩东祥说：“那天你在工地上，给他们讲你在湘西剿匪的事。”韩东祥一愣，不知对方是何意思。李锡涛一摆手，说：“交你一个任务。这里没有文化生活，我想搞个‘故事会’，你给大家讲讲你剿匪的故事，你在派出所有什么事也可以讲，那不就是你的革命史嘛。每周一次，晚七点开始，四五十分钟，调剂调剂大家的生活，我让大伙房给你搞一客夜点心。你看行不行？”韩东祥听罢，高兴地笑了，一口答应，又问：“所讲内容，你要不要审查一下？”李锡涛说：“这个我放心。只是你要有所准备，要有故事性，尽量搞得精彩些。”
　　第一场开讲时，李锡涛将所有劳教集中到一幢屋子里，他讲了话，之后，又和大家一起听故事。散场时，他带头鼓掌，又亲手将一客夜点心递给韩东祥。
　　李锡涛让韩东祥讲故事，一是为了调剂劳教的生活；二是让韩东祥讲他的革命史；三是从根本上，说明韩东祥就是个好同志。不过，第二点，尤其是第三点，他是不说的。这位的所思所想，值得注意。
　　劳教分子可以寄信，人在千里外，家书抵万金。信件的发出，第一步是集中到中队部，经审查后，干部去小镇将溪办事时带去，那里有邮局；或者中队送分场场部，那里每天邮局有人过去。但你的信交队部后，并不一定就给你发，有的要退回重写，有的要没收。当然，不准寄港澳台和国外。
　　第一批信件发出后，二十天吧，回信陆续到来，经检查后，发给当事人。韩东祥收信后放声大哭。当然，也有人哭是哭，却是不放声的。考究一下，不放声的状态，用文字表述，谓之泣。就是说，伤心是相同的，表现是不同的。“一个有福，带上一屋；一个有祸，连累一窝。”8000多个灾祸从天而降，落在上海闽北农场8000劳教分子头上，而殃及的，有几万人，谁能说这不是一大悲剧！
　　在韩东祥，首先是他共产党员的妻子，在信上痛陈因他的事，致儿子考进重点中学又被取消，妻子还要向组织交待丈夫的事，而且必须承认他有罪，还要自圆其说，“像煞有介事”，真是难坏人了。政治压力，社会歧视，向她扑来。她要做人，万般无奈，严正声明和韩东祥划清界限，打离婚。而其实，这个可怜女人可能没想到，离婚后，她作为党员，一样要向组织交待前夫如何如何，一样要说得像模像样，有鼻子有眼，这对她的政治影响，永远挥之不去；更令硬汉韩东祥伤心的，是他敬爱的老母，说他不忠不孝，气得一头撞死，家破人亡。人非草木，焉得不哭？所以，接到这样的信，韩东祥放声大哭，而且痛不欲生。分队长李金山过来问何事？韩东祥边哭边说。李队长尚未听完，就勃然大怒，道：“哇哩哇啦，你想趁机闹事？你要造反？”韩东祥边哭边说：“我18岁参军，立过二等功，随军南下，23岁当人民警察，光荣入党，我十几年干下来，真的没做过半点坏事。”李金山痛斥道：“胡说！你不犯法，怎么会进来？”韩东祥说：“我思来想去，真的没有错，更没犯法。顶多是工作方法有问题，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学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也学过《劳教条例》，我不符合任何一条。”李金山怪眼圆瞪，说：“不要讲你的理论了！进来快三个月了，还是这个态度，你有得改造了，我奉陪到底！蒋介石800万大军都被我们打垮了，还怕你一个小小劳教分子？笑话！”他说罢，悻悻然转身而去，差点和站在一旁的我撞个满怀。
　　韩东祥止住哭，默然地坐在床边伤心，当他抬头时，和我对视了一眼，谁也没说什么，但二人百感交接，万箭穿心。管教队长李锡涛到来，他在韩东祥面前站定，静静地看着他，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李锡涛对他说：“信我看过了。是的，你是很伤心的。”韩东祥说：“李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做的是啥个梦呀？”李锡涛点头说：“不着急，慢慢过，慢慢熬吧。”他还能说什么呢？他不说什么了，苦笑了一下，走了。韩东祥细想着他的话，觉得和李金山不太一样。他沉默有顷，忽地想起一段京剧，遂泪洒胸怀，鼓盆而歌，苍凉悲凄，有麒派味道：

　　三姐你不必泪双流，
　　且听为夫说从头，
　　守得住来——你就将我守，
　　守不住来——你就将我丢……

　　对于大多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这班上海人来说，修这条路当然困难，但远不是非常困难，学学就会了，干干就行了。原来就有一条时隐时显的小路，那也是几天几月也难得见到的寥寥山民，去将溪镇走出来的，而且，也只是零乱的足迹罢了。还好，这一路段，为一般性黏土或僵土，少有石头。说“少有石头”，不是说没有石头。修着修着，前面就有大石拦路，那就很要命了，简单的、原始的工具，对石头是奈何不得的。切莫信那“愚公移山”的天方夜谭，锄头动不了石头，更是搬不动大山的。何况，劳教分子不能用炸药，但是他们的脑子都挺好使，那就是早早地发现它，事先将路慢慢向一边偏离，“算你狠”，让你三分，也就过去了。当然，干部也不时来指挥，引领，哇啦哇啦，数李金山队长的声音最响，最顶真，很负责。
　　我们干活很卖力，不论他原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或是其他什么分子，干这种活儿，三五天适应，六七天上手，十来天就是内行了。当然是要流大汗的，手上是要打出血泡来的。为的是早日“改造”好，能够回家和亲人团聚；借以为国出力，能为大跃进增光添彩，吾所愿也。
　　预定四十天的修路工程，按标准三十天胜利竣工，一条有直有弯、起高落低的大路，彩带一般在山间飘舞了。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这话顶多对了一半，应当说“路是人开出来的”，这才完全正确，也才唯物。任务提前完成，中队领导欢喜，一兴奋，一挥手：“修路组，放假两天。”“但不许离队，谁离队，作逃跑论处。可以洗洗衣服；给家里写写信，就说你们在这里蛮好。”
　　其实，“不准离队”，是不用多说的。因为劳教分子都明白自己是什么东西的。而且，前面是山，后面是山，左边是山，右边是山，抬头是高天，低头是厚土，四野无行人，十里无炊烟，插翅难飞，入地无门，你往哪里而逃？走出去，让野猪吃了，你怨谁？再说了，野猪吃你，也不是一口咬死，而是几头野猪冲过来，将你的肉撕成一片一片又一片，那可比上刑难过多了。队长说，其他队已发生几起。所以说，也还是让他“劳”而“教”之好些。
　　劳动就是伟大，因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你就看那条从劳教分子手中诞生的新路吧，它就好像是从龙栖山飞出的一条巨龙。啊！可得小心了，莫惊了它，小心它乘风飞去。须晴日，站在这条修好的大路上，回首龙栖山，朦朦胧胧，莽莽苍苍，迷迷青色浓浓雾霭，山连天，天连山，山即天，天即山。天的神秘在山上，山的生机在天上。龙栖山就是北闽，就是中华，就是世界的擎天柱。山的本身，就是一种神。

二

　　大路修好，运竹开始。坑塘九队投入的劳力保持九或八个组。
　　1米长的竹扁担，两头以麻绳拴了，再扎住毛竹的大头，人的两手，紧握着两边的绳子，身体作十五到三十度前倾，脖子伸得像跳舞的黑天鹅，而后起步走。人的形状，恰似被绑在十字架上。看人挑担不吃力，种田人的汗珠打在脚面上，劳教分子的汗珠撒在大路上，自己没感觉，旁人也不觉，但真是很辛苦的。在龙栖山的山脚下，用这样方式，从事这样劳动的中队，上海闽北劳教农场有多个。
　　这样的劳动，既是挑竹，也是拖竹。上面的重量压下来，后面的重量拽着你。这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劳动。一根不行，三根也不行，每次只能挑两根。新毛竹，水分足，一般说，两根竹子的重量当在50公斤以上，再加后拽的力量，那就够受了。指标是每人每天16根，到栈有人据根数和直径记账。运一趟，来回大约是六十分钟，因是下坡多，所以比较顺势，有时还直往下冲。上坡那可就更费劲了，人的脖子往上伸，是“引颈就刎”的样子，一步一步往上爬。一路上，不能停，越停越重。干这种活儿，开始如上刀山，脚打血泡，肩头肉绽，牙根咬断，心如刀割。有的闷声不响，有的连呼“结棍结棍！”或者“苦啊苦啊！”也有一些人，开始无法适应，取不出工或怠工的办法。中队研究决定，对于一些体弱者、50岁以上者，有的调农业班；有的减少挑竹指标。
　　“存在决定意识。”在这挑竹的30几分钟里，少数人麻木、呆滞、死气沉沉往前拽；也有的无所谓，劳教便劳教，改造便改造，运竹便运竹；最是一种，他们思绪活跃，感到劳动的沉重，体力的不支，他们想到自己的未来，想到苦难的父母、可怜的妻儿，岂只是双方的思念，还要受到社会的歧视，他们想到自己的冤情，想到不公和无奈。这样的感觉，如此的神情，在他们的眼里、脸上，有千姿百态的显示。这样的劳教分子，不但流汗，还在流泪，一行一行泪，一串一串泪。这样的泪，其实是写出了一个字——冤！又有一种，他们的泪，不是流在脸上，而是流到心里去了，所以旁人是看不到的，但这种泪，自然更伤心，恰似一刀一刀地割肉，而且肝肠寸断……
　　其实，辩证地说，这样的劳动，并非绝对有害，“劳其筋骨”，好事一桩，问题是被劳者的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回事，作用也就适得其反了。
　　冤屈永远是有的，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五能够理解、可以认同，如果冤屈是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或更多，那就是问题了，就是大问题了，也就是养你的、你尊崇的人民，你的同志受到伤害了。《劳教条例》本来就有其不严谨处，以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如“反右派”，运动起来了，毛泽东说，这次反右，可能要搞五千人。后来，积极分子兴风作浪、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超额超额大超额，跃进跃进大跃进，搞了几十万，连累上千万。这是数学，更是哲学，也是活生生的现实。
　　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说，挑竹是简单劳动。或问，何以不使用运输工具，比如拖车之类，一次可以运竹几十上百，既省力，又省时。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有三大理由——第一，相关领导根本就没想到这回事，因为，他不挑竹，他脚上不打泡，肩头不绽肉，他没这个体会，所以，他没这个需要；第二，不是说要艰苦奋斗吗？要节约吗？一用运输工具，不就要用人民的币了吗？不就浪费了吗？第三，本来就是劳动教养，是你们来受苦，又不是请你们到闽北度假，中队不是度假村。再者，作为干警，为劳教分子想那么多，你立场何在？按毛泽东同志的说法，那你离右倾分子，再进一步说，你离劳教分子，也就只有50步了。
　　不过，事物有两重性。这种挑竹劳动，有时还很有趣，而且有文化品位。毛竹，那可真是个好东西哩，其他不说，就说毛竹与音乐，与艺术，那也是紧密相连，源运流长。因为毛竹是空心，可做音箱，那个世间少有的二胡演奏家华彦钧，那个闵惠芬，还有谁谁谁二胡演奏家，她们和他们的二胡，那个音箱，不就是竹做的嘛。还有京剧大师梅兰芳和什么什么芳的琴师，他们拉的京胡，不也是竹做的嘛。没有竹，就没有华彦钧、闵惠芬，也没有梅兰芳了。竹还可以做出很多其他的艺术品来，云南少数民族，更是将竹使用到了极致。几千年来，中国人用的筷子，不也是竹做的嘛，木头虽也可以做筷子，但木刮刮，而竹筷在手，倍儿爽！想到这里，我们挑着毛竹，也就别有一种兴奋和愉快了，那边的上海人，是享受不到的。
　　我们挑的毛竹，长约10米，挑着的时候，前六七米腾空，后三四米着地，人向前走，毛竹着地，磨擦发出了声响，那就是演奏了。随着地面的高低不平，一根毛竹，由粗到细，由细到粗，每节容量有大小，发出的声响有不同，这就有了轻重高低的不同音节，大山又发出回声，一个声音就变成了两个声音，这也就成了一种美妙的音乐。还因为前面有人，后面也有人，于是，就有了多声部，就有了混声，这就成了交响乐，声闻数里。所谓天籁之音，此之谓也。所以，毛竹虽未经雕琢，劳教分子，也可以奏出音乐来。就是说，交响乐的创作者，并不全是职业音乐家，劳教分子也行，业余的。是呀，艺术本身就来源于生活，劳动教养也是生活。但他们的作品，绝然不是《欢乐颂》；而是一种呼号，一种怨尤，一种迷茫，一种悲怆，那就名之为《呼天录》吧。反正，内容就是这个内容，人的灵魂就是这样的灵魂。这样的神情这样的事，除了当事人、在场者，是无人得见的，无法想象的。不过，你或许看过纤夫背纤的影视或图片，劳教分子挑竹的姿态，从外观看，大抵相当。只是，你千万别想到尹相杰和于文华的《纤夫的爱》，二位那是调情，而且最终还有“亲个够”的好事。劳教分子可没那样的心思和福分。
　　接着，劳教分子有了津贴，分3元、2元、1元三种。与此相应的，是中队设了一个所谓的小卖部，出售信纸、信封、牙膏、牙刷、肥皂之类，由管理工具的长长瘦瘦的孙昌华负责。大家称为“百货公司”，而其实，规模不及一个货郎担。当然，伙食是不付钱的，这也算是一种供给制吧——劳教供给制。
　　劳教分子劳动热情见长，毛竹哗哗外运，其兴也勃。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浓浓闲情逸致，洋洋诗情画意。于劳教分子，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最紧张、最危险的，就是小排在山间的流放，因为溪水落差大，水流急，乱石林立，近10米长的毛竹穿行其间，它不能像蛇一样因势利导，弯曲前行，而是直挺挺冲撞，而撑排人又是站在竹排最前面的，重心前倾。所以，有时尾大不掉，撑排人摔入水中，甚至撞在石上，那是常事，受伤，头破血流不稀罕，致残的也有多位，致死者，最终大约是从业者的三分之一。这不但因为行程的艰险，还由于此后的饥饿，致体力的不支。再说了，上海人谁也不会撑竹排，也只是火线入行，匆匆上岗，自学成才，赤膊上阵。所以，发生意外的概率，也就高于当地山民、老手许多倍。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坐在竹排的椅子上，宋爷爷掌舵，李双江唱“小小竹排江中游……”，优哉游哉，浪漫雅致！那是几十上百根毛竹扎成的大排，又漂流于大河之上，稳稳当当，与这里几根毛竹扎成的小小竹排，横冲直撞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些撑排的劳教分子，条件是身体好，还要会游泳，相对较老实，因要独立劳动，否则跑了，又要派人去抓，岂不麻烦，“赔了夫人又折兵”。由此可见，竹子成本不低，不但有经济的消耗，而且还有人的生命为代价。当然，客观地说，这种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这里所谓的“没有”，就是一文不值。难道不是吗？因为劳教分子的死亡，是死了死了，一死拉倒，根本不算工伤，更无分文赔偿，更不会开什么追悼会的。
　　这批劳教人的死法有不同，放排之死，也只是一种死法罢了，还有在山上伐竹摔死的，被毛竹砸死的，被野猪咬死的，不堪重负累死的，想不通自杀死的，因饥饿吃野果中毒而死的，工伤、生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而病死的——比如我队有个叫蔡步升的小青年，就死于急性阑尾炎痛死了。而大量的、无法抗拒的、狂飙一样扫来的，是1960年前后的大饥饿，大死亡……
　　眼下是1959年中期，许多人的生存期，只有几个月、十几个月了。而可叹又可怜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死亡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像海啸一样、像山崩一样不可阻挡。而且，因为既非无期徒刑，更非死刑，他们还盼着回家呢，盼着团圆呢，家人还等着呢，古人陈陶有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此情此景，大抵相当……
　　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宝贵的。但人生在世谁无死？所以，死人也不打紧，打紧的是毕竟死得早了些——十几岁的，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的，四十几岁的。而且，不是死得其所。因而阎王也是不收的，于是便有了野鬼……这是后话，下面慢慢说。
　　因为多数劳教分子知道，劳教少则三月，则半年，就出去了。当然，来也来了，再多一两个月，也不计较。到了这个时候了，有的劳教就怯怯地来问干警了。当然，劳教一场，案由也该搞搞清楚，大胡子吹喇叭——糊里糊涂进来，糊里糊涂出去，不行。有一劳教分子，他去问分队长李金山：“报告领导，我想请问一下，到底犯了哪一条？”队长愤怒了，说：“怪事！事到如今，进也进来了，你还不认罪，有得改造了！”该劳教分子急急巴巴地说：“不是呀，我是……”队长瞪着怕人的眼睛，说：“什么是呀不是的！不是你，老子在上海有什么不快活？陪着你们这批坏蛋，来到这深山老林。你再敢胡思乱想轻举妄动，小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该劳教分子自讨没趣，准备了几个月的理由，竟哑口无言，可怜兮兮退下。
　　再一劳教分子，怯怯地问陆庆余：“报告队长，阿拉改造还是蛮认真咯，就是阿拉不清爽，到底为了啥事体抓我？”队长的回答倒也心平气和，说：“怎么，共产党搞错啦？”就这一句，就将这个劳教分子吓得缩头夹颈，屁滚尿流，慌忙摆手，言不由衷地连声说：“没错没错。”
　　又一劳教分子，快60了，笑容可掬地问中队副王建伦：“报告队长，我想了很久，真不知我犯下什么事？”王建伦队长的回答是启发式的，他说：“你想呀，为什么别人都在那里大跃进，而非得将你请进来？我们的政策，从来就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对不对？”老头强笑着答：“对的对的。”队长又谆谆教诲：“想通啦？想通了就好。我们允许有人想不通，今天想不通明天再想，明天想不通，后天再想，总是会想通的。”善哉！善哉！是呀，日方长，你就慢慢想吧。
　　不过，你有你的难处，人家有人家的难处。你叫干警如何是好？上列三位的相问，也不是就发生在九队，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起因是他们真是不知为了什么。那怕他真的犯了事，他也不清楚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还是另有隐情。只不过是有人想问敢问，有人不想问、不敢问罢了。只是这样的询问，是越来越少了，三五年后，再问的人就少之又少了，就稀里糊涂了，就麻木不仁了，就得过且过了。
　　我心情沉重，郁郁寡欢，也是不问的，因为我知道，问也无用。农场是执行部门，他们并不了解详情，顶多知个大概。但是生活中有的事就是那样有趣，就是你不问他，他倒要来问你了。
　　一天，李锡涛将我叫到室外，说：“我想跟你聊聊。”我一听，嗨！找上门了，那当然是很好的。好就好在本来有话无处说，闷死人了，现在领导主动，可以说说了。
　　李锡涛先在屋后一块大石上坐了，示意我也在另一块石上就坐。我一边谢了，一边坐了。40岁的李锡涛，看着24岁的我，平等地说：“讲一下你的问题吧。”他不是说你犯了什么错？或者问是何罪行？而是以一个中性的“问题”二字开篇。我略一沉默，而后就从1953年12月1日到上海生物所保卫科说起，一直说到1958年6月28日被开除公职。我腕上有一块旧表，英纳格，那是我1954年，以80元，从上海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买来。时针告诉我，讲了30分钟。其间，李锡涛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或低头倾听。我说完后，李锡涛一无表示，一扬手，走了。我稍稍愣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又转念一想，领导找你谈话，也不过就是了解了解情况罢了，你又何必自作多情。再说了，李锡涛找劳教分子谈话，也不限于我一人，公事公办，家常便饭，有什么了不得的！
　　第二次，李锡涛又找我了。还是老地方，是的，那个地方不错，树荫下，两块大石的形状很有意思，一块像一头老牛，一块像一面鼓，脚下是叫不出名字的生机勃勃的野草，还有一株出挑的红枫，如诗如画。李锡涛说：“你再说说你到生物所之前的事吧。”
　　我一一如实以告，又讲了30分钟。
　　李锡涛听罢，轻轻吁了一口气，微微摇头，说：“写一个人字，一撇一捺就可以了；要做一个人，有时就由不得你了。所以，你很可惜。但又可以这么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明天。这话，在这里，我是对两个人说的。”我环顾左右，不觉请问：“一个当然是我，还有一个……”李锡涛微笑道：“还有一个——当然是我。”我不无讶然地看着他，他说：“就这一点而言，人与人，都是一样的。”我不觉点头。李锡涛问：“你知道开除你公职和送你劳动教养的具体案由吗？”我说：“没有给我任何书面文字，我真的不清楚。但我却又很清楚，我是遭人陷害了，罪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比如胡风反革命分子。”李锡涛颇有深意地说：“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他人是适逢其时，你是不逢其时。”说得可对了！我多少明白了他的心，所以很是感激，但我也只能说：“谢谢李队长！”李锡涛说：“按照《劳教条例》，按照你的所说，这样处理你，有点过了。”我听罢，只是点头，不便多说。李锡涛又说：“实不相瞒，像你这样的情形，在我们中队非止一人。至于《通知书》《决定书》，或者《判决书》之类，全场说不准，我们全队劳教，无一持有，这应当是一种缺失。我不能说假话，而只能说，这是不规范的，不合法的，至少也是不合理的。”我说：“这种缺失是很不应该的，因为这样的草率更易发生冤假错案。”李锡涛不能再说下去了，而是问：“怎么的？今后，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要申诉。”李锡涛先是平静而后狠狠地盯着我，半天才说：“你想翻案？”我说：“是的。”李锡涛说：“老鸡不上灶，小鸡不乱跳。你是组长，你不能带这个头。”我说：“花生是果，山芋是瓜。不一样的。”李锡涛怒发冲冠地大声说：“现在队里要翻案者，非止一人，你要是乱说乱动，我拿你祭旗！”我呆呆地看着他，他说：“你是不是想不通？是不是很痛苦？”我低下头去，他说：“中医真伟大呀！”我不知此话何意，就抬头看着他，他说：“中医说，通则不痛，不通则痛，虽然是指筋络，这话对你的精神，一样适用，因为你不通，所以才痛。”我说不出任何一句话，他更严厉地说：“你必须改造，你要加强改造！”我直愣愣地看着他。他一扬手，咬牙道：“你滚！”我抱头鼠窜而去……
　　在坑塘九队的一次中队队务会上，李锡涛说：“我了解到，许多劳教人员，案情不清，有的肯定是错案、冤案，而且比例很大。至于收容的手续不规范，不合法，全队如此。教育人的规律、方法，是因人施教，你要改造人家，人我双方都应当目标明确。比如你说他是流氓，那么，我们和当事人就该明确，如何改掉他的流氓恶习。可他不是流氓，你定了他流氓罪，甚至他根本就无罪，也无错，你要他改造什么？你要人家脱胎换骨，脱什么胎？换什么骨？这不就是无稽之谈吗？作为管教队长，我如何指导或日帮助他们？你处理的手续不合法；而你倒叫人家守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这个管教队长怎么当？我怎么跟劳教人员说话？而且，非止我一个，就近二队、五队同志，也有同感。分场开管教会议，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场长王懋宗只挠头，不表态。”
　　短暂的沉静，李金山说：“你管他呢，拉到篮里就是菜，改造改造，提高提高，总不是坏事。张公吃酒李公醉，几千劳教分子不着急，你李同志急的是哪一门？”李锡涛痛陈：“搞来是稀里糊涂，教育是马马虎虎。我们能这样工作吗？这是人呀，是人与人呀！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我们面对的，可是人民，是同志呀！”王建伦说：“是呀是呀，我看也是有点乱。我已经有了岁数了，你们也是四十上下了，这种事，会给后人留下许多麻烦。随着法制意识的提高，这些人将来是要说话的。”李锡涛略略地举了一下右手，说：“报告，我请求调动工作，让李金山同志来搞管教好了，我下工地，干事务长也行。”一旁的事务长闫启宇笑着拍了一下他的肩，说：“哎哎，同志，想抢我财政大臣的饭碗？不干不干，我不干。”陆庆余说：“老李，管教队长还是你，我们积极配合。你掼纱帽就不必了。”没人说话了，李金山点起一支烟，连吸三口，而后吐出一口渺渺茫茫、飘飘荡荡的烟雾，几位都看着那缕烟雾出神，中队长凌义龙深吸了一口气，而后才严肃地说：“有问题呀，不对头呀！但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与锡涛有同感，而且比他强烈，但是，人微言轻，回天乏术。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十个字——跟着上面走，凭着良心干。”他又说：“锡涛，撂挑子不行，管教队长还是你。我在部队干营长，那多爽呀！而现在，你看这摊子事伤脑筋！”王建伦说：“老凌，这种情形，有机会，你还是要反映一下的。”凌义龙说：“反映，怎么不反映？木已成舟呀，面对现实，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几个部队下来的同志，正在商量，准备联名向场党委或者是向上海市公安局党组，反映情况。”王建伦胆小，不无惊讶地说：“老凌，这个，行吗？”凌义龙以手击案，说：“要共产党员干什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我们党有一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照此办理就是了。”
　　庄重的氛围，久久地挥之不去。凌义龙嘻嘻哈哈地对闫启宇说：“伙计，我嘴馋了，搞只老母鸡嘬一顿如何？我请客。”阎启宇说：“小事一桩，要搞就搞两只。”凌义龙又说：“咋的啦？吃归吃。有一条，我再重复一下：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们管这一百多号人也一样。所有劳教人员，他们有他们的人格，他们有他们的苦恼，有的又是冤案。同志们必须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他们，就像我们部队对待俘虏那样，不打骂，不虐待。这是纪律。行不行？”大家一致点头。他又转对李金山说：“老李，咋的啦？咱俩是一起从部队转业，一起到公安局的。你的为人我清楚，你的心是好的，就是脾气火爆，要注意，好不好？”李金山说：“怎么不好？我这不是天天都在改正嘛。”
　　关于他们开会，还有其他方面的事，许多年后，李锡涛与我有深谈，我才清楚。
　　劳动教养、劳动改造的“劳动”，均有惩罚的意思；而从道理上说，“教养”和“改造”，则应接触思想，就是要联系个人的错误、罪行，进而谈认识。可如此这般，你让当事人如何联系？
　　又有一天，李锡涛轻声对我说：“像现在这样的日子，你还得过下去。应当明白，事物总是两方面的，一直坐办公室，那也不好，公费到闽北来一趟，干点体力劳动，也不坏。你想过没有？在上海，劳教是要关在笼子里的，现在你是自由活动，多好！再者，你又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百炼成钢，锻炼锻炼，也不为过。”我看着他，不说话。他又说：“我觉得，没有绝望的人生，只有绝望的心灵。”我看得出，他的眼中既有一种忠诚，也有一种无奈。他又能如何呢？
　　李锡涛忽然露出微笑，说：“问你一个人，你肯定知道。”我被他感染了，也微笑着问：“谁呀？”李锡涛一个字个字地说：“徐作德。”我先是一愣，而后看着他，问：“徐作德？怎么写？”李锡涛说了写法，我豁然开朗地说：“徐作德呀？认识，怎么不认识？他是和我一起，从苏北农场调上海工作的。不过，我不认识他。”李锡涛笑道：“又说认识，又说不认识，到底认识不认识？从实招来！”我说：“在苏北农场的时候，我在场部，他在我们农场的陈家港办事处。一百人调上海时，我们五十人是第一批，他们五十人是第二批。后来，虽然同到华东公安学院和上海公安学校，但到底有一百人了，虽说见过面，但未讲过话。最终，我到上海生物所保卫科工作，他到长宁分局工作，也就一直没见过面了。人样子，我还是记得的，高个子，很威武的，篮球打得漂亮。我们生物所几个农场来的同志，常在星期日，说：‘找徐作德打篮球去’，可能他们分局有球场，那就是他了。你认识他？”李锡涛说：“怎么不认识？”我略显紧张地问：“怎么？他也出事啦？也开除公职啦？也劳动教养啦？”李锡涛笑着摆手，说：“神经过敏。他可不像你。”我追问：“那……？”李锡涛说：“他是我的镜子。”我说：“啊！他怎么成了你的镜子？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李锡涛说：“你怎么还是那么紧张？我说他是我的镜子，是因为我的写字台和他的写字台拼在一起，面对面办公，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说，他是我的镜子，又当然，我也是他的镜子。”我呵呵笑道：“啊！是这样的镜子呀，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你的‘反面教员’呢。”李锡涛笑道：“反面教员，有你一位足矣，要那么多，那也太浪费了，而且，又要毁掉一批同志。”我笑道：“这倒也是。”李锡涛再问：“知道徐作德现在何处吗？”见我摇头，他便说：“他也在这里，也在农场。”我惊得瞪大了眼，李锡涛接着说：“他在泰宁，就是我们农场场部。”我又“啊！”了一声，李锡涛说：“唉！多少、大小，还是让你说到了，他在长宁分局，原来是正科，后来说他右倾，降为副科，让他参加闽北农场工作，说是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至于问题，他不是没问题，而是有问题，但也不是大问题，又好像真的没问题。”搞得我半天合不拢嘴，而后才说：“挺绕的。”李锡涛说：“不是我说得绕，而是如今的事，就是这样地绕。我一看你也是苏北劳改农场来的，所以，就让我想到他了。”我长叹一声，说：“可别让我见到他。”李锡涛说：“他在泰宁县总场场部，一百里路了，全场几十个中队，你碰不到他的。不过，我要问你了，老同志了，老同事了，你为什么不愿意见他？”我低头说：“惭愧呀，丢人呀，我都混成这样了！”李锡涛半天才说：“天也错，地也错，所以造成你的错。”我默默点头。李锡涛又问：“知道人的脑袋为什么是圆的吗？”我说：“因为人要面对不同方位的事物。”李锡涛一笑，说：“答对了。你真有两下子。”我说：“可是我没能看到从背后伸来的黑手。”李锡涛强硬、严肃地说：“我要对你说的是，你现在必须看到你所面临的严酷事实。”我点头，李锡涛又说：“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字。”我说：“请讲。”李锡涛说：“熬！咬紧牙关熬！”我有些激动，伸过手去，想和他拉一下，却见李锡涛横了我一眼，嚯地起身，大步而去。我呆呆地看着他……
　　一阵风儿刮，山间林木，发出隐隐的深沉的海啸般的声音。仔细听吧，天怒人怨，那就是一种呼喊，下一步，怕就是天崩地裂了……
　　这时坑塘九队劳教分子的吃饭，早就分等级了。据竹筒的大小，分甲乙丙三种，相对应的，就是据最近一个时期的劳动成绩，即据工分评定，每月调整一次。先由小组评出，交中队部批准。劳动是繁重的，十六根指标，多数人八小时内完不成，而要十小时以上，那就只能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了。因为中午必须休息一下，下午才有劲，不然，有的下午就要瘫了。所以，有的人，劳作时间只能向两头延伸。因为，这才是“大跃进”呢。外面的工人、农民，不也在没日没夜地干活吗？能让你劳教分子快活？笑话！当然，有的劳教因为体力不支，完不成任务或其他事由，李金山就会握紧双拳，来点小小的“扑克辛”，但凭心而论，真的是不痛的。坑塘二中队有位姓扭的扭队长，有人奇怪有这个姓？后来搞明白了，此人大名邢家骥，是一名分队长，你要是不听话或小有违犯纪律什么的，他就用三只手指捏着你的皮肤转一下，不伤筋不伤骨，最多皮肤有点红，拍片也是拍不出的，但倒是蛮痛的。“扭队长”这点事，小意思、小动作，倒也说得过去，你不能说他是虐囚的，就连分场场长王懋宗也知道，一笑而已，不支持，不反对，“两不方针”。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