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父亲

徐斌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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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一位平凡携带着伟大，坚韧而又脆弱，理性与繁复伴随着命运厄难的凡人。对他的追忆不可能卷帙浩繁，其难点在于将“碎片化”记忆去政治化的描述，但碎片所经历的政治劫难，却是中国现代史中难以抹去的痕迹。那些碎片有时是随手可及实物或场景引发的感受，拟或是一符伤感的旋律，需要足够勇气和信心将一块块碎片拼凑起来，井然有序，眉目清晰地展列，而在难以拼接的空白处，就是自由思想的空间和思考的厚度。只有撰者把人物与所处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去思考，并豁达地与过去达成某种和解，那些一度被否定的个体也借机复活，破碎的记忆因此不再破碎。
　　“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以常人而论非常之人，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这是大才子梁启超先生为李鸿章作传时的开篇语。对于没有显赫家世的普通人家，若拿此句比肩于伟人、名士，难免羞愧、尴尬。况且不同时代的政治背景，赋予了“毁誉”和“庸人”更多的词意，暗合着个体的性格特质和命运。故而，若指涉于父亲坎坷的命运，这句话也是绕不过去的心理情结。
　　1931年家父出生在河北唐山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长辈们口传的家史，祖籍是绍兴，至于先祖们是什么年代，从富庶的江浙迁移至相对贫瘠的关外，无论是躲避灾难、逃避战事、仕途升迁，都没有可以佐证的历史资料。遗憾的是，家史中的那些名士骚客，铮铮铁骨的硬汉和世故圆滑师爷，都与历史擦肩而过，更甚者的儒雅、谦卑，或具有超凡学识和智慧的先贤们也没有留下淡淡的墨痕。“见贤思齐”，即便是一些浅浅的历史划痕，也足以让我在先贤面前自惭形秽。幸运的是，遗传的潜意识还在延续，仍骨子里、血液中，是非善恶清晰，假恶美丑不相杂厕。父亲在世的日常生活里，时常夸耀家族的辉煌，坚信“500年必出才子”。据他的口传，明末清初太爷爷科举荣登贡士，谋得一个参事的闲职，官从四品。又因其才华横溢，政绩卓著，朝廷钦赐锦匾“大夫第”。府邸砖木抬梁混合结构，前后厅两侧为虎爪桐，建筑风格别具一格，名师巧匠精心设计、精心雕刻，使整个房子体现出光宗耀祖的自豪。2017年访祖时，仍能清晰地看到“大府第”门前的“上马石”和它曾经的辉煌，与“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情景极为吻合。高耸的门楼，高墙飞檐，雕梁画栋，中间一方很大的天井，用鹅卵石镶嵌得有花有样，两边厢房满是做工考究的窗棂，窗棂上的花鸟鱼虫还有木雕马腿栩栩如生。穿正堂，后方又是一个天井，复嵌图案，宅院有无数飞檐指向云天。这个被隔绝的桃花源，气势宏伟，却没有喧嚣，是一种莫名的宁静，冥冥之中也成全了我对被尘封历史的探访。让我依然困惑的是，长辈们口传的信息仍得不到答案，自宋迄今，有记载被朝廷授予“大夫”的官职或封赠的爵位，多达二三十位。家祖的“大夫第”到底是哪朝、哪代的达官贵人？却不见文史记载。
　　大约清末民初，家族开始走向颓废。祖父徐霭如（字则林）继承家业时已是民国，一个并不遥远的历史符号。农耕时代，祖业里没有1分薄田是一个危险的处境，这个家族也没有农耕的技艺，养尊处优的惯性随着岁月延伸，并没有丝毫的卑微之心，更没有建立起严格的家规，传承文化世家的“耕读”精神，走向没落是必然的结果。祖父固执、孤僻、怪杰，已全然没有绍兴师爷的圆滑。虽然家境每况愈下，仍雇佣人、护院，每顿都要求单独的座位和饭菜；他喜欢穿着民国服饰，黑色、灰色和深蓝色的对襟或斜襟褂子，同色调肥大的裤子，再用黑色的布腰带扎起来。家传的几本发黄的书籍和繁体字摆在书案上，如同祖父倔强、陈旧的个性。这种倔强性格，对自由社会来说是人的天然个性，而对于祖父生存的年代，可能是致命性格缺陷和诟病。直到他被冠以“反动伪政府”、“汉奸”的罪名，被“农民武装”镇压时，倔强的头颅仍不愿低下。
　　中国现代史中的这一时期，社会极其混乱、动荡，处在即将发生巨变或正在巨变前期的过渡期。在这样的境遇下，民众面临生之危境，被迫卷入或投入生存竞争，非如此不能维系生存所需。祖父则追求着隐士的生活，养蜂、做异想天开的买卖，最后仍是一事无成，情绪也日渐低沉。沦落很容易让人向残酷的现实低头，进而成为彻头彻尾的草民，因此先辈的骨气与志向对一个家族的发展尤为重要。为生存他迫不得已在“日伪政府”任县丞，相当于“绍兴师爷”的角色吧。我没有见过祖父，父辈们也没有谁记得他的业绩，他像被催促着赶往未来驿站的旅客，只顾着奔波，还没到达目的地却已忘记了出发的地方。或许是过去的时代承载了太多不堪回首的记忆、苦难和痛苦的经历，于是父辈们选择了健忘。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黯淡无光岁月的忌讳，某种力量也在有意无意之中促使人们遗忘，似乎无人提及曾经的苦难就会烟消云散，如同没有发生过，那些经历苦难的幸存者都将被风雨抹去最后的痕迹。
　　一个显赫家族的维系，往往离不开造化、德性、努力。家父引以为傲的“大夫第”在祖父死后，处境艰难，众叛亲离。失去生活来源的奶奶靠残留的一点家产维持生计。1941年春，赖以糊口的祖业已典当殆尽，抗战也日趋激烈，为躲避战乱，奶奶被迫带着几包可怜的衣被和尚未成年的四子一女仓皇出逃，甚至把太爷爷的“大夫第”也留给了战争。人类在纷争不断的年代，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连绵战事甚至摧毁了苍生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遍地饿殍，四野哀嚎，而投机行为和阴谋、阳谋主义者为所欲为。逃避，是家族惟一的选择。
　　从唐山逃到天津投靠亲友，继之嵌入市民群体。起初误以为天津会有一潭清水，使他们能够获得片刻的安宁，舔舐伤口。但他们似乎忘了，他们不是时局的窥视者和蓄养者，天津也不是弃世者、修炼者的天堂，更不是普通老百姓休养生息的喘息之地。纵横交织的混杂格局，涌动的政治潮流一遍又一遍地席卷和涤荡着皇城边缘的天津。脱虎口，落狼群，也许可以成为另一种令人折服的说辞。得益于七姑太的慷慨，十一姑太的斡旋和亲友的众筹，父辈们在历尽坎坷后终于在劝业市场附近安顿下来。年龄稍大一点的大伯、二伯，为分担家庭压力，十几岁就在天津港做苦力。为填饱肚子，拼命地干活，可做得多饿得更快，越干越饿。天津解放前2年，国军在天津招兵，宣传海报上写着：“白米饭，管饱；厚棉衣，任选”，在“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的生活窘境下，二伯拉着不满15岁的父亲参加了国军，走向战场。由于父亲个小、单薄，还没有枪高，被安排到团卫生队当担架兵。残酷的战争场面，他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太多的死亡，接受伤员、送走死亡，每天忙碌在生与死的边缘。幸运的是，父亲参军不到2年，国军就被共军打败。他能活着走进了49年后的战栗岁月，已属万幸。
　　1950初，大伯留在天津港工作，二伯和父亲的国军被住湖北的共军收编后，选入医学院学习。1953年父亲分配到武汉“梨园医院”工作，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专业理论学习，提高操作技能上，很快就成为业内知名的呼吸内科医生。几年后国家第一次职称评审，父亲晋升为全国仅有的27名主治医师之一。1957年春季的一个晚上，约10时左右，父亲还在梨园医院住院部夜查房，院长急匆匆地找到父亲，说“有紧急任务，需要探视病人。”具体是什么病人，患什么疾病？院长也不知道。父亲背着一个急诊箱被领到一辆军用吉普车前，3个表情严肃的军人详细核实身份，强调纪律并要求严守秘密后，被带到江汉路“旋宫饭店”四楼东南侧的第二个房间。房间很大，很黑，厚厚的窗帘关得严严实实，一个军人示意父亲站在原地，等他请示后再说。稍后，军人把父亲领到一位略显疲惫的女人面前，说“首长睡不着觉，你要仔细的检查，对首长的健康负责”。父亲询问病情时，女人并没有抬起头，慵懒地斥责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我几晚都没睡好了，你们找的医生能让我安心的睡觉吗？”父亲按医疗常规检查体温、测血压、听诊后，说“你没什么病，可能是压力太大导致的焦虑情绪影响了睡眠”。随手从医疗箱里拿出2片“安定”，“一次半片，睡前30分钟服药”。
　　“什么？你说我没病？”女人提高了音域，极不高兴的样子。
　　“没有啊！顽固的失眠是一种病症，偶尔的失眠可能与情绪和压力有关。”父亲不卑不亢地回应着。
　　“你这个年轻医生有这么大的能耐，你知道我是谁吗？”女人板着脸有些生气了。
　　“医生不管身份，只给病人看病。”说完提起出诊箱就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早上，院长用批评的语气说：“首长昨晚睡得很好，但对你的态度有意见。”
　　“院长，她没病，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短暂失眠，不是疾病。以后这种病人不要找我。”务实精神的悲哀在于语言上的尖刻和实践的固执，父亲不留情面地顶撞了领导。用半片普通的药物缓解了首长糟糕的睡眠，却给自己开了一剂命运的苦药。
　　1957年夏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有的放矢的把一些“不懂事，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上了“右派”的烙印。父亲因对首长的态度傲慢，首长曾明确指出“该医生的政治觉悟不高”，又因顶撞党的领导干部，首当其冲的被定为“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沦为“五类分子”，注定了他的余生将背负这个耻辱的十字架。与此同时，在“羊楼洞志愿军疗养院”工作的母亲，也被领导勒令与“右派分子”离婚。“作为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与一切反动思想作坚决的斗争，从精神上彻底摧垮他们，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摘自母亲的党员日记）。”母亲没有，也不能作出自己抉择，只能离开父亲和幼儿，求得一时的安宁。
　　1957年8月，父亲就被逐出梨园医院，下放到某地区人民医院，10月流放到一个偏远的沼泽农场劳动改造。那年的冬季格外寒冷，父亲背着不满2岁的姐姐，荒野里只有他们孤独的身影和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寒风夹杂着耻辱从衣缝、从不经意的思绪中穿入心扉，其情其景难以用语言比拟。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流泪，是不是误以为这便是世界的尽头？为此，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曾厚颜的问过，他摇摇头“蝼蚁，强权之下皆蝼蚁！”余下的是鲠言。
　　被流放的地方是一个大湖的岔口，始建于1954年，隶属省农垦局管辖。到了57年，随着“反右”运动兴起，“右派”分子和其他社会“异类”越来越多，主管部门派来了军转干部和极少数的农技人员指导生产。那些“犯了错误”的“右派”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海归的教授学者、专业工程师、教师和大学生，参杂着少数几个犯错误的老干部和工人。对于这些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却“手无束鸡之力”的一介学者书生，在军转干部的监督下强迫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和方法拓荒造田、挖沟筑堤，其悲壮、惨烈的场面难以言表。起初的改造是全天候的，但由于沼泽湿地的地方性疾病和传染病肆虐，管教者与被管教者的生命安全都受到极大的威胁，急需医疗救助。命运的回转有时是那么诡异、令人琢磨不透，正所谓“上帝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肯定会给你开一扇窗”。父亲被安排到就近的卫生室，半天给病人看病，半天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不出半月，候诊的病人就挤满了卫生室，干部群众纷纷向场党委请愿：“身体是革命的保证！我们需要徐医生，只有他能治好我们的病，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政治挂帅年代，普通百姓用朴素的生活愿望，挽救了父亲的职业乃至生命。
　　年底，母亲从部队转业，放弃组织安排的好意，回到父亲身边。
　　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在读过相关书籍和评论后，我相信，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不会被动地屈服于自然灾害，放任后果的发生。无论社会机构是否完整，都需要制定应对外界不可抗拒力量的预防措施，以应付不可避免的紧急情况，并在灾后引导、指导、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秩序。相伴而行的救灾，取决于经济状况；人口、资源、可以获取的剩余产品及其储备，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国家的财政状况；政府效率和组织程度，政府对乡村的实际控制程度；乡村中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灾荒后社会救助对大众需求的满足能力等。可悲的是，我还没有看到相关文献，记录了有计划的政府救助行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若干年之后的“贫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学校，在“忆苦思甜”的大会上，竟然说出了“老子前不说，后不说，就说那1959年，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不是人过的日子”。
　　“你说错了吧，59年最解放后，”一旁的干部提醒着。
　　“你让我说完。就是1959年，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那年。”老农和工人师傅执着的表白，是记忆深处最切肤的感受，他们不会虚伪的掩饰，合上自我书写的历史就能装着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一年，父母和姐姐都在饥饿中煎熬。父亲常常挑着担子把姐姐装在篮子里，另一边是出诊用的医疗器械。这样一幅亲情、感人的画面，被丑化后定格成漫画，常常出现在批斗“大字报”的一侧；父亲因吃了陈年的棉籽饼，出现剧烈腹痛、便秘，请李正业伯伯用手抠出“坚如磐石”粪球。长辈们常提三年自然灾害惨状：每个人都饿的脸部浮肿，吃野菜，树皮，偷吃生产队刚刚长出来的麦穗，一碗米汤就能救活一条人命，而那些被饿的倒在路边和墙边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起来。父亲没有对我们提及过那段惨绝人寰的岁月，他经历了这个古老国度的战乱、饥荒和一系列人间的罪恶，经历了那个把人性的黑暗和丑恶发挥到极致的时代，一切过往，不愿提及。
　　1960年至1962年，父亲频繁出现在各种批斗会上。尽管他治愈了许多贫下中农的顽疾，救治过无数“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批斗会上还是带着高帽子，被阶级立场鲜明的积极分子骂得“狗血淋头”，公众场合的人格侮辱、形象被妖魔化，“反动学术权威”仍是一个难以洗清的罪名。
　　“土改”“合作化”“大跃进”“自然灾害”过后的1962年，我不识时节的降生于这个纷扰的世界；父亲被摘掉“右派”帽子，又被冠以“摘帽右派”的污名，政治身份虽已不在“五类分子”之列，但仍时不时的被拉出去批斗。
　　1962年至1966年，险恶的政治迫害使父母身心俱疲，已无力抚养子女，只能将姐姐哥哥送到天津避难，我寄养在卫生所潘妈妈那里，并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此阶段记忆尚未形成，父母也没有口述这段经历，不加妄评。
　　1968年12月，父亲在医院食堂大厅里挨斗，批斗大会由军代表和医院副院长主持。其中一个重要的议程就是要反动派的“狗崽子”们一起接受教育。我当时只有6岁，稀里糊涂地被戴上一个尖尖的纸帽子，上面写着我不认识的几个字“狗崽子”，还有一个红色的“×”压在那几个字上。姐姐牵着我的手从人群中走到会场中间。在场的人拼命地挥动着手里的红本本，喊着我当时根本听不懂的口号，有的还向我们吐口水。我害怕极了，缩在姐姐的身后，我还不知道，平日里哄我、逗我的大人们居然对我还有这么大的仇恨；平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也在用不一样的眼神看着我。父亲低着头用很低的声音读着什么，那个副院长突然站了起来，恶狠狠地吼叫着：“声音大一点，态度要老实”。父亲用鄙视的眼光看着他，微微抬了一下头，恳切地说着愿意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改造，争取重新做人，并请人民群众监督。批斗会结束后，父亲牵着我和姐姐回到家里，我看见他的眼里早已噙满泪水，当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后，其它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父亲说，那个副院长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赤脚医生，不学无术，无品无德，但工于心计，喜欢打探他人的隐私，借机要挟和打压异己，常常做出一副忠君爱国、大义凛然的姿态，貌似耿介真率，却在背后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是坏人吗？”我不解地问。红色文艺作品里的人物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他是个什么的魅影呢？
　　“那倒未必，关键在于他的所作所为乃为一己之谋算计，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没有脱离农耕时代的小农意识”父亲大概理解世人趋利、趋权势的大众心理，也或许习惯了那种“逆来顺受”的无可奈何吧，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直至多年以后，我对那位副院长的评价只能用“集体的恶或者平庸之恶”来解读他的行为。正如一段著名的自我辩护：“我没有杀人，我只负责按钮”。的确如此，自古以来，在一些重大的政治灾难或者历史变动的时刻，很多人参与了一些事情，可能都会觉得只是负责其中一小部分，不属于罪恶体系的一份子。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没有被行为的道德性质所震撼，或者说道德感钝化、愚钝无知。我想，那位副院长应该属于后者吧，人性的扭曲，也许会让他在无知无畏中浑然地度过残缺人生，更或许会在众多的谴责和自我愧疚中黯然离场。历史的坟场没有给那些“平庸之恶”的泛泛之辈，留下一点可怜的安身之处，就像他喜欢敲着铜锣在荒野中吆喝一样，只能与孤魂野鬼为伴，在附庸、追随的主子脚下，长跪不起。
　　冬天的狂风还在肆无忌惮的刮着，文化大革命初期掌权的群众组织席卷而去，“造反派”取代了“保皇派”。对这些变化，父亲并不在意。医院内部相对封闭的政治气候，对外界环境的改变总是要晚一点才能感知。一天中午，家里突然来了好多人，门口架着机枪。几个工人模样的人朗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然后，迅速解下了腰间的皮带，二话不说，照着父亲就抡了过去。一个女孩子在屋里面捣鼓半天后，兴冲冲地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条领带：“这就是腐朽资产阶级的证据”，顿时他们欣喜若狂，纷纷议论着：“他当过国民党兵，肯定有枪!”“说不定还有潜伏特务的名单。”“咱们要立大功了。”“抄这家算是抄对了”。于是，他们歇斯底里的破口大骂，要父亲交出埋藏起来的武器弹药和反革命材料。家里被一遍一遍地翻了个底朝天，可除了一个唯一的家用电器手电筒外，其它都是普通人家过日子的家业，地是人民群众平的，房子是共产党建的，他们没有动。所谓的枪支弹药、变天账、潜伏特务名单都是子乌虚有的猜测。抄家的时候，我和姐姐还有“叛徒”家的二小，躲在屋后刚挖的水沟里，几名放哨的发现沟里有人后，以为是另一派别的人，疯狂地对着我们扫射，子弹“嗖嗖”地打进沟边的土坎里或从头顶飞过。一个好心的大人跳进沟里，要我们弯下拉着我们沿着水沟就往野外跑，直到听不见枪声后才停了下来。当晚我们是怎么度过的，我已记忆不清。见到父亲时，他头上缠着绷带，已不知是多少次被打破头了，这一顿毒打也挨得不轻，没被带走继续审查已属万幸。
　　没过几天，父亲将我们姐弟三人的名字分别改为“红卫兵”。遗憾的是，至今我仍不明白父亲的真实用意，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纪念一个政治群体的历史意义；给孩子们一个合乎时代需要的政治身份；或是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
　　1969年冬，父亲带着我和哥哥随医疗队参加“汉北河水利工程”。整个工地都插着各色各样的红旗，上面写满了鼓舞人心的最高指示，“人定胜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民工们以家庭为单位，甚至几个家庭组成团队，在河堤边挖出一条地漕，上面铺一层稻草，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铺着一层塑料薄膜。身下是湿冷的淤泥，头上有呼啸的狂风，架子上的铁锅里烧着取暖的棉梗或树棍。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摄入不足的营养不良、极差的公共卫生、人鼠同床的居住环境，很快就爆发了“急性出血热”疾病。我们小小的卫生室里挤满了病人，临时搭建的住院部也人满为患。我看到一张张面色蜡黄的脸，瘦弱不堪和突出的骨形，一双双无助无望的眼神，他们卷缩着、等待着神灵的脚步，尽快逃离苦难的人生。还有一些人在工地上干着干着，倒在地上就没了。生命的去留毫无征兆，毫无道理，又是如此的脆弱，一瞬间就会阴阳相隔。
　　父亲还在没日没夜的救治病人，到“窝棚”里查看，消毒尸体和死者生前用品，外加照顾两个整天喊饿的孩子，每天都在忙碌中奔波。一天，一位被救治的老农偷偷送给我们3只红薯，父亲把它们放在食堂的饭缽里，准备蒸熟后给我们吃。没想到开饭前喇叭急促地响了，紧急通知到食堂门口集合，父亲拿到食堂去的那缽红薯米饭摆在显眼的地方，批判大会就在现场进行。“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社会不满，把苕放在米罐上，不就是一惯不满，外面装苕吗？”我当场就哭了，被委屈、被凌辱、被欺负……可我们真的没吃饱过啊！每天的米粒都经过一晚上的浸泡，第二天蒸出来比稀饭还稀的米饭，三个人分着吃一份不到半斤的米饭，怎么能填饱一个成年男人和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的肚子？。也是我至今不吃稀饭和永远的痛。
　　超凡的想象可以成就艺术的不朽之作，演艺的道具和台词则需要刻意的装饰，不得不佩服某个人民群众丰富的想象力，居然把食物与政治联系起来，并把它当作武器打击异己。父亲没有去查找这个人，更没有必要去探寻他造势的理由，纵使过去已成为一段罪恶史，也总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
　　工程结束后，少数劳动积极分子得到了一份奖状和一个印着伟人头像的搪瓷杯，头像的底下写着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父亲惊栗地看着它，不知道下一场批斗将在何时何地等着他。宛若流风的微妙之处，哪怕是一个暗示、一次不成熟的猜想，对身陷困境的人来说都不可小觑，它往往能营造出某种氛围，影响着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
　　1978年8月，父亲的“右派”、“反动学术权威”之怨终于平反，那年父亲已年近半百。21个春秋，21年的炼狱，21年的“右派”，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浸泡在不明不白的政治边缘。平反，能平抚内心的创伤，“返”回过去吗？。显然，充满仪式感的设计和用词，还不能让亲历者从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缝隙中获得解放，游离出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人被赋予两个不同的政治身份，两个不同的人生。不由得感叹，人生和命运，一旦绑在政治的锁链下，无可奈何。
　　同年，父亲买回一台电视机，从“新闻联播”声讨“四人帮”罪行的影像中，看到了一个老女人熟悉的面孔，这不就是当年我在“旋宫饭店”给她看病的女人吗？这不就是那个责怪我态度不好，没有给她“跪诊”的女人吗？。“历史的一粒尘埃，洛在一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座山太大、太重，让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窒息，难以呼吸。
　　父亲是个充满仁爱之心的医生。“120”急诊救治还没有建立的时，一位病患被人抬到医院门口，已面色苍白、口吐鲜血，生命岌岌可危。恰逢父亲下班路过，他看了一眼病人可能是“上消化道出血”，又看了看送病人的家属，从荷包里掏出仅有的74.6元钱递给他们：“我只带了这么多的钱，拿着，赶快送外科去抢救吧。”病患治愈后特意来到他的诊室，跪在地上不停的叩拜“恩人，恩人啦！”父亲舒坦地笑了：“医者仁心，我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
　　父亲是个心存感激的人。调离农场后，凡有疑难病症请他会诊，从不收取会诊费，一时推脱不掉或通过他人转交的，事后都会悉数退回。“专家门诊”的挂号费，临走时都分成小包，用处方纸包着送给那些生活状态不好的人，100元、50元、30元的都有。他说：人要懂得感恩。有一年大年三十，家里没有一粒米一两面，连烧灶的柴火都没有。河对岸的老乡，头顶着一小袋面粉和过年食物，蹚水过河，又从临近的生产队要来了几捆“棉梗”，才使全家在过年期间不至于挨饿。那时候大家都难，危难时刻的情义需要真诚地回报。
　　父亲是个缺乏情趣的人，让我感受到他一生当中所遭遇的那些痛苦、屈辱，还有无情的政治折磨和厄运。他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奢侈和负罪，与生俱来的“节俭”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
　　父亲是个不讲情谊的人，匆忙中就走完了生命的轮回。忙乱、悲伤、空落中，我突然感到那些简单而朴素的愿望，被彻底抛入了尘埃。我们的父子缘分还没有续集，他就走了，真不讲义气。
　　父亲是个没有胆量和勇气的人。生前我曾反复地哀求与他，把那段历史写出来或说出来，他总是摇摇头说：“能保全一个家庭已属不易，何必与历史过不去。”历史的边缘就在他离世后终止了。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对于已经过去的、不复存在的人物或事件，虽然不具有纪念性的“历史价值”，以及与今人对时间的感受和情感相关的“年代价值”。但他的遭遇，那些模糊不清的过去，在思考者的笔下却是现代史中难以获取、至关重要的历史见证。
　　我也如此，并没有把那些光怪陆离的碎片，放进一个预先准备的框架中，而是让更多的人去联想、去思考、去感悟，每个人应该拥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