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中关村往事

┃Personal History

© 王昶／文

　　1972年，中国大陆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6月，美国共和党徒闯入设在首都华盛顿水门公寓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时被捕，是为“水门事件”。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成立邦交，同日台湾与日本断交。11月，美国大选，尼克松战胜民主党挑战者乔治·麦戈文，获得连任。当然，这些世界大事，和我的出生都没有任何关系。
　　1972年的夏天，立夏和小暑之间的一天凌晨，我出生于北京中关村医院。父亲给我起的名字是“昶”，意为“白天时间长”。
　　在我出生证的背面，有几个小字“排骨一块，7.22”。在所有副食品都凭票、定量供应的时代，这一行字说明：因为我的出生，我们家已经在副食店多买过一块排骨，立此存证，下不为例。

　　在接下来的28年里，如果以出生地为圆心，我的生活只集中在半径为4公里的一个环形之内：中关村北区（1.6公里）；中关村第二小学（1.1公里）；中关村东南小区（500米）；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1.1公里）；北京电影学院（3.8公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2公里）。
　　小学之前只留下几块记忆碎片：父母第一间宿舍中有一个取暖的煤炉，蹲立在斗室的正中央。这是七十年代末筒子楼的标配，今天肯定会担心煤气中毒。还有模模糊糊地记得坐着班车从中关村北区去石景山中国科学院的幼儿园。那应该是漫长的每日来回，老旧的班车在灰色的城市中划过，掀起一片扬尘。
　　幼儿时代第一个较为清楚的记忆是4岁时目睹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抓捕；10月18日中共中央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10月底全国范围内开始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而我只记得：有一天街上突然出现无数人，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我的童年也从黑白色的默片突然进入了彩色的有声片时代。

　　对于儿童的我来说，北京之外的世界也就局限于爷爷奶奶家，和外公外婆家。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爷爷奶奶家所在的小城市还是河水清澈，天空碧蓝，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庄稼的清香。我和堂兄弟们在爷爷的菜园里打闹，拔下成熟的茄子，咬上一口，是甜的。每次来奶奶家，都要带走无数奶奶拿手的腌蒜茄子，和一叠叠风干好的甜煎饼。省着吃，够几个月。
　　很多年春节都去爷爷奶奶家，绿皮火车颠簸拥挤一整天才到。下车后的当晚必定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在拥挤的天空中飞翔。
　　爷爷奶奶在春节前都会给压岁钱，也会买堆积成小山的烟花炮竹给我们孙辈放。年夜饭丰盛到一张大桌子都摆不下，叔叔们会用筷子蘸酒让我们尝一小滴，算作了“成人礼”。
　　清凉的小河水可以直饮，水中顺流而下的小鱼、水蛇、青蛙、蝌蚪一一可见。沿岸是丰茂的水草，很浅的河床底布满青色和灰色的石头。十几年后，小河已经干涸，现在完全消失。
　　外公外婆家在省会城市，但儿童对城市没有概念。只知道外公外婆家比较大，可以躲在大柜子里面和长辈捉迷藏。
　　外公年轻时参加抗战，由于精通文笔，兼写战地新闻。1949年以后退伍，成为大报的记者。刘少奇主席视察该省的时候随同采访；刘被打倒后，外公自动成为“黑帮”一员，备受折磨。他一生都在与战争和文革留给他的各种身体创伤做斗争。但外公的毅力和开朗的性格愈老弥坚:微笑、太极和书画陪伴着他直到晚年。
　　外公作为干部，时常到北京开会。有一年，他把发给与会者品尝的南方水果存着，会后带给了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猕猴桃。我一边吃一边奇怪：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在菜市场没有见到？
　　一年夏天，外公带我去公园，快乐地同乘划艇–不是专业的划艇，而是有配有两套自行车脚蹬子的那种游客划艇。外公和我分乘两边，沿湖边转了一大圈。下船的时候，我步伐太小，一步落空，踩到了水里。外公急忙跳入水中，把我扶了上来。记得外公的灰色中山装被湖水浸泡成了褐色。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关村居民以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职工和家属为主，绝大多数居住在这里的人都不是北京土著，所以中关村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社区。但多元化和包容性并不是这个“移民”社区的特点，同质、单一，色调也只有灰、蓝、绿几种颜色。无论是中科院学部委员，还是研究员、机关干部，还是工人、后勤人员，每家每户的生活都大同小异：班车或者自行车上下班，下班路上买菜，周末持粮票、肉票、布票购买副食、杂货。我是副食店的常客，一毛钱买十一块话梅糖。从副食店出来边走边吃，走到家十一块糖就都吃完了。
　　中关村北区的13，14，15楼是中科院学部委员们的宿舍楼，建成于1950年代初。当时，众多的留美留欧学者响应“报效祖国”的号召，回到大陆建设新学科，被安置在这几栋“特级专家楼”之中居住。这些学者回国之后一般都能担任科研机构的所长、副所长或者实验室主任职务，居住条件也相对比较好。但实际上这些“特楼”，和周边所有普通楼房一样，都是三层或者四层的灰砖楼房，完全的俄式“火柴盒”。除了排水系统勉强可称为现代之外，通风、采光等都不在建筑设计考虑之内。冬季集中供暖期间，房内基本可以安全避寒，但没有暖气片的楼道和公共空间依然阴森冰冷。
　　儿童时期对周围的大人物们完全没有概念，后来才慢慢知道：傍晚在小区几十棵大杨树间慢慢散步，在“服务楼”（副食杂货店）门口排队，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灰衫长者中，有王淦昌（核物理学家）、赵九章（大气科学家）、顾功叙（地球物理学家）、贝时璋（细胞学家）、吴有训（物理学家）、何泽慧（原子物理学家）、童第周（数学家）等等著名科学家。
　　那个年代，停水和停电是常态，大概每周都会有。一般没有预警，晚饭吃到一半，灯光突然全熄。望去窗外，根据计算附近多少栋楼房也同时停电，可以大概预估维修的速度。越多楼停电，维修恢复得速度越快。停水就不好说，同一栋楼，可能只有某一门洞若干家停水。如果停水在晚上，第二天早上再说。
　　北京四季分明，住在中关村的楼房中会感觉更加明显。八十年代初没有家用空调，防暑降温的主要措施包括蒲扇、睡床板、吃西瓜、冲凉水澡。也没有家用冰箱，剩菜剩饭都用报纸盖上，下一顿吃。记忆中父母永远在吃上一顿的剩菜，给我和姐姐做新鲜的菜吃。父亲会在研究所的实验室冰箱中冻一些冰块，带回家来给我们加在北冰洋汽水里面。冬季是集中定时供暖，但天气转寒一般都是在每年来暖气之前。水暖气片功力强大，湿衣服搭上去，一晚上就干透了。

　　我们家的楼共有四层，我们住在三层。夏天的时候我和邻里小朋友经常到四楼大露台上远望燕山。头顶的太阳明亮刺目，大片大片白云在天空中缓慢飘过，时而遮住阳光片刻。楼和楼之间的巨大杨树枝繁叶茂，知了声此起彼伏。
　　中关村北区的地标包括俗称“四不要礼堂”的中关村礼堂，福利楼，大操场，游泳池。“四不要”礼堂据说是当年张劲夫在1950年代中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时候主持建的，声称是“不要砖、不要柱子、不要木材、不要钢筋”。礼堂最初主要功能是开会，开会学习的时候应该不要交头接耳，不要打瞌睡，不要吃东西，不要随地吐痰,后来百姓就以讹传讹地编造通俗易懂的“四不要”版本。礼堂后来成为的电影院，票价一角。我在“四不要礼堂”里应该看过不少电影，但现在只记得《小兵张嘎》。
　　“四不要礼堂”对面是“福利楼”，即为职工提供各种福利的楼。一楼有餐厅和名为“中关村茶点部”的西式点心铺，可能最初是为满足回国科学家们对西式点心的需要而建。中关村茶点部至今尚存，点心种类口味不变。
　　“大操场”全名是中国科学院中关村体育场，周恩来曾来过主持群众大会。后来大操场经常放露天电影，票价低于“四不要礼堂”。记得有一次去看《画皮》，看了影片开头就被吓回家了。
　　中关村游泳池传说是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时候主持修建的，有深水池、浅水池和供儿童玩耍的“蘑菇池”。由于是露天游泳池，所以只有在夏天才开放。开放期间每周换一次水，刚换好水的时候水质清澈湛蓝，直见池底的瓷砖。几天之后水由浅蓝转深蓝转墨绿，但池里面仍然摩肩接踵，欢声笑语。

　　我小学就读于中关村第二小学。小学生没有什么“重点小学”的概念，只知道这是离家最近的学校–步行十分钟。中关村第一小学离家稍远，需要走出中关村北区，到南区去，十五分钟。北区和南区各有一个大门，两门相对，从不记得有保安警卫。两区由一道马路相隔，这条马路在2000年前后扩建，成为四环路的一部分。
　　每一学期开始前几天，父亲都会把所有的课本包上书皮，用的是旧杂志封皮的铜版硬纸，以图经久耐用。但一般几周之后，书皮和课本的封面封底，以及接近前后两面的几页课文，都会磨损不见。
　　对小学的课堂已经没有太多记忆，只记得桌椅板凳都比较旧，上面布满了以前小学长们的涂鸦。上课时间严格按照上课铃和下课铃进行，上课期间双手需要背在椅子背上，挺胸抬头，认真听讲。一节课期间严禁交头接耳，不许走神，不许打瞌睡，不许上洗手间。早上升旗，做广播体操，上下午课间做“眼保健操”。
　　所有小学生都自动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戴红领巾，读《星星火炬报》。这份铅印小报是专为小学生定制的，寓教于乐。报纸编辑记者不详，现在回想应该都是大人。每期报纸发下来，我们都认真阅读。其中“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专栏爱恨鲜明，图文并茂，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耳熟能详的口号是“实现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印象中我每一篇作文的结尾句都是：“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
　　小学生们被要求“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后来似乎又加上了“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
　　八十年代初，小学的测验题和考卷都是老师自己蓝墨油印的，印象中每位老师手掌上都染着蓝色。教语文和教数学的老师都姓郑，学生们称语文老师为“小郑老师”，数学老师为“老郑老师”。小郑老师年轻漂亮，衣着明快而得体，对学生永远是笑容可掬。小学毕业多年之后，同学们还三五组队去小郑老师家问候。后来小郑老师有了自己的孩子，小学生们敏感地感觉到了小郑老师微妙的态度变化，去问候的频率就少多了。老郑老师身材消瘦，总是穿着更显消瘦的灰黑色布衣。她做事一丝不苟，黑板书清晰工整，每节课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绩和生活，记忆中每学期都会“家访”，来家中和母亲谈我的学习情况。对于小学生来说，最怕的是老师家访。一般有问题，老师才会家访。但有极个别的特别负责任的老师如老郑老师，没有出问题的时候也会家访，了解情况，防患于未然。
　　查户口可能也是这个道理，居委会大爷大妈和派出所民警同志会经常敲门入室，巡视一番，问问情况。我们从来也不知道每次查户口的具体原因，只知道不应该对“隐私权”有不合理的期待。
　　我小学的学习成绩大起大落，一二年级名列前茅，三四年级断崖式下跌，五六年级回复正轨。记得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得了79分，如坠冰窟之中。但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可能是因为从小以读书为乐。五六年级的时候看《西游记》，一半的字不认识，但连蒙带猜地坚持看完了全书。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突然鲤鱼跃龙门，并同时入选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和海淀区演讲比赛。两者只能选一，于是人生第一次面对学理还是学文的选择。尽管父母不断强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参加演讲比赛。和学校的另外两名选手一起培训和准备了几个月，但在比赛现场表现平庸，名落孙山。同队的女选手获得了名次，日后成为著名的电视主播。
　　小学同学基本都是中国科学院“子弟”，家庭背景近似，父母辈也多有交往。同学中有几位后来留学、移民、定居海外，但大多数还在北京。多年之后曾经有过小学同学的聚会，似乎每个人都变化不大。其中有一位同学自始自终都没有离开过中关村，老少几代扎根北区，安居乐业，但他似乎也对我离开中关村后的漂泊生活充满好奇。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文革结束不久，“文字狱”和“禁书”的记忆仍新，普通百姓家中基本没有藏书，书架上一般只会摆上几本《马列选集》和《鲁迅选集》。中国科学院、北大的知识份子家庭的藏书也基本已被烧被毁。记得有一次去小学同学家，他非常神秘地打开大立柜给我看，挪开堆放的被褥，立柜深处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套上了牛皮纸封皮的书：《三国演义》、《红楼梦》、《封神演义》、《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
　　小学最快乐的日子之一是六一儿童节，因为一年中只有这一天所有儿童图书打九折。父亲在这一天会破例不限数量地允许我们买书。但我很快就不满足于《上下五千年》和《皮皮鲁和鲁西西》等儿童图书，开始看“大人”的书籍，除了文学名著外，磕磕绊绊地读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纲要》，“四五运动”的《天安门诗抄》和《革命诗抄》。读到艾思奇讨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认定了我自己应该是一名唯心主义者。翦伯赞的书让我年少便立志做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了翦伯赞的悲惨结局。
　　五六年级的时候我担任历史课代表，历史课周老师对我特别照顾，允许我在课上超时发言，显示“学问”，哗众取宠，回想起来很是汗颜。不过我确实早早就把《朝代歌》背得烂熟：“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晋统一，南北朝来是对头。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历史课本上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至今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均已断绝，所以我们应该非常自豪。小学的时候对此深信不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读书日多，脑中也出现了各种疑问：何谓“断绝”，何谓“延续”？
　　小学时候读的“儿童图书”里面，有两本至今还记忆犹新：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和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匹诺曹的遭遇和历险不断在提醒我：偷懒、贪玩会招致日后无数的麻烦–“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宝葫芦”根本没有秘密，没有从无中生有的神力，愿望成真的代价是他人的损失。如果承认少年时期的阅读可能影响一生的心理和世界观，那么寻本溯源，我对诚实、平等、正义等等抽象概念的理解来自于这些书。十年后上大学，我在崔子恩老师的书架上看到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和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从一开始就被伦理学所定型，缺少了想象的空间。
　　小学里，一段时间会盛行一种游戏：拍洋画儿，拍元宝，蹦弹球等等。我偷偷买了很多洋画，但大多印制粗糙。大版的洋画一版几十张，需要用剪刀一张张剪好，然后用皮筋捆成一叠。我的洋画“收藏”很少用来和小朋友们对拍，而是用来观赏，但遗憾的是，被父亲发现后，一般是全部丢弃，因为耽误学习。拍元宝的成本较小，不需购买，是需要自己手工叠制的。记得有一次我用了一晚上时间叠了几十个元宝，累的腰酸背痛，打算第二天到学校和小朋友们大拍一场。第二天竟然发现，拍元宝游戏一夜过时，大家已经改玩其它游戏了。
　　八十年代的小学也有霸凌，大家都怕“三军”：三个比较蛮横的小老大，他们是三个小帮派的头头。这三位都喜欢穿绿军装，应该是父兄们剩给他们的，由于衣服太大，袖子都挽起来。他们的武器主要是带金属扣的皮带，还有板砖。我们一般都躲着他们走。

　　每个周末父母都带我和姐姐去北京的公园、景点、博物馆：故宫、中山公园、北海、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香山、八大处、颐和园、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等，但八达岭长城一般是一年才有机会去一次。在外宾来访的时候，可以搭上单位给外宾派的车去远郊。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动物园基本上就是动物的监狱，所有的动物都无精打采、毛发蓬乱、骨瘦如柴。狒狒蜷缩在笼子的一个角落中瑟瑟发抖，饲养员打开笼门，倒了一勺米饭到地上，转身锁门迅速离开。狒狒急冲到米饭前，用手捧起来，大口吞着。笼外的我和它面对面，但它对我视而不见，眼中只有饥饿和无望。
　　圆明园遗址是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春游或者秋游的时候，全年级都挤在借来的大公共车里，被拉到残存的几根大水法石柱前，再加强一下对“百年屈辱史”的理解。但父母带我们去圆明园的时候，只是把它当作可以亲近自然的野公园。历经多年的荒废，院内河边、湖边杂草丛生，鸟语花香。有一次夏天，父母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们沿着湖边看绽放的荷花。父亲停下车，摘下一个成熟的莲蓬给我。还没等我抠出一个莲蓬子，从草丛中突然冲出来一个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员工，大喊“罚款!”几经交涉，他还是坚持罚款五元-这在八十年代初还是相当可观的数字。我们被扣在湖边当人质，父亲骑车回家取钱，回来交上，把我们赎了出来。“罚款”没有收据，口头批评。
　　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几乎每两周左右时间，小区布告栏都会贴出死刑布告，每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名字上都划着大红叉。每个死刑犯的判决语句不会超过两行：姓名，年龄，籍贯，罪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多年之后，读到当代中国史，才知道那段时间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简称“严打”。
　　小学每天早上都要升旗，放国歌。但那时候国歌的歌词和现在唱的不一样，不是田汉的歌词。那时候的国歌歌词是这样的：“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小学毕业前后，悄悄地，国歌歌词换回成了田汉的原词。也就在那个时候，邓丽君歌曲录音带开始在民间流传。父亲从国外带回来几盘，我也“如听仙乐耳暂明”。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基本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步行半个小时，到海淀镇的中国书店和老虎洞胡同一带旧书摊和租书摊上闲逛。小说1角或者5分一本，小人书（连环画）2分一本。我或站或蹲，一夏天在摊边看完了全套的《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小人书。
　　广播里每天播出刘兰芳《岳飞传》评书的时候，万人空巷，汽车驾驶员都找理由把车子停在路边专心听。我在中国书店看到刚刚再版的邓广铭《岳飞传》，翻看几页，发现与刘兰芳讲的故事完全对不上，非常困惑，不知道该信谁的。
　　那个夏天，父亲单位的工会为“子弟”小学生们提供“暑期文化活动”：播放香港无线电视台1983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电视剧。我们都定时聚到单位礼堂，翘首直立地围观一台二十一寸大彩电上播放的不知道翻录了多少次的、画质已经模模糊糊的金庸武侠：“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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