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奔：坎坷苦旅

┃Personal History

© 杨奔／文

　　我的家住在最高楼层，和学校首脑机关校部主楼遥遥相对，近在咫尺。
　　近半个世纪前，我亲眼目睹它的开工建造，形成规模。这座飞檐翘角，红柱黄墙，绿色琉璃瓦大屋顶的中西合璧建筑，古色古香，雄伟而典雅。
　　站在它的面前，容易使人想起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大手笔！
　　离休后，读书写作之余，常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跨越风尘仆仆的历史，目不转睛地审视着这座大楼，欣赏着校园的景色。我只是从来来往往、上课下课的年轻大学生身上，似乎能感受到一点点似曾相识的昔日旧影和当年老校园那熟悉的气息。
　　时间远逝，空间依旧；人事全非，校园依旧。
　　每当夜幕降临，灰蒙蒙的大楼里灯光一片，那灯光，常使我悄然心颤。因为就是在这座朱檐翘角碧瓦黄墙的大楼里，我失去了许多，留下了一串串不堪回首的恶梦……

一

　　1949年春，当我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俄文医学系学习的时候，还只是一个20刚出头的青年，不知为什么，很快就被怀疑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是因为我和中央某部长女儿的那段婚姻关系？抑或是因我自己把在蒋管区主编的进步文艺杂志和发表的进步文章交给组织后引起的负面效应？我惶惶然不知所措，只有在心里暗暗叫苦。
　　“伪装进步青年，攀附高干关系，混进革命阵营。”在这类问题上，人们的想像力从来是丰富至极，也发挥到至极的。特别是在建国之初，就更不足怪。
　　但对我来说，从此如轭加身，笼罩在头上的政治阴影，再也挥之不去。
　　早在1952年开展“忠诚老实”运动中，我即遭遇正面“触动”。那时旧校址还在文庙院里，我所在的编译科（含校刊）和同在“致知后楼”的体育科、国文教研室等几个单位的人员，都同在一个小组学习。在这个学习小组里，“主攻”的对象主要是我，主持人在会上再三强调：“要我向党组织做到忠诚老实，交待清楚全部历史问题。”但在座者的发言却寥寥无几，并不热烈。除我之外，体育科的文进之老先生也是“帮助”对象之一。这位湖南籍文老先生，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和毛泽东是同学，平时常跟人说起过和“老毛”同学时如何如何，在那人人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年代，他却一口一声“老毛”、“老毛”地说顺了嘴。这还了得！所以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帮助”和“批判”的对象。
　　但这次“忠诚老实”运动，尚属内部性质，并没有真正形成运动的规模，时间不长，很快就“鸣金收兵”。
　　不过，当时有一个很滑稽的插曲，使我永远难忘。我们俄文医学系有个叫×××的同学，学习勤奋，积极要求进步，一心想得到组织的信任，争取赴苏留学。无奈他家庭出身不好，目的一时难以达到，所以总想寻找一个“一鸣惊人”的“立功”机会。当他得知我是一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就常以异样的眼光在我身上转溜。不知他用尽了多少心思，暗中花费了多少跟踪的时间。我是瘾君子，一次如厕，刚蹲下划亮火柴点燃香烟，×某突然拉开厕门，厉声喝道：“你在干什么？”我一楞之后，猛然明白了过来，便慢悠悠地吸口香烟用力向他喷去，反问：“我在干什么，你不是全看见了吗？想抓个现场纵火犯去立功？呸！神、经、病！”×某十分尴尬，只好低头溜走。
　　到1955年，当扩大化的“肃反”运动大网撒开后，我就成了网中一条任人捕捞、操练的“小鱼”。第一次“操练”我的地方是在晚上灯火通明的校部主楼会议室。主持人是当时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一位负责人。他的开场白是：“杨奔！你‘混’进革命队伍也已这么多年了，应该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脾气，拒不交待问题，顽固到底，决没有好下场！”
　　一听这个“混”字，我气得血冲脑门，两耳轰鸣。下面一个接一个的发言，我一个字也听不见，只看见全场一张张严肃的面孔和发言人一张一合的嘴巴。我想的是，自已出身贫苦，靠半工半读上大学，因为办进步刊物和发表进步文章，遭受国民党的迫害追捕，逃回家乡，找到地下党和游击队，冒着随时可落入国民党手中的危险，秘密组织一批进步青年，主动由蒋管区投奔解放区。为了表示奔向光明、奔向真理的决心，连名字也改叫杨奔。这一切，今天竟被贬成一个“混”字，如何接受得了？不能接受，态度必然“顽固”，我“顽固”，会场上也必然“群情激愤”。好在当时只触灵魂，不及皮肉，“夜战”到9时许结束。
　　第二天刚上班，领导即向我宣布：“从今天起，停职反省，交待问题，上下班照常。”开头几天，我把过去不知写了多少遍的全部历史，又完完整整地重写了一篇交给领导。之后的时间如何消磨？只好枯坐！这种“带罪”枯坐的滋味，如头顶悬刀，如心中插箭，决不是用“度日如年”这四个字所能形容得了的，何况隔过三天两日，就要被召到另室“审问”一番。不过尚未限制行动自由。有一段时间，我通过一位老同学，从图书馆借来一本又一本中外名著，利用“枯坐”的时间，读鲁迅、读高尔基、读莫泊桑、读泰戈尔……把自己沉入书的海洋深处，在那儿寻找心灵的“避难所”。
　　一天，我正在入神地阅读《安娜·卡列尼娜》，凭感觉，有一位熟悉的同事在我身前身后闪现了两三次。就在当天下午，宣传部专门为我召开了一次“打态度”的批判会，指出我“在反省期间，不好好反省交待自己的历史，居然以看小说来对抗。”我除了沉默，未作一句申辩，心，却在受着难耐的煎熬。
　　入夏，全校“肃反”运动掀起了高潮。广播室高音喇叭里播出被“整肃”的名字越来越多。宣传部有一位男高音，每天中午，专挑我进食堂吃饭的时间，高声广播：“杨奔！你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1955年的夏天，对别人来说，肯定是满眼阳光，但对我来说，却是非人间的浓黑与悲凉。
　　在那痛苦的日子里，我时刻想要回到大自然去，总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求得片刻的恬静。
　　夏天特长，午饭后，别人休息、谈心、打球，我便溜出校门，走到沙曼屯后面那片树林子里去放松自己。坐在绿色草地上，望着天上游动的白云，感到心头掠过少许的舒畅。看着树枝的摇曳，听着小鸟的鸣唱，暂时忘却了自己的处境和现实。即使此刻心怀苦楚，我也应当微笑，因为从树枝上那叶叶相语中听出，它们接纳我，欢迎我，不像会场上那些高举手臂喊口号的人们，把我这个本来无罪的人当成“罪人”。
　　整个夏天，我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到这儿来放牧自己的心灵，可每次又不得不到时返回学校。当返回时，一步步走近校园、走近主楼，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在恐惧中，那主楼好像变成了张开的血盆大口，随时要把我吞噬掉。
　　入秋后，又来了两名便衣公安人员，对我进行了10多次“审讯”。开始他们态度严厉，提问尖锐。可自己最了解自己，没有的事，即使审讯者嗓门再高，也等于无的放矢。当他们从我身上一无所获之后，态度渐渐变得很温和，最后一次谈话，明显流露出对我有些同情。其中一位年长者说：“你很有才华，当个《人民日报》编辑也够格，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了×主任？”
　　市里的公安人员撤走后，我的顶头上司×某又气又急，便自己单独对我进行审问，声色俱厉，用辞尖刻。他说：“凡是过去你去过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凡是你过去接触过的人，我们都找过。我们已经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你外调花的钱，你两辈子也挣不回来。”
　　他的这番话，倒触痛了我的心。为了“整”一个人，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这真是冤哉枉也，如果把这些钱，用于国家建设该有多好！原来制造一件冤假错案，竟有那么高的含金量，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们国家搞了那么多次政治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如果算一笔经济账，肯定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1955年9月12日，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当天晚上，把我留在办公室，先搜身，后搜查办公桌，然后驱车到我家搜查。一行三人齐动手，是凡笔记本、文稿、书信、杂志和发表的作品等等，统统被查抄而去。当搜查者离开我家时，午夜已过。幸好，当时妻子回湖北娘家去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湖北老家出生的。家中只有母亲和上小学的外甥女。原来，我把学校所发生的一切，都瞒着母亲，在单位不管受多大委屈，都咽到自己肚子里。一回到家，就打起精神，有说有笑，装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回“抄家”，母亲亲眼看到发生的一切，再也瞒不住了。我正为如何安慰母亲并向她说明这一切而感到难开口时，不料，母亲显得特别镇静而刚强，反而先开口安慰我：“儿呀，你别怕，娘了解你，你没有做过坏事，俺家祖宗三代也没有人做过坏事，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共产党决不会冤枉好人，事情总会有弄清楚的一天，你千万要挺住！”我感动地抱住母亲含着泪水说：“我不怕，一定能挺住！只要您老人家不为儿耽心受怕就好。”这一夜，我们母子二人谁也没有合眼。
　　这次“停职反省”，时间延续近一年。直到1955年年末，顶头上司才陪我走进党委书记办公室，韩×书记向我说了如下一番话：“从现在起，你的反省结束了。组织审查干部，是为了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弄清历史问题，你要正确对待。今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背思想包袱。”并批了一个条子，让我到工会领了一点生活困难补助。这算是对我“反省”近一年的补偿和安慰吧？
　　从此，我的性格更加内向，紧紧“夹着尾巴”做人。
　　1956年，在知识分子的天空，曾闪现过一段小阳春的气候，可是当人们刚刚有点暖和爽的感觉时，这种气候又渐渐变阴变冷了。我是“肃反”运动中的惊弓之鸟，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噤若寒蝉，一言未发，应该说，什么阴谋、阳谋对我都不起作用。然而错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这三个字，从古沿用到今，说你是“右派”，不是也是，材料可以伪造。这里，我将学校后来为我
　　平反所发的红头文件中的一段话照抄如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杨没有鸣放言论，其所在党支部给其填报‘右派分子审批登记表’，拟划为右派，党委没予批准。但1959年的定案材料又说‘整风中发表右派言论，向党进攻’，纯属强加不实之词，予以彻底推倒”。这段话说得明明白白，我的冤假错案，是当年我所在的党支部内的个别心术不正的小人一手制造出来的。如果我真是“历反”，为什么不在1955年“肃反”期中定案？如果我真是“右派”，又为什么不在1957年“反右”期中公开批判、戴帽？而且我本人根本不知道竟有此事！
　　人们常常谈论历次政治运动中“左”之为害。我则认为，如果实事的基数是一，把它夸大成十，这是“左”；如果实事的基数为零，根本没有那回事，竟也把它说成是十，那就不是“左”，而是无中生有、蓄意陷害了。“左”是路线问题，无中生有、制造冤案，则是个别政治品质恶劣的人的犯法问题。可惜我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区别和清理，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政治品质恶劣的人，也通常是道德败坏的双料货。正是这种人的卑劣之手，人为的给我制造了“历反”加“右派”的双重冤案，把我推向了漫长而不幸的人生苦旅。

二

　　1959年，庐山风云突起，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对当时许多大是大非问题，虽人人“心中有”，却人人“口中无”。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大气候下，少数为捞政治资本往上窜的小人，一见有空子可钻，便兴风作浪，趁机“整人”……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
　　1959年8月，学校正放暑假。当时我和我的顶头上司，都住在远离学校的道里区地段街183号“东风楼”大院。
　　8月15日凌晨，天刚透亮，我被一阵紧急地叩门声惊醒。开开门，保卫科长和×某两人进屋，递过一张“劳动教养通知书”，让我签字。我接过一看又交还他们说：“没有结论和证据，我不能签字”。那位科长把“通知书”往我家桌子上一放说：“现在是执行的时候，不是讲结论证据的时候，不签字，也得跟我们走！”
　　就这样，我在被强迫下离开了家。我的顶头上司就站在院门口等着，一直看着我被推上一辆吉普车，车子把我送到道外一家“收容所”。
　　后来听说，就在送我劳动教养的当天，学校播出了一则耸人听闻的重大“新闻”。“新闻”大意是：“昨晚，校刊编辑杨奔，在自己家中要自杀，还扬言要杀人，经我公安人员监守一夜，已于今晨将其逮捕……”云云。当然，这则无中生有的“新闻”编造者和“监守一夜”的“公安人员”，除了我的那位顶头上司，还有谁有这大能量来充当这一角色呢？后来又听说，虽然早在夏天就将我进行了处理，可处理我的公告竟在近半年之后的冬天才迟迟公布，显然属于“先斩后奏”性质的补办。这里，我只有从莎士比亚那里拾点牙慧，套用他那著名的句式愤怒地说：“捏造的别名是卑鄙！”
　　走进“收容所”，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好像一下子从“人间”掉进了“地狱”。虽然，我和所有人一样，并不真正知道“地狱”是个啥样子。但我曾参观过监狱，也曾从小说和电影中看到过关于监狱的种种。比较起来，这个“收容所”确是比“监狱”差了许多。
　　首先是空间小，人员密集，一个紧挨一个。其间散发出的各种难闻怪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晚上睡觉，人人只能侧卧，如果起夜，再回去就难找到原来的侧身之地了。送到这儿来的，大多是“小偷小摸”之辈，有五六十岁的老者，也有十几岁的小孩。其中，知识分子和干部模样的人不多。进去的第一天，我刚坐下来，惊魂未定，就有一位类似“牢头禁子”模样的中年人向我走来，粗声粗气地大声对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告诉你，这是雁过拔毛的地方！是龙，你得卧着；是虎，你得趴着。”边说边把手伸进我的口袋，把我的几斤粮票和几元钱都“没收”去了。
　　这里，每天放三次风，开两顿饭，每顿饭是两个拳头大的“黄金塔”和一碗“寡水汤”。到“收容所”的头两天，我根本不知道饿，什么也吃不下。开饭的时候，总有那么三两个人跟着我的屁股后头转，争着小声吵吵：“剩下的给我吧！”，“剩下的给我吧！”。原来他们有经验，知道刚进来的人，吃不下多少饭，想从他们口里捡点剩下的残食，来填饱自己饿瘪的肚子。
　　在“收容所”呆了七天。第八天，我们一共九人，被送进了“劳动教养”单位——哈市道里区抚顺街“新丰汽车修配厂”。
　　当时，哈市公安局下属的“劳动教养”单位共有三处，除“新丰汽车修配厂”外，还有远离太平区黄山咀子约三十多公里处白鱼泡的“丰新农场”和顾乡的“丰新机械厂”。这三个单位中，数“丰新农场”劳动最苦，人数最多，有名的“左训队”（全队集中了三百多名“右派分子”）就在这个农场。数我所在的厂子人数最少，建厂的时间也较短。
　　才进厂，我被编入“力工班”，主要是在基建工地上干挖地槽、洗沙子、挑砖运砖等重体力劳动。我虽是穷孩子出身，但过去从没有干过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活，尤其是挑砖上高，走在晃悠悠的跳板上，腿发软打颤，心提到嗓子眼上，好像自己随时都会连人带砖掉下去。一天下来，浑身酸痛，骨架子似乎全散了，这大概就是“脱胎换骨”的改造必由之路吧？
　　后来有位姓马的管教员，看我身体单簿，个子矮小，干重体力劳动实在吃不消，就把我从“力工班”调到“守卫班”。到“守卫班”就是站大岗，无论白班、夜班，只要天气不冷，自然比“力工班”轻松得多。可是季节不留空，很快就进入了严冬，我又偏偏被派到离厂子半里之外的一处工地仓库看守基建材料。正因为这里远在厂外，怕有人趁机逃跑，不得不选派家在本市而又认为可靠的知识分子来担此“重任”，于是就选定我和一位姓王的到此轮流值班。值班的岗位就在仓库路口上那个用木板钉成的小亭子内。其实这儿并没有放多少可称得上是材料的“材料”，而我们却要为它付出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
　　数九隆冬，空旷野外，北风呼号。在摄氏零下20到30多度的酷寒下，衣帽皆白、睫毛凝霜。白天的12个小时难熬，晚上的12个小时更是10倍的难熬。值夜班时，要从头天的下午六时守卫到第二天的早晨六时。这12个小时的分分秒秒如何“捱”过？常人是很难想像的。记得宋人有诗：“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起坐捱残更……”同是一个“捱”字，这位诗人拥坐舟中之“捱”，何其浪漫！何其温馨！而我这个“罪人”漫漫冬夜之“捱”，又何其凄楚！何其悲凉！当刀割般的寒气袭来，尽管我不停地搓着手，不停地跺着脚，手脚依然像有什么虫子在咬。到了下半夜，身上穿的厚厚棉大衣，像变成了一件薄纱，全身透冷透冷。这时，肚子也开始咕咕叫唤。寒冷和饥饿像两柄利剑，同时插人我的身躯，一柄从内到外，一柄从外到内，生命在这时变得脆弱如一缕游丝。
　　在这样难“捱”的时刻，我就常常以背诵有关诗词来寻找精神上的支撑点。当我在心中暗暗低吟：“雪地又冰天，苦守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这段《苏武牧羊》中的词句时，燃起的生命之火，好像驱散了几分饥寒，生命力也有所增强。
　　新丰厂，是国家“劳动教养条例”公布实施后的产物，也是公安工作大跃进的产物，匆忙上马，边建厂，边收人。反正有的是劳动力，无论是车间，还是宿舍，都是以板夹泥的木头结构为主，十来天就盖起一栋，连一座几百平方米的俱乐部，不到一月就宣告完工，室内没有防寒设备，冬天全靠烧炉子取暖。我进去时，才建厂不到半年，头一年过冬，还得戴上狗皮帽子睡觉，早晨起床一看，连被子上也全是白霜。
　　一年后，条件有了改善。除厂部外，设有管教股、生产股、供销股和设计室。另有铸造、车、钳、焊、锻和修配等五、六个车间。当时，全厂共有300多人。其中，“右派”、“历反”等知识分子100多人，仅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是形形色色的什么样的人物都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按当时“劳教条例”的说法：“都是接近犯罪边缘的人，受的是最高行政处分”。因此，厂方管教人员称呼我们为“生产队员”。每个队员从入厂后的第三个月开始，可以领到一份低额工资，最少18元，最多30元。我在厂期间，从18元起，最高每月领到28元工资。
　　工厂休息大礼拜，每月休息两天。每逢休息大礼拜，也是厂方接待队员家属来探视的日子。这一天，是队员们最盼望的日子，也是全厂最热闹的日子。俱乐部里座无虚席，挤满了前来探视自己亲人的家属。我的妻子要在家照顾孩子，来的次数很少，而我的老妈妈是每次必来，又每次必带来些食品和香烟。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匮缺，香烟凭票，为了她这个不幸的儿子，老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泪？为了多少难？求了多少人？当她发现我身上浮肿时，恨不得自己不吃不喝，也要为我多送些吃的。每次来厂探视前，她都要四处张罗准备十来天。在那个人人饥饿的年代，口中求食多难呀，实在别无他物，她就用油炸些米饭锅巴给我送来。由于她老人家来厂探视勤，三年不间断，全厂上下人人认识，无不赞叹杨奔有个好妈妈。写到这里，怀念和忏悔的泪水湿透了稿纸！母恩天高，母爱地厚，为人子者的我，却没有做到万分之一的报答啊！
　　劳教人员只能算是准“罪犯”吧，所以和真正的罪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他们还保留有公民权。厂里的队员只要表现稍好，周末就可以回家与妻子家人团聚；经厂方派遣，还可以外出给厂里办事；个人有事，也可以临时请假外出。
　　在厂三年，我只回过两次家。每次回家，一走进道里“东风楼”大院，就浑身不自在。我含冤受屈，虽身为“贱民”，但人格不贱，受不了邻居们那阴沉沉的鄙夷目光。回一次家，自尊心就受到一次伤害。管教股的牛股长见我长期不请假回家，一次主动找我谈话说：“杨奔，你应该常回家看看，你多回一次家，你母亲就少跑一次厂子。别人想回家，我们还不批咧，你好，让你回家还不去，有什么原因吗？”我回答：“没有什么原因，主要是自己自尊心强，不愿在现在的情况下回家。再说，即使我每个周六回家，我母亲也不会少来厂子一次，如果厂子天天过大礼拜，我母亲会天天来。”此后牛股长再也不提我回家的事了。
　　一次，厂里搞汽车自动刹车试验，让我也跟着去，好写篇报道稿子。我和几个队员站在大卡车上，车沿着道里几条主要街道跑，边跑边试验。当卡车经过地段街“东风楼”我家大院门口时，正好看见我那五岁的女儿，戴着一顶黑毛线帽子在那儿玩，当我大声喊她名字时，她听见了，可当她一回头，卡车像一阵风似地跑远了，她只听见爸爸叫她的声音，却没有看见爸爸的身影。这一瞬间，心里发酸，腮边觉得冰凉冰凉，我用手一摸，泪水竟不知何时流了出来。联想起一次她妈妈带着她和弟弟来厂探视时说的：“女儿，你没白疼，当你刚离家的那几天，她一看见那挂在绳子上你用的毛巾就哭……”这一幕一幕的情景，悠长的岁月抹不掉，像刀雕斧砍般地永远留在自己的心上。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社会，但有愧于亲人，特别是愧对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女，包括那个出生不久就无奈抱养给别人的可怜女儿和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外甥女杨静君，后来，她受我的株连最大，也为我的冤案申诉上访出力最多。
　　1960年，我又从“守卫班”调到队员宿舍“坐班”，我值夜班，值白班的是一位叫刘亚斋的原工商界人士。此人已年过花甲，脾气很犟，常与人发生争吵，但搞卫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我俩在工作上配合得极好。夜班不搞卫生，但责任重大，颇似“牢头”，要注意队员夜间行动，防止有人逃跑，大意不得。偏巧就在我的夜班里，发生过一次逃跑“事件”。有一位队员是趁夜里上厕所之机越墙逃走的，等我发现他久去未回，慌忙跑到厕所去寻找时，人已经不见了，我只得赶忙如实地向管教股报告。事后，我受到一次严厉的训斥。
　　这年夏天，从白鱼泡“丰新农场”的“左训队”里调来几位“右派”。其中，有一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唐敏，还有一位是颇有名气的民盟盟员、哈尔滨市教育学院讲师刘铁骨，当时讲师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刚到厂的时候，个个膀头肿脸，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据说因农场条件太差太苦，不少知识分子在那儿被饿死、冻死、累死。调他们来这儿，是一种保护措施。
　　刚到的几天，厂方让他们到医务所看病，每人开回的“药”是两斤黄豆。“黄豆”这种药，在中国药典上是找不着的，但在当时，却是用来治疗“饥饿病”的贵重救命药。
　　刘铁骨来厂后，就分配他和我一起坐夜班。这样，白班一人，夜班两人，显然是上次曾发生晚上有人逃跑事件后，管教股要加强夜班的力量。我和老刘过去都常在报刊上发表点东西，虽不相识，却相互知名。第一次见面相视苦笑，他说：“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认识”，我答：“更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共事。”漫漫长夜，有这样一位能有共同语言的人相守共坐，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幸。老刘虽名号“铁骨”，其实满身从内到外都透着和善的儒雅书生气，说话慢声细语，做事斯斯文文，这也许是“反右”后经过磨洗的结果。
　　更可贵的是他的勤奋劲，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他照样看报读书不辍，而且边读边做笔记。每有美文、警句、典故和重要论述，他都要摘录下来，加以整理。几个月下来，就是厚厚一大本札记。读书是我们两人的同好，也是我们的共同享受。他有一位妻弟在哈尔滨工大工作，经常给他送书，我也沾光不少。当时，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填肚子”问题上，每天的热门话题是谈“吃”。我们两人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就相互调侃，搞“精神会餐”。一个说：“既然‘秀色’可餐，‘美文’理应可以充饥。”一个说：“既然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书中岂能没有‘黄金塔’么？”就这样以“书”充“饥”，聊胜于无。并写有打油诗云：“扪身仅剩皮包骨，哄肚权将水代粮；相谈尽道饥肠苦，度日如年夜更长。”
　　时间长了，我们无所不谈。从他那儿，我得知不少关于白鱼泡丰新农场和“左训队”的事情，只是事隔多年，现在能想起的不多。据刘铁骨讲，丰新农场除集中了300多名“右派分子”的“左训队”外，还有“妇女队”等其他三个大队，共2000余人。这个农场水田多、旱地少，故以种水稻为主。且以人力代替耕牛，每18人共用一具犁杖，翻地时，一人在后面扶犁，前面17人，每人肩上挂个结实的绳套，弓着腰身，喊着号子，艰难地一步一步朝前拉，翻起一道道黑色的泥浪。光是“左训队”里300多号人的“18人犁”，在白茫茫的一片水田里一起耕作，那场面，比起画家笔下那农夫悠悠扬鞭，耕牛缓缓奋蹄的“春耕图”来，着实浩大壮观得多！然而在这里，人者牛也，而且18个人的价值才抵得上一条耕牛……
　　老刘还提到，当时也有一些原省市干部、知名人士和大学生也被送到这个农场，如原哈尔滨市副市长吴宏毅、原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振球及报刊处处长傅信等。初到农场，吴宏毅和陈振球也是编入“左训队”的，后来又被调到其他大队。开头几个月，吴宏毅的原来老婆聂元梓还常来农场探视吴宏毅，每次都坐小车来，但半年之后，就少见其人了。
　　刘铁骨在一次谈到曹青其人时，不胜唏嘘！曹青原是民盟哈尔滨市委秘书长，被打成“右派”后，即发配到农场“左训队”改造。求生，是人的第一位的要求，一次，当他饿极时，偷吃了一点饭锅巴，被发现后，管教人员罚他“照相”，即要他站在全体队员面前“亮相”，说出自己“偷吃”的“丑事”。摧残人的尊严，把别人人格和尊严当作臭鞋破袜加以践踏，这大概就是某些人引以为乐的拿手伎俩吧。为了这件事，曹青后来被转到长水河农场（原来的劳改农场）去了，不久就死在那儿。
　　刘铁骨记性很好，他告诉我，“左训队”里有十好几位是哈医大的，多数是大学生。其中有一位叫张昆山的卫本二期学生，就是不幸在那儿上了“东山”的。我不解地问：“什么叫上‘东山’？”老刘长长叹出一口气，然后说出一切：所谓东山，根本不是什么山，只是靠丰新农场近旁的一个秃山坡子和一片荒甸子，农场死了人，就往那儿送。比如某人几天不见他的一个熟人，就向人打听，怎么不见×××上工？知情人就回答：“上东山了！”，几乎天天死人，大家见惯了，也就这么说惯了。有的人背着稻草收工，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也有的人收工回来往坑上一倒，就永远闭上了眼睛。有的人死于低温休克，有的人死于劳累饥饿。全农场2000多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死掉500多人。说到这里，老刘的眼眶红了。他低沉地说：“这次如果不是受到照顾，被调到这儿来，我这把骨头也早扔到‘东山’了”。听了老刘的这番话，我才知道苦中还有苦，难中更有难啊！老刘的话，凝结着血泪，带给我如潮的思绪……
　　刘铁骨1961年教养期满，先我一年离厂。后来大约是1964年吧，我们在街头见过一面，知道他被安排在哈市一中图书室当管理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士可杀，不可辱，当他第一次被“红卫兵”揪斗并被剃成“鬼头”后，回家就寻了自尽。铁骨！铁骨！风骨重如山，骨头硬如铁，真是名如其人，人如其名啊！
　　本来，我也应当在1961年和刘铁骨一起离厂。因为学校送我教养之初，写明是劳教两年，且无开除公职字样。所以在1961年那次解除教养大会召开之前，厂方特派人请我妻子到会讲话，管教股也告知，近几天要约我谈话。后来我妻子虽来厂在大会上讲了话，但宣布解除教养名单上却没有我，管教股也取消了原来找我谈话之约，只是简单地问我：“你们学校开除了你的公职，你知道吗？”我答：“不知道！”又问：“当时没有向你本人宣布？”我回答：“没有！”事后得知，原来厂方按原来对我处分的决定，已两年期满，和学校联系，要学校接我回校，遭到拒绝，说我已被开除公职。厂方无奈，又将我再留厂一年——劳教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对一个人的处分决定，如此随意改来改去；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如此不负责任，其冷漠、肆虐到了何等程度！
　　刘铁骨离厂后，我也不坐夜班了，管教股把我调到俱乐部坐办公室，搞宣传工作。俱乐部一共三人。一个搞美术、一个搞体育，我负责文字。每天到各车间“采访”，回来写些报道、快板之类小稿，编好送审后，交给搞美术的老马写黑板报或广播。比起其他队员来，我们轻松得多，甚至早晚点名，也可以不和其他队员一起站大队。
　　越是轻松，越是有时间想问题，也就越痛苦。自己毕竟是身居“大墙”之内失去自由的人，今后怎么办？何时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每过一天，我就用笔在日历上圈去一天。圈完一周又一周，圈完一月又一月，终于熬到了1962年8月中旬，三年期满，我总算离厂回家了。
　　回家后，精神上的压力并没有减轻。无公职、无工作、无收入且不说，在别人眼里，还是个具有什么“分子”身份的人。前途在哪里？出路在何方？
　　我对国家无罪，对人民无罪，但对家庭我是有罪的。这些年来，五口之家，仅靠妻子每月42元的工资来支撑，其贫苦艰难可想而知，这都是我拖累了他们。对每一个亲人，对妻儿老小，我有难以言表的深深负罪感，甚至没有勇气正视一眼他们每个人的眼睛。为了减轻对家人的负罪感，当时我最大的心愿是，赶快挣钱养家糊口，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只要能挣钱，不管多么苦、多么累的活儿都去干。
　　因此，在回家的第三天，我就带着一副有挂钩的绳套，走上街头去“拉小套”挣钱。什么叫“拉小套”？六十年代初的哈尔滨，汽车、卡车不多，不少小宗货物，要靠人力车运输。这些载重的人力车，遇到上坡路，自己一人蹬不上去，就花个三毛五角的，临时雇个劳力，把铁钩往车头一挂，肩上套着绳套，帮着拉上去，干这活儿的就叫“拉小套”。碰上坡陡路远的，一次也能挣个一元两元。每天回家，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浸湿得透透的。当时是我母亲管家，每当我把一天挣的三元两元钱塞到她手中时，她老人家总是背过身去，用衣袖捂着脸。此时，我们母子二人都一样是吞泪无声，心头雷鸣。
　　一次，我从道外景阳街拉着一辆满载的人力车，正弓身爬着上南岗烈士纪念馆那个长长的大坡时，猛抬头看见过去的一位老朋友，他站在远处朝我看。显然，他是刚才坐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了我，才再下车看个清楚的。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也准看清了我没错。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勇气走过来和我这个已落魄到社会最底层的朋友相认，站一会儿，仍坐上第二趟车走了。
　　朋友有时是冬天的火，有时是冬天的冰，是火是冰，患难中见分明。这一幕，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会鲜明地定格在心底，永远不会忘记。直到以后我已平反复职，我们又恢复交往时，此事始终没有提及，始终没有说破。
　　“拉小套”，前后干了一个多月，只是临时无奈，决非长久办法。为了生存，为了养家，还得另找一条相对稳定、相对长远的谋生之路。

三

　　1．串街走巷七载

　　我们湖北广济县的小同乡，在哈尔滨开理发馆的很多，叙谈起来，其中有的还跟我家沾亲带故。他们对我这个在他乡“落难”的老乡，都很同情。当得知我困守家中没有生活出路的情况后，便纷纷来家看望劝慰。有的说：“俺不晓得你犯了多大错误，但不管哪样，总要给出路、给饭吃呀”；有的说：“你上有老，下有小，总得想个办法呀，实在不行，就学理发，干这个能救穷，只要你能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就行。”老乡们你一句、我一句的留下一片真情告辞后，我经过一夜反复思考，最后下定决心走理发谋生这条路。
　　也许是一种缘份吧？我的出生地广济太平乡青蒿铺上杨垸，只是一个不到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可就有三四个人远闯关东，在哈尔滨落户理发。当我还只是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时，就成了全垸的“小秀才”，为垸里人代笔写信，写得最多的是有人在哈尔滨理发的那几家。因此我从小就知道哈尔滨、南岗、道里、道外、外国三道街……这些地名、街名和开理发馆这个行业。如今，不但我自己来到了哈尔滨这个城市，而且也要干上理发这个行当，这岂不是命运的安排么？
　　剃头这门手艺属于下九流，在大清皇朝时，他们的子弟连在科举场中考个秀才的资格都没有。嗨！对我来说，现在是全家等米下锅的时候，还能考虑什么何贵何贱的问题呢？说干就干，当天晚上，我就跑到兆麟街一家吴记理发馆，请老乡吴师傅教我理发。他先教我练架子、练手腕、练使用刀、剪和推子，并给了我一套理发工具，让我回家继续练习。从这以后，晚上我在家中自己练习使用推子、刀剪等工具，白天就到吴记理发馆“实习”，注意观察理发的工序和师傅们的操作技术。过了几天之后，吴家又在下班时间，特约了两位邻居，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个年近60的老人。让我自己动手操作，师傅在一旁指导。给那个小孩剪平头，尚算顺利通过，但等到拿起刀子给那位老人剃光头时，手就有些发颤了。师傅在场，就壮着胆子剃吧，一刀接一刀，还真拉开了趟子。吴师傅也边看边说：“行，行！”可等剃到一大半脑袋瓜时，一不小心，割了一个小口，流出了血，我手怯了，不敢再往下剃。吴师傅说，“是熟人，没关系，不拉口子练不好手艺。”那位老人也笑着说：“没事儿，拉个把口子算啥，接着往下剃。”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终于将老人的光头剃完，并在吴师傅的指导下，为老人刮好了脸。
　　就这样，大概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实习”、“操作”，就基本算是“速成满师”了。老乡们教给了手艺，又热情地赠送了全套理发工具，包括拉响的“唤头”。我终于可以凭手艺出去挣钱了。记得是1962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背着理发工具包，腰间别着铁“唤头”，乘车来到偏远的太平区，找到一片平房密集的地方后，就从腰间抽出铁夹子“唤头”，边走边用一根铁条划动“唤头”，它就发出清脆地嗡嗡响声，余音悠长。约莫走了10来分钟，就被一家开门召唤了进去。是一位老大娘要给她的两个岁左右的双胞胎孙子理发。万事开头难，头一回做活，难免紧张，加上孩子不老实，坐不住，我就非常小心地先推后剪，两个孩子，共花了一个多钟头才剪完。这位大娘付完钱后，我赶忙收拾家什要走。等我把工具装进背包后。这位大娘又端上一杯热茶，对我说：“先喝口热茶，休息一忽儿，我看你不像理发的，像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才干这个？”听她这么一说，我脸红心跳，只好承认，今天是“开张”头一天。大娘十分同情，又拿出两个熟鸡蛋硬往我口袋里塞。临走时还叮嘱：“下次再转到这块儿来，一定进屋歇歇脚。”这真是人间处处有真情啊，我走出她的家门，心头热，眼圈湿。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好心的老大娘。
　　“开张”头一天，除了车钱，一共净挣1元8角。
　　十多天之后，我就到“道里区工商管理所”办了一张理发行业的“小商小贩营业许可证”。
　　从此，我就每天早出晚归，肩挎工具包，手执铁“唤头”，脚踏长街，串门走院……
　　从此，人间又多了一个“罗祖”的弟子！
　　不是我不要尊严，只因我的尊严早被人撕扯成了碎片。一个人，当一切完全失去，成为一无所有的乞丐时，他还有什么辱耻可言呢？正如前苏联作家左琴科所说的一句名言：“乞丐一但成为乞丐，就可马上不犯愁了；蟑螂并不因为自己是蟑螂而苦恼。”这位曾受到日丹诺夫“修理”过的作家所说的含泪的幽默语言背后，和我的命运与苦况，何其相似乃尔！
　　我从不在附近如道里的几条热闹大街走动，专挑较远的偏僻地方跑。因为偏僻的地方理发馆少，贫困的居民相对集中，他们一图方便，二图省钱，所以在家中理发的人也较多。对我来说，跑“偏脸子”和正阳河一带算是最近的，最远的则跑到江北造船厂及其附近的屯子，而跑得最多的还是顾乡屯那一大片，直到它尽头的奶牛场和朝鲜屯一带。
　　路远，就得起早贪黑，不怕吃苦。特别是夏天天长，天气又热，叫理发的人多，我在外面奔走的时间也就长。也有时跑一个上午没做上几个活儿，可到夕阳西下之时，倒忙乎起来了，下班的、放学的，都喊着要理发。有人端出凳子，就在大院里，一个接一个的理，直到天黑为止。碰上这种情况，总要8点过后才能回到家，一天在外长达十四五个小时。午餐，是我母亲头天晚上为我准备好的一口袋饼干。中午时分，有时正好在别人家里干完活，就净净手，掏出饼干，坐在人家家里吃。这时主人自会客气地拿出水瓶和杯子来，还能边啃饼干边喝几口水。但有时在没有干活的时候饿了，就只好找个人少干净的地方，坐在路旁砖头石块上吃，干啃着饼干，舌尖冒火。一次，我正坐在路旁“午餐”，偏巧被一位路过此地的湖北老乡看见。后来，这位老乡便向我母亲说起他看见我的情景，并十分感叹的对我母亲说：“杨奔挣的是苦钱啊，他挣的钱，只能奉养您这位当母亲的！除外，养谁谁都承受不起。”
　　夏天天热日子长，理发的人多，虽然累点，但收入也多一些。在哈尔滨，一到家家腌秋菜的季节，理发生意就渐渐清淡起来。理发的人越少，走的路就越多，天天跑断腿，还是一个累。最苦还是冬天，在摄氏零下20～30多度的严寒下，冻得连铁铗“唤头”也“咬”手，几乎拿它不住。有时连走几条长街，也不见有人出门喊理发，干挨冻，一天挣不到几个钱。
　　干理发的，一年有两个“黄金季节”：一是春节前的“赶年趟”；二是农历二月二的“龙抬头”。六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流行的一句话是：“穿不起新衣服过年，也要理个新发过年。”所以无论大人、小孩，在年前都得理发。每年“赶年趟”之时，也正是数九隆冬之日。在这个十多天的时间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因为忙，这家喊，那家叫，才出东院，又进西院，再冷也不觉得冷，一直忙乎到大年三十。正月，是理发业的休闲月，但我闲不住，一过正月初七，就手持“唤头”到外面转。虽然活儿少，也能挣个一元八角的，总比坐在家里强。身处逆境的人最怕闲，闲下来就痛苦攻心。等到农历二月二，小孩们都要抢着剃“龙头”，天气也开始转暖，我又投入忙碌的劳动之中，忘记了自身的一切不幸。
　　历经几个寒暑春秋，我的理发手艺在不断提高，信任我的“老主顾”也在不断增多，所到之处，人熟地熟，结交了不少主顾。所联系的长年不能出门的“患者”和“老者”就有四、五十人。我把长期“主顾”和“患者”的名字、住址，都详细地记在一个本子上，按期必去。因此，我在某一天，要去哪些地方，也有一定的计划，很少改动。特别对其中几位卧床不起的病人，我从不耽误。记得道里新阳路电机校上坎的一座居民楼里，有一位瘫痪多年的老工人，我每次都是跪在床上为他理发，一理就是四年多，直到这位老人逝世为止。他的家人十分感动，把我看作好心人，当成老朋友。在他家老人逝世后，还没有忘记我这位杨“师傅”，每当听到院里有拉“唤头”的响声，就要跑出来看看，如果是我，就要拉到家里坐坐，倒杯茶水，拿些吃食，热情款待一番。像这样的“老主顾”，还有很多，并非只此一家。我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换得了人间真诚的温暖。这不仅是我的苦中之乐，更是一种无价的精神享受。
　　然而，我干的毕竟是下九流行当，是贱民；手持“唤头”的“小商小贩”如我者，更是贱中之贱。故哈尔滨市有些像样点的居民大院，院门口都高悬着“小商小贩禁止入内”的牌子。每当看到这样的牌子，就想起在旧电影里看到的“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镜头一样，既愤怒，又悲哀，自尊心被狠狠地捅了一刀。
　　流浪街头巷尾，壮年岁月空抛。几年下来，愁苦酸涩之种种，久久蕴积于心，居然文思泉涌，偷偷写下有八页稿纸的长篇韵文《唤头赋》，自吟自咏，觉得是心灵深处的一次大喷射！当时希望有朝一日，随着我的“出土”，它也能公开面世。可惜时隔不久，文革之火在全国燃起，为了怕留“祸根”，只好忍痛付之一炬。至今，我还怀念这篇颇有魏晋风味的韵文，无奈一个字再也记不起来。
　　 文革初期，戴高帽游街的“牛鬼蛇神”；破四旧、砸教堂的“红卫兵”，满街都是。由于我天天四处走动，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情景和各种小道消息也就更多。面对这突然恶化的形势，劫后惊魂，如闻虎吼狼嚎。不知自己这个历经十灾八难的“罪人”，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幸将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也许明天自己就会被抓去戴高帽、批斗，甚至……
　　明天，成了悬在头上的一把刀，不知何时它将砍到脑袋上？我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度过了一个明天又一个明天。
　　幸好，在十年文革中，虽小的“触动”难免，而且不断。如每当“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前，派出所总有人到我家“查户口”；每有外调人员找我，也必将我带到派出所大弯腰一次，训斥一番。其中有一次，还将我的理发工具扣留十来天，不让我外出理发等等。但总算没有遭到大的折腾。这要得力于两点：一、我是个什么分子也不是的假“分子”，不属于那种每月要向派出所汇报思想的正牌“五类分子”；二、我是个早被抛到社会，没有单位管的“孤魂野鬼”。因此，在那“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日子里，我照样手拉“唤头”嗡嗡响，肩背工具走四方。
　　但也有时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一次，当我走到顾乡一家铝制品厂门口时，被一个戴红袖章的人喊住。
　　他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答：“流动理发的！”
　　此人突然大声怒喝道：“什么？刘邓理发的？好，跟我来！”糟了，这可能一半是我南方口音，一半是此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造成了误会。
　　他把我带到厂的办公室，对室内坐着的三位说：“同志们，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呀，连臭理发的当中，也有刘邓线上的人！”边说边把我猛一推大吼：“让他自己说！”，此时的我，真是万般无奈，哭笑不得，只好尽量咬清字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是—流—动—理发的”，又赶忙从背包里掏出“理发许可证”给他们看。他们轮流看过之后，才明白过来是什么回事。其中有两位哈哈大笑，另一位说“可能是李主任把流动听成了刘邓”。原来喊我进来的是一位官呀，此时这位李主任有点恼羞成怒，大声喊：“什么，你们说是我听错了？”我为了早点脱身，就违心地说：“不，不，是我说错了！”李主任马上接话：“好，你自己承认是你说错了，那就罚你给我理了发再走。”我只好忍气吞声照办。这个不是东西的东西，自己错了不承认，侮辱了我的人格不说，临了还要占个小便宜。
　　还有一次，我被叫到新阳路中段一所中学里，在那里一连忙着理了两天发。原来在这所中学里，集中了几十名“牛鬼蛇神”，看守他们的都是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其中一个小头目，事先发下话来：“对他们理发，剪短了就行，越短越好，不要管什么发式不发式的。”
　　我每理完一位，看守又叫来一位。每坐上一位，看守就一面用手摇晃着人家的脑袋，一面用侮辱性的语言戏弄介绍一番：说张某原来是什么“官”，说李某原来是什么“长”，今天算你运气好，像你这个小理发的，过去能见上他们吗？而这些所谓“牛鬼蛇神”，一个个风度不凡，不卑不亢，斯文有礼，上座先交钱，起座说声谢。对看守的那些胡言乱语，充耳不闻，不屑一顾。头一天平安无事，到第二天下午，轮到一位40左右岁的人上座。他小声对我说：“师傅，我留惯了长发，别给我剪得太短。”我点点头，理所当然的要按照主顾的要求剪。理完后，此人刚站起身，就被那位小头目发现，他跑过来一面揪着那人的头发按坐在座位上，一面气冲冲对我说：“我是怎样吩咐的？叫你往短剪，你偏给他留这么长，这不行，再重剪！”那人不服，又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这和理发师傅没关系，是我告诉他留长点，这里不是监狱，我也不是犯人，头发留长留短，本人有这个自主权！”看来那人也是气急而忘记了目前的处境，而我听了心里感到十分痛快。小头目一听，气得脸都红了，指着那人的鼻子大喊：“你居然说你不是犯人？告诉你，你比犯人还犯人！你这样和组织对抗，决没有你的好果子吃……”那人没听邪，就径直昂首进去了。小头目转过身冲我煞气：“好，你这个臭剃头的，居然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连裆裤，今天你就别想走了……。”我憋足一肚子气，此时胆子也大了，就一面收拾工具，一面针锋相对的回敬那个小头目：“告诉你，别瞎喳呼了，我理发的也是工人阶级，凭劳动和手艺吃饭，到哪儿也不怕，你敢造我这个工人的反？谅你没有这个胆子……”这几句硬梆梆的话还真管用，当我背起工具包朝外走，那个小头目一声也没吭。
　　走在路上，回想刚才“冒充”了一回工人阶级的事，有点后怕，也有点得意，禁不住暗暗想笑。
　　过去，我们手执“唤头”的理发者，只把“大车店”——也就是农村公社派驻哈市积肥大队的所在地，当成生意点，因为那儿人多，每次走进去，就可干它一天半天，省得把时间浪费在跑路上。自文革兴起，各地又多出许多理发者的生意点——“牛棚”，这也算得一种新鲜事物吧？
　　到1968年秋，我所在的哈市道里区斯大林公社，根据上面的要求精神，新成立了一个“合作管理部”。它的任务是，把全公社的如理发、修鞋、缝纫、黑白铁……等各行各业个体户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合作小组，变分散经营为集体经营。这一新措施，是和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单干风”是一致的。
　　一天接到通知，要去公社开会听报告。会上，宣布成立了各种合作小组及其成员名单。接着我们理发合作组成员，又在一起学习了三天，研究如何组织起来的具体办法。至此，那被我手摩指拨了七年、相依相伴了七年的“唤头”，就要“退休”，将被闲置于蜗居之“高阁”了。
　　我抚摸着它，依依难舍，如同告别一位曾经患难与共的朋友。我从我的“唤头”、我的铁铗，联想起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那位蹭吃蹭喝的“食客”，他端着一副“士”的架子，不去自食其力，不去劳其筋骨，却厚着脸皮，也弹起铁铗，今天说什么：“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明天又说什么：“长铗归来乎？出无车！”真是不识人间还有“羞耻”二字！难怪后来宋人王安石一针见血的指出：孟尝君所得所养的那是什么“士”？只不过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罢了。信哉斯言！
　　而我的“唤头”，我的铁铗，却是拿在自食其力者手中的服务于人群的衣食之钵。它发出的清脆而悠长的颤音，城市中低生活水平的居民欢喜听，足不能出户的老弱病残者更欢迎。而对于我这位湖北人来说，后来听别人拨动，它又是牵动我魂魄的乡音。

　　2．在太阳岛十年

　　斯大林公社理发组一共十多人，女多男少。组织起来之后，共有三家小理发馆；道里西五道街一家、友谊路街头一家、太阳岛上一家。成立之初，困难很多，问题不少。成员中，除一位姓康的江苏籍老师傅少言寡语禀性忠厚外，谁都想挑肥拣瘦，好说话的角色不多。至于我，在大家的眼中是个有“身份”的人，自然成了一只软柿子，谁都可以捏一把。太阳岛那家理发馆，原是高某私人开的一家夫妻店。一开始，合作管理部就把我当成一粒“沙子”，“掺”进这家理发馆。人家是两口子，进来我这个人，还能有好颜色看？简直把我当做“徒弟”使！有时两口子像演对口相声一样，一说一和，对我冷嘲热讽，甚至恶语相加。一到下午，女的说了：“隔着江不容易，杨师傅早点下班吧，谁有意见，我们顶着。”其实，是撵我早点走，他们夫妇好多理几个发不上账。实在呆不下去，我就要求合作管理部把我调回江南，在西五道街干了两个多月，不久，又调到友谊路理发店干了一阵。在这三个理发店之间，我成了跑马灯，转圈儿跑。周围同事，百分之百是文盲半文盲，原来个人单干，挣钱又多又自由；现在合成集体，挣钱少不说，约束太大，哪有一个顺气的？气不顺，火气就旺，争争吵吵闹矛盾的事也就多。起因又都是些鸡毛蒜皮、狗皮倒灶等微不足道的琐事。我混迹其间，有时实在忍无可忍，也不得不裹入他们一些无谓的纠纷之中。这使我想起钱钟书先生在文革期中和邻居发生一次“武斗”后说过的一句话：“和什么等人搅在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后来在评议工资时，又发生一次大争吵，我只有退让的份儿，最初把我的工资评为42元，后来才又调到62元。
　　1968年底，太阳岛的那家理发店，由高某家搬到了临江街原属哈市工人疗养院的一间石头房子里。房子虽小，只能放下三四把椅子，但造型独特，别具风格。搬到新址不久，那位嗜酒如命的高师傅，一次因饮酒过度，引起胃部大出血而病故。半年多之后，他的老伴改嫁，家也搬到了江南。此时，太阳岛理发馆该由哪几位去？就成了难题。女同事多，她们都强调，隔江如隔海，家务事忙，困难太大，不能去；除我之外，虽还另有一位男师傅，但又年岁太大，身体太弱。争来议去之后，“签订”了一项对我来说是很“不平等的条约”。那就是：由我一人坚守，天天去。她们每周轮换一次，每次去两人。当我点头同意后，大家皆大欢喜，还送了我一顶“照顾女同志，风格高”的“高帽子”。
　　后来实际操作起来，连“条约”中并没有规定的诸如提前上班、劈拌子、烧炉子、挑水，甚至从江南往江北挑运蜂窝煤块等等一切劳动，也都由我一人包下了。我熬过了一关又一关，眼前这些困难，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
　　因此，从.1969年年初起，无论春夏秋冬，也无论乘船走冰，我在太阳岛那间小小石头房理发馆里，整整苦挨苦守了十年。
　　文革期间的太阳岛，是一块被冷落、被遗忘的绿岛。除了一丛丛绿树，一座座俄罗斯古典玩具式的建筑——我们理发馆就是其中最小的玩具式房子，和几家疗养院、疗养所，几条居民稀少的农村式街道外，别无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那时还没有经过人工的营造与开发，处处给人留下一种原始的“荒”气和“野”味的感觉。甚至有些外地人已经来到太阳岛上，还向别人打听：“太阳岛在哪？”当然，更没有后来郑绪岚所唱的《在那美丽的太阳岛上》的太阳岛那么迷人和使游客向往了。
　　但我的眼睛，却从它的“荒”与“野”中，看到了它那未经开凿的本色美。特别是它的宁静，对当时的我来说，更是难能可贵。一条瘦瘦的江水，把哈尔滨的江南市区和江北的太阳岛隔成了两个世界。江南市区整天乱哄哄，笼罩着一片批来斗去的乌云风暴；而江北的太阳岛，却静如一座山野的村落，空气清新，绿树滴翠。看不到穿梭如织的红卫兵队伍，听不见造反派刺耳的高音喇叭。在大动乱的年代，我能享受到这份恬静，能在远离尘嚣的环境中劳动，哪怕再辛苦，我也感到满足。
　　在我的记忆里，那些年的松花江，满江水的时候少，半江水甚至不足半江水的时候多。每天上下班，总要先走一大片沙滩才能上船；下船后，又要再走一大片沙滩才能上岸。我每天早六时由家动身，七时左右到达理发馆，然后挑水、点炉子、烧热水，保证早八时准时营业。如果要从江南往江北挑运蜂窝煤时，那就更累，还要再提前一个点离家。
　　冬天，奔流的松花江水凝固了，冻成了好几米厚的坚冰，整条江成了一条宽阔的银色大道。上面，可以走人，也可以跑车。此时，北风呼嚎，我走在冰铺雪盖的江面上，脸如刀割。脚底下如果是一条已被踩成结实的雪道还好，如果是一段雪被大风舔光露出明亮如镜的冰面，其清晰度可以看见几米深以下流淌的江水，脚踏上去，真是如临深渊，战战兢兢。这里，又最容易滑倒，有时摔滚到旁边的雪堆里，顿时成了一个雪人。
　　到太阳岛上班，最困难的还是每年两度开江、封江时节。春暖冰消，江上坚冰将开未开之日；冬寒冰冻，江水要封未封之时。这两段日子，大约各须十天半月，江上不能行船走人，我上下班就得绕个大弯，从旧东江桥那边走，每天来回就得多走二十多里地，在此期间，我就更加辛苦了。人未到，店门口就有不少顾客等着。路远，女同事们又一忽半忽儿赶不到，光我一人，打开店门，又要挑水，又要烧炉子，还要抢着给顾客理发，能不忙得脚打后脑勺？
　　但是，每年开江封江前后的渡江危险期，也有少数“勇敢分子”，贪图方便，懒得走远路，仍踩着“咯吱”“咯吱”响的薄冰过江。结果，每年总有个别人掉入冰窟窿而葬身江水。
　　由冒险过江人之死，联想到有的“牛鬼蛇神”为卫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而自尽，结果还落个“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想自杀的话，那我一定选在开江、封江前后过江的办法。这样只能被认为不慎踩破薄冰落水，加不上别的帽子。刚冒出这个念头的瞬间，我又马上清醒了过来：岂能自杀？我还要和那陷害我的人比赛，看谁活得长久，我为什么要先死给那些小人看呢？看谁活得过谁吧？
　　文革时的太阳岛，有点像地广人稀、林多树密的大村子。居民虽然不多，但只有唯一的一家理发馆，家家户户，老老小小，包括上坞那一片村民，都到这里理发，所以活儿还是能供上手的。经过三年五载，在这片土地上，张家李家、王某陈某，相互都十分熟悉。人熟是宝，进店理发，谁也不稀外，都是老主顾、老邻居，老朋友。在这儿说话，毫无顾忌，无所不谈。无形中，我们理发馆就成了传播有关文革中的小道消息和各种社会新闻的场所，而我则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只出耳朵听，决不插嘴说一句话。
　　时间长了，我的“底细”也就渐渐被人所知。但是，许多人知道我的“底细”后，并没有对我“白眼相加”，而是对我更加亲切尊重了。有的顾客还一语双关地跟我开玩笑说：“杨师傅，您可真是一位高级理发师呀！”。也有的顾客理完发后，紧紧握着我的手压低声音说：“久闻大名，多多保重，多多保重。”但是，也有一些过去的同事、朋友和熟人，推门而入，本想理发，但突见有我在，吃惊犹豫一下后，马上又离店而去，双方都很尴尬。就我来说，尴尬虽尴尬，但见多了，看惯了，也就只以平常之心待之。
　　在太阳岛理发期间，我还接触认识过一些文化界人士和省市政要人物。
　　大概是在文革中期的一年夏天，照例是我先到店，当我刚挑完水，正低头忙着烧炉子，一位顾客在我面前来回走动，突然站住问我：“你是不是杨奔？”我站起身瞅瞅对方，恍忽有点面熟，但却记不起是谁，只向他点点头回答：“我是杨奔”。他赶忙热情地自我介绍：“我是韩统良！你忘了，我们曾经见过面呀”接着紧紧握住我的手问：“你怎么会在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答：“一言难尽，是历史把我抛到这儿来的，人嘛，吃饭生存总是第一位的，就是这么回事。”刚说到这儿，有人来了，我们的谈话，也就立即中断。
　　老韩是来得最早的第一位顾客，我请他坐在我的座椅上为他理发，我俩再不开口说什么，但有时眼睛在理发镜中相互注视时，好像此时谁也心不在焉。我手在理发，心中却浮起：哈市第一工具厂、萌芽文学创作组、文学大师茅盾来哈访问接见他们、小说集《血液》……等等一切和眼前这位工人作家韩统良的有关片断。理完发，老韩匆匆走了。可就在这天下班时，我刚走上江堤，老韩又含笑向我走来了。真是热心肠，他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我的情况特意在江堤上等我的。边走边唠，我扼要地向他讲述了我的一切不幸经历和遭遇。他也告诉我，他这次来太阳岛的任务是，奉命修改一部中篇小说，住在哈市文化局疗养所。可此后不久，他又另有任务离开了太阳岛。
　　等我平反复职后，韩统良已担任哈尔滨市文联主席，当他家住南岗奋斗路156号时，我曾去拜访过多次，受到他全家的热情款待，据他的夫人李秀琴女士说，老韩几次说起要以我的坎坷遭遇为题材写篇小说哩！可惜好人不长寿，韩公不幸于1999年5月病故。这些都是后话。
　　太阳岛上有两家规模较大的疗养院，一是黑龙江省干部疗养院，一是哈尔滨市工人疗养院。此外，还有一些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的疗养所。
　　文革中后期，一批原来被“打倒”的省、市领导和各部门领导，在等待“落实政策”期中，都来到这些疗养院、疗养所疗养。所以我们这家岛上唯一的理发馆，天天顾客盈门，生意火爆。
　　当时，落难的王化成市长在太阳岛疗养的时间最长，也和我们最熟。有时他还领着其他领导同志来店理发，并向我们一一介绍。至于他自己，过去一直是湖北老师傅为他理发，如“北方大厦”的饶华尔师傅等。也许长期形成了习惯，来太阳岛后，所以又看中了我这位湖北师傅，每次来，非我的理发椅不坐。
　　一次，他把我叫到店门口，悄悄告诉我：“前几天在道里新华书店门口碰上省文教办的杨辉主任，我才知道你的情况。你的外甥女正在为你奔走上访，你的档案也已由哈医大调到省文教办了，有希望！”
　　他离开太阳岛不久，就又官复原职，重新当上哈尔滨市市长。
　　哈尔滨话剧院的著名老编剧李束丝及其夫人、老演员陆葳，我也是在太阳岛结识的。当时，他们家就住在太阳岛，离理发馆很近，是多年的老顾客。我们又相互知道各自的情况，虽是无言，却有感应。文革中，李老被打成“历反”，陆葳同志被打成“现行”，双双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每年冬天上班，他们夫妇一前一后从江北往江南走，我从江南往江北走，几乎每天都要在江心相遇，擦肩而过，但都只是微微点头而不说话，因为他们夫妇和我，都是“有罪之身”，不得不处处慎言慎行。
　　1976年“四人帮”覆灭后不久，李束丝因早年在济南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有一段共事关系，为配合审查张春桥的需要，中央派人来哈将李束丝请到了北京。他由京回哈后，精神状态较前好多了。当时，我曾问过李老一句话：“就您这次北京之行的感受看，知识分子的春天还有希望吗？”李老沉吟半响，含蓄地回答：“目前还很朦胧，但大局的确在朝好的方面发展，你所说的希望我看是会有的，只是时间问题。”
　　听了李老的这番话，我一颗僵冻的心，开始有一丝暖意，开始梦想春天，希望早一天看见真理的身影……
　　但是，正如《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8日第775期）的一篇题为《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的综合评述中有关提到我的一段话所写的那样“……那一天，一位诗人正在熟练地使用剃刀……他是将笔换成剃刀，将大学文凭换成理发许可证的，在哈尔滨太阳岛当了十年理发匠。京西宾馆开会时，50岁的杨奔有所风闻，但仍然兢兢业业地操着他的顶上功夫，小孩0.25元，光头0.30元，其余0.35元。北地的天，奇冷。”
　　也正如那篇文章所说的，我和许多同命运的人一样，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想像力，将自己的命运和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起来。
　　但是，我从此开始注意看报，开始注意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四人帮”垮台了，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有希望了。当时，从我的心泉里，喷涌出了这样的诗句：

　　冰雪之夜，
　　北疆的冻土梦见了春天：
　　封死的江河活了，
　　白皑皑的田野绿了，
　　种子，在自己湿润的胸怀里萌发……
　　僵卧于大地的冻土，
　　在寒冬的梦里笑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到了寒冷的北方太阳岛，我久久企盼的一天终于到来。1979年5月，我的冤案平反了，从此结束了包括太阳岛10年在内的我的17年理发生涯。离开理发馆的那天，我把理发工具扔进了滚滚东流的松花江水，以示与噩梦诀别。
　　我是穿过漫长的寒冬，踏碎脚下的坚冰厚雪，在太阳岛上迎来春天的。
　　从此，我又重新拿起笔，战斗在过去战斗过的岗位上。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很快到了离岗年龄。离休后，仍执著于笔耕，虽然时间的田地荒芜得太久，但我只顾耕耘，不问收获，永不停笔……

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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