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龙城山鬼

┃Personal History

© 孔捷生／文

　　闻道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我的外祖父正是死于柳州，敛葬他的上好“柳木”棺椁早已化为尘土。
　　我从未见过外祖父，他去世十一年后我才出生，我对外祖父的全部印象就是一个石胎青花瓷骨灰罐，在外婆家厅堂供奉。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记得一年中只在忌日、清明和大年初一这些日子，那尊静穆的青花瓷罐才被唤醒。它隔着袅袅香烟端详外婆、子女和他生前无缘得见的一群孙辈。我依稀记得自己是给外祖父上过香的，只是少时不知青花罐里装着怎样的故事，那竟是大时代的灰烬碎片。
　　到我稍长大些，也只知外祖父是国军抗战烈士。外婆含辛茹苦带大了五个遗孤，这三女二子注定要在另一个朝代活下去。在重新编撰的崭新史页中，抗日疆场战死的国军将士虽不列入阶级另册，却也无光荣可言。所以我母亲及她的妹妹和弟弟甚少提起父亲往事，长辈们偶有只言片语，于我都难以串联成完整段落。
　　才读初中便逢文革的我，注定要在动乱中蜕去少年的蝉翼。革命狂飙夷平了无数事物，外婆家的祭祀也停了。关于外祖父往事，长辈们益发沉默，我印象最强烈的，就是记得母亲一次提起外祖父时说，“如果他不是抗战牺牲，我们的日子更难捱。”母亲语毕就下泪了。
　　十五岁那年我离开外婆家开始知青生涯，返城时廿岁出头，青春碎片却已掩埋在五指山热带雨林里，从手到心都结出硬茧。那个阴沉年代已时日无多，我彷佛听到历史在窸窣翻页。不久天下斗转星移，外祖父的身世轶事不再是禁忌。此时我才知道外祖父是国军上校，在柳州殉国。
　　后文革曾有一个特别时段，我就在这个闪烁理想星火的年代成了作家，总觉得自己所见所思都写不完，无暇追寻外祖父弥漫着战火烟尘的故事。直到历史又猝然转向，我的命运之舟已漂向河道另一端。以前觉得熟悉的渐变得遥远，原来觉得陌生的却影影绰绰拉近，如同宿命纽带把我牵到从未到过的柳州。柳江日夜流淌，瑶埠古镇掩映于蟠龙山影之中，这是抗战时四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外祖父就在此捐躯。
　　家族在柳州留下的雪泥鸿爪，还不止外祖父的忠烈故事。1943年，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将一群烈士子女接到柳州，母亲被留置在距司令部八华里的中正小学教书。此时我血脉源头的另一端也蜿蜒到柳州来了——我父亲辗转到了窑埠古镇教小学，他们还将经过许多烽火年代的磨难才得以结合，而我的降生则更在下一个朝代。
　　1944年11月桂柳会战，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十八岁的母亲带着一群小学生爬山涉水逃到贵州惠水，宛如电影《黄石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Huang Shi；又译《战火逃城》）之情节。日寇追至贵州独山，母亲和学生又转徙安顺，柳州回不去了。而我外祖父的骸骨依然埋在窑埠镇陵墓中，直至1948年，我母亲才重返柳州将父亲骸骨带回。
　　如今祖国于我只是遥远怀想，而在外祖父来说却是他的全部，是山河井邑和骨肉亲人的存亡，于是使我有了穿越时光隧道去认识他那个时代的冲动。

　　从田埂走出来的大学生

　　1900年外祖父叶博融和充满动荡的新世纪一同诞生，这注定了他生命的短促。
　　外祖父家乡台山古称新宁，和新会、开平、恩平合称四邑。这里与史上厓门海战处傍近，南宋十万军民投海殉国，其中有些幸存者留在四邑生息，其中以台山和新会为多。我不晓得叶姓这一族是否南宋遗民，反正叶姓在台山是枝叶稀零的小姓。然而有一行赤脚足迹走过叶姓顺水村的弯窄田埂，一直走入燕京大学，他就是外祖父。
　　顺水村是穷山恶水。外祖父出身寒门，他父亲是教乡村私塾的读书人，不幸染有吸鸦片恶习，祖业只有几分山岗旱田，只能担水浇地种点番薯瓜菜。外祖父有两个兄长两个姐姐，吸大烟的私塾先生没本事养家，外祖父的两个兄长早早就到美国谋生。
　　台山成为著名侨乡，源自近代史特别的一章——十九世纪中期北美旧金山和温哥华先后发现金矿。中介公司签约大批华工赴北美淘金，包食宿和预付安家费，但要靠血汗工钱偿还，这种劳工契约被称为“卖猪仔”。后来美国修建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引进更多华工，他们主要来自台山。
　　外祖父从吸鸦片的父亲那里承袭的惟一良性基因是读书。作为这一门的留守男丁，外祖父耕读不倦，然而凭那几分山岗瘦田实在活得艰难。外祖父喝着稀可鉴人的番薯粥完成了学业。他到台城报考大学是赤脚穿过田埂走去的。其时叶姓上房对他颇为嘉许，便借一枚银元给他买鞋买新衫赴考。结果外祖父被燕京大学录取。他上京入学，不知道火车进入哪个省的地界，他才舍得穿新衫。
　　外祖父在北平读书的轶事，后人都不甚清楚，只有外婆是家族记忆传承的枢纽。然而我外婆嫁入叶家，已是外祖父学成返乡之后，此前诸事外婆亦所知不多。及至我这辈人开始有记忆，被誉为“东方哈佛”的燕京大学已被拆分、肢解、易名，连同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亦在动荡的运动斗争中彻底湮灭。
　　1925年，外婆由家长做主嫁到顺水村，行的是新式婚礼。她在炮仗声中步入叶家，适逢门前凤凰木花开如火，金红花瓣和炮仗纸屑纷然落满外婆双肩，这是叶家祖屋最华美的瞬间。外婆是知书识墨的民国女性，很多年后孙辈翻开家族相册，看到外婆最早的照片，是白衣黑裙蓄五四学生短发的女子，她的端庄容貌和气质照亮了叶家的寒门冷灶。
　　外婆来自富庶人家，父亲是归国华侨，在台山有田有地，在广州也有生意和几处房产。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外婆约莫八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续弦，后母对前面五个孩子很凉薄。外婆一母同胞五兄弟姐妹，大哥在广州岭南大学读书，二哥移民美国纽约，外婆和妹妹下面还有一个幼弟，后来在上海沪光大学读书，八一三事变时殁于战乱。总之外婆童年并无快乐可言，幸得长兄怜爱把她接到广州上学。外婆在路德女子教会中学读了初中，此时父亲和续弦妻子迁来广州，后母不愿见到她，父亲便责令她回乡。
　　外婆回到台山教小学，到父命指婚那年她二十岁。已失母爱的外婆其实也缺父爱，父亲留给她的印象只有刻板和严苛，但他的选婿标准不论贫富只论学历。外婆和妹妹两人都分别被指配嫁给大学生。嫁到叶家，外婆开始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外祖父与家人合照。坐者是他的母亲，左立者是我的外婆，右边女孩是我母亲，左边女孩是我二姨。

　　外祖父从校长司徒雷登手中接过燕京大学法学院毕业证书，这个从田埂走来的青年已成为社会栋梁。读书既可改变寒门子弟的命运，又赋予他们担负天下兴亡的使命，如同南宋最后的精英在厓山蹈海，鼎镬与狂涛不改其志。几十年后，外祖父的精神血脉在我身上得到传承，这就是宿命。
　　外祖父和外婆成婚次年，我母亲出生，未几外祖父被台山师范聘为校长。台山师范历史悠久，即建立于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宁阳书院。明清两朝出过很多进士、举人、贡生。1904年新宁改名为台山，1913年宁阳书院改称台山师范。侨乡得风气之先大兴新学，但民间办学素为中国传统，台山师范为华侨捐资，乡绅和宗法树大根深，校董都是耆宿乡绅，出钱多的族姓话语权就大。叶姓在台山却是小姓，民间社会为维系稳定，其草根自治常有别样考虑。
　　农耕民族传下来祖产并非都是恩物，尤其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社会新旧杂陈。外祖父的燕京大学背景又逢新文化运动风云涌动。他任校长约两年，不耐于各族姓之间的纵横捭阖，便离职远赴美国游学，住在旧金山他长兄家里。直到我浮桴海外，仍得到这一房后代的热心扶助，血缘纽带和乡邑情结是一脉悠久的华夏文化。我母亲年已七旬才移居旧金山，在唐人街还不时遇到乡亲和白发苍苍的台师校友打招呼：“你就是叶君略（外祖父的字）的女儿？”连我母亲都不甚知道的事，在遥远彼岸却有记忆承载者，可惜他们如今都凋谢了。
　　游学归来的外祖父胸襟豁然开阔，他抛开种种羁绊搬到省城。倍感欣悦的是外婆，这时我二姨已降生，已育有两女的外婆宛如回到穿五四学生装的少女时光，她的生命绽放出华彩。外祖父应聘进入广州市政府工作，那是陈济棠主政的黄金时代。中山纪念堂、海珠桥、爱群大厦等著名地标纷纷落成。广州百业兴旺，教育昌荣，外祖父也在中山大学兼课教学。我的三姨和大舅舅都在广州出生，孰料叶家太平日子已近尾声。
　　1935年外祖父调任琼崖绥靖公署专员，外婆携子女到海口住了半年。外祖父领着孩子们下海嬉水，一起去看马戏班演出，这是我母亲和二姨对海口的仅有印象。孩子容易记住最幸福的时光，而大人们刻骨铭心的则是别种记忆。这年日寇已越过长城并推动“华北自治”。同在这年，电影《风云女儿》上演，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唱响长城内外。我童稚时听外婆哼过的歌，除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军歌》，就是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我母亲降生那年正值国民政府北伐，我相信这两首歌刻录着外婆最难磨灭的人生片断。
　　当我挥别知青生涯离开海南岛，带着烙印和蚀痕返城。那个时代强行灌录进脑际的铿锵歌曲及其话语，正是要花双倍光阴去磨洗掉的。我却完全不晓得，外祖父也曾在这块蕉风椰雨的热土印下足迹。
　　外祖父在琼崖大半年，又被调回广州市政府。我母亲记得那时家中装了电话，她还记得父亲有几位过从甚密的台山籍朋友，他们年纪相近，都在北京读过大学。其中麦朝枢（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广东省建设委员会主任、上海社会局局长、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将秘书长）和叶家关系最深。此外还有梁岱（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后为十九路军副团长，参加过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陈剑如（北京法政学院毕业，先后任广州市政府主任秘书、立法院立委、南京社会局局长）也是外祖父的同乡兼朋友；他们都是民国俊彦，却是上个朝代的人物，其风云故事在我的记忆之外。
　　我也曾是另一时代的俊彦，时间跨度却仅得十年，便选择自我放逐。想起外祖父从燕京大学毕业直到捐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不过十年多一点。这令我感悟，生命价值不是用长短来丈量的。

　　大时代的血海萍踪

　　如果记忆是一条绳，总有些绳结特别坚牢和硕大，那是国民记忆，由无数个人记忆绞结而成。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陷入了一场浩大的民族战争。和无数同胞一样，外祖父及整个家庭的命运都卷入狂涛。广州抗战史由血与火的大轰炸开篇。从1937年8月起，广州遭受长达十四个月的空袭，轰炸密度仅次于后来的重庆。呼啸而来的日军机群滥炸闹市与民居，中山纪念堂、爱群大厦、永安堂等建筑，因日机留作地标识别而得以仅存。在轰炸达到最饱和的1938年5、6月间，广州满城尸骸瓦砾。存留后世的历史影片与图集，见证了大轰炸的惨烈，最广角的一帧照片是从珠江南岸遥拍过去，整座城市翻腾着烟柱，如“龙吸水”般上接苍穹——这是国家存亡的写照。
　　外婆娘家在广州百灵路的房子炸塌了半边。十五年后我出生于这幢战后修葺的砖木老屋。稚时我和哥哥在阁楼玩躲猫猫，捉小金蜂和“黍米公公”（一种昆虫）放入小瓶养来玩。老屋每道砖缝都镶嵌着童年骚动的记忆。那时的我却不知道砌在其中的烽火痕迹，而这些悲怆歌哭距我不过十五年而已。历史翻页太急促和猛厉，长辈忙于顺应新时代，无暇和小孩讲陈年旧事。我读完小学和一年初中文革便来了，及至我离开这房子远行当知青，就算听过家史一鳞半爪，但人都未长成就踉跄走进另一个狂暴年代，家族记忆太遥远了。我十五岁的人生没有往事，只有眼前一片茫然。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劫难，我只经历了后一次，如今这幢房子已不复存在，连同它所记录收藏的种种痕迹都被推到时光隧道的远端。
　　却说广州遭轰炸后，外婆便带着四个孩子逃难回乡下。叶家清贫，无枝可依，顺水村回不去了。台山也遭日寇多番轰炸，只缘这里有一条华侨出资修建的新宁铁路。外婆与孩子们在距台城十几华里的那金镇草草安顿，出身殷实之家的外婆开始以咸虾酱和菜叶粥度日。家国艰危逼出来的坚强贞毅如风中之烛，照亮了外婆往后的大半生。
　　外祖父是国民政府公职人员，他没有随家逃难，而是转赴珠海抗日，那是打响华南抗战第一枪的前线。日寇于1938年2月登陆珠海，遭到唐家湾守备队顽强阻击。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外祖父仍在唐家湾一线打游击，那是晚清与民国名人唐廷枢（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唐绍仪（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国安（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的故乡。外祖父这段抗战史是家族叙事的空白，外婆只记得当初劝阻过他去打游击，未果。外婆在那金镇生下小儿子（我称为细舅父），外祖父曾从唐家湾回家个把月，他没和外婆言及战事，旋又消失，彷佛遁入珠江三角洲的青纱帐，茂密蔗林在湿润南风中挥舞着锋利蔗叶，如同寒芒闪烁的刀丛，隔断了他的音讯。直至1939年外祖父重新露面，已是四战区上校军官，硝烟改造了他的容貌与气质，眉宇间书卷气化为果毅与干练，并凝成我母亲最后的记忆。
　　外祖父足迹的转徙和战局消长密不可分。日寇进攻华南乃因战时物资输入只剩下广东口岸，而粤军精锐已抽调投入武汉会战。广州沦陷和粤汉铁路被日军封锁，又使得武汉保卫战失去意义。国军撤出武汉三镇，日军也后继乏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各大战区也重新调整，从武汉会战撤下来的张发奎将军接替何应钦任四战区司令长官，主掌两广军政。如果说张发奎影响了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那么前面提到的台山人麦朝枢则是其中关键人物。

张发奎将军

　　我小时候没有听家人说过张发奎和麦朝枢，文革后却常听提起。父母私下习惯称呼张发奎的绰号“大王”，因为他的签名之奎字，看去就像大王二字。外婆则习惯称麦朝枢为麦仲衡。麦朝枢字仲衡，曾任“铁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张发奎接掌四战区即委任麦为长官司令部秘书长。麦朝枢和外祖父交情甚笃，又举荐他任四战区政治部专员。
　　燕京大学栽培出来的外祖父有何学识，我们这群孙辈毫无认知，却可从麦朝枢那里延伸出想象。他和外祖父一样是投笔从戎的文人，先后担任过国立广东大学秘书长和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麦朝枢是“第三党”中人，属国民党中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们那一脉，知名党人还有周谷城、陆小曼（徐志摩妻子）、杨杏佛等。麦朝枢是该党中坚，曾任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及至国府败走台湾，留在大陆的麦朝枢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工作，写过《元遗山诗集笺注》、《李白的经济来源》、《大时代中的印度》等著作。他对李白身世考证，被郭沫若承袭并衍生出李白出生于中亚吉尔吉斯碎叶城的结论。

麦朝枢照片由麦家外孙女提供

　　及至1957年，在劫难逃的麦朝枢被打成右派。如果外祖父活到1949年后，遭遇又当如何？不知道，只能推断外祖父和麦朝枢惺惺相惜，他们都是民国文化精英——如果不是政治精英的话。然而国难当头，他们都弃文从武成为卫国军人，如同士人的伟大先辈颜杲卿、文天祥、史可法……这碧血斑斑的历史卷轴俨然一脉中华道统。
　　外祖父1939年已到韶关四战区司令部，并参加了第二次粤北会战。日寇欲进犯韶关打通粤汉铁路，国军苦战一月余击退日军。我母亲记得大约在这时候，外祖父被任命为台山、开平、恩平三县的国民政府公署特派专员并回乡视察。母亲当时刚进台山培英中学读初中，外祖父到校训话劝学和宣讲抗日，我母亲在列，却因营养不良昏倒操场。那是外祖父最后一次和全家团聚，我母亲至今有愧于心，父亲留给她的最后形象是如此高大凛然，而她留给父亲的最后印象竟是如此弱不禁风。我想，母亲其后在战乱中超乎年龄的坚毅勇敢，在湘桂大撤退时带领小学生在黑黝黝的群山中夜奔，既来自血脉遗传，亦是她对亡父的精神献祭。
　　我发现，家族中几辈人面对大时代，在生死间不容发之际，都有一种近似的姿态，如同微末萤火飞向无边黑夜，哪怕寒露打湿牠的薄翅，吞噬牠的微光，却留下飞翔姿态，挣扎着擦出生命的亮度。

　　人生自古谁无死

　　有一条河流我从未涉过，却饮过它的水。我赴海南岛之前，先在广东西江水乡插队两年，西江上游主要水源来自柳江。自从晓得外祖父的故事，柳江便注入我的梦境，遥远，画面模糊。它的波声却不歇拍打着一座古镇，此为外祖父生命轨迹的终点。
　　战局演变又一次改变外祖父命运的方位。上海广州先后沦陷，战争物资只得通过法国管治的越南运入广西。为掐断中国的生命线越桂铁路，日本参谋本部将关东军第五师团南调，1939年11月从海南岛三亚登船于广西钦州湾登陆。桂南会战中血战昆仑关，中国军队先胜后挫，张发奎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四战区司令部迁往柳州。
　　我未到过柳州，只是在柳宗元诗文里知道盛唐时划为龙城郡，中唐定名柳州，别称龙城。我当年对柳州的认知，全部来自柳宗元的“惊风乱飐芙蓉水，破额山前碧玉流……”这些优美意象如同百越山川的热风，拂动着文学少年的心。
　　儿时读书是先知柳宗元而后才知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这些历史符号又强化了我的想象，彷佛看见远贬天末的柳宗元俯仰天风江涛，写下传诵千古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长年贬谪的柳宗元死于柳州刺史任上，卒年四十七岁。公元1941年6月我外祖父在柳州殉国，卒年四十一岁，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1940年的柳州是华南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因缅滇公路全线贯通，运输量日增，日军占领南宁已失去战略意义。敌寇在四战区国军的压迫下分路撤出，南宁龙州钦州相继收复，广西全境战火平熄。
　　抗战年间大批流亡者进入柳州，百川融汇改变了柳江的水文，这座古城涌起继柳宗元之后的又一波文化潮。巴金、田汉、夏衍、马思聪、徐悲鸿、蔡楚生、欧阳倩予、金山、王莹、焦菊隐、马师曾都在此留下足迹。从戏台至街头，都洋溢着《救亡进行曲》《长城谣》《旗正飘飘》《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伟大的民团》《绥远组曲》和《黄河大合唱》的歌声。越南胡志明曾监禁在柳州蟠龙山，被国民政府释放后仍居此城。广州沦陷，韩国临时政府亦迁来柳州，后虽迁移重庆，但此地留下很多韩国流亡者和抗日团体。
　　四战区聚集了众多国共人才，蒋光鼐、余汉谋、李汉魂、吴奇伟、欧震等粤系将领都在张发奎麾下。但张不太过问桂系军队的事，正如他不太在意司令部里共产党的隐形存在。周恩来指示成立的“特别支部”在四战区司令部很活跃。张发奎的上校侍卫秘书左洪涛及何家槐、刘田夫、孙慎、杨应彬、吉联抗等都是“特支”成员，《大刀进行曲》的作者麦新也被吸纳入党。第四战区前后两任参谋长吴石、陈宝仓后来都成了中共秘密党员。这两个人对国共来说都是奇特人物。吴石中将、陈宝仓中将于1950年在台湾被军事法庭处决。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关押桂林，张发奎对这老部下颇为照顾，还请叶挺到柳州司令部住了几天。当时“特支”成员多在司令部长官部活动。外祖父在政治部任上校专员，政治部里有复兴社的人，也有共产党人，如钟敬文（民俗学家）、司马文森（作家）、黄新波（版画家）、郁风（郁达夫侄女，黄苗子之妻），只是他们的身份并不为外间所知。
　　1940年的柳州，还有另一缕脉络和我未来人生有关联。中共地下“特支”书记、长官部少校孙慎，是海峡两岸传唱至今的抗战歌曲《救亡进行曲》的作曲者。自五十年代起一直在音乐界，很多年后他成了我岳父。如今他已是百岁老寿星。

抗战中张发奎（前排右四）与战地服务队合影。第二排左六为我岳父孙慎、同排右四为林默涵；第三排右二为麦新、同排左五为刘田夫。

　　四战区司令部设在瑶埠古镇，这里聚居汉瑶苗僮等多个民族。柳宗元《柳州峒氓》诗句“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写的就是此处的人文风貌。瑶埠古镇位于柳江东岸，蟠龙山影投落一江碧波，宛如柳诗意境。一千一百多年后，古镇蜿蜒的青石板路印下了外祖父和我母亲的足迹，一直延伸到柳江那条咿呀摇荡的浮桥……又是几十年过去，继承他们心志的我所选择的路，却难再通往那里。
　　蟠龙山是外祖父捐躯之处，瑶埠古镇是他埋骨之地。柳州与桂林为同一地貌构造，多奇山奇石。蟠龙山离瑶埠古镇不到两华里，蓊郁林木遮掩着众多溶洞，四战区军政部军火库就掩蔽于其中一个大溶洞里，中校库长是何应钦之侄。1941年6月，柳州阴雨连绵，库存炸药炮弹受潮，溶洞飘出烟缕。张发奎连日派人查询，还亲自到军火库察看，但何库长坚称没有险情，却悄悄把家眷移走。
　　6月最后一天，受潮军火猝发惊天动地大爆炸，横飞山石雨点般溅落柳江！此刻疏于职守的库长并不在其位。一时间瑶埠镇大乱，外祖父从司令部赶到现场，爆炸滚雷般连续不断，但见人仰马翻，弹片横飞。冒死不退的外祖父指挥军民疏散，直至一波地动山摇的爆炸导致山体滑坡，外祖父颅骨被飞迸岩石击穿，脑浆溢出。十二名殉难官兵中官阶最高就是外祖父。事发后幸存者都记得外祖父屹立于硝烟中的身影，说若非这位军官临危不惧指挥疏散，死难人数将不堪设想。
　　蓦然回眸我的成长经历，那是充斥滥情话语的年代，所有英雄都被演义化。那时的我或会觉得，只有疆场上马革裹尸、刑场上慷慨赴死才堪称烈士。随着阅世愈深，始知保家卫国的终极意义，不在土地山河，更不在某个主义某个政权，而在于人的生命。
　　却说时在重庆任大本营总参谋长的何应钦接通报，即下令将库长押送军政部军法司法办。张发奎拒绝交人，而将库长绑赴事故现场就地军法处决。四战区为十二名殉难官兵建了纪念碑，张发奎亲笔题字。改朝换代后此碑已湮灭不存，然而“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柳宗元脍炙人口的名句完美诠释着长逝与永生的意义，茏葱蟠龙山和柳江长流碧水就是烈士不朽的纪念碑。
　　外祖父仅用四十一年就走完他壮烈的一生，他的后辈却要走更长更崎岖的人生之路。四战区司令部的通知公函送到时，母亲还在培英中学上课，放学回家看到我外婆哭昏在地。整个家庭的命运撕裂了，一群孤儿寡母的未来如同飘絮，随着整个民族的晦暗命运载浮载沉。

抗战胜利70周年海峡对岸追授给外祖父的证章

　　国难深重下的破碎家庭
　　我与民国隔着一个朝代，对民国士人之节操情怀更是隔膜。却不知道，总有一些遗传密码输入我的血脉。如同柳宗元笔下“鸡骨占年”的古老问卜仪式，摇响竹筒，鸡骨迸落，揭示出不可逆的天命。
　　外祖父牺牲后，四战区用铁皮公文箱寄回他的遗物，里面仅有换洗衣服和书刊，竟无分文。国家正值艰难时世，国民政府仅能发给一千圆法币抚恤金。我外婆并非寒门出身，此时却表现出中华女性的坚忍，她摆摊卖估衣及挑担沿街叫卖番薯芋头，以维系一家生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到母系故乡台山寻根。那时在老旧骑楼下尚见得到蒸芋头和卖番薯糖水的摊档，氤氲蒸汽中我彷佛看到了外婆的愁苦岁月，那是重轭之下坚忍前行的四万万同胞的缩影。

我的外婆

　　据我母亲回忆，当时四战区司令部寄来的烈士遗物公文箱里，还有一封秘书长麦朝枢的私人信函，除了敦请我外婆节哀，还说到有难处可以找他。然而外婆没有开过口，直至我母亲读到初二，妹妹和弟弟们都在读小学，外婆供学实在难以为继，才有台山教会人士致信麦朝枢。张发奎得知后即由司令部发公函，安排我母亲三姐妹和大弟弟到韶关志锐中学（含附属小学）就读，烈士遗孤的学费与生活费全免。此后他们如飘絮般远扬，只剩下嗷嗷待哺的幼弟跟着外婆留在台山。这个家庭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团聚，其间不知经过几多颠沛流离。
　　韶关是抗战时广东省政府临时省会。志锐中学在韶关十里亭，此校为纪念粤军第四军阵亡的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将军而命名，并由张发奎任学校董事长。
　　母亲在志锐继续读中学，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附属小学。我血脉之源的另一端也汇合到韶关，父亲家乡南海是沦陷区，他成了失学难童，被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将军之妻吴菊芳主持的广东儿童教养院收容，此时也考入志锐中学读书。
　　我曾在小学放暑假时去过韶关，那是大饥荒时期，母亲在韶关师范函授专科学校教书。我才一年级，懵然不知华南古人类“马坝人”的源头就在韶关马坝，更不知此为唐代名相张九龄的故里。我的韶关印象除了清粼粼的北江，仅有记忆就是母亲缩食存下些红米和几条腊肠，吃饭时停筷看着我吃。按断代划分，父母之动荡青春和韶关经历，距我的童稚之年并不算太遥远，却彷佛隔了划分气候地带的连绵五岭。

我的父亲母亲

　　1943年志锐中学突遭日机轰炸，母亲和张发奎长女张琼芳及另外两个同学正在宿舍，房顶猝然倒塌，张琼芳被弹片所伤，紧急送院救治。张发奎有张琼芳、张丽芳、张威立两个养女—个养子，还有侄女张玉芳亦视为女儿。其中长女张琼芳和我母亲中学同班同宿舍，又有患难之谊。
　　母亲在烽火年代读完初中；我在动乱年代却没能读完，都在停课闹革命，忙于批判曾被认为是好的、高尚的东西。而后革命又把我发配到天涯海角。
　　1943年母亲初中毕业，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此时张发奎将我母亲和数十名四战区烈士遗孤、原粤军第四军遗属、及无家可归的志锐学生接来柳州逐一面谈，询问有何愿望，母亲说想继续升学，张面有难色。四战区司令部只能在花名册增添我母亲为准尉附员，分配到柳州中正小学教书，可领取微薄津贴，除了吃饭只够买一块肥皂洗衣服，还有每月和几个志锐同学去窑埠镇吃一碗红豆沙，此系母亲少女时代仅有的甘甜记忆。
　　母亲没有穿过军装，听她说过，张发奎不喜欢女子穿戎装。这批志锐女生到了柳州，张发奎给每人送了一套蓝色衣裙，均由张自己出资。
　　柳州这个人生驿站寄存了母亲太多的故事，她是家族中见过我外祖父陵墓的第一人。十二烈士陵园就在司令部后院，走过石垣就是张发奎题词的纪念碑。外祖父军阶最高，群茔中墓碑也最大。母亲下跪拜祭，痛哭失声，焚化的纸灰飘起，如同灰蝶飞向喧响的柳江……

　　抗战家族史的延续

　　人类各部都笃信陵墓与碑铭比人和时代更长久。这个定律很靠不住，尤其在凭意志可以涂改历史的地方，人的生命会被时代碾碎，而时代辙痕会被意志抹去。没有面孔的人民和没有历史的国度，只有个人叙事和家族记忆才最接近真实。
　　说到我父亲和柳州的缘分，别有一番周折。张发奎从志锐中学接来的学生中有我父亲，他是沦陷区难童。韶关广东省儿童教养院收容的孩子即使能考上志锐中学，亦因名额所限，须由张发奎亲自挑选入校，父亲就在其中。
　　父亲性格很活跃，在韶关就跟着演剧七队当小演员。这次被召去柳州，张发奎逐个面谈，父亲说愿意跟随演剧队继续宣传抗日。面色不悦的张发奎同意了。父亲便回韶关跟随抗敌演剧七队，在西江北江巡回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水车》《塞上风云》《秋后》等剧目，以及《救亡进行曲》《抗敌歌》《大刀进行曲》《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歌咏节目，也曾在国共游击队掩护下潜入敌占区演出。
　　父亲当时不知道，他离开柳州后，张发奎集合这群志锐学生训话，点名批评我父亲，说他不上进，要“当戏子”。其实张发奎也看重抗日宣传，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张去看望郭沫若，委托他帮助重建类似北伐时期政治部的组织。这就是抗战时期的战地服务队及抗敌演剧队的源起。
　　何谓戏子何谓上进？其后才明白，张发奎原本希望他去读军校。听母亲说，张发奎很念旧，对原“铁军”第四军及四战区的袍泽与子弟都很有亲情，即便是他从儿童教养院挑选出来的难童，也诸多呵护，希望他们成为国家栋梁。我父亲离去，他不会开心。
　　父亲一年后和演剧队队友到桂林，途中到柳州探望志锐同学，住在司令部附近的瑶埠实验小学。这小学由四战区设立，财政归柳江县政府管辖，主要招收四战区军部子弟。张发奎养女张丽芳、养子张威立，以及参谋长吴石、副参谋长陈宝仓的女儿都在这间小学就读。
　　此时有一教师空缺，直属军部的校方不希望县政府派人进来，就要父亲留下任教，并由校长郑黎亚（特支成员）写信给演剧七队吴荻舟（中共地下党）队长要求留人，父亲就此和柳州结缘。这间学校迄今犹存，即现时柳州市窑埠街小学。
　　1944年粤北狼烟大举，日寇再犯韶关。志锐中学紧急疏散，中学部转移至与江西相邻的始兴，小学部则移往柳州。我二姨刚好读初中，便随校北迁始兴，在那里她打开了另一爿天空，跃入迥异于姐妹兄弟的一条命运川河。而刚满十一岁的三姨和八岁的大舅舅是小学生，便随校入桂。乱世孤雏如同浮萍聚散，哪晓得下一轮战火逃城，他们还将身历更多劫难。
　　母亲带妹妹弟弟去拜祭外祖父。除母亲外，家族中见过外祖父坟墓的就是我三姨和大舅舅。如果童年记忆容易失真，其后革命猛厉的脚步更无情踩碎了他们脑际的残留影像，那座陵墓和它封存的历史已被挫骨扬灰！
　　我父亲此时却离开了柳州，他在瑶埠实验小学教书仅一年，张发奎就点名我父亲及几个志锐同学去投考中央军校桂林第六分校，这原本就是张发奎当初在儿童教养院挑选这些难童的初衷。父亲考上军校修步兵课程，然而才到桂林不久，日军就发动了凌厉的一号作战，国军不得不实施湘桂大撤退，桂林柳州相继沦陷。父亲随军校撤到百色，四战区司令部转移到六寨，而母亲则开始了前文提到的电影《黄石的孩子》之生死之旅。
　　母亲永远忘不了这段经历。她和其他老师在漫天烽火中带领全校小学生逃难，历尽艰辛逃到贵州独山，还未歇脚，张发奎也刚赶到这里督导独山保卫战。他指示军民，独山危如累卵，不能停留，也不能走原来取道都匀至贵阳的路线，四战区负责将年幼孩子送走，我三姨和大舅舅随军车到惠水，其他分散突围。美国盟军飞机也撒下传单，图示难民要走小路，盟军战机将封锁公路。我母亲奉命丢弃行囊，轻装带着稍大的孩子继续徒步赶路。他们离开第二天，独山即沦陷为杀戮场。
　　为躲避轰炸，师生们从独山一路徒步穿越崇山峻岭逃向惠水，这一路山更险林更密，黑黝黝的峭壁向盘陀小径挤压过来，交织着硝烟的惨淡日色，勾勒出峰峦林际的轮廓，却无法投射进隘谷鸟道。但闻啼猿与鸟雀惊起的扑簌声，夹杂着野兽凄厉吼叫……母亲才十八岁，和这群孩子一同掉队失散。很多年后，同一年龄的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中勘察知青新连队的选址，在大林莽深处迷路，遮天蔽日的植物群落水滴淅沥，放大了原始森林的寂静与幽暗。我体验过惊悸恐惧，但我未曾担起他人的生死，何况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此刻惟有母亲是他们最后的依靠。
　　母亲已不记得这段险途走了多久，她一路扶持孩子们，将他们从死神之翼下带出来。然而母亲从家族传承的勇敢坚毅，一踏入惠水县城就倏然崩溃了，她领着孩子们找寻军部，泪水却如决堤般奔涌。母亲经历过生离死别，却从未肩负过如此重担，灵与肉的煎熬已到了临界值……几十年后母亲说起这段往事，依然老泪纵横。
　　惠水在明清两朝称番州，今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此地民风粗犷而淳朴，国难当头见人心，各家分别收容难民。一户地主收容了我母亲及这群难童，并百般呵护。但才安顿下来几日，敌踪又迫近，下一轮战火逃城幸有军车接载，四战区司令部将全部师生安全转移到安顺。这时日寇一号作战已是强弩之末，独山距贵阳仅六十公里，却已是日寇进犯大西南的极限，时为1944年12月。国军全力阻击，敌寇再无寸进，并随着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在中国战场也不可逆转地沦入颓势。

　　国家废存与天下兴亡

　　胜利曙光乍现，中国却已山河破碎民力凋残，连天炮火无法撼倒血肉长城，然而每块城砖都凝结着刻骨铭心的痛史。战争这种至为残酷的人类争斗形式，惟有另一种摧毁性的革命才能比拟。明朝遗民顾炎武论说亡国亡的是法统，亡天下亡的是道统。抗日战争中国家废存悬于呼吸之间，但道统犹存，外祖父正是传灯者之一。这时天翻地覆、易筋洗髓的革命尚未来临，却已雷声隐隐。
　　1945年，移至百色的四战区司令部已改建制为第二方面军，7月张发奎挥师收复南宁，随后相继攻克龙州、凭祥、柳州、梧州。8月1日率军包围广州，12日发动总攻，仅三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张发奎被任命为广州香港海南受降长官，官邸设在前英法租界沙面。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我三姨、大舅舅回到广州，外婆和我小舅舅从台山到广州团聚，一家人独缺我二姨，原来她在始兴志锐中学才读完初一，十四岁就参加了抗日武装东江纵队。
　　自外祖父殉国，二姨的青葱少年期便嘎然断裂，她和整个家族都深系国仇家恨。学校高年级同学常组织学习小组，宣传八路军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二姨憧憬“山那边哟好地方”，共产党反专制独裁，倡言民主自由平等，没有贪污腐败，更没有三青团特务去监视学生的思想言行。二姨相信那才是民族希望所系。
　　适逢志锐中学猝生变故，东江纵队风度独立大队突袭学校，抓了校长和几个学生，旋即枪决，理由是校长私藏电台，涉嫌通敌。校长人都死了，学校分崩离析。部分师生到连江投奔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二姨和几个同学加入了东江纵队另一支游击队，番号为北江支队曲南大队。
　　后来查明，所谓电台与通敌纯属子虚乌有。一向将志锐视为子弟学校的张发奎极为震怒，抗战胜利受降时，他拒绝共产党参与，断然不承认华南有中共抗日武装，此事应系原因之一。
　　二姨是游击队政工队小鬼，从事抗日宣传，刷标语派传单，走访贫民与士绅，发动群众，她也参加过袭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三个月后抗战胜利，8月28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根据协议，东江纵队之大部整编北上，由美国军舰接至山东烟台。二姨年纪小未能北上，此时国共冲突已趋尖锐，地方保安团四出兜捕共党分子，二姨在曲江一带东躲西藏，遁入地下。

左起：我母亲、外婆、二姨

　　外婆为二女儿杳无音信而心急如焚，抗战胜利后外婆在广州靠缝纫鞋面维持生计，她千方百计筹措盘川，准备到粤北寻找女儿。就在此时，二姨由组织中人护送回来了，外婆喜极而泣。这个支离流落的家庭终于团聚，除却外祖父迸散异乡的忠魂——这正是外婆放不下的心事。
　　抗战胜利之初，父亲即接通知，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已取消，学员到重庆中央军校重新入学。这时父亲觉得，抗战胜利，他对读军校已无动力，便写信给张发奎，要求退学回广州教书。这回张发奎爽快同意了。
　　相信“大王”张发奎此际心态有变，他信守军人不问政治，却对时局自有判断。他厌倦党争，更没有参与此后的国共内战。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曾任命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未几张就辞职定居香港，并一直拒绝到台湾国民政府任职，也没有回大陆，他说：“我祖坟都被平了，还回去做什么”。他的大女儿张琼芳光复后便到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琼芳和我母亲还保持通信，寄来她在金陵女大的照片。1949年后张琼芳没有离开大陆，却于50年代自杀。她留下了太多人生疑问。1980年，张发奎病逝于香港。
　　如果我父亲当时没有弃读军校，命运又将如何？以其后中国现代史的激荡延伸，可不问而知。值得一提，父亲与国共两党许多人共过事，却始终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党的成员。
　　而外婆刚弥合的家庭却未能持续太久，未几国共内战白热化，中共游击队重组，二姨即回归队伍。我母亲则到香港上水教书去了。

二姨的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老战士纪念证章

　　1947年，二姨的命运再次让家族和“大王”有了牵扯，10月间游击队攻打白土乡公所未果，队伍撤到大岭村修整，正逢圩日，保安团接报后包围村子，游击队分路突围，二姨年纪小，和几个掉队战友跳入水坑藏身一夜，凌晨上山再隐匿，终于在粮尽下山时被捕，关押曲江看守所。
　　自尊要强的外婆在抗战艰难岁月都未曾找过外祖父的挚友麦朝枢，然而此时为了二女儿不得不开口求助。麦朝枢时任广州行营中将秘书长，他即写了一封公函，由我母亲带给曲江县县长。但麦的信函竟遭拒，母亲在曲江盘桓数日只得怏怏而回。
　　母亲回广州再访沙面行营。“大王”得知，二话不说就亲笔写信，着重写明我二姨是抗日烈士遗孤，下令放人。母亲还记得有这么一句：十几岁的女孩子算什么共产党（大意）。此函再由母亲带去曲江，心焦火燎的外婆也同去。曲江县长见字即行放人，还托我母亲带两只南安腊鸭给张发奎。
　　二姨出狱了，外婆另有萦绕于怀的心愿交付我母亲去完成，要把外祖父的骸骨带回广州。魂归故里固然是传统观念，其后之历史流变，却让我叹服外婆超前的预见。未几江山易帜，蟠龙山下的坟茔及纪念碑即被夷平，天晓得外祖父遗骨将被野狗叼走还是抛弃柳江！
　　然而，外祖父的遗骨最终没能保存下来，不知是文革动乱还是冥冥之中被移放到某个超验空间——这成了家族中充满神秘符号的传说。

　　外祖父的飘渺忠魂

　　“人生如寄”是古人对生命的概括，人活着不过是暂寄于尘世而已。灵魂离开躯壳后的去处，是古往今来最难论证的命题。关于外祖父灵魂的终极归宿，我选取了自己的答案。
　　却说母亲接我外婆来信即从香港回穗，她到沙面广州行营提出申请，这次她没有见到“大王”张发奎，是由外祖父生前好友麦朝枢秘书长出具公函，并安排我母亲搭乘顺风运输机入桂。

1947年在香港教书的母亲

　　那个年代罕有平民能搭乘飞机，当柳江碧水在机翼下蜿蜒展开，母亲的晕机症倏忽消失。隔别三年重履旧地，感慨万千。此地既掩埋着生父忠骨，也埋藏着她战火中的青春。一如我的青春记忆被五指山的热带林莽所绕缠，母亲的这一人生段落在脑际如刻如凿，永难磨灭。
　　外祖父的陵墓几年间已绿萝抱碑，野草覆径。母亲记得那日天气晴好，但见蟠龙山飞来群鹊，羽翎艳丽，如亚热带繁花一般落满陵园。雇来的仵作挖开坟墓那一刻，百鸟停止歌唱，耳畔只有汨汨波声。呈现眼底的是一副做工精良的柳州棺木，艰难打开棺盖，外祖父的肉身与戎装俱已朽化，只见颅骨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孔洞，那就是被山石击穿的位置。母亲把骨殖逐一装入柳条箧，当离开陵墓时，枝头繁花呼啦啦飞起，雀群绕江面回旋一圈，便飞回蟠龙山去了。
　　外祖父遗骨火化之后盛进石胎青花瓷罐，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个牢固意象。然而，骨灰罐后来神奇地不见了。文革年间，这尊青花瓷罐从厅堂转移到阁楼隐秘角落，从此在我记忆中消失，文革后再也找不出来。子女们怕老人家伤心，都讳言此事，外婆对此也没说过一个字。除了付诸文学想象，我至今无法解释。
　　1996年九十一岁的外婆在睡眠中仙逝，后辈无从知晓老人家的最后梦境，想必是追寻那个青花瓷罐去了。那时我已远在国外，未能给外婆送终，是我此生莫大隐痛。
　　外婆和外祖父合葬于广州黄埔华侨墓园，本要给外祖父安排衣冠冢，但年代久远，更历文革浩劫，外祖父遗物没有一件能存留下来，最后外婆骨灰和外祖父遗照一同安葬。母亲和众妹弟及在广州的孙辈齐聚墓地，听母亲说，那天出奇晴朗，下葬时又有鸟群飞越珠江，在墓园上空盘旋，不知它们从哪里飞来，又飞回哪里。

外祖父与外婆合葬的陵墓

　　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按道教三魂七魄之说，人死后七魄俱散，三魂分别是胎光、爽灵、幽精，胎光归坟墓，爽灵归牌位，幽精则会转世。外祖父留下一缕魂魄没有离开柳州，成了蟠龙山山鬼，惟有鸟儿自由的翅膀可以穿越那个幽冥空间，看得见外祖父以薜荔为衣，骑赤豹而行，慷慨歌吟柳宗元的名篇《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我更相信，外祖父还有一脉精魂传承予后人，支配着母亲、二姨……乃至我的命运。外祖父在那个大时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生得其所，死得其所。他为之捐躯的祖国又几经劫难，蜕变成另一种形态而存在，他已无法看到。如果外祖父知晓五个子女都秉承了他的遗志，毕生从事教育直至退休，他一定倍感欣慰。
　　2015抗战胜利70周年，二姨获得抗战老战士纪念章和荣誉证书。国军抗战英烈呢？为告慰忠魂，我便与外祖父的一群嫡孙外孙联名，由迁居美国的几个孙辈出面申报。未几，便收到国民政府马英九签署的证书和抗战胜利纪念章从台湾寄到美国。我不喜政治标签和权力印章，但与外祖父生死相连的国家就是这个，而无其他。
　　我无从知道，外祖父以鲜血献祭的国家如今是否符合他原初理想。但我深知，每个人心中的理想国都难实现，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外祖父在硝烟中倒下的身影已化为山鬼。而我正在没有尽头的路上跋涉，我相信这是外祖父生命足迹的延伸，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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