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安：往事如烟

┃Personal History

© 刘继安／文

　　1977年，是我在四川广汉农村插队落户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恢复了高考，我便向生产队请了假，回家闭门复习了两个多月的数理化。
　　说是“复习”，真有些大言不惭。实际上完全从头学起，而且是从分数运算开始的。文史方面倒还有点底子，下乡三年偷着读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以及《世界通史》之类，做的却是“作家梦”，没料到以后还会恢复高考。
　　九月上县城赴考，自然考得一塌糊涂。在家白吃了两个月干饭，回去吧，实在怕再见母亲那满是期待的目光。于是步行三十里，摸黑回到公社。其时夜色苍茫，恰似渺渺前程，不知何时才露曙光。徘徊一阵，忽见早闻大名的算命先生刘瞎子正沿墙根蹑着脚走过来。那年月这类人皆属“坏分子”之列，要生存均须做夜行动物，此公这时便正猫儿般摸黑出来寻食。心中一喜，立即趋步向他奔去——仅为求得几分精神安慰，也做他一回猎物罢。
　　这瞎子居然轻车熟路，快步如飞将我引到小河边，下了堤，钻进一蓬芭茅丛。先谈“润舌”，竟索价五元，足够我在水田里累死累活干十天了！然而前程要紧，五元就五元。明知他根本看不见，仍乱摸一气作掏钱状，只催他快算。结果只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饭钱，也买得了他一句话：
　　“不出三月，你就能招工调回城去……”
　　至今我对算命看相之类仍将信将疑，就因为这一算既灵又不灵：不出三月我果然被招了工，然而却未能回城……所以至今也深感，对命运这玩艺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这一年因回家用功没下田做多少工分，年终分配就只得了35元。钱刚到手招工的就下来了，自然是愁肠百结的母亲，在成都好一番剧烈“运动”的结果。这三百五十大毛本该孝敬她老人家的，眼下却不得不拨作专款笼络牢牢逮住我命运缰绳，人生转机的那两个招工的人。
　　也不过是请他二人吃吃饭。那时物价便宜，七、八块钱便能在乡下甚至县城小饭馆弄上一桌过得去的酒菜。瞅着他哥俩狼吞虎咽大嚼五毛一盘的大肥回锅肉，吱儿咂地呷那土碗里的红苕酒，我突然想，当个工人，又怎么样呢？
　　的确，尽管招工单位是财大气粗的石油部门，且“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那歌儿仍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但我却走得并不愉快。我日夜思念是回成都，如此南辕北辙，叫人如何能愉快？
　　最难的便是如何向她告别。她是同队成都知青，当时我朦胧爱着的一个灵秀的女孩。三年艰苦生活，我们相互关怀，情同兄妹，也许只差一句话把事情捅破了。可惜她这次同样高考落榜，却又招工无门，以至于我实在不敢将要走的消息告诉她。直到临行前几天，她突然请我去她茅屋里吃晚饭，我才知道她默默忙了几天，为我，同时也为另一要走的女友，张罗一顿饯行的“最后晚餐”……
　　这是下乡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饭，我却没有一点味口。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单独去向她作最后的告别，她却把自己紧紧关在茅屋里，既不出来，也不让我进去。
　　轻唤几声不应，随后传出了啜泣声。我一下急了，站在院中高叫，你出来，我有话要说！其声汹汹，竟如拍门索债。
　　终于有了回答，已声静如常。她说，你走吧，多保重。
　　我在黑暗的院中一棵枣树下立了很久。她要出来我会不顾一切地说：我不走了，是死是活我们也在一起！可惜那木门，始终紧闭……
　　第二天，我便搭乘拖拉机，进了县城。在一小院里我们立即被装进大卡车，沿着川陕公路，向更为贫瘠的川西北丘岭地区，缓缓驶去……
　　这是1978年1月25日。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毕竟，它是我人生旅途上一个崭新的起点。

一

　　在正式分配工作前，我们三百多新学工还得先在矿区农场呆上几个月。说是培训，实际上是利用这批廉价劳动力开荒种地，然而领到有生以来第一次工资，穿上崭新的棉工衣，蹬着神气的大头皮鞋，一身的精气神儿顿时蠢蠢欲动，真想对着荒山发一声喊：从此以后，老子也算你国家的人了！
　　别的不说，一月的工资加野外津贴就足有34元，相当于在农村日晒雨淋干一整年！工人还是比农民好得多哇！
　　农场纪律极严，吃饭睡觉都有人管束，不得越轨。然而我们的“知青脾气”，仍顽固地保存下来。侠义豪爽，敢做敢为，再加几分“假老练”。我本来就是个极不安份的角色，到农场不久，便和另外两个成都知青，成为全场的“知名人物”，身边聚集起一大帮哥们儿，“能文能武”，包打天下。
　　先说“文”的。我去的第二天就进了农场文艺宣传队，并且立即“篡夺”了乐队首席二胡的宝座。其实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农村，只要搞宣传队，此位置便非我莫属。这不是自吹，我曾一心想进音乐学院民乐系，练二胡练得极苦，七八年中从未间断，双手都磨出老茧。农场宣传队头儿听我拉得不错，便专为我在春节联欢会的节目中添了一独奏。记得当时拉的是《赛马》，一曲奏完，观众的掌声不断，大叫“再来十个！”嗓门最响的，自然是三五铁哥们。
　　春节一过，宣传队即告解散，我兴犹未尽，又在办墙报出专栏上露了一手。两三篇现在看来极可笑的“散文诗”，不仅上了墙报的“头版头条”，还被场部女广播员拿去在大喇叭里用椒盐普通话念了一番，自然又赢得一帮哥们喝彩。
　　有时我也来点“武”的，排队买饭“加塞儿”、看电视争座位之类极“低档”的事挥动过几回拳头。不过终未打起来，因为毕竟不是知青了。唯一可以引为自豪的，倒是那次竟胆大包天与农场场长拍桌对骂，若不是畏惧吃处分，肯定早约他去山沟里“练练”了。
　　起因是为鱼。农场有口大鱼塘，鱼长肥了，场长差我们三队十数人冒着严寒穿上胶皮裤下塘捕捞，指定由我和另一好友负责。我们泡在刺骨的水里干到天黑，一筐筐活蹦乱跳的鲜鱼却被装上卡车，一古脑儿要往矿上送。农场平时很少开荤，半个多月来尽吃萝卜白菜，弟兄们口中早已淡出鸟来，瞅那鱼的眼神，犹如饿雕一般发绿。想起此时寝室里还有个姓杜的小兄弟正病卧在床，心头便一阵发毛，于是向那两铁哥们丢开了眼色。其实他俩早动了贼心，已在装鱼的卡车前“旋”了好久了。没费什么事，三五条斤多重的白链，便装进了戽水的铅桶，然后哥仨居然大摇大摆提了，借那夜幕的掩护，哼着小曲儿回到了寝室。
　　不料鱼还没剖开，就被人告发了，我们三个罪魁祸首立即被叫到场部。场长脸色铁青，一巴掌拍在桌上，张口就骂出几个“偷”字。洒家哪吃这一套？积郁甚久的一肚闷气，此时想压也压不住，立即暴跳如雷地跟他对骂起来。场长扬言要开除我们，我指着他鼻尖吼：“谅你也没那屁眼儿！你今天开除，老子今天就背起铺盖回成都！”
　　这场闹得全农场人人皆知的轩然大波，最后竟不了了之。大概是场长深知这批招来的学工，多半都跟局里、矿上的头头脑脑有些关系，因而不敢轻易下手。这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倚仗这个。之所以敢如此猖狂，一在是野性未收，有理无理也敢闹得天翻地覆，二呢，恐怕更在于意识到这农场不过一暂留之地，俺们前程不在您老掌握之中，怕你做甚？
　　这当然只是漫长人生中极短暂的一段自由时光。一旦安定下来，命运之柄重又操在别人手中，便再不敢这么狷介乖张了。几个月后在单位上，我被我的师傅莫名其妙地骂得狗血淋头，就一句嘴也不敢回，只有洗耳恭听啦……

二

　　农场“培训”结束后，我被分在井下作业大队，当压裂酸化工。活儿很简单，别人把井钻好，我们开了车去，用车上的高压泵往井里压入强盐酸，将几千米深处的岩石弄出很多裂缝，让石油天然气流出来。
　　单位驻地距江油县城15里，在涪江岸畔的古镇彰明。江对岸是有名的青莲乡，唐代诗仙李太白的故居，便隐没在那郁郁苍苍的绿林中。清晨与黄昏，均有薄雾氤氲缓缓绕于其间，渐次与远处水墨画般的峻岭倩影淡成一片，果然似有几分仙气。驻地周围河汊交错，绿田如毯，更有古色古香的石桥点缀于青山绿水之中，也是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交通也极方便，电气化的宝成铁路就在门前穿过，在彰明站上车，三个小时即可到达成都，中午走，到家恰好赶上吃晚饭。
　　如此美妙之处，却留我不住。
　　主要原因是日子太清闲。川西北矿区是个小矿，井打得不多，且多是勘探井，没多少“油气”可拿，这样我们便几乎无事可干，一两个月也出不了一次车，整天窝在驻地，无非是吃饭睡觉，睡觉吃饭；每天上半小时班，我所干的全部工作，便是将那“太脱拉”的十个钻辘，擦了又擦。有时这个也不必干，上停车场站几分钟，点个卯，便下班了。
　　没几天，我便无法忍受这份“清闲”了。从农村出来，满脑子都是轰轰烈烈干一场的念头，不料现实竟如此平淡乏味，让人失望之极。难道就这样混一辈子了事？当然不。于是定下奋斗目标：利用这充裕的时间，复习功课，考上大学，远走高飞！
　　我便就此陷入书本中，除了吃饭睡觉，整天只做一件事：看书。没想到这一来，我在师傅眼中，顿成一“异类”，关系马上紧张起来。
　　师傅姓杨，转业军人，甘肃人，膀粗腰圆，脾气火爆，算得上条汉子。他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对我这其实徒有高中毕业虚名的徒弟，天生就隔着一层心理障碍。这徒弟却又心不在队上，更不在车上，从未有主动向他请教如何开车和操作技术的欲望，这当然更伤了他自尊心。除了命我擦车钻辘外，他再没让我干过更没教我干过别的任何事。当了他四个月徒弟，到调离该队时，我竟连如何启动车上的柴油机都不会，真正是“不学无术”了。
　　我和师傅同住一个寝室，两人居然也从未拉过一次家常。在他眼里，我就跟那桌椅板凳一样，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然而我隐约感到，他胸中有股怒火，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果然如此。那天下大雨，我仍独自关在寝室里看书学习做题。屋顶漏雨，我随便拉个盆儿接着，又埋头用功，直到耳边突然炸开一声暴吼：“你他妈的是死人啦？！”我才惊恐万状地抬起头，发现师傅怒目圆睁，早已立在眼前。
　　原来是盆子接满了雨水，溢了出来，将地下打湿了一大片。
　　接下来便是一顿暴风雨般的臭骂。好在其中夹杂了大量陇东方言，我不太懂。不过他一边大声咆哮一边还紧握双拳，在我眼前上下挥舞。我想我若回句嘴，今天这顿揍准免不了啦。
　　不过真要动武的话，谁先趴下也难逆料。他比我矮半个头呢。可是我哪敢？他是队领导成员，我要调走，需他点头；走不成，更得在他手下混饭吃，这可不比得在农场，眼下这位，牢牢攥着我的命把子呢。于是只有垂手恭立，点头称是的份儿了。
　　然而晚上躺在床上，心中那窝囊气实在难以下咽。我那“知青脾气”，上哪去了？
　　住处是一小土院，极简陋，寝室旁边就是猪圈。时值盛夏，猪们也热得睡不着，睡不着就吵，吵闹声伴着阵阵腥臊飘来，愈加使人烦恼。一怒之下冲入圈内，抓起胶皮管接上自来水对准一堆堆蠕动骚乱的那群猪便是一顿劈头盖脑的猛射猛浇，其状犹如端枪痛击仇敌。
　　没想到猪儿冲了凉，竟意外地安静下来，舒畅地哼哼唧唧一阵，不再吵了。我那“知青脾气”也就此渲泄殆尽，重新摸了回去，舒舒坦坦问心无愧地睡了个安稳觉。
　　不料第二晚隔壁圈内的朋友们却发出更大的噪音，再去探究，原来是昨晚被俺浇凉水感了冒，满圈的肥猪均吭哧，其声怪异，既好似又打喷嚏又咳嗽，更像是忿忿不平提抗议……这下我没辙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踅回寝室。对面铺上的师傅对一切全然不知，继续鼾声如雷，扯得欢天喜地。真想拉进那水龙，也给他冲个凉水澡——当然，只能是想想而已。
　　师傅却并未就此罢休。几天之后他和另一队领导正式通知我，小刘你别复习了，我们肯定不会让你去考什么大学的。安心工作吧。
　　其实这已早在我意料之中。不哀求也不争辩，乖乖遵命不看书不做题了，却又马上开始提笔操练小说。早在农村苦熬无望时，我就靠干这活儿麻痹自己，如吸海洛因，恍恍惚惚骑一支破笔逃离尘世，遁入虚幻的浪漫世界……
　　小说、散文一气写了好几篇，一一寄回去。虽然一个字也未发表，不想歪打正着，被母亲托人拿去做了“敲门砖”，敲开了局报社的大门——这报社刚成立不久，急需记者编辑，头儿看我那文章还像回事，便立即拍板要人。
　　石油部门作风历来雷厉风行。就这样，一纸调令下到江油，我终于如愿以偿调回了成都。
　　直到走的前一天，我的师傅才露出了工人阶级的真正本色。他请我喝了一顿酒，极友善极真诚地拍拍我的肩，说，回去好好干，机会难得呀！
　　不知是喝多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瞥见他的眼圈，竟然有些发红……

三

　　说是“报社”，其实不过十余人，每周出二张四开小报，免费下发基层单位，实际上只能算生产简报。好在这里并不论资排辈，非有什么学历什么资格不能来。除两三头儿外，干活的几乎都是从生产岗位抽调上来的，可谓一步登天了。有好处自然也有弊端，这便是业务素质、文化水准普遍不高，从而给我这种天生不安份的角色，提供了某种“可乘之机”，同时也为我日后的一路坎坷，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我这刚放下锄头，脱去工装，年仅二十出头的青毛头素质也不高。不过我更愿意努力，更愿意抓住机会就不松手。报社年轻人中只有我当过知青，因此我想我更懂得这“一步登天”的不易。于是一去便猛挣“表现”，一年之中竟有七、八个月出差在外，两年之内便跑遍分布全川的三十多个基层单位，消息、通讯、言论什么都写，稿子不仅在本报发得最多，还时常上省市报纸、电台。出差归来，又同时主编两个副刊，稿件有时凑不齐，则干脆自己动笔，一时间，仿佛长出三头六臂，将所有活儿全承包下来。也怪，当时内部写稿并无一分钱稿费，加班工作也没有任何额外报酬，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一门心思只想干活。
　　报社有史以来第一篇报告文学也在我笔下出了笼，足足占了两整版。为写此稿，我还跟人打了一架呢！
　　那人是楼下邻居，酷爱小提琴。做这活路手艺若没到家，弄出的声音便属锯层板那种类型。此公正是如此。我关在家里绞尽脑汁写这报告文学那几天，他恰好兴致极高，据说想去考峨影乐团，于是每晚“锯”至深夜方罢休。我只好等他收工我再出工，提笔时已是鸡叫头遍。两三个通宵熬下来，人都快垮了。那天刚上床迷糊了几分钟，他却又在楼下活生生将我“锯”醒。于是那“知青脾气”陡然发作，怒气冲冲下楼干涉。几句话不合，便拉扯起来，俺俩小伙便在他家厨房处大战了一场。
　　写字师傅从小打架就出名，琴师当然不是对手，鼻青脸肿不说，还赔上灶头的瓶瓶罐罐。后来闹到派出所解决，不知他家人托了什么人情，结果判我失理。冷静一想，我大概也真过份了，好像只有你写字的才最神圣，人家就打扰不得。
　　最大的安慰是此稿毕竟写成了，不仅在内部报纸登了，外面某正式刊物也全文采用。这是我第一次在省级刊物发表文章，然而所得二百余元稿费，却全赔了提琴师的“损失”……
　　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人大打出手。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得改改那“知青脾气”了。
　　然而在报社，我仍一下成了“红人”——头一年就当上了局“新长征突击手”，第二年又是“先进工作者”，一下子显得有些鹤立鸡群。我那时的确太年轻，既不察四周目光已带刺，更不晓得收敛锐气，还颇为洋洋得意。一得意便忘形，常常为些小事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自以为是，不知不觉中，人已得罪下一大片。
　　说句良心话，报社头儿当时是非常器重我的。他是位年近60的老先生，颇有几分学究气，酷爱新闻，事业心极强，可惜跟我一样，始终未学好“处世哲学”，上上下下得罪人不少，因而长期受压抑和排挤，快退休了也只混到正科级。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时时鼓励年轻人奋斗进取，并且提供种种条件，让你去闯。我来报社后工作上进步较快，正是得力于老先生的扶掖。
　　然而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对他必须绝对服从。稍有违拗，便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我这人恰好也有个服软不服硬的丑脾气，因而日后与他闹翻，最终一走了之，便必不可免了。
　　连续两年当先进，平时说话做事又太“锋芒毕露”，渐渐的我日子便不好过了。大伙儿对我确实颇有微词，另一头儿便常敲打我：“你可要注意呢，群众反映大得很呢。”其实真正恨得咬牙切齿的，只是极个别人。
　　其实大多数同事，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则善意地当面指出我的毛病，好心劝我“收敛”一点。但我却太年轻气盛，颇不服气，心想说到底自己毕竟是在拼命干工作，而且机会均等嘛！
　　实际上，不少任务是无人愿干，我才自告奋勇揽到手的，尤其是某些“敏感”的活儿。例如有次局里出了件大事：某炼油厂厂长利用职权以油品作交易，非法为自己盖了幢大楼房，引起职工强烈不满。局领导集体找他谈话，他却大吵大闹拒不认错。局里给了他撤销厂长职务下放车间当工人的处分，他也拒不接受，扬言“卖了裤儿也要翻案”。于是局里指示报社派记者采写报道，予以公开揭露。这当然是个得罪人、担风险的活儿，派谁谁都不去，瞧着主编犯难，我便挺身而出，一拍胸脯，我去。
　　一去才知果然棘手。此人上有后台下有喽罗，平时在厂里威风八面，自称“三爷”，事发后许多知情者都怕报复，不愿提供一些关键证据，因此他才敢于跟局领导公开对抗。我在厂里住了十多天，也只有采取“秘密行动”调查了解，最后才从一位深知内情的工程师身上打开缺口，深夜将他约到一幢尚未竣工的大楼顶层，黑灯瞎火地进行密谈，终于拿到了“三爷”以权谋私的铁证。回来后，写下一篇两万多字的长篇通讯《油变楼的奥秘》，登了整整两大版。后来据该厂宣传科长亲口告诉我，那“三爷”看了报纸，三天未出家门，然后乖乖穿上工衣，下到车间当工人去了……
　　另一次采访局里出的一个重大案件，也是如此。输气处某副处长是个法盲，他以“捉奸”为由，将该处技工校团委一女干事弄到保卫科非法拘禁了足足18天，被当事人及家属告到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报社先派一女记者采访，不去；再派一男编辑，去了，但第二天即返回，不知为何原因，什么也未写。主编只得叫到我：你去。
　　正是这次采访，我跟主编发生了第一次冲突：采访归来，因某些敏感的法律问题不好掌握，我的报道尚未写好。不料主编竟大怒，责备我误了时间。原来局里要求赶在《四川日报》批露之前进行报道，以表明局里对此案的鲜明态度。第二天是星期，我只好关在办公室里加班一整天，写好了稿子端端正正放在他桌上。不料几天后清样打出来，我发现内容被他改了不少，一些尖锐的事实、观点没有了，却又加进很多“群众一致认为”之类和稀泥的好听话，文章的锋芒几乎没有了。我那“知青脾气”一下又上来了，气冲冲地扬言，如不改成原样，我拒绝发表，实在要用，你就署你的名好了！
　　不知为什么，一向强硬的老先生这次让了步，报纸印出来，已是一个折衷的稿子。然而从这开始，我和他的关系，便走上了下坡路。
　　报社一位一直很关心我的老同志，叹口气对我说：你呀，太不成熟了……

四

　　随着主编态度渐渐冷淡，我的处境愈加艰难。于是有些心冷，不再热衷于搞新闻报道了，转而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上去。
　　实际上写小说的活儿一直没有丢，而且之所以那么喜欢下去采访，主要目的还是想多多接触现实生活，收集创作素材。我后来发表的好几个小说，都是下基层“泡”出灵感来的。
　　我预感到，总有一天，我会栽在文学创作上。我这预感没有错，果然，就因为发在上海《萌芽》上的一篇小说，主编跟我彻底翻了脸。
　　同事中有位姓赵的女同志，不知为什么事得罪了头儿（不止主编），而且显然得罪得还很厉害，因此干了好多年仍是“借调”，比她晚来的所有人都一一办了户口和正式关系，就是不给她办。然而捱到她结了婚，怀了孕并且恰恰临产前，竟突然宣布中止“借调”，正副主编轮番找她谈话，非将她赶回在某县的原单位不可。看着孤立无援的小赵每天下班后挺着大肚子独自在办公室哭泣，报社内每一个稍有正义感的同志都很气愤，一位姓雷的老同志挺身而出，向两头儿提出严词抗议，并将此事反映到局领导那里，问题才得到解决。
　　但仍是一“折中方案”：小赵为了正式调动手续，但依然被赶出报社，发配到局属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去了。更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后来竟夭折了……
　　尽管报社头儿曾经相当器重我，然而直到今天我也要说：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办错了，×老先生！我若连这点起码的正义感都没有，我还搞什么文学创作？！
　　种种情事，令人伤心，也促使我严肃地思考我们这社会的“单位生活”与机关制度的某些弊端。思考的结果，便是以这事为素材，写下一个短篇小说《所求与所畏》，投寄给了上海的《萌芽》杂志。
　　小说发表之后，杂志寄到报社，又被一些仁兄一如既往地偷拆了。这篇小说任何人一看都知道写的是谁，于是立即被汇报了上去。
　　这一下，轮到我大祸临头了。不知不觉中，我被停了编辑、采访工作，赶到印刷厂当长期“值班校对”。紧接着评技术职称，竟连“助理编辑”这样的初级职称也不让我申报，理由是我已打了请调报告。
　　的确如此。我早感到这地方呆不下去了。面对冷酷的现实，我拼搏过，抗争过，如今遍体鳞伤，当然只能逃避。
　　即使逃避，也极困难。联系好了调到《青年作家》杂志，不放。1987年初省作协文学院发来聘书，让我去搞两年专业创作，尽管不是正式调离，也仍被死死卡住，坚决不放。不让走却又不叫我干任何工作，连“值班校对”也做不成了，于是几乎一年时间内，我只得游荡于干部处、人事处，甚至厚着脸皮找到局处领导家里，哀告求情，放我一码让我走路，度过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段时期。然而均告无效，直到最后托人找到省委宣传部领导，获得他的支持，在文学院给我的聘书上批下“请予支持”四字，这才由局党委第一把手亲自出面干预，勉强同意放我走了。
　　走时极狼狈。只有两个关系较好的同事，帮我收拾了书籍及残稿破笔，一人提了一捆，默默送我下楼来。告别时，心头猛然涌上一股人生彻底失败的悲凉与酸楚，差点潸然泪下。
　　这一去便永不回头。文学院聘期未满，我便惶惶办了正式调动手续，到省作协《人世间》杂志当编辑去了，彻底告别了这个让我翅膀长硬，却不待羽翼丰满又将它折断的单位……
　　与我同时调走的还有另外两个正牌大学生。他们不像我那么锋芒毕露，争强好胜，却一样受尽挤兑，伤透了心，只好一走了之。我们的“集体出走”引起了局领导的不安，为防止再发生“人才流失”，立即采取措施，正副头儿一个下台一个调走，完全重新配备了新的报社领导班子。据说，现在的情况好多了……
　　如今的我，当然也“好多了”。再没有了任何“脾气”，吃饭睡觉，上班下班，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小说倒仍然在写，“作家梦”早不做了，不过骗几文稿酬，换些烟抽罢了……如此这般，免去了许多琢磨人同时被人琢磨的那个累。
　　只是时常怀念农村。怀念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那份痛快，幻想重温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上捐不交税的那份自由自在。还幻想，重新回到十七岁，再当一回“知青”……
　　当然，仅仅是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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