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允：炼狱篇.下篇

┃Personal History

© 张中允／文

五

　　收了麦子又收红苕，冬天终于慢慢向我们走来。六一年十二月底是我服刑期满的日子，我既高兴但又高兴不起来，因为名义上叫做刑满就业，实际上还是留在劳改队里：所不同的只是就业人员劳动时没有武装跟在屁股后面；每隔一月、两月可以请假上街，每月可领到30元左右的工资。有了钱，自然可以上馆子，做衣服，做你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日子久了，证明你不会外逃，还可以请假回乡探亲。但因为就业人员尚未脱离专政机构的监控，所以社会上把这种人通称为“劳改释放犯，”头上别有一重天。
　　大跃进的噩梦仍在继续，物资仍然奇缺，物价仍在上涨。有的就业人员为了在农民家里吃到一只鸡，不惜把新做的毛领短大衣脱在那里作交换。在山梁上，每天上下午可以看见农妇们提着盆罐到公共食堂去领饭莱，领回的却是一腔怨气：“吃他妈的×××汤汤！倒在石板上，狗都撵不上！”一位姓陈的曾任小学教师的就业人员为了祝贺我刑满就业，费心费力，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从老乡那里买到两只南瓜，请我吃饭，这在当时的劳改队里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无异请吃一顿鱼翅席。六三年春节以后，顺水奄和小松岩的几位朋友都陆续就业，所以偶尔也相约出游。当时街上国营食堂里还吃不上肉，倒是农民家里可以吃到面条和包谷饽饽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宁愿赶乡而不赶场。碰上运气，还可吃到鸡汤面条或鸡蛋炒饭。在农家大饱口福之时，更为开心的是我们的思想可以尽量敞开，可以天南地北地闲聊，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发一通牢骚。而不必顾虑有人说你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说你不认罪服法，幻想变天复辟。
　　一次吃饱喝足之后，陈子云提议：“我们这几位弟兄是不是也该根据年龄大小，议个长次，歃血为盟？”吴海清立即表示赞成，康代轩、李泰萼表情犹豫，我立即感到此议的严重性，在共产党的劳改营里，能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吗？一旦有人揭发，你是说不清楚的。何况这种形式早已过时，因此我立即表示反对：“只要我们彼此心相通，谈得来，就已经很难得了。我看就不必拘泥于某种形式吧！”从此拜把的事，也就无人再提。第二天，早雨晚晴，我在晚饭后，闲步檐下，遥望月出于东山之上，对刑满后的形势颇有感触，因而吟诗一首，以表情怀。

　　大梦初觉几时春？天雨路滑不可行，
　　闲步庭前成佳韵，花自清香月自明。

　　到了六三年，党中央执行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形势略有好转。劳民伤财的事，似乎有所收敛，小高炉不再冒烟了，公社一声令下，众人推的推，拉的拉，一夜之间，夷为平地。公社食堂也散伙了。副食品的供应有了些微增加。这年春天，我深知要回归社会作个自由人已无希望，便请假回中坝去取我存在看守所的衣物。看守所的所长此时已经不是赵银德，换了一位姓蔡的。经详细核对，除两箱书籍、照相机、收音机和各类证件（包括毕业文凭）被宣布没收外，遗失了一套西服和准备送给女友的金质胸花，其余五箱衣物大部分都在；在中坝远亲马昌坤的帮助下，我交铁路货运部运回嘉川。中坝是我少年时代的熟游之地，初中和高一就是在这儿度过的。此次小住二日，它给我的印象一点也不新鲜。除了银行、供销社和百货公司等国营大户修了一些高楼外，一般还是低矮的旧式房屋；街道也不整洁，脏乱差的现象触处可见。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旧军阀董长安的颂德碑已经重新刻上“红军北上抗日纪念碑”的字样了。市面冷冷清清，一派萧条景象。下午五点以后，关门闭户，你想找个食堂吃喝一点都很困难。我领回衣箱的当晚，看守所的蔡所长就来旅馆拜访我，我请他坐定以后，他就低声向我说：
　　“你在三台任警察局长期间，我曾经在你局里吹过号，不知道你还认识我不？”
　　“事过二十多年，已经不认识了。”解放后，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提到了吓人的高度，教育干部和人民要分清敌我，对敌人要恨，此时他敢于向一个“劳改释放犯”表达这样的关系，确实使我感到震惊。但据我的记忆，当年除我带去的一名警长张朝阳外，就没有一个警士是彰明或者江油籍的（彰明于五八年下半年并入江油），我心里琢磨着，他很可能是号兵出身，但不一定在我局里工作。接着他说：
　　“我看你在今天领回的衣物中，有一席筷子，是牙筷吧！”
　　“是的，是在印度买的。”
　　“印度是产大象的地方，那里的牙筷可是名贵的东西啊！据说象牙筷能鉴别有毒食品。比如吃菌子，如果是毒菌，象牙筷一触及到菌汁，马上就变色。”
　　“有这样的说法。”此时我已洞察到他的来意，我说：
　　“既然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两双作纪念！”说罢，我立即开箱取出两双牙筷送给他，他高高兴兴地连连点头告辞了。
　　回到队里，部分难友争着看热闹，有的人却怕走近，远远地瞧着。有的说：“他的这些东西放错了地点，跟错了主人。”有的说：“他的这些东西真是穷嫌富不爱。”他们说的都对。在这举国灰蓝，人人争穿列宁装、工人装、灯芯绒便是最好面料的社会里，我带回的这些东西，除了讨人嫌之外，还有多少实用价值呢？无处好存放，.我就把几只箱子重迭起来，放在大寝室的屋角里。没过几天，一位自觉识货的留队就业驾驶员仇志就背地里向我说：“×队长知道你带回的衣服不少，他想向你‘分’一条澳毛哔叽西服下装。”我明知他是为了讨好主子，出的这馊主意，自愿来做掮客的，但又不好拒绝。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拒绝就意味着与领导结怨，今后还要相处，哪会有我的好日子过？！巴结队长吗？我心里又一千个不愿意。无可奈何，我只好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送×队长一条吧！”他犹豫了一下，说道：“恐怕×队长不会接受。我再去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他，看他怎么说。”过了一天，他来向我反馈情况：“碍于纪律；‘送’，×队长绝对不能接受。你要肯，还是分吧！”我说：“既然如此，×队长就随便给点钱吧！只要他拿得出手，我就收得下。”结果，他给了二十元人民币，就把一条崭新的细澳毛哔叽西服下装拿走了，他真的出手不凡！
　　当时布票奇缺，一年每人配发的布票还不够做一件上衣，而西服又不能穿。卖？谁肯要那“资产阶级的装饰品”！存？准备存多久？结果还不是让鼠咬虫蚀！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其中一部分改成四不像的所谓青年装当工作服穿；衬衫送给吴海清等每人一件。当年花了两三千美元购置的这些东西，就在这长时期的磨难中，东一件西一件地自我葬送掉了。
　　1964年秋天，吴海清和我等二十余人被调往旺苍煤铁厂的另一个工区——石洞沟劳改大队。石洞沟与南江县接壤，高山峡谷，人烟稀少，产煤铁矿，队部设在小河两岸，与几家农户为邻，中架小桥，以通往来。我的任务是运矿石或粉煤以备运往厂部作原料或燃料，经过这几年的锻炼，这些工作已经基本能胜任了。在这里，我又认识了古华、胡湘岩、刘宁一、王亚文等一批旧知识分子，他们曾经是教师，职员或者军官，均已刑满就业。黄埔军校十八期毕业的饶绪镇此时也在这里，因为他的劳力强，一直在井下操作。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模式和其它矿区差不多，井下昼夜三班倒，井上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晚饭后可以下象棋，玩扑克，其它的娱乐就没有了。如果队长开恩，星期天准了假，还可以去赶场或赶乡，享受一下“公民”的自由，除了吃喝之外，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一想到不平事也可以发泄一通，当然，这种乐趣是由几个同路人来分享的。但同游的这些人中，我最不放心的是王亚文。此人是标准“小白脸”，曾经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参谋人员，能言善辩，颇有才华；但赋性狡黠，后来，我们再度入狱，我怀疑就是被他出卖的。
　　石洞沟附近有一座小庙叫琉璃寺，年久失修，显得有些破旧。庙里住着一户姓刘的人家，户主是一位老太太，虽然两鬓斑白，但干净利落，毫无粗俗之感。她有一个儿子和媳妇，据说是土改时扫地出门被赶到庙里来的。儿子媳妇以务农为主，儿子闲月跑跑生意，媳妇农闲时节也来队里领洗一些衣服。她生来俊秀，成为附近一位闻名的美人。六四年春天，国内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他们家来了一位名叫林俊华的南江少妇，她是刘老太人的亲侄女，把小刘大妇叫哥嫂。林俊华个子高挑，肌肤白皙丰满，生性伶俐，仪态端庄，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能写信读报，不失为女中佳丽。我认识她是一次和吴海清等赶乡，在刘家吃饭认识的。见面之后，顿生好感。几次交谈，简直有些同病相怜。她说，四年前，她和一位南江县商业局干部结婚，不料这位干部后来犯了错误，发配新疆，她就成为单身妇女了。谈话中流露出再婚之意。但这时，就在我们就业队里已有龚俊和另一名医生对她垂涎三尺。我此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感到人已离五十不远，迄今还没有过过婚姻生活，还没有一个家。如果我在劳改队里折磨死了，也就算了：如果哪一天他们认为我已无用，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危害，把我释放出去，孤独一人，我又如何生活？届时岂不还要投靠深山野寺、皈依佛门不成？！想到这里，我就决心一搏，和她耍下去。此后，我和难友们一同出游的机会减少了，单身到琉璃寺的时候增多了，每次见面，她都很热情，由于距离的逐渐拉近，感情的日益加深，山林小径出现我们的身影，窗前檐下，有我们的笑声。有一天，谈到情深处，禁不住互相拥抱起来，她甚至百依百顺，任凭我感情的驰骋。此时我暗自惊喜，她已经属于我了。但不知是出于我对她的尊重或是出于旧意识的障碍，我抑制住感情的冲动，并未对她做出进一步的要求。也就在那一天，我们决定结婚。她说：在结婚前她还要回南江一次，向父母和亲人把话传达到，稍做准备再来石洞沟。
　　夏未秋初，林俊华从南江返回，我立即向吴海清等靠近的难友宣布，我将于最近结婚，朋友们都为我感到高兴。有的说，“你终于有一个家了。”有的说：“你真幸运，你是竞争中的胜利者。”龚俊不无醋意地说：“一碗喷香的白米饭，竟被你端走了。”饶绪镇向我祝贺说：“林俊华人才气质都不错，如果人们不知道她的文化程度，说她是大学生，谁能不相信？”接着，我们便按照婚姻法的程序，先向队部说明情况，并请队部出具介绍信。双双到石洞沟乡镇府进行登记；同时又在桥那边的农家租了一间小屋作为新房。吴海清更是热心肠，从附近农民家里弄到大米、白面、猪肉和蔬菜，因为他搞过炊事工作，做起饭菜来更是得心应手。我又上街买了些炒花生、香烟和糖果，作为招待客人的礼品。午间，贺客盈门，有两位队长太太也凑近看热闹。参加吃饭的，林俊华一方，来了她的表哥表嫂；我这方当然少不了几位贴近的难友。这样一场喜事和社会上比较起来够简陋的了，但在就业队里却不失为一次盛会。不过，我时刻也没忘记，我还是“劳改释放犯”，许多事情要作低调处理，避免张扬。比如为了结婚，我买了一床锦缎绣花被面，但在那段日子里，早晨起床，我们都把被面折迭在内，露出的是被里的一片白色。
　　初婚时节，我们双双都沉浸在甜蜜的梦乡里。每月我领回工资全部交给她作为家用，家事主要由她操持。那年月，妇女流行的发式是梳双辫，她也不例外。我向她说“小女孩留辫子比较好看；年龄大了，再留辫子，就显得不协调。”她接受了我的意见，立即剪成短发。我的一部分衣服适合改了她穿的，都交给她处理。这在当时布票比金子还贵的岁月里，确实给她带来了一份喜悦。每天一早，她把饭做好，刚刚吃完，也就是一声惜别，闪过小桥，挑起撮箕，上山担矿的时候了。中午一般回家吃饭，只是有时小雨，又没收工，到时我迟迟未归，她就打着伞，把饭送到工地来，我默默地吃着，相互昵视，话不多，心里却甜甜的。今天回忆起来，我们的婚姻虽然短暂，但她的这份深情，不正温暖着我那颗滴血的心？我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贫贱夫妻百世哀”，刚走几步平路又遇到坡坎。三月后，房东通知我们：“××队长的家属要来队居住，限你们三天内搬迁”。我们说：“我们不是说好的，以一年为期吗？怎么现在就要我们走；我们从未少付你们一文房租呀！”房东说：“这是你们队部的通知，我们也无法拒绝。”迫于权势，我们只有另觅住处。天呀，这里人户稀少，我们到哪里去找合适的地方？远了，又赶不上上班。无奈之下，还是由俊华出面，和另一位姓张的就业员的妻子商量，把他们住着的一间大灶屋让一半给我们住，房租两家平摊。张家夫妇为人忠厚，慨然应允了。
　　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但我们两家都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试想想，两对青壮年夫妻住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中间毫无遮挡的屋子里，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视听范围之内，煮饭，室内浓烟弥漫；换衣服都要上床，放下蚊帐；甚至晚上做爱的声音都会被对方听的一清二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何况张家夫妇还带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要哭、要闹、要拉屎、拉尿……这种艰难的处境传到队部，连一向对犯人很严厉的李中队长也过意不去，跑来查看。他说：“如果一时找不到别的地方，是不是暂时想法把中间隔起来。”对他的好意，我们表示感谢。但中间隔离的办法，我们不是没想过，用布慢吗？姑无论其效果如何，布票从何而来？如果用砖石，这费用谁来承担？何况我们两家都未准备长住。
　　没过多久，一天中午下班回家，俊华正坐在桌边打毛衣等我吃饭。我问她：“你在给谁织毛衣？”她说：“早晨你走后，石洞沟生产大队的何书记，到这儿来坐了一会，他托我给他织一件毛衣。你知道，这类人我们是得罪不起的，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他了。”我说：“你赶快织好交给他，不要收钱，少同这些人打交道。”没过两天，就逢星期，何书记又窜到家里来，名义上是来问毛衣打好了没有，实际是来寻开心的。他年约四十上下，一脸下流气，油嘴滑舌，问这问那，并看准了我们的弱点，开始进攻。他说：“你们两家住在这么一间屋子里实在太不象话，何不在沟外另找住处？如果你们愿意搬，这件事，包在我身上！”这时，我急忙插话：“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这附近，实在无房可租，住在沟外，我又赶不上上班，暂时保持现状吧，请何书记就不必多费心了。”没过几天，他又窜来，这回说是取毛衣。俊华说：“他一看就夸我织得好，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并说他还要买毛线，请我再织下装。这种人实在难以应付。不过，我已经和张家媳妇商量好了，万一他再来，请她就在这屋里逗孩子，不要见他来，就出门躲着他。”这法子果然灵验，他几次来，坐了一会儿，就没趣没趣地走了。
　　又是一个星期天，何书记果然拿着一袋毛线来访，意思是要请俊华再织下装。我知道这样纠缠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就委婉而坚决地说道：“何书记，你知道，我们队是专政机关的下属机构，队部已经知道你托俊华织毛衣的事了，队部认为：外边能织毛衣的人很多，你又何必一定要找她织！”何书记听罢，满脸不悦，立即推托另有公事，忿然而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生活在这与世隔绝的专政圈子里，当然不知道外面已经闹得乌烟瘴气，热火朝天；更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有何种惊天动地、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壮举！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中国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一贯强调“全国一盘棋”，所以外边有了大风大浪，也不可能不在劳改营这潭死水里激起一丝丝涟漪。于是我们大队也掀起了“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和“破四旧”的高潮。队部组织了全大队的批判大会，要求每个就业人员写批判文章，选好的在大会上发言。写这样的应试文章，此时对我来说，已不是一件难事，平时读的学习资料多了，听的发言多了，有的语言几乎成了口头禅，一旦要写，可以不假思索，摇笔即来。于是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我成了几名主要发言人之一，而且受到的赞誉不少。为了“理论联系实际”，我又不得不把我存留的西服领带，半自动鞋衬，唯一的一本英语辞典以及一些被认为有资产阶级烙印的东西付之一炬！
　　一天晚上，学习时间上厕所解手，吴海清凑近耳边，悄悄地向我说：“情况不好！今天上午，旺苍公安局来了两个干部，把我叫到队部，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顺水奄改造时与康代轩，李泰萼赶场赶乡、结拜弟兄的事。”我向他说：“不要害怕，要沉得住气。我们一无组织，二无目的，充其量，不过发了些牢骚，揭了点他们的疮疤而已。”
　　没过多久，祸事果然降临。一天中午，刚刚收工回来，旺苍公安局来的几名民警就把吴海清、陈子云、陈为炯和我叫到队部，宣布拘留，带上手铐，解往旺苍看守所。临行前，我要求回家拿点东西，并和妻子见面，他们答应了。林俊华见状，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立即哭泣起来。这时，我也不知道怎样安慰她才好，只好向她说：“你要坚强些，马上带着衣物回南江老家去。等到我的问题搞清楚了，再通知你。”但我已经意识到，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对我们这种脆弱的婚姻不啻是致命的一击。我深深地感到我的命运太苦了，真所谓“棋下一着错，满盘皆是输。”
　　我们被捕后，石洞沟的就业员们并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但反应是强烈的。许多平时和我们比较接近的人为了站稳立场，确保自身不受牵连，纷纷写检举材料。有的人写的比较平实，敷衍应付几句；有的则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人们对我个人的指责比较集中的一点则是：“此人真是反动本质不改，这样一桩在就业队里堪称美满的婚姻，被他自己的反动所葬送了。”这些情况当然是在我出狱后才知道的，但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因为类似的情况，在劳改队里，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我们见识的太多了。
　　旺苍看守所坐落在旺苍新城，牢房都是新建，一小间一小间的，外边有一个约莫4～6平方米的小院坝，可见天日，室内结构与北京公安部看守所相似。进去以后，照例是写交代材料，然后就是学习文件。休息时，可以到坝子里去晒一会儿太阳，呼吸一缕新鲜空气，这是其它看守所所不及的。这一年旺苍一带大早，从春到夏，没下一次雨，偶尔飞几颗，泥灰都未打湿就过去了，难怪同室一位姓李的难友感叹道：“这样的雨，下十年，旱十年！”这一次进监狱，我已不存在任何幻想。我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像我们这类人，监狱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是风都可以吹得进去，而九牛都难以拔出来的。我准备把牢底坐穿，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因此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一位姓毛的年轻人，进监狱后，十分焦躁，绝望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时而唉声叹气，时而痛哭流涕，恨不得饮鸩自杀。听其言，观其行，他可能是一位中小学教师，因奸淫问题而入狱的。过了几天，他的情绪稍趋稳定，向我说道：“看你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真不敢相信你是在这里坐班房。”我说：“我沦落到今天，都是自找的，后悔已经于事无补了，焦急有什么用？听之任之吧！海水是湛蓝可爱的，天空是广阔无垠的，作为鱼鸟，你可以跃出水面，也可以搏击长空，但一旦不幸误入网内或者笼中，而又无力冲破笼网，这时你喊天呼地也没有用？还不如听从命运的安排。”他听罢有点莫明其妙，但似乎又觉得有些道理。
　　太阳从东边墙上升起，又跨过西边墙角落下，没有审讯，没人理睬，漫漫长夜。
　　六七年春节到了，人们盼望着团聚，盼望着祥和，盼望着欢笑，但在这里愁云密布，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团聚、祥和和欢笑从哪里去找呢？除夕之夜，看守所杨所长召开了一次全所犯人大会，看了电视。这里我看到了吴海清、陈子云和陈为炯，但就是不能交谈，而且陈子云露出了仇恨的眼色，好像他坐班房是我们害了他似的，好愚蠢的人啊！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室内烟气弥漫，可以听见剥花生、嗑瓜子的声音，就是没有欢笑，像坟墓一样的沉寂。在散会之前，杨所长把我叫到一边，似乎有意奚落我，说道：“张中允，有何感想？你当年作警察局长时，不是很神气吗？！”我以轻蔑的一笑，答道：“没感想。”还有的话，留在嘴边，没有说出来：“这班房，是你们欢迎我回来坐的，因此你们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摆神气！”
　　是年夏天，看守所宣布要把我送回厂部，在冶炼中队就业改造。吴海清等则不知去向，而且从此失去联系。因为动身迟，到达冶炼中队已经是午后一点多钟了。一位姓母的剑阁人，也是在改造中认识的，了解到我此时还未吃饭，立即到食堂给我买了一斤饭和着菜端来，我感谢他的盛情，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这是我生平吃得最多的一次。
　　不久，林俊华得到我已被释放出狱、改调治炼中队的消息，立即携带行李来部队与我会聚。遗憾的是，她这次来，并不是准备和我和好，长期相守，而是来谈离婚问题的。我虽然向她表示了歉意，并试着说服她打消离婚念头，从头开始，但她的意志已很坚决，说什么要和好，除非“头落眼闭”！她说：“你们这里好可怕啊！说逮捕就逮捕了，明天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她离意已决，劝说无用，我同意她到嘉川乡政府去办理离婚手续，因为离婚是她提出的，乡政府裁定：除该归她的一部分财物由她带走外，她在石洞沟多带走的壹百贰拾元现款应由她退回。由于她当时身边没有多的钱，此款由她出具欠条，日后兑还。三个月后，她从新疆把欠款兑来，我估计她是去那边与她原来的丈夫复婚了。衣服是新的好，人是旧的好，但愿她的这次选择是正确的，从此走上坦途，不再经历那么多的坎坷。
　　我和林俊华从结婚到离婚有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实际同居则只有半年。我们没有生育，既是遗憾，又是好事。说是遗憾，是因为我没有尽到做人的社会责任，而且表明将孤独一生，永远也享受不到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了；说是好事，是这一生落得个干净，来一个，去也一个。试想想，当年如果生了孩子，离婚后，孩子谁来抚养？交给我，我在劳改队，怎么抚养孩子？交给她，既不利于她的再婚，她也无力抚养孩子。生而不能教养，我们如何对得起孩子？对得起社会？
　　俊华去后，我又恢复了在冶炼中队住大寝室的群居生活。日子像印版子一样，在起床、吃饭、上班、下班、学习、睡觉中打发过去。令人震惊的是厂内偶尔也看得到“打倒党内走资派”、“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刘少奇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么？不是国家主席么？“三天不学习，不如刘少奇”，我们早就听得烂熟了，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走资派，又要打倒呢？搞不懂，只觉得政治太无常，斗争太残酷。
　　在冶炼中队，印象最深的是参加公判大会。因为这里离嘉川近，又是厂部所在地，所以附近设有一个广场，一端正中，筑了一个土台和一间预防日晒雨淋的敞棚，此外什么也没有。这样的广场，可是解放后各县城、乡镇的重要设施，也是群众活动最频繁的地方。看戏、看电影用它，群众开斗争会的也要用它，开公判大会更要用它。冶炼中队离广场很近，几分钟就到。每次开公判大会，除了实在停不下来的和重病号之外，人人都必须参加，这是强制性的受教育的课堂，谁也不准缺席。杀鸡是给猴看的，既要杀鸡，猴就不得不看。这天一早，天色昏暗，各个工区的就业员、犯人、像潮水一样，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路特远的也要派代表参加，回去传达。广场四周站满了武装岗哨，要加刑的五花大绑，判死刑的还要戴上脚镣，站在最后列，每人旁边再站两个武警控制着。人到齐了，公安局的干部，检察院的检察员以及法院的法官陆续升座，宣布公判大会开始。这时检察官依次唱名提起公诉，法官唱名宣判。点到名字的犯人被两个彪形大汉挟着膀子，连拖带拽地跑步向前，呼呼的风声和铁链擦地的啷当声交织在一起，犯人的脚颈和踝部滴着血，在台前尚未站稳，头就被按了下去，膀子被架起，听候宣判。这次被判处死刑的有三个。其中一名是冷德民，他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卫生部长，解放后，据称他蜕化变质，贪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抛弃前妻，犯有重婚罪和诬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宣判后，立即由一队武警急风骤雨般地押解到广场的另一端，在一阵号声和枪声中就地正法了。初次参加这样的集会，神经确实非常紧张，甚至感到恐怖。次数多了，也就无所谓了，不是有人在会后就唱起了《锁五龙》的戏文，操着单雄信的调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吗？这次被加刑的还有敬君谟，他的罪名是仇恨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印有毛主席肖像的报纸压在床铺草席下面，毛主席的眼睛有用刀剪戳伤的痕迹；而他还是不幸中之幸，因为只给他加了两年刑。有的却已经从短期变成十五年、二十年的长期徒刑，或者从有期徒刑变为无期徒刑了，罪名几乎统统可以归纳为：不认罪服法，幻想变天复辟；破坏生产，发泄阶级仇恨，进行阶级报复；亵渎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非此即彼，几乎没有例外。法院张贴的这种布告，在街头巷尾以及市区的宣传栏中处处皆可以见到。旧的未旧，新的又重上去了。
　　六八年秋天，我被调到小松岩工区。这个工区比较大，有三个中队，分别承担掘井、采煤、运煤、选煤、碎煤、洗煤、炼焦等工作。我被分在二中队从事选煤与质量检查。这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茶地进行着。这里是从事劳动的监狱，虽然不会被卷进去，但震感总是隐约存在的。一些家庭成份不好，平时不满情绪比较露骨而人际关系又很紧张的人就成了被揪斗的对象。揪斗会是结合晚间例行的学习会进行的。除口头批斗外，也捆绑，高吊、“坐喷气式飞机”，有时分队长亲自动手，积极分子上阵助威打耳光，哄闹一阵之后，被揪斗的人通常以反省、写检讨收场。有些态度不好的人，可能连续几夜挨斗，直到斗倒、斗臭为止。
　　最令人痛心的是我队一位姓廖的政治指导员常常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学习会上，信口训人：“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垃圾，是污泥浊水，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不好好接受改造，就会被当成烂红苕一脚揣掉！”他哪里知道作为一个人，即使是真正的犯人，也还有他的人格和尊严；何况当时的劳改队里，许多人都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入狱的。听者虽然愤怒，但又无可奈何。这位政治指导员同时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专家，明明社会已经大乱，物资供求关系极度紧张，他还是把他已经说惯了的那套话挂在嘴上：“形势是一派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是越来越好。”、“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更不幸的是，这类干部在劳改队里比比皆是。
　　劳改队的管理干部一般素质不高，文化偏低，90%以上的人都是从部队或公安部门的民警转业而来，除了能写自己的名字外，写一张便条或一封简单的家信而不写错别字的人都很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庭成分好：守纪律，把党的话当成金口玉言，说一不二，所以他们确信“知识越多越反动”，对文化知识不屑一顾，对知识分子蔑视践踏，恨不得将他们连根消灭掉。解放后，汉字不规范，错别字泛滥，甚至有文字狱倾向，与他们这些人的思想素质和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在小松岩多次因一个字、一个词而受到批判与责难。例如：我写“鬥”，他们作“斗”并问我“鬥”是何含义？我解释了又解释，他们就训我：“明明是斗争，你怎么乱写呢？”文件上有“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语句，我在发言中不经意地说成了“广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你怎么可以任意更改文件上的字？”“毛主席”的“席”的标准写法是“席”，我偶尔写成异体字“席”就被一位分队长指责为“别有用心”，这顶帽子可不小，幸好有人点拨他，社会上有这种写法，才免予追究。
　　管理我们选煤与质量检查的人是一位姓郑的分队长，因为他的神经不太正常，人称“郑疯儿”。他接管此项工作后，很想做出点成绩，问我能否将各班组的质量检查结果除逐日公布外，并做出分析，每月总结？我答应“能”，于是我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将各班组的煤质检查结果逐日公布，每月总结；并根据统计数字，显示各班组的采煤质量的升降起伏，分析原因，指出优缺点，写出书面汇报，由工区办公室通报各中队予以批评或表扬。这样做，对稳定和提高工区采煤质量，防止各班组为了完成数量而不顾质量的作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郑疯儿”一度受到好评，得到重视。可惜他毕竟素质低，有那么一点成绩，便骄傲起来；而且在犯人、就业员中作威作福，常常为一点小事，故意当着他的老婆的面，训斥、打骂犯人或就业员，让他们写检讨或星期天不准请假上街等，以显示他的威风。他的这些恶劣行径，激起了就业员和犯人的不满，也招致了同僚的非议，以致把自己陷入了新的困境，精神病复发，一再住院。
　　两年以后，一个星期天，我赶嘉川，路过顺水奄，一眼看见敬君谟出现在那里，我立即上前握手，向他问好。谈及往事都不禁感慨系之，也许彼此的眼眶都有点湿，但已无泪了。我问他：“你不是在厂部医院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被调到这儿来了？这儿单位小，能发挥你的所长吗？”他说：“这些年，我为他们带出了十多名医生，新生力量成长起来了，我们这些老反革命分子自然应该靠边站，这大概就是规律吧！”我问他：“就业了么”？他说：“前年加刑，今春就业。调来后，队部还不让我搞医务，后来那位医生实在搞不下去了，又才让我接替。”我约他一同去赶嘉川，他说：“劳改队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来不久，还没有那样方便呢！”这时，我只好握别，单身上路，思绪久久不能平静。
　　七三年春天，我请假去剑阁探亲。这次我准备了足够的现金，希望高兴而去，满意而归。过广元时，我去了一趟皇泽寺，原以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定风光无限，令人流连忘返。谁知到了皇泽寺。却异常冷清，门首郭沫若先生的题联：“政启贞观……，治宏开元……。”虽足以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但对应现实，不免望联兴叹。进到寺内，除了一家茶馆有两个老头在那里对棋外，就是我这个观光客了。则天塑像灰尘满面，黯然无光；此外就是枯枝蝠粪，满目萧条。我初意还准备去千佛岩，此时也只好改变原订计划，到街上转了一圈，吃点便饭，就无精打采地返回旅馆。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劳改释放犯”吧！（那年头住旅馆都要单位介绍信）服务员对我很冷漠，爱理不理的。不过，我早有思想准备，我行我素，根本就不希望别人的热情。匆匆洗漱，即解衣上床。
　　第二天上午，到达柳沟，弟媳刘传芬和侄儿张廷俊、侄女张廷芳都在家。那时他家也非常困难，住在一户人家的角楼上，因为住房太窄，就把我安顿在一家小旅馆。胞弟张朝斌早已离开剑阁一中，下放到白龙运输社劳动。因为我是专程来看望他们的，所以传芬赓即带信把朝斌叫回来。为了表达我对亲人的久别之情，我同传芬上街，选好布料，给他们家每人做了一件衣服，布票当然由他们自备。其实这些年来，我并未忘记他们，逢年过节，曾多次给他们寄过小款，但不知他们对我这样一个胞兄又是怎样想的？据朝斌向我透露说：“有的街坊背后指着你，‘此人不就是那个美蒋特务！’好在你没听到。”我说：“社会已经成了这样的社会，有人说必然有人传。这些年来，我听见的指责多着啦，已经听惯不惊了，只要你们不这样认为就行了”。过了一天，我同朝斌去了剑阁，游览了剑门关。那里地势险峻，两山相对，壁立如刀削，中间一条狭窄的通道，只有仰首直望，才见天日，难怪古人誉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科技应用于军事，当然它已失去其军事价值，成为一处任人游览、凭吊的历史遗迹了。此时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人穷社会乱，谁还有闲心到这儿来玩？所以除了邓小平题写的一块碑、旁边一间简陋的矩形亭和山上一座破烂的姜维庙外，就没有别的人文景观点缀其间了。
　　回到剑阁，遇到一位身材矮小、名叫罗嘉玲的中年妇女，朝斌介绍说，她原来在教小学，他们同时被精简下来，因为孩子多，生活非常困难。此时她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绵阳军分区司令员王成汉一行正在剑阁境内检查工作，也接受人民群众的投诉。被洪水冲走并在水中漂流已久的人，哪怕只是发现一根稻草也想抓住。所以他们一商量，便决定去找王司令员谈各自的问题，看政府是否可以早日收回陈命，重返工作岗位。朝斌知道，我也委屈多年了，建议我也去拜会一下这位王司令员，陈述自己的情况。我略加思索，认为于事无补，但也无害，便同意去了。我们根据她提供的线索，选定最佳路线，走了一乡又一乡，最后终于在柳垭乡政府受到王司令员等人的接见。关于他们的问题，检查团答应将材料交县上处理；对我的答复则是：“你的问题是江油法院判决的，这里是剑阁专区，我们无权受理；你还是写具书面报告，向江油县委和法院申诉为好。”这样的答复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但我怀疑，他们这样下来走一趟，究竟能解决多少问题？
　　在剑阁走了几处，感觉不好，但令我终身难忘的却是剑阁的柏树。柏树本是一种常见树，终年翠绿，遇霜雪而不凋，被世人视为长寿和气节的象征。剑阁的柏树却独具特色：一是大，通常要三、四人才能合抱，特大的需要五、六人。树龄通常在六、七百年以上。民间相传蜀汉阆中守将张飞不识道，更怕夏日行军受日晒炎热之苦，因而下令栽种此树，所以称为“张飞柏”，这是传说。也许张飞种过柏树，后来所余不多了。比较可信的是《剑州志》所载：明正德年间，知州李壁主持种植此种行道树。真是前人种树，后人遮阴。此时漫步道上，一股清爽之气，沁人心脾，我们不能不为这位封建时代的官吏有此绿色意识而感到由衷的钦佩。二是多，剑阁的柏树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千万株，成行成线，分几路展开。历届政府保护完好。解放以后，每株树上挂牌编号，有的树还砌石围栏加固。从梓潼到剑门再折而至阆中，三百里程的驿道上，原有古柏数十万，至今尚存近万株，参天蔽日，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又以汉阳一带最为密集，名之曰“翠云廊”，这是举世无双的。三是奇，在剑阁众多的柏树中，奇树不少。有的树冠远被，宛如伞盖；有的根部裸露地面，状似虬龙。在翠云廊中有一株高34.8米，平胸直径1.16米，远望似柏，近看似松，世人称之为“松柏长青”。如有人问我：“此次到剑阁探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的答复是：“剑阁的柏树给了我以精神上的陶醉和美的享受。”
　　回到柳沟，已是假满前夜，稍稍休整，即乘车返回嘉川小松岩劳改队。人们看着我空手归来，似乎有些不理解，其实这不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国穷民穷亲人穷，他们吃饭都困难，那还有多的东西送我啊！
　　没过几天，一个上午，天下着雨，因为选煤处无雨棚，选煤难以进行，我们便在碎煤机前帮着下车。轮到一位年龄偏大，与我并无好感的同组人员下车了，他的表情很吃力，钢钎插不进去，动作异常迟缓，我在旁边看着，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出于同情和关怀，我主动上车替他，谁知用力过猛，失去重心，身子一下子就从电瓶车踩脚横木上向前冲下，跌在轻便车轨上，一时疼痛难忍，爬不起来，经人扶起，到队部医务室检查，是左上臂骨折，因此又被送进厂部医院。住院受点皮肉之苦倒无所谓，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那位廖指导员事后的指责：“他是由于这次探亲，思想上出了问题才发生事故的。”我无言以对。劳改队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地方，天大的委屈，你不能忍受也得忍受。

六

　　1976年是个不平常的年份，劳改队里突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凡属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就业人员、犯人一律特赦。”他们标榜的口号叫“转业”，而且喊得很响亮。根据小道消息，他们打算从优对待特赦人员，每人发给呢料制服一套，毛毯一床，补助金贰佰元；有工作能力的安置工作。不知又是出于何种考虑，这计划后来变了，只在临走时发给绵绒毯一床，人民币一百元，其它安排大致照常进行。先是把川西北片区的特赦人员从四面八方集中到成都青白江区一所尚未启用的疗养院里，这里环境优美，周围是果园，白天参观，晚上放映电影，一连几天，我们参观了都江堰、成都市区、日本人援建的四川氮肥厂，红光人民公社。久处边远山区，见到的就是簸箕大一片天，走出来看看，倒有一种新鲜感。电影还是那么几部老掉牙的片子，诸如：《小兵张嘎》、《地道战》、《列宁在1918》等。参观以后，就是写思想总结。这年天气特别冷，白天飘着鹅毛大雪，晚上地面积雪数寸，个别桉树都给冻死了。年轻的警卫们却在空阔处堆起了雪罗汉。幸好这里为我们准备了杠炭火盆，坐久了，可以烘烘手，不然笔都捉不稳，怎样写字呀？对文学有兴趣的人，还办起了墙报，你凑几句诗，他写一篇散文，合起来就斐然可观了。在这样的场合里，我也适时写上几句，图个热闹。
　　总结在规定的限期内写好，先在小组会上念念，大家提点意见，再修改修改，然后选好的在大会宣读几篇，这样就算一律通过，最后召开一次大会，宣布分发地区名单。根据我的记忆，起义将领、原贵阳军区司令文强去北京，去北京干什么则无下文。曾英，曾任重庆市警察局秘书、四川××县县长，警校三期同学，也去北京。去北京干什么，未正式公布；但据左道传闻，当局可能是利用他与军统的关系，到福建前线喊话，策动在台湾的情治、警政人员起义，回归大陆。其余99%的人都是回原籍。这样的结果不免使我忧心忡忡；但一同出来和我关系较好的金万泉则有点盲目乐观，存在着幻想。分手前夕，他安慰我说：“别太悲观了，事情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糟。”而且透露出他想利用他与逃台的罗广文的一点旧情，去信联系，为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做点事情，看是否在遣返原籍后，能谋到一份工作。因为他知道我的中文基础比较好，央求我为他草拟一封信稿，我答应了。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到达绵阳，去专署报到以后，只有一位叫刘政的，几经周折，安排在县农业局工作。其实此人是想投靠江青向上爬的，因为他自恃才华，写了一些新诗，他曾把其中一部分寄给江青的诗稿交给我和许多人看过，“四人帮”不倒便罢，“四人帮”一倒，我看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向专署报到，只是一种例行手续。我和畅希茂等几个籍属江油的人，则回到江油。因为畅希茂有家，便回去依靠儿子。我已无家，他们便把我往“敬老院”一塞。开始有一些假象，似乎要在院里安排一个工作，最后真象毕露，原来是想以每月发给两元零花钱作为院民把我收养起来。到达“敬老院”之夜，我郁郁不乐地在天井中道上独步，突然一个女人闯入我的眼帘，定睛一看，原来是堂侄女张廷英，他趾高气扬地从我身边走过。她并非不认识我，因为63年我回中坝取衣物时，我们曾经见过面，并在他家吃过饭。此时她不理我，可能是出于要“站稳主场”的考虑，因为她是敬老院的“堂堂国家干部”。这些年来，我已习惯于不先向人打招呼，此时我想我是长辈，你是晚辈，你不理我，我又何必自作多情要来理你呢？就这样，我们彼此视作路人，擦肩而过。这种局面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次年春节她的母亲到她家里探亲才暗暗终止。实际这种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在当时的共产党中国已属“正常现象”。第二天，吃早饭时一打量，院里大约有三、四十号人，除几个孤儿外，非老即残，老则弯腰驼背，残则瞎眼跛脚，呻吟声时有所闻，这种气氛，我一时实在受不了。我想，说老我还不算老，说残，我根本不残，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远非一般人可比。悲愤之余，我的怪话又出来了。我说：“明明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转业’，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失业’了，未免有点底不合面。”这些话传到那位告老还乡的老红军、当时任敬老院书记的龚××耳里，他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说道：“党和政府把你从劳改队特赦出来，让你回到人民行列，有公民选举权，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光荣，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根本就不存在失业的人。你在这里，衣、食、住全由国家包干，怎么能叫失业呢？”对于他的这一套强词夺理的说教，我不屑一驳。我知道，在强权面前，辩也无用。回到寝室，我赓即写报告，说自己尚未改造好，转请江油县委会、县政府把我送回劳改队，仍当就业员，我不愿在这里当公民。我的这种举措，明知其无益，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抗议而已。报告如石沉大海，现实必须面对，既然来到了窄巷子，再灰暗也得走下去。
　　在残老院无可奈何地住下来以后，我被分配在园艺组，每天在果园里搞点育苗、整枝、杀虫、嫁接之类的工作，思想上趋于消极，自以为一失足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就是我的最后归宿了。一天晚上，我写下这样一首诗：

　　风云才略久消磨，且将幽意寄山阿，
　　昼耘红桔三千树，夜数繁星十万颗，
　　不忮不求捐烦怨，独往独来寻快活，
　　一已得失安足计，但愿人民幸福多。

　　华国锋上台不久，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四人帮”很快被粉碎了，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由于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们的复出只是迟早的事。不久，邓小平当了副总理（总理由华国锋兼任），拥有很大的实权。这时我已经静如止水的思想上起了波澜。我不甘心老死在残老院，要求另谋枝栖，于是我又动起笔杆向邓小平写了陈情书，请求给予出路。一封无消息，我又写第二封、第三封，不仅我自己写，我还鼓励另一位“转业”而来的院民董大凡也写。董大凡，江西人，在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并随张国华部队进藏。复员后，在四川盐亭粮食局作干部，并与盐亭一女团员结婚，在盐亭定居。后来被人揭发，认为他有历史问题，被判刑二年，“转业”到残老院后，他也想改变现状。我们的申诉是否到了邓副总理的手里，信是怎样处理的，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俩人后来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则是事实。
　　残老院除园艺组外，还有粮食种植和养猪、养牛、养鸡、打草鞋等副业，此外还附设了一个收容队，专门收容社会上的流浪汉和一些小偷、小摸但又不够判刑的无业人员。按照编制，几名干部中，原有一名姓张的转业军人担任保管。一年以后，因他患有脑膜炎后遗症，需要提前退休。保管一职，便由我这个院民担任。兼任期间，我发觉江油民政局的干部们有一种特殊的“休闲”模式。每到春秋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他们打着“下乡劳动”的幌子，开着大小车辆来到院里，先是喝茶、嗑瓜子、打麻将、打长牌，哄闹一阵子，等到粮食植组的院民来报：“地整好了，窝子也打好了，专等播种。”这时候，这些“公仆”们，才伸伸懒腰，先后离开桌子，到地里去撒种。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午饭已经准备好了。”这下子他们又才忙不迭地的走回客房，收拾长牌麻将，大吃大喝起来。横竖残老院是他们的下属机构，有什么好吃好喝的，都会奉献上去。如果遇上果子成熟季节，不管是脐橙、蜜桔、甜柚、蟋桃，苹果都会拣好的作为他们的醒酒汤。吃饱喝足了，下午照例又是四圈麻将。等到夕阳西下，我就忙着为他们称黄豆、花生，大包小包地派人送上车子。这下子他们才乐呵呵地满载而归。帐是我记的，他们是否付款，我就不得而知了。

七

　　1979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刚刚劳动回来，院长邹好顺告诉我：“刚才县委会秘书室打来电话，叫你下午两点钟到那里去一下，找县委会薛秘书（女），他们有事找你谈。”究竟什么事呢？我思索着，管他的，到县委会就知道了。吃罢饭，换了一套衣服，就匆匆上道，沿着河堤，向中坝走去。尽管这是初春时节，云淡风轻，景色宜人，也顾不得仔细去欣赏了，一会儿到了县委会，找到了那位女同志，她举止大方，善于言谈，开门见山便向我说：“江油一中的英语教师朱××同志因患胃溃疡需要到成都进行手术治疗，而且也不是近期内就能返校上课的。县委考虑到你留美多年，想让你去代课，不知你愿意否？”我说：“这是天大的好事，我有什么不愿意，只是我已经荒疏了二十多年，不知还能胜任否？”她以一种理解的姿态说道：“那好，你明天上午九点钟再来这里，我约一中的老师也到这里来，你们见面直接谈谈。”就这样，我告辞了。中坝离残老院所在地的治城，只有十多华里，一溜烟就到了。
　　这一天，是平凡的一天，但它却成了我这一生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启了我晚年的幸福之门。
　　回院以后，我想找一点英语资料看一看，但一本也找不到。这些年来，由于极左路线的实施，所有英美国家的东西都一律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予以打倒。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把仅存的一本英语辞典都烧了，此时到哪里去找呢？向人借吗？残老院是个文化贫瘠的荒原，我自己都找不出，别人更找不出；治城中学可能有，但此时天色已晚，又无熟人，我向谁借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在室内漫步，拨动思维的琴弦，回忆那些尚未忘记的英语词句，侥幸地希望它还能有用。
　　第二天，我准时到达了江油县委会，薛秘书把我介绍给江油一中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副校长杨芳滨，另一位是英语教师董朝烈。坐定以后，董朝烈就以英语向我提问，好在简单的东西，我还听得懂，能回答。接着他便拿出一本英语文学杂志，从中选出一篇小说的一段，叫我译成汉语。一看里面不少生词，要准确而流畅地译出已经很困难了，于是我只好连猜带蒙地把它译了出来，幸好，差距不算太远，他们也理解这二十几年的荒疏意味着什么，同意让我到校代课。就这样，我赓即搬进一中，成了一名代课教师。
　　江油一中的前身是省立第二中学，我的初中和高一学历就是在这所省立学校完成的。1934年红军北上，经过中坝，这所省立中学停办；次年，红军远去，我才转到成都成功中学读完高中。此时旧地重游，虽然似曾相识，但已景物全非。校党委书记姓刘，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校长杨兴富实际是一个混混，十天半月很难和教师、学生打个照面，丢下全校事务不管，却说去抓基建，而修房造屋的事，又有一个事务主任专管，其用心何在，局外人不便推测。实际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成都混过的，学校的事，几乎全由杨芳滨负责。我的教学工作最大的困难，不在教材本身，而是在于国际音标。毛泽东执政时期，搞“一边倒”，外语只有俄语一种，英语及其它语种完全处于罢黜状态。此时重新开办英语教学，初中得从语音开始，高中也有一个很短的语音复习过程。我过去学英语，学过一点韦氏音标，又不是很系统的。今天面对这开宗明义第一课，不免感到为难。为了杀出一条出路，我不能不知难而上。这时，我就采取低姿态，向董朝烈老师请教；同时借了学校的语音磁带，反复跟着学。从79年起，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英语的热潮。在电视上，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女老师郑培蒂正在进行公开教授英语。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们英语教研室的几位同志都按时到县委会广播室去听课。（那时电视机还是奢侈品，江油一中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就这样，我搬掉了一个个绊脚石，渐渐地跟上去了。
　　饥者易为食，寒者易为衣，这时我不敢志存高远，但求在这所学校能转正，站稳脚就不错了；可是学校领导对我的事却是一拖再拖。后来从教务处一位姓杨的女同志那里才知道，他们之所以拖而不决，是嫌我年龄大，过不了两三年，就到了退休年龄了。因此，他们不仅敷衍我，而且歧视我。暑假值班，别人只值三天，我却要值七天；秋季始业后，别的教师每人做一套呢子衣服，却没有我的份。我是代课教师，分别对待，我不在乎，但问题总不能不解决。幸好，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各高校为了寻觅英语教师正十万火急，纷纷出击。绵阳农专和绵阳建材学院（绵阳西南科技大学前身）得知我是建国初期留美归国的，均派员前来征聘。建材学院先后派来了人事处邵处长和李副校长；绵阳农专也先后派来教务处张副处长和人事处刘处长。他们都各自展示各自学校的优越条件，积极争取我前往。正当我犹豫不决之际，胞弟张朝斌也来信了，他说他与绵阳农专蒲书记的义父谈过我的情况，蒲书记得知后，热烈欢迎我前往，于是我立即与蒲书记联系。八〇年春节过后，我告别了江油一中前来绵阳农专与蒲书记映明和校长张旺胜见面，他们都很亲切，表现了求才若渴的诚意。论道理，建材学院是本科大学，部领导：而绵阳农专是专科，省领导，我之所以弃高而就低，原因正在这里。当然建材学院远在青义，进城一次，要花一天的时间；而绵阳农专地处市区和郊区的结合部，半城半乡，办事方便，也是吸引我前来农专的另一原因。
　　初到绵阳，我住在距绵阳农专最近的旅行服务社。从住地到学校，要经过一段乡村路，路旁零零落落的有几家卖香烟之类的小店铺，然后过铁路上山，绕过了子云亭便到了。学校建筑比较简陋，除了办公楼和旁边的党委办公室、校长寓所是砖混结构、有点现代化气息外，其余均是旧式建筑。同校长张旺胜和英语教研室的负责人瞿德元见面后，他们安排了一次测试，只做了一半，党委书记蒲映明便请我去谈话。谈话归来，已是中午时分，翟老师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并安排我到一位姓龚的老师住处午休，说是下午上班时再做第二部分。下午两点钟，我准时前往测试地点，完成剩下的试题。瞿老师最后核定，给了我97分，经向领导汇报，学校决定录用我了，并叫我搬进校来。
　　真情与假意是大不相同的。我来到绵阳农专以后，学校人事处赓即按校领导的指示，给我弄到了在编名额，厘定了工资级别，给予硕士研究生待遇。虽然工资偏低，但这是怪不得学校的，因为当年我在北京政治研究院毕业后，还未走上工作岗位，就被拘留了，此时重新录用，自然就需要重新定级。其它诸如户口、粮食关系以及住房等问题，都陆陆续续予以解决。我感谢绵阳农专的领导们对我的信任与关怀。同时也使我感到奇怪，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两个不同的学校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难道高一级学校领导的胆识和魄力就高人一等？！
　　这些重大问题解决之后，我心情之愉快是可想而知的。一天夜里，我写下了这样一首绝句：

　　东风浩荡遍天涯，枯藤老树开新花，
　　往事如烟休回顾，听罢书声看晚霞。

　　为了报答绵阳农专党组织和校领导对我的录用，也为了尽到一个教师培育下一代的责任，从此我一心扑在教学上，认认真真地备课、授课，踏踏实实地批改作业，堂堂正正地做人，尽可能做到学生满意，学校满意，自己满意。记得那些年，不管是盛夏还是隆冬，也不管是刮风下雨，每晚我总是工作到深夜，直到心里踏实了，才肯就寝。
　　余下的问题就是要求政府对我当年判刑是否正确讨个说法了。此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耀邦已经上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召开，为冤、假、错案平反已经成了他们改弦更张的一环。因此，在我于1981年11月以书面向绵阳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查并纠正原来判刑的错误后，该院于次年以法刑监（82）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原彰明县人民法院（57）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判刑10年的决定以及经我上诉该院维持原判的决定。不过判决书中的说法狡猾离奇，一方面他们首先肯定我在1942至1944年任伪职（三台县警察局长）期间，历史上是有罪恶的；另一方面又承认我于1950年申请回国是“出于热爱祖国”，但却避而不谈，我之所以回国是由于他们的号召，以及他们所宣布的政策：“加以礼遇，不究既往。”更为离奇的是因为我在华北革大学习期间对历史上的问题主动作了交代，因而参照政府对“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才撤销原判的。对此，我当然还是不服气，我是响应号召回来的，我既非现役国民党军人，也非在职国民党干部，从离开三台警察局那一天起，我就是一名平头老百姓；从踏上美国国上入美国大学读书，我就是彻头彻尾一名学生，我算什么“起义”呀？于是我又据理力争，最后才于84年收到下面这一纸判决书：

　　四川省绵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84）法刑监字第76号。
　　张中允（原审被告），男，65岁，现在绵阳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张中允原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申诉案，经我院复查后，于1982年9月4日以法刑（82）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了原一、二审判决，参照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既往不咎。1984年7月23日经我院再次审查，张于1950年5月在美国盛顿州立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这是热爱祖国的实际行动。原审判决将张中允回国后主动谈出的个人历史问题作为罪行判处刑罚是错误的。我院法刑监（82）字第20号判决参照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既往不咎，亦不当，经再次复查复议，现判决于下：
　　撤销我院1982年9月4日法刑监（82）字第20号判决，宣告张中允无罪。
　　　　　　1984年7月23日此判。

　　在这一纸判决书里，虽然他们对我是“响应号召回国”仍然只字未提，但毕竟一再承认了错误，宣告我张中允无罪，我心里也就平衡得多了。关于工龄问题，江油县人民政府在82年10月25日给我的复函中说，根据《中共四川省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当前纠正冤、假、错案中涉及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即川落发（1980）年第1号文件精神，认定我的工龄应从1950年10月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时起算。至于错误没收不应没收的私人财物以及保管中的遗失问题，江油县人民政府赔偿了人民币1000元，真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是的，一切都是。
　　1985年中国的大专院校开始评职称。1987年，我检具有关材料，经四川省人事厅省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副教授。这时我已垂垂老矣，外语教学的新生力量也已成长起来，我想，我在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争挑一肩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乃至次年告别讲坛，开辟退休后的另一方天地。

2000年12月2日时年八十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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