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林：回到时光之中

┃Personal History

© 王安林／文

　　回到时光之中

　　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回到那些时光之中。
　　今天，注定是往回走的日子。实际上一切的变化不是很大，阳光、风，所有的植物，我们可以置换一些建筑，打扫一下房间，添置一些家具，然后，请他们回来。这样好象并不礼貌，还是我过去吧。你往回走，发现那些重新出现的都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原来逝去的都不是真正的逝去，失去的都在某个地方原封不动的保存着——亲爱的，原来你们一直都在。你和他们握手、拥抱、亲吻……真的是难以置信，当时你们可是吵过架的，为了一颗糖果，为了一次表扬，为了一个眼光，为了一句没有结果的话。那些没有争吵过的都是老人，他们依然用慈祥的目光笼罩着你，让你觉得自己可以在整个世界骄纵无度。你一直往回走，越走越近，近得必须带上眼镜。你越过了你的年青时代，越过了你的少年时代，越过了你的童年时代幼年时代婴儿时代……你永远不会无路可走，我们都知道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只是有时候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要早早地往回走（父亲与母亲已经够早了，二哥却更加早）。当然，生活中总会有这样的人，他们总是怕出门时没有锁门，水龙头没关（那次大哥被刺生命垂危，我匆匆出门，回来时发现煤气灶上还烧着开水而煤气一直就没关，幸好用的煤气罐里的气用完了）。所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早点回家没有什么坏处。当然，我们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说不准就会拉上你说上那么几句话，好的朋友还会邀请你上酒吧喝几杯去茶室坐一下或者去唱个歌什么的。
　　此刻，我走在回去的路上就经常会碰上那些熟悉的人。在外婆家的后门，那边有个丝瓜架，下面种着甜瓜，有白的有青的，也有黄白相间的。我看到幸福了。他比我大许多，但还是经常拖着鼻涕。不管是否下雨他都会戴着一顶斗笠，肩上抗着一把锄头。这证明他是一个拿工分的人了。外婆家的很多事都是他帮忙干的，我曾经跟在他后面看他将稻谷挑到加工厂碾成白米再挑回外婆家。外婆会给我钱让我在经过小卖部时买点糖果糕点。这时候，幸福的脸上就会真的露出幸福的笑容。而这时候，我会想起自己在学校时的卑微，讨好地跟在一个富家子弟的后面。“我们很久没见了。”幸福说。他还是拖着鼻涕，还是戴着斗笠，但没有抗着锄头。他拿着一根钓杆，另外一只手提着一串鱼。他说：“外婆说想吃鱼。”他一直跟着我叫外婆。我想，外婆大概是病了。外婆只要身体不舒服就会说想吃鱼。打开幸福家的后面就是环村河。环村河里面有许多鱼。我和幸福经常会从后门出去钓鱼。幸福提起手上的鱼给我看鱼的眼睛：“你看，眼睛都睁着呢。”我说，幸福，我知道你对外婆好，你好好照顾外婆，等我来了就让我来照顾。我想了想又说，幸福，我会给你带个手机，苹果最新版的。幸福的眼光比以前平静的多。他对我给予的贿赂好像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手机是什么。他说：“你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回来，那可是你的外婆。”当然，我会尽快的。我突然想起爸爸妈妈还有二哥，他们不是早就回家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也许他们是去了爷爷奶奶的家。但谁知道呢。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但也许并不准确。在坐上这趟火车之前，我和大哥坐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从杭州到北京。现在，我们是坐在北京到宁夏银川的火车上。我们要去银川小姨家。早晨上的火车，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也许已经是凌晨。整个车厢空空荡荡就我们两个旅客。当时我刚调到检察院当法警。我穿着单位发的蓝色军大衣。我还向同事借了一件，那件借来的军大衣穿在大哥的身上。火车在黑暗中向前移动，窗外偶尔会有亮光，显得非常遥远。身边全是空位置，只有我们哥儿俩要去往那不可知的远方。“马上就要过年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大哥说。我愣了一下。火车慢下来，停下来。站台上亮着惨淡的灯光。没有人下车。也没有人上车。我说，他为什么不回家。我的口气似乎有点埋怨二哥。我记得大哥说过，二哥已经买好了车票马上就要回来。大哥说自己要与嫂子去她家过年。到时就你们一起过年了（大哥当时结婚不久，记不起了，好像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看到大哥摇了摇头，他的眼睛里面盈着泪水（而我此刻才冒出当年的泪水）。二哥死亡的电报是凌晨二点三十分接到的，我当时已经哭过了（就像当年父亲早上去世时我嚎啕大哭，但在晚上食堂吃饭时就发出了笑声）。火车又开动了。我和大哥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大哥说：“小姨说他是上吊自杀的，为什么。”他将上吊自杀几个字说得轻而模糊，我几乎就没听到，我们似乎都在回避着这个词眼，回避着这个场景，回避着这一情节——似乎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是一种见不得人的行为（当时这种行为只能让人联想起畏罪自杀。而对于我，当时也许体验到了生活之苦，而从来没有体验到人生之苦）。“他为什么不回来？”大哥再次发问。是啊，他为什么不回来。我看到二哥背着行李挤上火车。在北京他利用转车的时间买了北京的果脯。他知道我喜欢。然后他一路南下，上海他没有下车。但杭州他会下车。在杭州他有一个女同学，原来是我们地方军区司令的女儿，我看到他给她画过照片。但谁知道呢。那时我们地方没通火车。他也只能在杭州下车转乘长途汽车回家。但他没有，他一直去了金华。我知道在金华一个叫兰溪的地方有我们的另外一个姨（这让我想起张枣的诗《姨》）。二哥背着行李在姨的窗外张望（不是诗中的看望，没有光洁的额头），他看到灯光下坐着姨的一家，姨、姨夫，还有姨的两个儿子。他强忍住眼中的泪水回头——那不是他的家。院子中晒衣服的绳子拦住了他的脖子（这是银川的姨转述的。她看到突然回来的二哥的脖子上有一道红色的勒痕）。不愿写下去了（此刻，我想起托卡尔丘克写的马尔克，他将绳子打了个活结，固定在门边的钩子上，想起母亲曾经在钩子上挂炒菜的平底锅），我想，母亲呢，母亲呢，她此刻又在哪儿。她当时又在哪儿（马尔克径直走到钩子下边，将活套安放在自己的脖子上……但他失败了，他再次将活套从脑袋套到脖子上。现在似乎就要成功了。“要不明天再干。”他还怀有希望地思忖）。我想，要不明天再写。

　　一个人是如何失眠的

　　一个人无法写下即时的感受——现在我说自己昨晚失眠了肯定已经物似人非，那个人实际上后来睡着了——也许是失明而不是失眠——他睡过去时闭上了双眼，样子真的很像失明。
　　我曾经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我的脑子里面总是出现很久以前的场景，出现二哥，出现二哥脖子上的勒痕。出现二哥坐上了回去（我为什么不用回来）的火车。也许二哥会在杭州下车，他会再去看望那个女同学。他知道如果不看到她，那就永远都看不到了（那就是说，二哥来时没有见到女同学）。也许二哥去了其他我根本就不知道的地方。他在银川地质队的一个小学教美术，请了半个月的探亲假。半个月，他一直就在火车上上下。他会逃票、乞讨、偷盗、抢劫甚至杀人……我打了个寒颤（半个月，这半个月的时间是多出来的就好了）。我想我不能再胡思乱想了。二哥怎么可能干这些，他应该安静地看书，他带着速写本，他会将边上的人一个一个地画下来，那对甜蜜的情侣，安睡中的婴儿，穿中山装的老人（他还在中山装上面左边的衣兜上画了一支钢笔，也许他可以画二支或者三支）。他终于开始画那个孤单的年青人，他画他的眼睛，是啊，这眼睛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男人的眼睛，一波一波的水可以淹没整个世界的水，他画的是她的眼睛（我刚刚看到一篇《画照片的危害性》的文章，我想告诉二哥）。他终于放弃了那对眼睛，开始画他穿着的草绿色军装，斜背着的军用挎包，挎包上面绣着“为人民服务”（这种手艺就像织毛衣一样，充满了女性的意味）。他不打开挎包也知道，里面有北京买的果脯。他掏出果脯看了看，又放回去（难道他依然有着将果脯带给那个噘着嘴的弟弟的想法）。挎包里面还有几个冰冷的小馒头，上车时已经被挤得破碎，他抓了一把碎片放进嘴巴。他看到了站台上分别时的依恋，可曾知道他走时我在送别的人群中嚎啕大哭……我得睡过去。窗外楼下传来三轮电动车发动的声音，是贩卖海鲜的小王要去港口接海鲜了。也就是说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我想小王真幸福，他此刻不用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小王来自农村，但在这个小区已经扎下了根。他从修自行车开始，现在已经买下了房，租下了店面，女儿已经上了大学。他难道没有睡不着的时候（也许他的女儿会有，他女儿的男朋友会有）？电动车的声音消失了。周围又开始陷入寂静。二哥又出现了。他与我面对面地坐着。我说我要去他那边。当时兵团来招工业团，而二哥是农业团。二哥坚决地说不能去。他摁住我的双膝像是要将我绑住：绝对不能去！去了你就死定了。他说，我练过武术，他们不敢与我过不去。我们都是一帮一帮的，否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说，我们将那个保定的胖子就直接扔进了锅炉，他要拿刀砍我，我就让他这么消失了。他松开了我的双膝。他大概是觉得他的话将我给吓住了。我当然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他怎么可能杀人，怎么可能。我看到他在火车上进出上下。我想知道他的行程。但他的行程错综复杂。他没有座位就钻在座椅下面。他将自己的耳朵贴在铁皮上听火车行进时发出的不同声音，过桥了，进入隧道了。他判断到站的时间与距离。提前下车，再换乘另外的火车。他只是想将时间熬过去。我将耳朵贴在圆鼓鼓的枕头上。我听到火车轮子与铁轨摩擦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并不好听，但它可以带着二哥移动。我知道，在漫长的旅途中，你一直听着这样的声音是很容易入睡的。二哥的眼睛慢慢地合上，那种催眠的声音将他送回到他出发的地方。
　　火车一直往西方走。轰隆轰隆，外面一片漆黑，偶尔有灯光，像是游荡的鬼火，在白天看到的那些砂石和骆驼草之间飘游，多么轻盈呀无牵无挂，我合上了眼睛。
　　火车一直往西方走。我没有回到银川。我去了新疆、西藏。火车穿行在可可西里翻越过唐古拉山，我的耳边环绕着儿子为我下载的周杰伦的双截棍。我至今还记得那台索尼笔记本电脑，真的小得像一个笔记本，但我可以上网。我在上面的QQ空间写下了《一路向西》，写下了《去西藏》，写下了《眼中之神》……我第一次觉得世界类似于蜂巢，由无数的房间组成，我们只是居住于其中的一个，互联网可能是另外一个房间。有人在《一路向西》下面留言：我也想一路向西，我想去西方，去西欧，去西藏，但我并不想去西天。“并不想去西天。”我觉得这条留言是二哥留的。但我又觉得自己是在梦游。一觉醒来我见到车窗外面的雪山——二哥肯定在那上面，那些蓝色的雪让人的心无比平静。

　　榜样的警示意义

　　关于榜样，我突然有了新的认知——那次当我扶着大哥，他艰难地挪动，我想，他是在为我们作出榜样。由此，我又想难道所有死去的人都是在为活着的人作出榜样——那么说来，榜样不是用来学习的，而是用来警示的。
　　我读的小学原来叫哲商小学，因为一个叫杨哲商的烈士而命名。但我在读书时，这个小学不叫哲商小学，而叫师范附属小学——它是有附属性的，也就是附属于我父亲当校长的那个师范。那时候我们可以作为榜样的英雄烈士铺天盖地。我经常在梦中成为英雄，我手托炸药包或者是直接用身体去堵住碉堡的机枪。我牺牲了。我的身体被人捧在手上，上面覆盖着旗帜，有整齐的鼓号，所有的人向我敬礼鞠躬，气氛隆重而肃穆。这样的梦做多了，我对死亡丧失了起码的畏惧，英雄主义在我身上全面暴发。有一次小学同学开同学会，同学会的名录上印着哲商小学某某届的字样。我网上查杨哲商，清光绪、辛亥革命、光复会、秋瑾、江南制造局等等许多词语同时跳出来。这个英雄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
　　早几日回忆起这些，内心突然生出一种不安，我将自己化妆成一个叫杜明的孩子。我的生活中当然是出现过这个孩子的，他的母亲我们都叫她杜医生。杜医生在校医务室工作。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学生找她看病。我想除了学生们都很健康，更主要的是杜医生不善言笑。她的脸有点长，又剪了短发，下巴整个裸露出来，那些肌肉绷得很紧，颜色铁青，如果省略去其他部分，与男人差别不大。她和小阳住对门。我上楼都得从她们家过。但她们家的门总是关着。她不让杜明出来和我们玩，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杜明个子高大，但脸很暗，嘴唇很厚也是黑的。他偶尔出来玩一会就说要回家吃药。他会说：“我妈妈说，我如果不去吃药，我的心脏就会分成二半，就像一座房子里面的二个房间，本来应该是相通的，但有人在过道上放了许多东西，在左面房间的人就去不了右面房间。”他说话很慢而且说得很啰嗦，我们都没有耐心听下去。但他还是会继续说，“不是我不想与你们一起玩，我如果不去吃药，那些血管就会被堵塞，我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我们想一个心脏不会跳动的人那不就是死人。我们都不愿意和死人一起玩。尽管我们知道他说的本来就是鬼话。他只是为自己的懦弱寻找借口。有一次，校长在星期一的全校集会上说有那么一个同学，整天说自己有这病那病的，在家里面从来不动手干活，就是倒夜壶的力气都没有。校长虽然没有说出这个同学的名字，但当时所有同学的眼睛都盯着杜明。打那天开始，下课后，我和同学们都会围着杜明，一开始大家都不说话，杜明会奇怪地问为什么围着他。“夜壶”，有一个同学会尖声叫起来，然后，所有人都会齐声地叫“夜壶，夜壶……”，这样的叫声一直会延续到上课铃声响起。我从来没有想到“夜壶”会对一个孩子造成怎么样的打击。我并没有看到杜明全身颤抖嘴唇哆嗦口吐白沫。但此刻，我想起了自己。很多事情会惊人的相似。也就是几年以后吧。时间一点儿也不重要。我读中学了。老师有一本点名册，在每个同学的名字旁边会标注上一个字，比如“工”“贫”“雇”“中”……而在我的名字边上标了“地”。一个叫青华的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他先是与几个同学窃窃私语，应该是酝酿着一个阴谋。下课时，他们将我围了起来。我觉得我成了杜明。“地主”，有一个同学突然大声叫起来，然后，所有的人都齐声地叫“地主，地主……”，他们一边叫一边将我推来搡去，这样的叫声一直延续到上课铃声响起。我含泪忍受着一脸的屈辱。那个晚上，我去找二哥。我们地方在东湖办了个展览会，展览学生们抄家得来的成果。他会画画写字，负责布展。我来到展厅。二哥在画画。我将委屈告诉二哥。二哥说：“都是谁？”我说：“很多人。”他说：“下次，谁再欺侮你，告诉我。”突然他说：“我们都只能靠自己。”那天晚上我和二哥睡在展厅的一张小床上。身边到处是金银财宝，那些堆成小山一样的金条、银元各种古玩，我感觉到全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到了这儿，而只有我和二哥与财富为伍（就像梦中的死亡，这次与财富的共处让我对财富失去了贪婪之心）。从二哥处回来。老师布置大家写作文。我想起二哥的话。我写了《我的父亲》。我记得第一句是这么写的：“我的父亲不是地主，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领导干部，我是个孤儿，是国家抚养着我……”老师姓黄。黄老师在作文课上向全班同学读了我的作文。我记得当时我竟然害羞地将脸埋伏在课桌上（我真的是个容易害羞的人）。下课时，那个青华领着二个带头起哄的同学过来。青华亲密地用手搂着我，对二人说，以后我们就是铁兄弟。当然，我不知道这几个同学以后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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