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南：最后的战犯

┃Personal History

© 黄慧南／口述
© 李　菁／撰文

　　陌生的父亲

　　淮海战役，是父亲作为军人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和我们一家人命运的转折点。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场战役对父亲来说有些突然。妈妈后来告诉我，我们家在庐山有个小别墅，每年夏天全家都会到那里避暑。1948年夏天，爸爸妈妈照例上了庐山，哥哥姐姐们也从读书的学校赶回来团聚。不久，父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赶到武汉。与父亲告别时，妈妈挺着个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经九个月的我。
　　因此，父亲没有等到一个月后我的出生，我们父女第一次面对面，已是十七年之后。
　　我小时候是和妈妈、外婆还有姨妈、姨夫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姨夫和姨妈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姨夫叫黄崇武，我从小到大也一直以为他就是我的生父，上学时填的家庭关系表里，“父亲”与“母亲”一栏里，我写的都是姨夫与姨妈的名字。在家里，我喊姨夫和姨妈为“爸爸”、“妈妈”，而用上海话喊自己的母亲“姆妈”——我长大后还想，那时我怎么没有想过，家里怎么会有一个妈妈一个姆妈呢？但我那时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姨夫的父亲叫黄梅兴，1937年8月14日，淞沪抗战的第二天，黄梅兴在率军攻打位于上海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不幸被炮弹击中，是淞沪抗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将领。因为黄梅兴与我的父亲、杜聿明等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关系非常好，所以黄梅兴牺牲后，黄埔军校的同学对黄崇武非常照顾。黄崇武与这些将领的家属，比如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等都非常熟。姨妈比我妈妈小十岁，一直跟着我妈妈生活，他们也是这样认识的。黄崇武本人也是黄埔18期的学员，曾经在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里担任过军官。
　　长大后我才意识到，是大人们一直默守着这个秘密，不想让我的生活被父亲的“阴影”笼罩。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保护，我是在无忧无虑中长大的，从未感觉自己跟别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我从小成绩很好，老师、同学都对我很好，一直到了初中三年级。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报名参了军，临行的某一天，他特地找到我说：“你没有入团不是你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父亲，所以你不要有包袱，只要你好好表现，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他的这一番话，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回到家里，我问大人们是怎么回事，我记得那天是姨妈和姨夫第一次正式和我谈了家事。从那一天起，我才知道，自已的父亲，原来是“战犯黄维”。这一年，我马上就要初中毕业，我也第一次在“父亲”一栏里写上“黄维”二字。在“家庭出身”这一栏，到底该写“反动军官”还是什么，大家意见不一致。我记得，大人们还争论了一段时间。
　　因为大人们很少在我面前提他，所以对于这样一位父亲，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总是觉得他离我的生活很遥远。
　　转眼到了1965年，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教导主任把我叫出来说：“你父亲来了，住在锦江饭店，你去见一见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学校和家里人都做我的工作，让我意识到，这甚至是一个政治任务，我必须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带我去的锦江饭店。看到父亲时，我既没有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历史资料上看到说黄维在淮海战役中准备施放毒气，给人感觉就像杀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当时父亲还在改造期间，所以现场还有几位穿着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边做记录，我并不紧张，就是感觉有点怪。
　　我朝着他喊了声“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找话题跟我说话。那一次也是父亲和一些战犯被带出来参观，他们刚从杭州到上海，他很兴奋地跟我讲路上的见闻。这一次参观对他震撼挺大，他思想上的变化也是从这一次参观开始的。
　　那一年父亲六十一岁，还很精神。虽然在此之前我们从未见过，但很显然他对我的所有情况都了解，他还问我以后想学什么，我能感觉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后来才知道，早在50年代初，妈妈第一次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便让妈妈把我的照片寄给他看看，妈妈特地带我去照相馆拍了一次照片。后来沈醉告诉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也许因为我出生的特殊，父亲似乎对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之情。高中毕业后，我到东北插队，身体出了些状况。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与家属通信，妈妈把我的情况在信里很详细地告诉他。父亲后来把他在里面劳动得到的钱攒下来，大概有200多元，寄给妈妈，让她给我看病用。我后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负责父亲的那位管理员，他说：“别人都是从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钱，你爸爸是从里面往外寄，我在这里管了这么多战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命运转折

　　在得知被派往战场要与解放军一战时，父亲把我们全家都托付给了姨夫。现在想起来，他那时可能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1948年，国共军事决战的态势已越来越明显。8月，蒋介石整编部队，组成了约12万人的第12兵团，号称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当时，外界普遍猜测由18军军长胡琏来当这个兵团司令，但因为胡琏是陈诚的嫡系，而陈诚与白崇禧等人之间矛盾重重，多方角力下，离开战场多年的父亲就成了蒋介石起用的一枚棋子。
　　在国民党军队里，父亲以清高和耿直著称，也有人评价他书生气太重，不谙人情世故。不过父亲早期的军事生涯却非常顺利。他是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他在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表现出色，所以他也很快得到提拔。
　　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点是，当年引导父亲考入黄埔军校的，竟然是方志敏。父亲与比他大四岁的方志敏早年都就读于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们志趣相投，在方志敏的建议下，两人一起到上海报考黄埔军校。不过，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方志敏后来从上海改道回江西，发动了农民起义，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更有意思的是，我后来看到一篇文章中说，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主持黄埔军校第一期上海考区招生的，竟然是毛泽东。父亲后来也曾回忆：“当时我与方志敏大哥、同乡桂永清等来到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接待我们的便是年轻的毛泽东主席，这么说来我算是很早就认识主席了。”所以说早期的国共，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过到了1927年随着国共之间的分裂，黄埔一期的学生也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父亲与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等人仍然追随“校长蒋介石”，而陈赓、徐向前却选择了共产党。十几年后他们在内战战场上兵戎相见，这也是黄埔军校另外一个令人感概万端的故事了。
　　1932年，父亲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毕业后，回到第11师，当时任第18军军长的陈诚对他非常赏识。父亲由此也被视为陈诚“土木系”的一位重要将领（注：陈诚的系统人称“土木工程系”，“土”，意思是11师，“木”，意思是18军，“工程”，意思是18军下属的工程旅，陈的基本干部多出自这几个部队，而国民党五大主力中，唯一为陈诚掌握的，就是18军），三十四岁那年，父亲就担任18军军长，可见陈诚对他的信任。
　　淞沪会战是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卢沟桥事件爆发时，父亲正在德国——他是1937年2月才从上海坐船离开的，原计划在德国学习一年的军事。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他应召紧急从柏林起程回国。几经周折回到上海后就直接奔赴前线。几天后，他便接任第18军第67师师长职务。当时67师打得非常惨烈，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生生守了一周，打到最后，他手下的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两人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
　　1980年，父亲随全国政协组织的考察团到南方考察，路过上海时，他很少有地提了一个要求：派一辆车送他去当年与日军激战过的罗店一带去看一看，就他一个人，不要别人陪同。他的要求让政协很是紧张了一阵，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后会发生什么，最后请示很多人才同意。
　　从罗店回来那天，父亲很不平静，因为罗店当地还有很多从淞沪抗战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他们知道父亲的身份后很激动，告诉他说：“当年不怪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所以他又激动，又欣慰。
　　1938年，父亲又参加了武汉会战。不久，因为日军攻占越南，云南一带形势紧张，父亲又被任命为第54军军长。54军驻扎云南文山县，条件非常艰苦。我后来听父亲的部下说过，当年父亲还让连队都去种地、养猪以改善生活，而他和母亲住在庙里的一个偏殿里。
　　54军隶属于第9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是何应钦的亲信，而何应钦与陈诚素来不合，相应地，父亲也与关麟征矛盾重重。不久，关麟征指控他“吃空饷”，而要罢免他——调查发现，“吃空饷”是事实，不过父亲并不是为了自已贪污，而是因为看到士兵生活太苦，父亲多列了一些人名来给士兵一点补贴。罢免父亲之事在军中遭到很大反弹，最终不了了之。
　　那时候，因为中美联合在滇缅作战，所以云南也是美军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姨妈后来告诉我，那时昆明驻扎着很多美军，他们经常开舞会，活动很多，郑洞国的太太跟我妈妈是好朋友，都属于“美女太太”。她们还经常可以看到史迪威，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我姐姐那时候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
　　去年，我辗转得到史迪威外孙转过来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史迪威在滇池边上与杜聿明、郑洞国、关麟征、何应钦等很多中国将领的合影。这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年轻时穿戎装的样子。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小女孩，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谁，也有人猜测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我看到那张照片的第一眼就认出，她是我的姐姐黄敏南。姐姐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张照片，等她再看到这张照片，时光已隔了六十六年，所以我们都非常激动。2009年5月，史迪威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来北京时，我和姐姐一家还专门宴请了伊斯特布鲁克全家，感觉非常奇妙。
　　当时，54军曾被当时执掌中国远征军的陈诚编入了中国远征军序列，所以从理论上讲，父亲也是远征军将领之一，只不过时间很短暂，他很快就被排挤而离开。2004年，我到了云南滇西一带，跟着爸爸的几位老部下一起去腾冲凭吊了国殇墓园，国殇墓园里还有一块是父亲的54军战士的墓地。父亲在任54军军长的同时还在昆明任防守司令，所以我到昆明后还四处打听司令部在哪儿，可是当地人告诉我，原址早就拆了。
　　现在来看，父亲参加的著名战役并不多。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父亲是陈诚的嫡系，而陈诚一般情况下不舍得把自己最好的部队派出去，一定留到最后再用吧。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主要从事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抗战后期，因为大批青年学生从军入伍，国民党政府专门设立了“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罗卓英任总监，父亲任副总监，任政治部主任的是蒋经国。在此期间，父亲先后训练了5000多名青年学生。父亲和蒋经国关系较好，他们有过几次合作，我后来还听外婆说过，有一年他们驻扎在杭州一带，蒋经国还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947年秋天，国民党刚成立了一所新制军官学校，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父亲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从他本人的个性来讲，他也更喜欢军事教育，想好好办这所学校。所以当1948年得知被调往淮海战役前线——国民党方面叫“徐蚌会战”时，他并不想去打这场仗。接受任务时，他还跟蒋介石约定：“等我打过这一仗之后，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司令官还是胡琏同学来做。”
　　客观来看，长期脱离军事一线的父亲，对真正的战场已经疏远了；而且，他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深感厌恶，不过人在其中，身不由己，他也意识到蒋介石此时有临危授命之意，很难推辞。
　　蒋介石对父亲的信任与赏识不是什么秘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最正宗的嫡系。淞沪会战后，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了父亲，特地送了他一张自已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亲笔题写：“培我将军惠存。”父亲的号本是“悟我”，但他知道，这是蒋介石有意表达对他的信任和期许，从此对蒋介石更加忠诚。
　　父亲晚年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曾说：“抗战结束后，没有人想打仗，我也不想打。蒋介石教训我：‘这仗非打不可，你要不把共产党消灭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没话讲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不过，父亲一生都没说过蒋介石的一句坏话，即便他在接受了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也没有。晚年接受采访被问及对蒋介石的评价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淮海战役

　　当年如何被俘的细节，父亲后来只字不提，我还是断断续续听家里人提起才略知一二：1948年12月初，第12兵团已被解放军包围在双堆集附近几个村庄里，12月15日晚，父亲下令突围，还希望能侥幸保存一部分残兵败将。父亲与副司令官吴绍周、胡琏各自乘坐一辆战车向外冲，突围前，胡琏把最新的坦克车给他，没想到这辆新车却出了故障，他弃车而逃最终被俘，吴绍周因为浮桥被前两辆车压断也被俘虏，只有胡琏一人坐着旧坦克逃跑了。
　　其实从现在看，那时候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民心尽散。如今广为人知的一个细节是，在淮海战役后期，当蒋介石下令第12兵团火速奔赴徐州救援杜聿明兵团时，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共产党卧底刘斐将第12兵团进军路线迅速传到了西柏坡。据说当毛泽东手握第12兵团进军图时，蒋介石还没有看到国防部关于第12兵团的任何报告。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双堆集前线，廖运周在第12兵团被包围的关键时刻率第110师反戈一击，成为第12兵团被歼灭的关键转折点。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当时在656团当团长的廖运周，向任18军军长的父亲借炮打日本人。他们两人本来并不认识，后来父亲得知廖运周本人是黄埔五期学生，他的哥哥廖运泽是他黄埔一期的同学时，仗义解囊，借了8门大炮给他。廖运周也确实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日军的任务，由此赢得了父亲的信任。
　　到了1948年，廖运周已是国民党部队第110师师长。当父亲决定突围的时候，廖运周主动找父亲表示，110师要当先头部队先突围出去。父亲对廖运周深信不疑并寄予厚望，指示“战车、大炮，一律让110师先挑”，但他并不知道，廖运周早在20年代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结果，廖运周在安徽省宿县起义，先挑的重炮结果全部对准了第12兵团。
　　全国解放后，廖运周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1955年成为共和国第一批少将。父亲被特赦后，有一次在黄埔军校校友会上，见到了廖运周，还梗着脖子不和他说话。
　　父亲去了战场，妈妈陷入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煎熬之中。我后来听姨妈说，淮海战役打到后来，父亲生死不明、音信皆无，妈妈急得经常给国民党的国防部打电话，对方总是告诉她要突围。后来情形急转直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把我们一家，包括姨妈和姨夫也都接到了台湾。
　　后来有文章，也有一部电影里有这样的情节：妈妈去找胡琏要抚恤金，结果胡琏一看见她就破口大骂，说第12兵团因为爸爸指挥不当才全军覆灭的，还有什么脸来要抚恤金。不过，我从来没有在妈妈那里听过类似的回忆。胡琏在突围中因为坦克被击中也受了伤，姨妈还曾陪着我妈妈一起去医院看胡琏，姨妈后来告诉我，胡琏对她们很客气，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情节从何而来。
　　我们一家在台湾生活了两年——那时我太小了，所以对台湾的生活没有任何记忆。后来又到香港生活了一年。我相信两岸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妈妈到了台湾后曾借道香港，一个人偷偷回过大陆一次，知道父亲并没有死，而且大陆这边对她可能也有一些承诺，于是她便铁了心要回来等他。不久，我妈妈带着哥哥姐姐和我又一起回到大陆，定居在上海。我后来才意识到，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家一直受到若明若暗的保护。
　　母亲回到上海后，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据说当时图书馆对能否招这样身份的人也挺犹豫的，但后来还是录取了她。周总理和陈毅在找一些民主人士座谈时，还提到过母亲，认为她自食其力，值得肯定。姐姐当年报考复旦大学时，校方起初也不敢收，后来是报到总理那才入了学；在大学读书时正赶上抗美援朝，她还曾很积极地报名参加，没人敢批准，又是一级一级地报上去，到了总理那儿，最终还是不允许她去。

　　最后的战犯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四十四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后来的回忆录里对此都有描述，说他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他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两个多小时。但是，父亲不讲话也不表态。与宋希濂、杜聿明这些积极改造的战犯相比，父亲成了“抗拒改造”、“最顽固不化”的典型。
　　有一部描写战犯改造的电影里也有这样一个镜头：在一次学习中，其他战犯都在积极揭露蒋介石的罪行，父亲不仅不揭发，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学习组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父亲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特赦出来后，董益三和我们家就住在一个楼，后来在政协工作，父亲和他还经常坐一辆车回来，父亲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我想即便是真的，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事情，父亲后来也不会再放在心上。
　　不过，现在想起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一方面，父亲是“顽固不化”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政府也煞费苦心、不惜任何代价要将他改造过来。
　　刚刚关进去时，父亲的身体很差。他得了五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多次询问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都过来为他会诊。不仅如此，政府还特别申请一笔外汇，到香港买很贵的抗生素给他治病。
　　父亲生病的四年里，管理所每天都为他提供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父亲的内心也受到触动，他后来说，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但是，那时的父亲仍然怀着抵触情绪，认为政府是想先把他治好后再让他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态度仍然不好。
　　父亲当年最为著名的，便是他的“永动机”的故事了。被俘后，他们先是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集训了一段时间。他在茅草屋里待着没什么事，看到外面有人来打水，摇那个辘轳，看得久了，便产生了奇想。他认为，重力无处不在，他要设计一种发动机，把重力变成动力，那么这部机器可以永远自动运转，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世界工业的革命。
　　父亲向管理方要求提供研究条件，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来，张治中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战犯，他乘此机会委托张治中把申请从事永动机研究的报告带给中国科学院。科学院回复说，他设想的机器叫永动机，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但是父亲不死心，还要坚持他的永动机，这也被理解成他抵触改造的一种方式。
　　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转到秦城监狱，他在秦城监狱里也落下“惹不起”的称号。不久，因为社会上被抓进来的“反革命”、“特务”越来越多，监狱人满为患，从1968年4月起，父亲从北京秦城监狱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过溥仪和一些日本战犯，比较有经验，管理也更人性化一些，所以在了解了父亲的想法后，他们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所以他们放手让父亲试验，还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来四名技术人员，与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他研制“永动机”。为了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还花费了一些经费，委托机械厂加工某些技术要求较高的配件，最终按照父亲的设计图纸，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
　　当然，“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内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永动机”于父亲来说，亦祸亦福——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研究永动机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来了；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手让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结才一下子打开。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许多地方，他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所以他后来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
　　就在特赦前的一个月，父亲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管理所得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要治愈父亲的病，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国务院领导还要求公安部立下军令状，要确保他在特赦前的生命安全，公安部专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了解检查治病情况。为此，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2小时看护他，告诉他配合医生，马上要特赦了，一定要活着出去。结果，父亲终于在特赦令下达前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父亲当年被俘后，国民党政府曾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我想这也是中共方面竭力挽救父亲的目的之一，以反驳国民党的宣传。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父亲的第一选择是想回江西贵溪的老家，可能想从此和母亲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但因为他的身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一个政策是，家属在哪儿，就回到哪儿，所以父亲特赦那天，上海统战部的人陪妈妈到北京，准备接父亲一起回上海。但可能因为父亲的身份比较特殊，中央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我后来听说，台湾方面还许诺，补发他当中将二十七年的工资，让他到第三地去。父亲都拒绝了。他一直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没有杀我，二是把我的家人也照顾得挺好的，儿女们都受了教育。”
　　也是因为生命里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父亲也由此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结下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当年金源所长陪同他们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了北京，等他们安顿好之后，金源所长又回到抚顺。那一天，他们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金所长，父亲一生很少掉泪，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泪。回到家后，他很长时间沉默不语。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他特赦十年后，已经八十二岁的父亲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这样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

　　短暂的团聚

　　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里终于有了父亲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年，我们的家第一次变得完整，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二十七年的等待，只换来一年的团聚。幸福，太短暂了。
　　母亲原名叫蔡维新，是杭州姑娘，“若曙”是父亲给她取的名字。我的外公蔡仲初是当地名流，父亲在北京陆军大学特一班毕业后就去了南方，经过杭州时，到外公家做客，认识了我的妈妈。
　　妈妈也很少泄露她内心的情感。那时候，她已经去功德林监狱看过父亲，劝他听政府的话，却屡屡被父亲骂回来，说妈妈是帮助共产党来教育他。妈妈回来很伤心，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直等着他，多少风浪、多少运动，组织、朋友都劝她离了，但她根本就没考虑过。
　　1959年国庆10周年，要特赦第一批战犯。之前有关组织找到妈妈和姨妈，有点打招呼的意思，所以妈妈对爸爸的特赦抱了很大希望。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1号里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等十人被特赦，却没有爸爸的名字。这对妈妈是个非常大的打击，那时候，她便开始出现幻听的症状。我后来听说，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原本有他的名字，却因秦城监狱的坚决反对而作罢，结果一直拖到最后一批。
　　1960年又公布了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仍没有父亲的名字，1961年第三批，1962年第四批……一直到1966年公布了六批特赦名单，都没有父亲的名字。妈妈一次次满怀希望后又跌入伤心失望的深渊，很多年后想起来，我都难以想象她的内心究竟经历了多少磨难。
　　如果按照文革前的节奏，父亲也许会更早几年得到自由。然而，在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军队接管抚顺战犯管理所，实行军管，特赦中断。文革爆发后，父亲出来的事情一下子变得遥遥无期，那时妈妈已经退休，她到北京来帮助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姐姐带孩子。清华的红卫兵是最厉害的，他们很快就把妈妈这个“反革命家属”揪了出来，妈妈被赶回了上海。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运动，我不想离开妈妈，老师同学也在帮我争取留在附近的农场，但还是徒劳，我最终下放到了吉林的农村。离开上海时，妈妈哭得好伤心……我家住在三楼，我以前想起什么事总在楼下喊她，我走了以后，妈妈总是觉得我还在楼下喊她，幻听越来越严重。1970年的一天，几个公安部的人到上海找到妈妈，把我们所有子女的地址和情况都登记下来，看样子父亲马上就要回来了，妈妈心里又一次燃起希望，但是没想到转过年来的“林彪事件”，又让一切杳无音信。这样一过又是好几年。
　　不过，这一次总算知道父亲已被转到抚顺的战犯管理所了。在此之前，我们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哪儿。
　　自从十七岁与父亲见了一面后，在我心目中，这个父亲离我就近了，我开始把他当成家里的一员。因为我在吉林插队，知道父亲在抚顺后，我告诉妈妈说：“我要攒路费去看他。”我也第一次知道父亲的生日是正月十三，所以那一年的春节，我就在家里多摆了一双筷子。
　　1975年3月21日，父亲与二百九十三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他们到了北京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了他们。父亲代表最后一批战犯做即兴答谢发言。当时，海内外许多报刊采访这次宴会，其中《香港时报》上的文章的标题是《祝贺黄维将军释放》。
　　去北京接父亲之前，我记得妈妈曾经长长舒了口气，对我说：“你终于有爸爸了……”我那时有一种感觉，她好像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使命，要把我交给父亲。他们重逢那天我不在场。因为父亲是这一批战犯里的“代表人物”，我听说很多记者在等着这个瞬间，结果他们特别平静，让那些苦等了的记者很失望。而其他一些被特赦战犯与家属见面时都非常激动。
　　父亲的特赦，也使我提前结束了在吉林的插队生活。与父亲的第二面，又隔了十年。之后再见到他，他头发也白了，变成一个清瘦的老头。
　　以父亲为代表的十一名首要战犯由统战部安排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等职务，特赦后第一个月，爸爸拿了200多块钱的工资，其他人只有100多块，他也很得意，把钱都给了妈妈。爸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先走，他让妈妈把其中的100块钱存起来，对妈妈说：“我身体不好，说不在就不在了，这钱留着给你们备用。”
　　其实，爸爸出来后，妈妈的状态并未减轻，相反，她的精神负担更重了。爸爸每天出去上班时，妈妈在中午、晚上，都在他下班的时间提前到楼下等，稍微晚几分钟就受不了，觉得出了大事，幻听更严重了，总觉得有人要把爸爸从她身边带走。那段时间妈妈一直在吃药，那种药的副作用非常大，她整天昏昏沉沉的。爸爸对妈妈的病不是很理解，而妈妈也很自责，经常说自已拖累了一家人。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没有任何预兆。爸爸看到妈妈躺下，以为她睡着了，于是到隔壁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他再回来一看，发现妈妈已经不见了。他楼上楼下地找，没发现，又赶紧下了楼，有人告诉他说：“刚才有个老太太投河了。”爸爸并不会游泳，但一着急，跟着跳进河里，幸亏经过的一个学生下河救了他。
　　父亲特赦时，公社直接到插队的地方找到我，通知我可以回城了。我的户口先是迁到了上海，后来又要转到北京，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总是往劳动局跑户口的事。那天我一回来，就看到河边又是警车又是救护车，停了一长串，我压根儿没往自己家里想，总是觉得我们经过这么多磨难都挺过来了，该过安稳日子了。可是还没回家就被人拦住了，直接去了医院……
　　之前，妈妈的幻觉一直没有停过，她总是觉得有人在召唤她。跳河前，她曾吃过安眠药，被救了过来。我们希望她在北京住院治疗，但那时受各种条件限制：医疗关系没转过来，觉得她的症状没那么严重。如果我们还待在上海，可能还好一些。龙华医院的医生后来对我说：“像你妈妈这样的情况，按道理，你不应该下乡，而应该守在她身边，我们医院出证明，但文革期间，像你父亲这么大的战犯，我们谁敢出这份证明呢？”
　　妈妈的离去，对爸爸打击很大，他大病一场，母亲的遗体告别会他也没有办法参加，只是躺在病床上，伤心地掉眼泪。我们让他题写挽联，他上来就写“难妻”，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太好，劝他改过来，最后他也同意了。
　　谁也没有想到，在终于把父亲等回来之后，妈妈最终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妈妈是内心感情很丰富的一个人，求知欲也很强，和父亲结婚后，她也不愿意做官太太，很想靠自己努力生活，也是当年的一位新女性，却不幸未赶上一个属于她的时代。
　　妈妈生前很少和我谈及爸爸。我只记得有一次问她，爸爸长什么样子，妈妈说，他穿军装的样子特别神气，这是妈妈难得评论父亲的一句话，口气里还是有掩饰不住的自豪。转而，她又有点黯然，说当年从台湾经香港回内地时，在罗湖口岸，父亲的那些照片都被扣了。所以，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未竟的心愿

　　母亲去世不久，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妈妈把你交给我了，我一定要把你安排好。”我理解，父亲对我的关爱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成分，有歉疚，有对母亲的承诺。不久，他被检查出得了膀胱癌，院方要他马上接受手术。而他一定要我在他手术前去登记结婚，好像是说我是他最后的牵挂，我坚决不同意，坚持说等他动完手术之后才去，我们俩僵持着。这时候有人介绍了一位老中医，也不知道怎么，吃了中药，逃过了手术。一直到他去世，膀胱癌也不见了。我后来感觉很万幸，因为父亲住院几天后就赶上唐山大地震，如果真的动了手术，他还不知道会再坚持几年。所以，也有人说他的命“硬”。
　　父亲的倔脾气一直都没有改。特赦后，父亲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一些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难免有片面、夸大甚至不实之处。而父亲对待这份工作，同样认真得不得了。与父亲一起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杨伯涛，也曾是陈诚集团中的一员大将。他在《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中提到，邓演达的遇害是陈诚告的密。邓演达是国民党的左派，在黄埔军人中威望很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两人分道扬镳，邓演达组织“第三党”遭蒋介石忌恨而重金悬赏。1931年，邓演达被捕后不久惨遭枪杀，在社会及黄埔军人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出卖了邓演达历来也众说纷纭。
　　父亲认为，以陈诚对邓演达的感情和崇拜，绝不致卖友求荣。他后来还专门写信给农工民主党中央，寻求真相。不久，对方回函，证实出卖邓演达的人并非陈诚，而是一个叫陈敬斋的人，而陈敬斋在1951年已在江西被处决。
　　不过，从这个事情当中或许也可以看出，即便在经过了二十七年的改造之后，父亲对陈诚依然“忠心耿耿”。我记得他被特赦之后，有好几位写军事文学的人想采访他，以他为主角写文章。但都遭到父亲的拒绝，他还建议人家：“你们写陈诚吧！”可那个时候，会有谁敢来研究陈诚呢？父亲后来有机会去香港，也带了很多与陈诚有关的资料研究。1987年，他与邱行湘还到过浙江青田陈诚的老家看过，给当地提了很多建议，后来青田把陈诚的故居和陈氏家族的墓都重新修整过。关于淮海战役，父亲一生都只字不提。他经常自嘲是“败军之将”，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军人最大的耻辱。而胡琏等到了台湾的一些将领，对双堆集之战也讳莫如深。因为其他当事人的缄默，同样被俘虏的时任第18军军长杨伯涛的回忆，便成为对淮海战役研究被引用最多的材料。在这些文章里，他写了很多细节，以说明自己对当时时局判断的准确和父亲判断的失误。而随着父亲他们这些亲历者的相继去世，他的很多说法都成了孤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积淀，一个更客观更真实的历史原貌会逐渐呈现出来。
　　父亲的晚年也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他的作息时间一成不变，自己的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桌子上的书也摞得整整齐齐的，哪些是准备看的、正在看的、已经看过的，分得清清楚楚。平时散步也像军人走正步一样，眼睛从不往两边看。一直到去世，他的腰都挺得笔直。
　　但是我深深体会到，在严肃甚至略显刻板的外表下，父亲却有一颗善良而温柔的心。两岸关系松动以后，他和一些老战友恢复了通信，后来我看到那些信，信里都饱含了对他们的感情；他还给战死的旧部修墓地、寄抚恤金；还有很多境遇很不好的老部下找到父亲，父亲尽量给写证明、寄钱寄粮票，尽一切所能帮助他们。
　　父亲在世时，很少跟我忆及母亲。他们在1970年恢复联系后的那些信现在都保存在我手里，父亲去世后，我一封封地看了那些信，也慢慢体会到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我记得其中有一封信是在中秋节前后写的，在例行的公文般的汇报后面，不同寻常地多了一句“千里共婵娟”，现在想起来，这简单的一句，蕴藏了他们之间多么复杂而深厚的情感……
　　到了晚年，父亲最大的心愿是想利用自己在两岸的身份，为两岸关系做点事情。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特赦后不久，他去了香港，第一次去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台湾那边听说他到香港后，也派了很多人过来，父亲住的酒店附近经常有一些身份可疑的人出入，为此新华社驻港分社的人也在暗中保护他。最终父亲改变了行程，提前回来。
　　后来，父亲又陆陆续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突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想，也许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却不是对国家对民族没有感情的人。我最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好好地听父亲的故事，这也是我想起来最心痛的地方。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第一次被深入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后来，我特地把它带到八宝山，跟父亲“念叨”了这件事。我想，他如果能知道这一切，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