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Personal History

© 张洁／文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地，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
　　而妈可能早有预感。
　　她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就觉得妈明显的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嘛？”
　　晓梅说：“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
　　就是这次，妈非常伤感地对晓梅说：“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晓梅说，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但她从未介意，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做如是之说。可是这次，妈再这样说的时候，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一九八七年她得黄胆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检查她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我虽然不敢奢望母亲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这样盲目的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胆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
　　就在她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
　　就连胡荣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妈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得了黄胆性肝炎后，又明显地老了一截。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我对她的关切，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
　　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欢愉了我，从而也麻痹了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以至我大意失荆州。这可能也是造成她在不该过世的时候却过世了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至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以我的智力来说，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却没有想到。
　　我算是大不孝了。
　　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列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左右一旁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哈尔滨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顾的自己鼓劲。
　　可是我在哈尔滨给她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
　　有一次她便结得特别厉害，急切地念叨着：“张洁要是在就好了，张洁要是在就好了。”而我却远在哈尔滨的大庆采油七厂。
　　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发展到不能正常分泌身体各系统所需要的内分泌，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所致。
　　她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
　　她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
　　我在哈尔滨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几天里她就颤颤巍巍地驼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
　　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肯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或者我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不管我多么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否则为什么一见妈那个样子走路我就心里发紧？心里越是发紧，才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她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痛；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她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她大概就知道，她其实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列队，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她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对我的一种背弃。
　　两只眼睛，也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她，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他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担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左肩更加歪斜了。
　　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她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在心理上起一种依赖保护的作用。何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蹋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追、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她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去了，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她住进医院的前一天，还在坚持锻炼的样子：
　　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它物、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络、西一络地四下支楞着。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双臂勉强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
　　她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都是对生命力怎么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心力耗尽后的思索。
　　明显的食欲减退，吃什么都不香了。
　　以前她的胃口总是很好，饭量比我还大。更让人不安的是我要是不给她夹菜，她就光吃饭。给她夹了菜，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我要喂她，她又不肯，就只好把她碗里的饭拌匀了让她吃。
　　吃饭的时候，她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不知其味地、机械地往嘴里填着。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了。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把碗夹在食指、拇指和中指的中间，我纠正她几次，可是没用，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
　　她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终日依在沙发上昏睡，任门户大开。
　　到现在，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那一天，我走进她的房间，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这干那，她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妈的头发本来就少，但是不秃），枕在沙发的扶手上。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的，式样老了一点，扶手比较高，所以她的脖子窝着，下巴自然待在了颈窝上。嘴巴被柱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好像那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而是没有生命的血肉。
　　她不再关心锁没锁门，会不会丢东西；不再像过去那样，不管谁、哪怕是我进门，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谁？！”
　　就是跟我到了美国，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对公寓里其他人出人不锁门的现象，她也总是放心不下，多次让我提醒他们注意锁门。我只是随口应承着，并没有认真去做。她见没有成效，就“提醒”不止，弄急了我就会说：“锁门干什么，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咱们有钱吗？没有；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尺寸不对，再说，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您就放心吧。”
　　她一生处在无所依靠，不但无人保护、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对门窗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直到她过世以后，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才有些许的感悟。
　　就连她平时赖以解闷的电视也不再吸引她了，虽然电视如她醒时那样总在开着。也不再暗暗地为我关心天气预报，因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和母亲两处交替地来回穿梭。
　　既然我已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以及克尽我其它的为妇之道。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蹿来蹿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妈去世后，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让我注意加减衣服，或是出门带伞了。
　　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问一声安，和她同吃一个早餐之后，就得一头扎进电脑。不扎进电脑怎么办？写作既是我之所爱，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常常觉得钱紧。家里难得吃一次山珍海味，又少着绫罗绸缎，更没有红木家具、纯毛地毯。一应家什尽量寻找“出口转内销”，力求别致而又花钱少。母亲更没有给我什么负担，不但没有给过我什么负担，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还在倾其全力地贴补我。她的每一分养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最后，她每月的养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十元之多。
　　十多年前，当她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钱的时候，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酷暑的太阳底下卖冰棍，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做补齐差额。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但对我们来说，这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妈才不上街卖冰棍、卖杂货了。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别出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
　　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又浓、又重、又急的泪滴。当时，她坐在我们二里沟旧居朝北那间小屋的床上，那张床靠墙南北向地放着。她面朝西地靠坐在顶着南墙的床头旁……
　　但是好景不长，最后几年经济上虽然稳定了，可是她更操心了。
　　早餐也很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而已。一杯牛奶能喝多长时间？这就是妈盼了一夜的相聚。给母亲做饭也赶不上给先生做饭的规模，一般是对付着填饱肚子即可。比起母亲，先生毕竟是外人，我该着意行事。这也是母亲的家教，自己家里怎么苦，也不能难为外人。和曹操宁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也不能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而母亲到底是自己的亲娘，不论怎样，她都不会怪罪我、挑我的理，不但不会怪罪、挑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替我节省每一个铜板。
　　有一段时间她老是尿道感染，我觉得十分奇怪。按理说，家里根本不存在诱发她尿道感染的条件。后来发现，她小解后根本不用卫生纸，而是用一块小毛巾，我问她：“您干嘛不用卫生纸，这多脏呀。细菌会在上面繁殖的，难怪您常常尿道感染。”
　　她说：“不脏，过几天我就把毛巾煮一煮，消消毒还能用。用纸多浪费呀。”
　　那时候一卷卫生纸才两毛五分钱，我是说最便宜的那种粗卫生纸。我们家从没用过类似金鱼牌那种细卫生纸。就是这两毛五分钱的粗卫生纸，妈也舍不得用，她老是说：“你那钱赚得多不容易。”
　　我把小毛巾给她扔了，“一天煮一次都不行，您还几天煮一次！以后再不能这么干了。您这么节省难道我就能发财吗？”
　　从那以后，她没再尿道感染。可是我又发现，她就是用卫生纸，也是很小的一块。怎么跟她说，她也改不了。
　　早饭以后，她就盼着午饭。因为在我准备午饭的时候，就把妈叫到紧连着厨房的小厅里，为的是趁我做午饭不能写文章的时候，和妈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可是到了七月底，她就是想和我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也没有那个心力了，只是一味地昏睡。我知道，但凡有一点心力，她都不会舍弃和我相聚的，哪怕是几分钟的机会。
　　她又怕影响我的写作，总是克制着想要守着我呆一会儿的愿望。就连给陪伴她度过许多寂寞时日的猫煮猫食，也要歉歉地、理亏似的打个招呼：“我给猫煮点食儿，不影响你吧？”或是，“我给猫剁点食儿，就几分钟。”
　　但是任谁，浪费起我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慷慨的很。这就是妈和任谁的根本不同。
　　她对我的已然算不了什么先进科学的电脑，始终怀着一丝敬畏，有那么两次，就在七月或是八月，她扶着我工作间的门框，远远地站在我和电脑的后面，说：“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坏了它。”
　　我把她拉到电脑跟前，让她看我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以及在这一通操作后电脑上出现的文字。“干嘛不敢往前靠，又不是纸糊的，您瞧多方便、多清楚啊。”
　　妈要不能往前靠，谁还能往前靠！只有她，才是最有权力拥有我和我的一切的人。但我始终没有跟她说过这些，总觉得这是无须言表的。加上我一向羞于表示温情，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温馨的话。现在，一想到那些话可能带给她的满足和快乐，我就无穷追悔。
　　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但我却听见她说：“真好啊。”
　　我说过，她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所以，与其说她果然看到了电脑的种种妙处，不如说她对竟然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的自豪，以及对我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通过各种努力，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
　　她总算看到了我怎样在电脑上工作，要是那两次她没有偶然地站在我的身后、没有偶然地看到我在电脑上如何工作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拉她来看看可能会给她极大安慰的这件事。
　　出现了重听的现象，还常常听错。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唐棣必定和我们通话的时间。
　　唐棣七月二十八号来电话的时候，妈几乎听不出什么了，只是象征性地抱着听筒，全靠事后我给她转述。虽然听不出什么，那她也高兴，毕竟那是她最爱的人的声音。
　　接着就是小便失禁，多饮多尿。她自己也奇怪：“我怎么这么渴啊！”到现在我好像都能看见她不时从沙发上爬起来，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景。那是一只早期生产的磁化杯，很重。杯身漆着枣红色的冰花漆。
　　我说：“是不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就买很多西瓜给她吃，但是并不解决问题。
　　我的耳边现在还常常响起她这述诸于我的声音，声音里饱含着我一定能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的信赖。可我辜负了她的信赖，我不但没有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她还就此去了。
　　感觉越来越麻木，感情越来越淡漠……想起一九九年七月，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妈并没有显出过度的悲伤。不像过去，好像再也见不到唐棣似的哭得十分凄惨。我和唐棣当时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她很快会再来美国的缘故。这也许是一个原因，更可能是妈的垂体瘤，那时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就连我和先生在她病房里争执不休的时候，妈也只是扶着墙默默地躲出病房，站在病房的走廊里等候争执的结束。
　　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
　　可我还是没有想到她病了。
　　记忆中妈很少生病，或许生了病也不告诉我，而是自己到医院看看了事，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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