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东：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二十大报告学习体会
作者：高瑞东 赵格格 刘文豪 刘星辰 杨康 顾皓阳 查惠俐
此次报告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此次报告明确，在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胜利后，下一阶段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此两个目标缺一不可：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二者内核一致、相互牵引，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本质要求，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中国方案”。
一、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本次大会主题，开宗明义，清晰明确，就是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指明了接下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全国人民需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方向。本次大会，是我党在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性胜利之后，是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之时，坚定目标、坚定信念的一次关键性会议，更是对全国人民、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的庄严承诺。
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两个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基于中国特色国情所推动。此次报告对其本质要求做出明确解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可以从这一定义中提炼出两个关键词，一是“高质量发展”，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者内核一致、同频共振，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而人民美好生活，则是牵引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点。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通过优化分配机制将发展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才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才能跳过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模式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难题。
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此次报告把“高质量发展”放在了首要任务。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十七大报告“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八大报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十九大报告“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再到此次报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描述，党代会报告的方向越来越明确和清晰，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越来越系统化、体系化，并将其定义为当下发展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为两个内涵，一是坚持“发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这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二是坚持“高质量”，实现质的有效提升，这是实现全民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当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不可能在经济规模收缩的背景下实现产业升级，也不能因为改革遇到了困难，就走回老路。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一系列风险挑战考验，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空间广的基础没有改变，产需两端均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
第一，“总蛋糕”还有扩大空间，经济稳定扩张，才能更好的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切换的关键时期，保持经济体量稳定扩张，才能为产业升级转型，提供稳定的经济大盘支撑。目前，我国经济总体量依然有扩大的空间。从中长期来看，202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但距离发达国家依然有较大距离。
从短期来看，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存在产出缺口。2020年及2021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速约为5.1%，假设2022年全年增速落于3.5%至4%的区间，则对应疫后三年平均增速为4.6%至4.7%。2022年7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现阶段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约在5.5%至6.5%。也即为疫后经济增速长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疫后长期存在产出缺口。
产出缺口在疫后长期存在，不仅是因为我国受到了疫情反复、极端天气冲击等外部因素，也是因为我国在新旧动能切换的过程中，旧动能收缩而新动能尚未完全补上。但反过来，这也预示着，“十四五”期间我国的逆周期调控，依然有发力的空间。对于新经济部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将坚定不移的推进；对于传统经济部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多主体供给的住房制度均是政策可以继续发挥效力的议题。
第二，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有空间，也将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产业升级、自主可控持续推进，成为了制造业复苏的重要支撑。我国已经在例如光伏等行业取得了全球领先的优势地位，但是依然存在相关领域发展较为薄弱的情况，存在被欧美国家进一步卡脖子的风险。从研发资金投入来看，近年来中国研发资金占GDP比重虽然在稳定上升（2020年，2.4%），但依然低于发达国家（2020年，美国3.45%，日本3.26%，德国3.14%）。
在全球发达经济体进行新一轮工业革命核心技术布局的大背景下，机遇和变革稍纵即逝，如果无法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赢得主动权，就只能跟在别人身后，最终还是会受制于人。“十四五”期间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更是赢得历史主动的战略先手。
此次报告特别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重要的中国国情。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是过去我国能够进入全球生产链的敲门砖；而今后，相对优异的人口结构，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将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重要支撑。
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十四五”期间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占比结构，依然优于发达国家。横向对比来看，全球多个国家都在步入老龄化，中国25岁至49岁青中年劳动力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在2035年之前均高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这使得我国在短期依然享有相对较强的劳动力资源禀赋。
从国内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进入城镇化进程的中后期，从增量来看，未来十年中国还有约1.4亿新增城镇人口的消费、购房需求有待释放[1]。从存量来看，随着中国进入城镇化后期，整体消费率有望缓慢提升，国内消费市场空间潜力巨大（具体可以参考我们在2021年12月2日外发的报告《从六国经验，看中国消费何时崛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却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机。当下，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分配制度失灵，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贫富差异日益扩大、社会矛盾频发，更是加速了地缘政治裂变的风险。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尝试和前进，这一努力不仅关于民生福祉，更关乎全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从根本上摒弃了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模式，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1] 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2%，“十四五”规划提出2025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5%。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预测，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74.39%。因此，中国城镇化率提升预计还有约10%左右的空间。以14亿人口来计算，预计还有1.4亿农民将变为城镇户口。
二、供给需求齐发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迈向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此次报告提出，“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5年以来，在较为强韧的总需求支撑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经过多年的调整，相关领域已出现深刻变化，工业过剩产能逐步出清，房地产库存明显去化，宏观杠杆率增速明显趋缓，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下降，现代化基建体系初具规模，在使得经济发展重新“轻装上阵”的同时，也对总需求产生了一定挤压。
2018年以来，政策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进行更为精准的调控，去产能方面明令禁止“一刀切”，去库存方面减弱棚改货币化节奏，去杠杆方面允许杠杆率以稳为主。
2020年以来，政策层更加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此次报告再次确认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展望未来，需求侧管理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政策，会使供给曲线左移，是在做减法，所以必须要配合拉动总需求的政策，这样才能防止经济增速回落。高质量发展需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双循环战略”和“建立统一大市场”将会成为贯穿下一阶段的经济主线。
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向协同发力新阶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主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在推动经济全面复苏的同时，也刺激产生了较为过剩的产能、库存和杠杆水平，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亏损面持续扩大，产能利用率降至历史底部。
2015年10月，刘鹤主任[2]在广东调研时提出“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早期萌芽。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习总书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国务院、地方政府进而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具体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补”。在产能严重过剩带来行业持续亏损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运而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在从生产端入手，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主要是通过对生产设备和产品进行改造和升级，以解决产品供过于求造成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主要涉及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能过剩行业。2016年以来，国务院相继推出多项政策纲领，持续推进钢铁、煤炭等领域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新增产能。
去库存主要是对房地产库存较高的城市，通过减少住房用地供应等措施去化商品房库存。《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结合房地产去库存，实施有效用地调节政策，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在住房供求关系紧张地区适度增加用地规模；对房地产库存较高的城市，减少直至停止住房用地供应。”
去杠杆主要指降低宏观杠杆率，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及金融、房地产等特定领域的杠杆水平。一方面，2017年以来，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委陆续推出《资管新规》等监管规定，要求资管产品合理控制杠杆水平，金融加杠杆水平明显降低。另一方面，2020年央行等部委联合出台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三线四档），年底又推出了对商业银行信贷占比做出明确规定的“房贷集中度管理”，大幅提升了房地产行业的融资难度，致使房地产行业持续多年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受到挑战。
降成本主要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制度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化管理，下放权力。2016年国务院引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随后，2017年至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均会发布当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重点工作清单。
补短板主要是弥补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弥补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的不足，弥补城乡发展的不足和城乡差距大等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向协同发力新阶段，力争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经过多年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使得经济发展重新“轻装上阵”的同时，也对总需求产生了一定挤压。2020年以来，政策层更加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此次报告再次确认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展望未来，需求侧管理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政策，会使供给曲线左移，是在做减法，所以必须要配合拉动总需求的政策，这样才能防止经济增速回落。高质量发展需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双循环战略”和“建立统一大市场”将会成为贯穿下一阶段的经济主线。
需求侧管理本质上是为了改善需求结构，包括：降低外需依存度，降低投资驱动比例，升级贸易、投资和消费。总结决策机构相关表态来看，决策层对于需求侧管理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一是，扩大内需，但也要求稳定外需，是通过内需的更优异表现降低对外依存度，而不是弱化外需带来“衰退式”的结构改善；二是，扩大内需不基于外需表现相机抉择，也就是扩大内需是个持续动作，不因外需表现亮丽而停滞；三是，结构升级核心含义就是“不走老路”，弱化房地产产业链在经济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
2.2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我国形成国内大市场、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策。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未来消费、投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扩大内需意味着，要在消费、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首先，要有效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发挥消费的牵引作用；其次，着力扩大制造业投资，通过技术革新、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的需求；最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投资，通过补短板、促创新，发挥改善民生、促进消费的作用。
首先，有效促进消费增长，最根本的是保障居民收入和就业。此次报告中，在民生部分重点论述三个方向，即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本质上是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化居民消费的基础。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我国社会矛盾中“不平衡和不充分”特征愈加突出，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劳动报酬在我国国民收入占比较低。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持续发酵，再次加剧了居民收入与财产差距，成为限制消费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改革的方向。
此次报告中，首次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正是对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呼应。
其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重点在于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完善劳动关系、加强劳动保障。此次报告中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增“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表述，并且更加强调从制度保障层面健全劳动力市场，包括“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在二次分配环节，需要政府发挥引导和调节作用，通过完善公共教育、稳定住房市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途径，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其中，在社会保障方面，此次报告中提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不仅顺应当前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也构建了更多广泛的民生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
其次，为了顺应新型工业化发展、促进消费升级的需求，制造业投资是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其对于优化供给结构、培育市场环境发挥关键性作用。
制造业投资方面，传统行业的技改投资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两手抓。一方面，加大对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的投资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业发展自主可控。另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顺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通过财政金融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技改投资。
最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要进一步补足短板，对于提高供给质量、培育消费场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步入补齐短板、提升功能、优化服务和融合发展并重的发展阶段，未来需要重点发挥对改善民生、促进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支撑作用。
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了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并为如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指出了五大方向。具体包括：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这五大领域既着眼于当前基建的薄弱环节，也满足立足长远、适度超前、注重效益的原则。
[2] 刘鹤，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三、统筹国家安全体系，保障新发展格局
此次报告指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是此次会议的新提法。十九大以来，安全在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十八大报告中，“安全”出现35次，“发展”出现296次；十九大报告中，“安全”出现55次，“发展”出现232次，首次出现“安全发展理念”；此次报告中，“安全”出现50次，“发展”出现108次，首次出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被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期，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期、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的持续影响期，在这一新发展阶段中，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各种矛盾风险挑战相互渗透、发展内在产生和外在面临的安全风险均在上升。因此，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所作出的战略选择。
3.1 国际形势加速演变，我国面临多元安全威胁
当前，国际形势加速演变，我国面临多元安全威胁。受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陡增，科技、文化、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复杂变化，各类风险挑战加速积聚，我国面临更加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权益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一则，国际政治经济回归保守主义，逆全球化趋势加强，供应链重点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去工业化”政策，确保关键产品在国内生产。2022年2月，白宫公布拜登政府促进供应链韧性制度化的进程报告一《2022年振兴美国制造业和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计划》，为关键出口项目提供融资，进一步简化“购买美国货”采购程序；同年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综合推进法》，保障供应链韧性在新法案中占据一半内容。
同样，2022年2月，韩国政府将半导体、电池、造船、钢铁等12个领域的产业技术认定为“国家核心技术”，并构建相应的技术人员数据库，监管其出境活动；2021年5月，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工业战略，旨在减少关键材料和产品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二则，美国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计划在技术领域建起“小院高墙”，意图创造“排中”供应链新环境。拒绝了CPTPP之后，美国民主党所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构想，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供应链安全和核心技术管控。《印太经济框架》被视为美国重新进入印太地区经济议程的重要支撑，“为印太国家提供替代中国处理关键问题的选择”，美商务部长明确印太经济框架包括协调出口管制，以“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产品”，意图在核心领域上加大对中国的封锁，实现“去中国化”。
依托于技术霸权地位，美国不断在与第三方贸易协定中设置限制性条款，寻求与盟友组建“小圈子”，与中国剥离。在推动与华“脱钩”的同时，美国与欧洲等其他国家则建立了更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5月15日，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在巴黎举行第二次会议，双方将在技术标准、数据治理合作、半导体供应链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2022年5月4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荻生田光一访美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会面后发布的联合文件显示，美日将制定一项出口管制合作工作计划，就可能的立法管制、敏感用途技术进行协商。美国希望将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作为供应链多元化支撑，通过制定特殊标准和法规实现一定范围内技术和产品流通。
三则，三季度以来，美国加速对华芯片产业管制政策的出台。7月28日，《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过国会审议；8月1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临时规则，将四类芯片和航空发动机相关物项列入出口管制清单；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最新管控措施——《商务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物品实施新的出口管制》。
纵观7月两党合力推动的《芯片和科学法案》，8月美商务部新增对芯片相关软件和材料的管制，和10月美商务部再次推动的出口管制，均体现出拜登政府加强对芯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和管控。该举动不仅符合拜登“小院高墙”的战略思维，也服务于其11月的中期选举。
配合芯片法案，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芯片发展的限制，从“芯片研发”到“芯片生产”，从“重点打击”到“广泛覆盖”，针对已被列入实体名单的 28 家实体，将根据《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进一步加强出口管制，以限制其从外国供应商处获取任何美国技术的能力。
3.2 中美进入指标对抗期，需把握战略主动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此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
“修昔底德陷阱”是世界百年变局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理论与战略上讲，“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是由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引起的，而中美实力对比和战略地位的变化实际代表的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结构。
“十四五”时期，中美进入指标对抗期、矛盾激化期，为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更需把握战略主动，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是美国的77%左右，2021年中国贸易总额已超越美国，出口总额更是达到美国的1.3倍，今后一段时间中美实力将很快进入综合指标对比的快速变化期，这意味着中美实力对比的错肩期、交替期，也就是双方关系最为敏感的阶段还未到来、但即将到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使中美避免重复某种历史宿命，就需要考虑国际关系的结构背景，找到规避之道与化解之法。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选择对华极限施压，意图在多个关键领域与华“脱钩”。而对我国来讲，为避免陷入陷阱，更要把握战略主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2014年1月，关于习总书记的专访刊登在了《世界邮报》创刊号。针对国际上对中国迅速崛起后，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总书记在专访中提到,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习总书记在专访中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发展风险期”。拉美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但与此同时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抗争此起彼伏。“拉美陷阱”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进行社会、经济全面改革，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观念，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更多强调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发展和安全，被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习总书记曾指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全面提高国家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
此次报告中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3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基于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这个阶段，发展内在产生和外在面临的安全风险均在上升，发展与安全的深度交织变得越来越突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有着复杂、多层次的战略考量。
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就在发展。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发展内在产生和外在面临的安全风险均在上升，安全是发展的重要前提。从国内情况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仍面临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科技自立自强存在诸多“卡脖子”问题，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问题频出，金融风险、产业转型、就业压力等各类问题凸显，社会治理各类矛盾风险交织叠加，这些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定力和能力形成了巨大考验。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基于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实践中探索的重要经验。十九大以来，我们党多次强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在“十四五”规划中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从13个方面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维护国家安全。
2022年10月，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2年10月，党的此次会议指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安全发展的融合进一步加深。
在安全发展领域上，此次报告指出，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条底线，2021年11月，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就提到，要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此后国家有关部门多次下达文件，切实保障粮食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粮食安全方面，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能源安全方面，报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产业链安全方面，报告指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从目前我国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的现状来看，我国部分农产品仍然非常依赖进口，原油、天然气等产量难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部分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卡脖子难题。为此，实现高质量发展，保障新发展格局，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四、立足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
此次报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此次会议对“能源革命”的相关表述，延续了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即强调“先立后破”与“保供稳价”。我们理解，推进绿色发展、建设新能源体系仍是长期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但是在实施节奏上，会议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
今年以来，俄乌冲突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施加了多轮制裁，涉及能源、航运、金融等诸多领域，引发全球粮食以及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在此形势下，能源政策主要聚焦“保供稳价”与“安全”。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
2022年4月，政治局会议指出，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2022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要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加大力度规划建设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与2022年4月政治局会议部署一致，此次政治局会议并未提及“双碳”工作的相关内容，而是延续“保供稳价”的主基调，强调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
传统能源层面，煤电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电源，煤炭的保供更是重中之重。今年以来，国家能源局核准了煤矿项目先进产能3770万吨/年，调整建设规模增加产能900万吨/年，并推动试生产产能6000万吨/年。上半年我国原煤产量同比增长11%。到6月底，全国统调电厂电煤的库存超过1.7亿吨，同比增长51.7%，这有效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也大大增强了我国应对迎峰度夏的保供底气。
新能源层面，目前我国新能源体系正在快速发展中，非化石能源占比稳步提升。7月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加快建设能源强国，全力保障能源安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提到，2021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增加了约1.3亿千瓦，2021年10月超过了10亿千瓦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发电装机当中非化石能源装机的占比达到83%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突破了11亿千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量较快增长，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0.3%、7.8%和13.5%。
章局长指出，在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欧洲多国重启煤电的形势下，我国非化石能源发展保持力度不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了0.7个百分点，从2020年的15.9%提高到16.6%，保持了十八大以来的年平均增速，从现在到2030年，预计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按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增长，有能力也有信心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目标（见2022年7月29日外发的报告《统筹防疫与经济，力争最好结果——2022年7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体会》）。
此外，国家能源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21年新增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约5300万千瓦，连续九年稳居世界首位。截至2021年底，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06亿千瓦，突破3亿千瓦大关，连续七年稳居全球首位。
五、完善分配制度，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此次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普遍放任市场化机制自由发展，使得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最终带来了近年来欧美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社会动荡不止的恶果。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富裕，是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本质区别。
为实现共同富裕，报告提出，一方面是完善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是完善各类社会保障体制。
第一，完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实现共同富裕高度重视，不断细化共同富裕的目标设计和时间路径。此次报告指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和具体目标。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多劳多得，是完善分配制度的重要一步，也是激发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涌现的重要一步。在当前中国居民收入结构中，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经营性、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格局中的比重也相对较低。因此，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有利于强化技能价值激励导向，构建体现知识、技术、管理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助力高质量发展。（详情请参考我们在2021年8月26日外发的报告《为什么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二是，建立健全就业、住房、健康、社保等各类民生保障体系，体现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市场往往存在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主体要素禀赋差异、运行存在外部性等缺陷，导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因而要有效发挥政府功能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在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层面强化政府调节和引导，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此次报告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涉及了诸多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相关领域相关政策预计会在“十四五”期间持续推进，不断“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推进共同富裕。
而从实现节奏来看，报告强调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外部压力，高质量发展是最为首要的任务，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循序渐进、与发展规律相契合，要“量力而行”。不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与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处理好效率与分配的事情，“尽力”提高民生福祉，也有利于打破经济发展的桎梏，全面释放生产要素的潜力。
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两者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相互依仗，缺一不可，共振同频。只有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才能从需求端牵引供给侧改革，实现更好的国内大循环。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通过优化分配机制将发展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才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才是中国智慧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交的“中国方案”。
六、风险提示
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疫情反复。
统筹防疫与经济，力争最好结果——2022年7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体会
坚定5.5%目标，政策全面转暖——2022年4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
爬坡过坎，不负“春光”——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学习体会
房地产良性循环、科技政策加快落地——2021年12月政治局会议解读
复旦大学理学硕士，聚焦海内外流动性以及大类资产配置。在校期间曾三次获得国家奖学金，多次获得数学类竞赛国际、国家级奖项，毕业后前后任职于公募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投资、研究部门，曾覆盖宏观经济、利率策略以及大类资产配置等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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