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人将儿童当作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
少数派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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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颠倒错乱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儿童的心灵还很脆嫩的时候，就给其灌输“阶级仇恨在心里长了根”或者是盲目拥护一类东西。
然而，说中国人将成人当儿童则可，认为他们将儿童当成人，则牵涉到定义问题了。强迫儿童去接受他们的心灵发展阶段还未能吸收之事物，自然也可以算作是把儿童当作成人。
因此，要儿童去吸收超出其理解力的事物，只是替未来将成人“儿童化”铺路。这种用外力强加的办法，正是为了去培养“他制他律的人格”的。换而言之，就是不要让内省式的“自我”基础出现。
在今日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形。然而，为了不让内省式的“自我”浮现，因此在一个幼儿还未能选择之时，就灌输其某种思想的做法，却仍然是一种常情。
至于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教育，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中国人要求父母们达到的理想标准是“严父慈母”。因此，母亲扮演的角色，必须是慈祥的，对子女纵容的，而父亲要扮演的角色，则必须是严厉的，对子女威吓的。
然而，不论是在谁的塑造下，都不是朝着“个体”的人格成长的方向发展。“个性”既然无从出现，每一个人生活的意向遂集中在大家一样的“身体化”的需要之上，至于超乎自己的“身体化”需要的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则表现为对别人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的关怀与照顾之上。
中国社会要求“严父”做到的是另一种任务，那就是“教”。如上所述，中国文化注重培养的，是一种“他制他律的人格”，因此必须把每一个“个人”都当作是“不道德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用内省的方式作自我决定的“良知主体”或“权利主体”。
“严父”既然是用驯兽的方式去“教养”子女的，因此，在对即使已经成年的子女施以打骂时，就往往以“畜牲”称之。然而，假如驯兽师的电鞭没法除净狮子与老虎体内最后剩余的一点兽性，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他制他律”的方式，除了在人格的主要内容方面造成没有个性，没有尊严，逆来顺受的态度之外，也是没法子除净人的最后一点“私心”的。
因此，中国人遂永远地被保持在一个“他制他律”的童年状态中。鲁迅说得好：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鲁迅：《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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