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和病毒，而是不能延续改革、开放

这次疫情不仅迫使全球的经济被按下了暂停键，也迫使每一个企业去思考企业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疫情期间，全球市场低迷，很多中国企业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在领教工坊、南风窗、秦朔朋友圈共同主办的新鹅湖之会期间，南风窗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媒体人、中国商业文明发展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

他认为中国的敌人不是病毒，不是美国，也不是别人的口水，中国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内部能不能延续过去40年已经开启的开放，让每个人进一步绽放能动性，张扬思想的自由，发挥创造力。

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南风窗：疫情之下，许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了难题，这个时候有“速效救心丸”么？

秦朔：从短期来看，“速效救心丸”就是正向的现金流。现金流就是命。在现金流极度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进行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企业实际控制人把股份出让给投资者、供应商、经销商团队等增强凝聚力，回收一部分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

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进行直播带货，甚至很多企业家都变身为网红等等来急救。同时，政府补贴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一个企业如果到危急关头才考虑安全感，说明企业本身的素质存在问题，抗打击能力不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准备好6-12个月的现金流，其风险防范意识是不够的。

很多企业把目前陷入的困境简单归结为疫情，这也是片面的，也要反思自己能不能跟得上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拥抱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新技术、新消费、新组织的变革。


秦朔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

南风窗：不管是被动地调整，还是主动地转型，疫情期间在很多产业涌现了新趋势，据你的观察，哪些影响深远而非昙花一现？

秦朔：有些变化是瞬时性、短时间的，但也有一些在这个时点上爆发的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会有长期影响。

第一，那些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能力的平台型、网络型企业，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会更加突出。无论是阿里、美团、盒马、顺丰、京东等，它们本质上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即使疫情期间也能提供不间断服务。

第二，原来在线下才能完成的很多服务，现在线上就可以完成，那么线上就是受益者。比如说原来在线下看电影，现在可以直接转到视频平台；原来是线下教育和会议，现在移到钉钉和腾讯会议；原来人与人的沟通需要通过面对面，但现在可能是通过字节跳动的飞书实现实时沟通。凡是有助于在线工作、协调工作的工具也会有很强劲的增长。

第三，跟人们的刚需密切相关的行业，以及公用设施基础类型的行业，比如水电煤气、衣食住行，特别是食品、餐饮、医疗健康，大家都是离不开的。无论是通过在线，还是通过线下强大的网络，大家总要过日子，这种基础消费市场会很稳定。

第四，从整个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红利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重等角度看，自动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用产业互联网减少简单劳动力的投入，代替人工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提升效率，这个趋势未来会很明显。

第五，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时，投资拉动还有很大空间，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投资重点，如“两新一重”、现代都市圈和人的城市化、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

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6，只有日本的1/4，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新的投资机会。疫情打击了很多行业，但疫情完了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还要更美好，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努力的方向。

南风窗：产业的重新洗牌、供应链的波动、预期的回调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乐观说法是“不要错过一场好的危机”。在此次疫情中，中国企业有哪些机会？

秦朔：之前我们可能过度乐观了，会忽略一些偶发因素的黑天鹅风险，同时面对灰犀牛因素的长期积累，遭遇袭击是必然的。

但现在我们又陷入了被疫情所控制的思维状态，出不来了，言必称疫情影响，弄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要换一个视角去看问题。

我最近经常想到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的。

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给定的约束因素下，你还是要往前走，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愿景，用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带来下一波成长。这种思维的转变很重要，就是要用未来牵引自己前进。

退一步讲，疫情无论如何肆虐，注定还是短期袭击，哪怕说是一年两年。同时，就疫情本身来说，骤发的、高压式的冲击在中国已经过去了，全球也在慢慢地恢复。所以今天中国企业应该跳出危机框架，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我最近碰到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季琦，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关店，所以现在复苏得最快，还抢了很多当时关闭的酒店的生意。

他的思维就是，如果疫情要毁灭一切，关不关都无所谓了，但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谁能做好再出发的准备，谁就会成为下个阶段的赢家。人类社会总是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回落后总是要增长的。

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成长动力还没有衰竭，再过最多半年一年又会进入到新一轮的发展时期。所以新鹅湖之会积极倡导企业关注在“后疫情时代”的重启问题，在“疫情后时代”的成长问题。
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南风窗：在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市场竞争力？

秦朔：确实是这样。中国今天比较优秀的企业，从理念、价值观、企业文化方面，那些更强调“do good things”的企业在整个市场表现也是更好的。

它们有更高的消费者认同，复购率、口碑都比较好，同时这样的企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有长期的诚信度，金融机构给予的利率也会更低。所以为善在经济方面是有利的，有价值的，这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义利并举”。

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企业家要慢慢回到更加纯粹的一种状态，让企业更加精益，更加以人为本，同时成为社会友好型企业，为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让世界更美好。

南风窗：企业的变革内驱力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归因于外部，抱怨制度成本高、营商环境差。怎么看待这种困扰？

秦朔：中国今天的营商环境、制度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当然还是有许多不足，政府也在不停改善，比如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中国从前一年的46位增长到去年的31位，各地都在“放管服”改革，总体上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下降的。

当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机械化、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领域的过度限价，不论拿地成本多少，价格先给你限了，导致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精装修变成普通装修、普通装修类似毛坯房的情况，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再比如，同样地段，一个开发项目投入的设计费是上亿，另一个只有一千万，但是卖的价格必须一样。

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企业对产品精益求精，而是逼迫企业尽可能去砍成本，同时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价格方面却不下调。这样压力全在企业身上，这说明我们在精准施策方面还有很多主观主义的惯性要改善。

在总体制度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压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素质性的。

所谓结构性是指，宏观经济增速慢慢下行，现有市场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很多行业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期，比如汽车行业这两年的总体销量是在下降的。

可想而知，当增量空间变小，存量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会向着龙头企业集中。在这种结构下，不少企业的压力是很难化解的。

此外，企业也要考虑自身素质的问题。就在我们的A股市场，比如说这几年像康美药业和康得新大家公认的“白马”，都因为严重造假成为市场的耻辱。

瑞幸咖啡这样备受瞩目的公司的一半收入都造假，把脸丢到美国纳斯达克去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不少中国企业的底线性商业操守都不具备。

这种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就等着政府救助，我要问问这些企业，当年忽悠政府给你贷款投资，给你圈地，给你搞项目，给你搞补贴的时候，你认真想过兑现你对政府的承诺吗？没有。

所以我认为今天企业的困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周期性的、外部性的、结构性的、素质性的，也有体制性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待遇、准入待遇、司法待遇等方面还有不公平，这就是体制性的。

但同样的体制环境，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中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本质上还是因为人家专业能力过硬，长期做好了基本功。

这些案例启发我们，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呼吁制度公平，另一方面要反躬自省，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能不能与时俱进和超越。
新变化，新气象

南风窗：这几年对一些中小型的民企来讲，他们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你接触的企业家群体来看，他们的忧虑或者这种不安全感的乌云散去了吗？

秦朔：我认为没有散去，其实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的民营企业，也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这个不安全感也是系统性的，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对未来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忧虑。

全世界有不少经济体过去这些年一直在用“双反”名义提高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限制，加上中国本地的要素成本提高，也逼迫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除了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待遇不公平也让它们沮丧。

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15年到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总体趋势是，原来私人企业是比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变成国有控股企业比私营企业高。

利润的大盘子一进一出，从比例看，就是民营的少了，国有的多了。这些问题在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民营企业的焦虑是多重性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不同意把民营企业今天的问题都归结为政策不好，地方营商环境不好。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很多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也是龙头企业、冠军型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挤压，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未来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第二，大量中小型企业发展到今天，因为过去的粗放增长和过度竞争，基础素质不够，也没有太多钱去做研发，今天面对激烈竞争，没有创新型的产品技术改进，同质化的产品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未来越来越需要研发的创新人才，中小型民营企业力量比较弱，压力是明显的。

南风窗：真正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巨大影响令很多企业家产生了悲观的预期，有没有令人乐观的趋势？

秦朔：我觉得现在大家过于悲观了，只看到了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在疫情特定环境下受到的打击。

但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形态跟以前不完全一样了，今天中国出现了阿里经济体、腾讯经济体，包括美团、携程等各个细分行业里的平台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附着在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多日子过得是不错的。现在叫苦不迭的是受不了的，日子过得好一般是不会说的。

拿我们所在的内容行业来讲，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出现了大量的内容创业的新增长点，解决了很多就业。还有保险业大量扩招、零工经济动态流动等，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只盯着令人沮丧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

我接触了大量新型创业者，让人很乐观。我发现80后、90后这些更年轻的创业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消费群体很有活力。

我们60后、70后这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是世界级的某个企业的中国版，比如说我们要做中国的索尼，中国的欧莱雅，中国的三星，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关心的不是成为谁，而是让自己开心，同时注重取悦顾客，比如做网络文学的阅文、做饮料零售的喜茶、做新能源汽车的蔚来汽车。


国潮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

又比如只有三四年历史的完美日记这样的一些年轻消费品品牌，开发出一套社交媒体的打法，他们根本不再找一些超级大V去做形象代言人，往往是找可能不一定有特别多粉丝量的新一代网红。

还有很多新国货、国潮的迅猛发展，像中国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上海杏花楼的咸蛋黄青团引发几百人排队，东方美学在复兴，传统老字号成了新晋网红。只要关注变化，就能看到新的气象。

政府的角色是维护规则，而非直接配置资源

南风窗：此次疫情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无论是市场生态还是国际环境的打击都是沉重的，其中你感到最忧虑的是什么？

秦朔：我们现在常讲的两句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条都是存在的。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本培育上做了这么多工作，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去发挥作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并用，一个是政府之手，一个是企业无形的手，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宝贵经验。

这个阶段我的担心在于，由于疫情客观上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于是政府从环境的营造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的维护者的角色，更多又向着直接去配置资源的角色方向偏移。在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会导致很多寻租问题、绩效评估薄弱的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

这些年看到的很多迹象也令我很沮丧，比如说很多城市都有大量政府引导基金，补贴补助型的专项基金，由此催生了一个专门的服务产业链，去和政府的内部人勾兑，从申报到最后评审过关，一条龙服务，拿回扣、拿提成。

表面看起来是政府扶持、补贴了很多产业，事实上钱流到哪里去了？最后有没有绩效评估？不少人说，中国的商业模式不只是toC、toB，还有toG（政府），因为政府掌控和配置的资源现在有增多的趋势。

这就又回到政府定位上，要真正要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不要变成一个政府去主导市场，今天搞这个项目，明天搞那个专项，加剧地方政府负债，有时还没有正效益产生，新一任政府上来，再搞一轮新东西，其实还是“三拍工程”。

这个债总是要还的，谁来还？还不是纳税人来还！这样的话，纳税者将越来越辛苦。

我个人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我们并不怕病毒，其实也不怕某个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唯一怕的是我们思想上的封闭和禁锢，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担心这种氛围成气候，大量的人整天陷入没有实际贡献的口水战，整天把自己的境遇都归结为别人的原因，从而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好像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问题了，而是怎么斗来斗去的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我们要安定下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中国只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主轴，同时注重普惠，注重平等，把社会整体环境营造好，中国发展空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