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错了吗？在今天坚守真理可能比《1984》中更难
20世纪的小说里没有一部的影响力可以超过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它的标题、奥威尔姓氏的形容词形式（即Orwellian）、与统治着超级国家大洋国、掌握一切权力的英社党及其意识形态有关的一切词汇——双重思想、记忆洞、非人、思想罪、新话、思想警察、101房间、老大哥——它们都进入了英语语言中，是人们一望即知的、噩梦般未来的象征。要讨论宣传洗脑、监视、威权主义政治或颠倒黑白，几乎不可能不提到《一九八四》。在冷战期间，铁幕背后的热心地下读者感到异常好奇的一点是，奥威尔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这本书也是好几代美国高中生的指定读物。我第一次接触《一九八四》是在十年级的英语班上。奥威尔的小说经常与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同出场，比起大洋国阴暗的虐待狂风格，后者所描绘的享乐主义成风、药物泛滥的反面乌托邦更能引起1970年代加州青年人的共鸣。我当时还年轻，对《一九八四》的历史渊源一无所知，尤其不明白它的警告究竟在针对什么。这本书及其作者都没有能够抓住我的心。我20来岁时找到了一些奥威尔的散文和非虚构作品，反复读了许多遍以至于书都快被翻烂了，但依然没有重拾《一九八四》。自高中以来，我又度过了20世纪的另外十个年头，包括书的标题“1984”年，并自以为已经“熟知”这本书了。既然已经烂熟于胸，那就没必要再读了。
其后果是，当我最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没有做好领略其力量的准备。你必须忘掉自以为已经知晓的一切，忘掉一切术语、图像和文化衍生品，才能够把握《一九八四》最原初的灵气和长盛不衰的伟大。这既是一部重量级的政治性小说，又是一件震撼人心、令人心碎的艺术品。在特朗普时代它还一举跻身销售榜的前列。
英国乐评人多里安·林斯基（Dorian Lynskey）的《真理部：奥威尔<一九八四>小传》（The Ministry of Truth: The Biography of George Orwell\'s 1984）论叙精严、引人入胜，有力地凸显了这本小说作为奥威尔的集大成之作以及理解现代世界的关键的重要地位。《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奥威尔刚刚死于肺结核，但林斯基把它的传略起源继续往前推了十来年，当时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里加入了共和主义者的一方。他对极权主义的初步认识就来自巴塞罗那，当时苏联的特工刻意制造谎言来毁谤西班牙政府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指其为法西斯间谍。
《真理部：奥威尔<一九八四>小传》
左派的记者也乐于接受这一编造，认为它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用。奥威尔不这么看，他的经典之作《致敬加泰罗尼亚》里就以亲眼见证在新闻界曝光了这一谎言，这让他成了左派里的异端。他对阵地战的乏味和不适泰然自若——尽管脖子上中了一枪，勉强从西班牙逃命——但对于抹杀真相的行为仍然锱铢必较。这威胁到了他对于什么使我们保持明智以及追求值得一过的生活的感受力。“历史在1936年停滞了。”他后来告诉朋友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后者十分清楚奥威尔的意思。去过西班牙后，他的几乎所有写作和阅读都指向最终那部成名作的诞生。“历史停滞了，”林斯基写道，“而《一九八四》开始了。”
《一九八四》的创作历程——一个寿命将尽的人在苏格兰岸边的朱拉岛（Isle of Jura）的一间偏僻的小屋里与时间赛跑——对许多奥威尔的读者来说是耳熟能详的。林斯基的贡献之一在于摧毁了一种观点：它认为该书的可怕眼光可以归结为一个肺结核病人的死亡愿望，并因此而对其不屑一顾。事实上，绝症反而让奥威尔有了强烈的求生动力——他甚至在临终的病床上复婚了——正如小说的悲观主义在结束部分得到了释放，这体现为温斯顿·史密斯对自然、古旧之物、咖啡气味、一名无产阶级妇女的歌声以及他的爱人茱莉亚的依系。《一九八四》当然有种让人压抑的阴暗气息，但它的简洁有力也唤起了良心与抵抗。在林斯基看来，“绝望这一论断在奥威尔的生平和著作里没有任何根据可言。”
林斯基将《一九八四》的文学起源追溯到乐观主义的19世纪乌托邦小说——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1888）。奥威尔儿时读过的HG·威尔斯（H.G. Wells）的科幻小说——及其在20世纪的负面乌托邦后继者，包括俄国人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1924）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真理部》里最有趣的地方，是林斯基对小说后世的讲述。《一九八四》出版后，各方立即围绕它展开了争夺战，激辩其政治意义。美国保守派评论者认为奥威尔的主要目标不只是苏联，还有一般而论的左派。当时已不久于人世的奥威尔迅即发表声明称，这本小说不攻击任何特定的政府，而是讽刺西方社会和知识界的极权主义倾向：“这一危险且有如噩梦一般的境况所蕴含的寓意很简单：不要让它发生。它取决于你。”不过一切艺术品都会脱离艺术家的掌控——它越是热门、牵扯的因素越是复杂，误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林斯基对《一九八四》影响力的解释富有启发。这本小说是诸多电影、电视剧、戏剧、某场芭蕾舞、某场歌剧的灵感来源，它几乎取得了与老大哥相似的、随处可见的存在感：《一九八四》在看着你。随着1984年的来临，对它的文化挪用也达到了一个喧闹无比的顶峰。当年1月，在超级碗播放、收看量达9600万人次的一则苹果电脑广告成为了市场营销的传奇。一名女性运动员在其中代表苹果电脑，她挥舞铁锤砸碎了一块巨大的电幕，同时也打破了上面显示的嚣张的男性面孔——代表压迫性的技术——现场无数原本面目呆滞、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观众也因之而大为震惊。它传达的信息是：“你可以看到1984年何以不会像《一九八四》一样。”
类似的争论几乎每隔十年就会来一次：奥威尔弄错了。事情并没有发展得那么坏，苏联已经步入了历史，技术是解放性的，但奥威尔并没有打算借小说作出预测，而只是一种警告。正是作为警告的《一九八四》才能不断找到新的相关性。在特朗普正式就职的那一周，总统顾问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曾以“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这个词来为特朗普错估就职典礼出席人数作辩护，《一九八四》因此而当即回到了销量榜的前列。百老汇还很快上演了一场这件事的剧场改编版。新话的词汇再度热络起来。这名有威权倾向的、整天把“假新闻”挂在嘴上的总统曾放言“你所看到的和读到的都不是正在发生的”，令《一九八四》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力。
这部小说对我们而言有何意义？不是友爱部的101房间，温斯顿在那里遭受了拷问和酷刑，直到他失去一切挚爱的东西。我们并没有生活在某种类似于极权主义的体制之下。“从定义上讲，一个可以读到《一九八四》的国家也就不是《一九八四》里所描述的那种国家。”林斯基肯定地说。相反，我们每天都处在自己在苹果商店购买的“电幕”的无休止监控之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它，还会把一切都告诉它，而且这个过程里还没有任何国家强制。真理部就是Facebook、谷歌和各大有线新闻。我们已经直面老大哥，它就是我们自己。
《一九八四》
[英]奥威尔 著 董乐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6
特朗普的当选催生出了一系列警世寓言类型的著作，其标题有诸如《论暴政》《法西斯主义：一项警告》和《法西斯主义如何运作》等。我居住地的书店也开设了以极权主义为主题的专区，这些新书与《一九八四》同处一个书架上。它们令人回想起20世纪——如果它能在德国发生，那就也能在这里发生——并警告读者民主崩溃并不难发生。它们是针对志得意满和宿命论的警钟——“不可避免性的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用历史学家提摩太·辛德勒（Timothy Snyder）的话说就是，“感到未来只是现在的延续，进步的法则是已知的，没有另一条路可言，因而实际上也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前述的警告固然是成立的，但它过于强调早期的独裁统治的性质，就此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恶意（malignancy）的核心之处引开了——不是国家，而是个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朗普有可能抛弃民主，而在于美国人把他放到了那个有机会进行此等尝试的位置。今天的不自由是出于自愿的，它是自下而上的。
我们生活在一种全新的体制当中，它在奥威尔的时代是不存在的。它结合了硬性的民族主义——将失落和犬儒情绪引向了排外和仇恨——与软性的扰乱注意力与混淆视听：这是奥威尔和赫胥黎的融合，是残暴与享乐的共契。在《一九八四》里，真理变得游移不定以至于销声匿迹了，我们现在则是自己把自己置于了这种境地。今天，问题是信息源过多、信息量爆炸，以及随之而来的碎片化和分裂的泛滥——不是包揽一切的权威，而是它的消失，普通人就此只能凭借自己的各种偏见和幻觉来决定事实究竟是什么。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里，俄国的宣传鼓动者就利用了社交媒体来散布一个梗：“‘人们将会相信媒体告诉他们自己所相信的。’——乔治·奥威尔。”但奥威尔从没说过这句话。他的大名的道德权威被窃取以及包装成一条谎言，并指向了一个相当有奥威尔色彩的终点：对真理的信仰被摧毁了。为达成此目的，俄国人需要帮手，而他们找到了数以百万计的拥趸，尤其在美国的非精英群体中。在《一九八四》里，工人阶级民众被称作“无产阶级（proles）”，而温斯顿相信他们是未来的唯一希望。如林斯基所指出的，奥威尔没有预见到“普通的男男女女将会和知识分子一道狂热地拥抱双重思想，根本不需要什么恐怖或者酷刑，并将选择去相信2+2可以等于他们想要使它等于的任何东西”。
我们每天都被困在特朗普所倾倒的双重思想中，他的拥趸就是内部党，他的两片嘴皮就是真理部，而他的狂热支持者则是无产阶级。“需要不断努力才能看清自己眼前究竟是什么。”奥威尔写道。就我的眼前而言，我在一个启蒙的、进步的人群的世界里工作与生活，一种不同类型的双重思想正逐渐扩散开来。问题不在于宣称真理就是谬误或者2+2=5。进步派的双重思想——它在反击右翼的双重思想时变得更败坏了——造就了一种更隐秘的不真实性，因为它打着良善的大旗来运作。其关键词是“正义”——没人想生活在正义之外。但如今对正义的诉求迫使你接受矛盾，而这是双重思想的本质所在。
举个例子，左派里有不少人目前都有一种未经证实但却广为接受的假设，那就是好的艺术品是好的政治的产物，而好的政治无非是个身份认同问题（a matter of identity）。进步主义对一本书或者一部剧的观感，取决于它的政治立场，而这个立场——即便它的主题并非无关紧要——又是根据艺术家的群体归属来加以审视的：个人的身份认同加上政治立场就等于审美价值。这种混淆范畴的做法指导着各种媒介、艺术、教育以及影评和拨款委员会。一些人可能坚信双重思想在私下是令人难堪的，但他们不会公开这样说。接着，自我审查就变成了自欺，最后连这种坚信都消失了——你所接受的谎言变成了你所忘记的谎言。这样一来，在没有思想警察的情况下，有识之士们自己就消灭了以往的离经叛道倾向。
循规蹈矩（orthodoxy）也来自社会压力的强加，这种情况在推特上最为严重，因担心被羞辱或者“噤声”而产生的随大流行为，不亚于为了吸引更多粉丝而有的类似举动。这种压力可能比党和国家更大，因为它打着人民的旗号，而且在语言上表现为道德暴怒，其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则没有任何防范措施。一些粉丝众多的意见领袖俨然在社交媒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巡防区”，动辄惩罚思想罪，但许多进步派不假思索地就认可了眼下令人窒息的意见一致及其所带来的不宽容——并非出于恐惧，而在于他们想被视作站在正义的一边。
这种自发地限制思想自由的做法，将会导致持久的损害。它败坏了透彻思考的能力，令文化和进步双双遭到破坏。好的艺术并不来自指点江山的冲动（wokeness，原意为高昂、对世界保持关切的状态，在美国语境下特指对种族、性别、阶级这类社会和政治议题有高度的敏感性——译注），社会问题若缺乏辩论也难寻真正的解决方案。“教会一根胡萝卜一个新词并不能得到什么，”奥威尔在1946年这样写道，“需要的乃是印刷某个人信以为真的东西的权利，而无需恐惧霸凌或来自任何一方的威吓。”自1940年代以来，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权力欲仍然表现在右派的仇恨和左派的道德高调当中。
《一九八四》将永远是一本至关重要的书，而不论意识形态有怎样的变化，而这恰在于它对一个努力坚守真理和有价值的事物的人的刻画。“神志清醒（sanity）不是统计数字可以表达的。”温斯顿在某个夜里一边这样想，一边沉沉睡去。这表明真理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事物之一。政治的核心大戏其实就在你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