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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趣味正在于，无论法统如何变更，真正的道统却毁之不尽，在民间一脉相传。”
半月前，刚刚和杨渡在我的故乡利川喝“摔碗酒”话别。这是他第一次去我的家乡，也是多年来我们彼此的夙愿。他在拙著中熟悉了我笔下的汪营，我也在他的书中久谙了他的故乡台中乌日。隔着海峡，我们各自在类似的小镇成长，然后又在中年于京城不期而遇。杯酒订交十七年，不时相约醉乡中。在无数的夜雨高谈里，我们深知了彼此的身世文章，更有相见恨晚莫逆于心的感觉。杨渡兄喜欢自称阿渡，大家亦以此名之。初识其时，还是上个世纪末。在我所主办的一个书商界酒会上，由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带来绍介于我。那时，他四十出头，已是台湾名媒《中国时报》的主笔。我虽略小四岁，还仅是初初北漂的“不法”书商。那夜灯红酒绿，衣香人影太匆匆；我们擎着酒杯在亭台间短语寒暄，已然于风尘中辨出各自物色。之后每年，似乎他都会因为工作原因而登陆，便中都要约我小酌——每次他从怀中掏出的暗器，都是他亲自扛来的我所酷爱之金门高梁。那时，台湾的媒体大佬高信疆先生尚在世，这个古龙当年的酒肉兄弟，退休隐居北京，正是口中淡出鸟来的日子。我和诗人李亚伟、郭力家等每次与他们捉对厮杀，似乎皆要两败俱伤。也正是在这样一些“相见亦无事，不来忽思君”的邂逅里，我们才知道他也是彼岸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也许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与诗歌运动这个共同的话题，让我们迅速认出彼此的胎记。他和我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踏入社会的大学生，那时的两岸，也都是诗歌和民运风起云涌之时，而诗人在当年，则似乎天然应该就是社会的弄潮儿。他作为曾经的学生领袖，深受上世纪70年代末“美丽岛”精神之熏染；在台湾戒严时代后期，一样站在了环保运动和党外期刊运动的前列，并以长诗《刺客之歌》发起了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最后冲刺。他们那一代台湾青年的奋争，所面临的打压和恫吓，何曾输于他地。然而壮心不负，他们赢来了他们的1987年，长达三十几年的戒严终于结束，报禁党禁顿开。阿渡也在自己躬与的抗争中，成为了新时代自由媒体的名记，并在上世纪80年代末，见证并记录了我们这些同胞的故事。他是台中地区的本省人，祖辈三百年前就已从闽南迁居彼岛。农家子弟出身的他，少年时与我辈一样，亲历了各自的穷困和屈辱。去年他完成的长篇巨著《水田里的妈妈》（大陆版名为《一百年的漂泊》），记录的正是他父母乃至祖辈一生的艰辛，同时见证的也是台湾社会一个世纪的挣扎历程。当他少年时，曾经亲眼目睹他母亲为躲避讨债者，而满面泥污匍匐于水田之中。之后他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提着篮子步行去县城监狱探望母亲。每每想到这一画面，我亦为之挥泪不已。何其相似的少年经验啊，隔着千里云天，我们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原无异样。也因此，我们对社会改良的梦想，也有着不二的起点。在我离京寄居大理最初那两年，台湾业已进入陈水扁执政期，我与阿渡短暂失去了联系。他虽是本省人，当年反对国民党专制政府，却不是民进党的同道。但阿扁的腐败不仅激怒了本党的前辈施明德，一样也激怒了阿渡这些中立的知识分子。在接下来的两党竞选中，他的激扬文字公正立场，令马英九先生青眼有加，遂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兼任其时在野的国民党文传委主委。他和他的团队协助马英九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而这时，功成名就的他，人皆以为应该入阁拜印，他却选择了远离政坛。早在1967年，为赓续中华文脉，蒋介石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并担任会长，另聘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相实现生命之世俗价值。当我们2008年再次重逢时，他依旧平静如初。自古士夫皆有出处之困，处士还是出仕，很容易成为读书人的迷途。按老话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以他之德才和功貌，大丈夫堂堂正正，从政入幕亦可建功于世。然而他嫌政场卑污，且不能自由出行，于是辞谢。我亦理解，书生使命，不平则鸣；匡时祛弊，拔刀相助而已。但凡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有坚不上船之道统。士大夫之傲岸挺拔，也正在于坚守自己的道。以其半生行迹而论，阿渡是这个乌烟瘴气时代中真正残余无几的士人。当年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回看吾人熟知的那些清客幕僚，云泥悬殊，唯余哑笑。在那之后，卸下党争战袍的他，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节，与我有了更加频繁的酒聚。虽然以其身份名望，每次访陆，此间相关部委办，皆要待若上宾。但他真正开心的，仍是与我辈布衣野人谈文论道。他是那种真正儒雅的书生，人如玉树临风，言则温文平和。两岸观察，所感所伤，亦深怀赤子之心，长存报国之望。我们一起相约走滇西，入康藏，种种游历，无限悲欢尽在杯盏间；唯余此道，彼此无遑多让。也常醉罢高唱各自乡谣民歌，唾壶击缺，唤起无限乡愁国恨。我曾应他之邀两次赴台考察，我对民国风习在台湾的完整赓续甚为讶异。他和我一样，都是那种朋友很多的人，借此之便，我得以深入台湾社会，拜访了诸多江湖高人。在与他及他的兄弟们的交往中，我才开始真正了解和理解台湾的转型之路，以及背后那同样的危险和艰辛。从反对国民党到加入国民党甚至成为该党股肱，从反独裁反戒严到接掌改良从善后的国民党文宣大政，入幕助选该党重登舞台。这是一个平民书生的现代政治传奇，但仿佛秉承的又是古代中国游侠和士大夫兼而有之的传统。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所谓仆仆风尘于荆途，披肝沥胆，文以载道，所要效命完成的无非是一个心中的理想，那就是天下为公，绝不能让一党一姓独私江山。他很有幸生在台湾，生在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曾经以他的独家报道，揭露了警权的黑暗，营救出许多秘密关押三十多年的政治犯——这是立德。他有很多的专著记录台湾和大陆的转型和改革历程，享誉一时——这是立言。他为清廉君子马英九助选大胜，为两岸文化交流贡献多多——这是立功。千古书生所慕之三不朽，正此之谓也。一个人成为一个时代的俊杰，虽需时运相济，但更需要自身的修为。修为浅者，即便躬逢机缘，忝获异数，也多成为历史的小丑。而修为深、根器良者，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或可匹夫而为百世师。此前，我一直好奇，一个台中农家子弟的阿渡，何以修成如此器宇？我一直根深蒂固地相信——成大器者，必有来历。那么，他究竟是何来历呢？这次认真地读完其忆旧大著《暗夜传灯人》，我才真正明白，他之为他，原来竟有如此众多的善缘和加持。本书有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台湾之有今日的文化传承和文明程度，乃因1949年涌入的两百万陆胞中，跟去了很大一批精英知识分子。而当日之台湾社会，政府完全无计安置这些南渡衣冠。于是，这些优秀读书人艺术家只好下乡求职，多在学校讲课谋生；最不济的，也会摆一个书摊，租书卖书养家。台湾自古荒远之地，从未出现过如此密集的文化人阵列。即便日据时代，有所开化，那也多是“皇民化”的殖民教育。而现在这些中华文化的飘零花果，竟然能够深入他乡，在真正的草野之间灵根自植。因此，像阿渡这样大批的草根子弟，很早就能耳濡目染这些大师的謦咳，得到无数高人的点化。于国家民族和精英个体的悲剧事变，不期然却成了他们这些台湾孩子的幸运。而他接受启蒙的台中一中，那时正是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聚点。他后来求学的台北，那更是群星璀璨，汇聚了一代风流。这样的因缘际遇，与他的勇敢求知凑泊一起，则自然要在平地里开出花来。
《暗夜传灯人》记录的正是这样一些人，一些在严酷岁月里，无意中获得的滋养。阿渡成长期的台湾，戒严年代的恐惧和我辈的少年经验相仿。但是他能亲炙的伟大灵魂，则是吾人只能仰望和嫉羡的。我们在文学史上熟知的台静农、陈映真、姚一苇诸先生，在阿渡的青春年代，早已过从甚密。窃以为更为殊胜的是，他与那些老政治犯的交往。那些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事件的许多冤狱者，是真正于漫长黑暗期，在底层社会的取火传薪人。他从这样一些默默牺牲者的身上，获取了成长的养分，以及接棒挑战长夜的勇气。他在书中说——大历史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慈悲。虽然在历史转变的当下，战争与饥饿、斗争与死亡，会带来伤害。无数生灵涂炭，人性受尽摧残。但从长远看，穿过那些苦难，穿过那些幸存的生命，穿过时代的暗夜，那暴力所不能消灭的，恰恰是人性的希望，文明的血脉。中华民族的花果虽然飘零，却也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新天地成就一树繁花。我今天看见的他，无一不是那些前辈手植躬耕的结果。历史的趣味正在于，无论法统如何变更，真正的道统却毁之不尽，在民间一脉相传。早在尧舜时代即有记录的高士，春秋战国的诸子，《史记》中的游侠，每一种思想和门派，都在民间社会春种秋收，默默传承。正是这样一些暗夜中的传灯者，给吾族保存火种，让我们在最寒凉的时代，也能看见光芒。本文是《暗夜传灯人》序言，这本书与《回首我们的时代》都属于传灯者书系，是49年后赴台一代学人，走出威权的历史缩影，堪称台湾版的“南渡北归”。
这两本书讲述的是与大陆几乎同一时期，海峡对岸不同却相似的苦难：二二八、戒严、白色恐怖笼罩。在暗夜无边的时代，一双双枯瘦的双手托举着微弱的烛火，固执的在寒湿的暗夜里存续着光明。
这两本书作者都是台湾作家，分别是上文写到的杨渡和刚刚过世的尉天骢老先生，能出版实在来之不易，尉老先生的这本光等待过审就用了两年时间。
而且由于作者、题材等原因，几年前两本书艰难出版后很快就绝版，先知书店多方争取才复活少量，还争取到杨渡先生的亲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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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为杨渡《暗夜传灯人》序言。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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