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祸害中国数千年的腐败顽疾，根源就在这六个字

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根源

文 |  张宏杰

本文摘选自《陋规》，岳麓书社 ，2020年7月

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我个人认为，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自秦朝至清末，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黄宗羲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认为，不受权力控制的私营工商业乃是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国本”的大敌，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农民家里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就是所有的利益都要由权力来分配。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汉文帝宠幸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而汉景帝上台，便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见《汉书·佞幸传》）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将沈万三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朝不保夕。事实是，洪武一朝，朱元璋为了消灭地方上的富豪之家，借洪武朝“四大案”，任意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梦兰琐笔》），三吴地区因此“豪民巨族，刬削殆尽”（《匏翁家藏集》），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均被清洗一空。因此王子今说，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中国传统社会可谓是“权力万能”。权力支配一切，覆盖一切，规定一切。

因为权力笼罩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因此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纯粹的商业经营、经济投资兴趣不大，而对政治冒险、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却十分投入。战国时期的商人吕不韦是中国式权力投资学的开创者，他认为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而政治投资则可赢利无数。后来他果然通过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童万人，食洛阳十万户。在古代中国，要想致富并且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而经商者往往“富不过三代”，因为面临着财产随时有可能被权力剥夺的巨大风险，他们往往将钱财用于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

权力支配一切，特别是支配经济利益，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