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我们的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国家逐渐干预个人的行为

我们可怜的个人主义

文｜博尔赫斯  王永年 译

爱国主义的幻想是不着边际的。

公元一世纪时，普鲁塔克就嘲笑过那些声称雅典的月亮比科林斯的圆的人；十七世纪的弥尔顿曾说上帝有首先启示他的英国人的习惯；十九世纪初，费希特宣布说有个性的人和德国人显然是一回事。

在我们这里，国家主义者大有人在；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应予重视、无可非议的动机是弘扬阿根廷人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们很不了解阿根廷人；论争时往往根据外在的事实，比如说，根据西班牙征服者、假想的天主教传统，或者“撒克逊帝国主义”替阿根廷人下定义。

和美国人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人不同的是，阿根廷人不与国家结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这个国家的历届政府难孚众望，二是对一般人说来，国家只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抽象概念 ；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是个别的人，不是公民。黑格尔所说“国家是道德概念的现实”之类的名言，在阿根廷人心目中是个恶意的玩笑。

好莱坞推出的影片一再宣扬这样的情节：主角（往往是新闻记者）先设法博得罪犯的友情，然后把他交给警方。阿根廷人却认为这个“英雄”是难以理解的坏蛋，因为对他们说来，友情高于一切，警方是黑社会势力。他们和堂吉诃德有同感：“到了天国，有罪各自承当”，“正直的人不该充当惩罚别人的刽子手，这个行业和他们不沾边”。（《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二十二章）靡丽对称的西班牙风格以前不止一次地使我感到我们同西班牙有不可逾越的差别；堂吉诃德的这两句话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成了我们静谧隐秘的相似之处的象征。

阿根廷文学中一个夜晚的故事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点；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乡间警察局的巡官喊道，他绝不允许杀死一个勇敢之人的罪行发生，便反戈一击，站在逃兵马丁·菲耶罗一边，同士兵们打了起来。 

吉卜林

在欧洲人眼里，世界就是个宇宙，万物在其中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在阿根廷人眼里，世界是一片混乱。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不管得什么奖的书必定是本好书；阿根廷人认为尽管得了奖，那本书也只可能不坏。

一般说来，阿根廷人不相信形势。他们也许没有听说过有关跛子伍夫尼克们的寓言：人类始终有三十六个正直的人，他们互不认识，但共同秘密地支撑着世界。即便听说，阿根廷人也不会为这些默默无闻的好人感到惊奇……

他们崇拜的英雄是单枪匹马斗争的人，无论是过去（堂塞贡多·松勃拉）、现在（菲耶罗、莫雷拉、“黑蚂蚁”）或将来。别国的文学却没有类似情况。我们不妨以两位著名的作家为例：吉卜林和弗兰茨·卡夫卡。乍看起来，两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是前者的主题是恢复秩序（《基姆》里的公路、《建桥者》里的桥梁、《普克山的帕克》里的罗马城墙）；后者的主题是在宇宙秩序中没有立锥之地的人的难以忍受的孤寂悲惨。

人们会说，我指出的特点只是消极的、无政府主义的；还会说，这些特点不足以作出政治解释。我斗胆提出相反的看法。我们的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几乎已被遗忘的斯宾塞早已用清醒的预言加以揭发）是国家逐渐干预个人的行为；是与那个名叫纳粹主义的弊病作斗争，阿根廷的个人主义到目前为止或许是无用或有害的，但终将得到辩护，负起责任。

我企盼出现一个和阿根廷人的特质更加亲和的党派，一个向我们保证把政府职能压到最低限度的党派，当然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家主义想使我们陶醉在一幅管得无限宽的国家的图画里；那种乌托邦一旦在地球上实现，将不可抗拒地促使所有的人向往它的反面，并且最终必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