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被打开的历史折扇上，风声如怒

讲故事的手艺人

文| 野夫

（摘自野夫著《1980年代的爱情》）

童年时，曾经跟着父亲在一个煤矿，晃荡过不少日子。

那时国家正在动乱，煤矿一边批斗我父亲，一边仍然还是在产煤。运煤的矿车像恐龙一样哐当哐当从黑森森的矿井里爬出来，那情景每次都让我有些惊吓。

各地的煤矿发展到今天，依旧有层出不穷的矿难，就不要说那时我父亲管的国营小煤矿了。不断有一些幸存者变成了残疾人，聚居在矿山的小医院里，年纪轻轻就开始养老。

每个人都会惊叹岁月如梭。但对于那些健康的青年，忽然就瞎眼或跛足了；很早就开始要向暮年一瘸一拐地摸索前进，那确实是一场十分漫长的折磨。

他们吃饱喝足，百无聊赖，对病房之外的阶级斗争已然毫无兴致。他们甚至互相之间都有些厌倦，彼此偶尔还会嫉妒对方身上尚还健全的一些部件。最后，他们几乎唯一的兴趣，就是对我这个时而到访的孩子讲故事。

现在回头看来，一个人洞穿了自己的未来之后，剩下的就是对往事、故事的热衷了。在那些可以短暂遗忘伤痛的回顾中，他们似乎开始暗中较量记忆和叙述的能力。比如同样讲水浒，每个人接着一回一回地说，结尾都是且待下回分解，但前面的叙事那真是高下立判。

而我最爱听一个姓陈的跛子摆古。他是一个端公（土家族巫师）的儿子，讲江湖豪杰能把一个孩子听哭，我从他这里最先迷上了“故事”。以后，在同样漫长的成长中，我也开始悟出了一些讲故事的手艺。

2

在我们那个偏远蛮荒的武陵山区，民国年间曾经从湘西那边走出去过一个青年，他叫沈从文。他没有上过大学，到了北京的胡同大杂院赁居，冬天拖着鼻涕就开始写作。

那时新文学运动开始不久，所谓的各种文体，还没有后来的各种教材规定的那么严格。他投稿换钱，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很快打动了很多人，因为白话文里还没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支脉。那时的报纸副刊发表，也不分类注明他写的是什么体裁。大家觉得文风独特，好看，就能赢得青眼和喝彩了。

他留下了太多好文章、好故事，当代的人再为他编辑出书，常常茫然于不知道怎样为其中一些文章分类。比如《阿金》，比如《田三怒》，一会儿收进他的散文集，一会儿又收进他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在他这里，就是故事，你很难分清文体的区别。这样文章的好，也就是叙事语言本身好，讲故事的手艺好。你要论故事本身，实在是简单至极。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名著，终将巍然屹立到遥远。一对乡下爷孙相依为命的生活，还有两兄弟隔着河水在对岸远远地暗争暗恋。这两个男人几乎都没怎么出现在字面上，最后都没爱成，姑娘独自留在了岸上。就这么简单的故事，被先生讲得水远山长，读得人柔肠寸断，千古怅然……

有这么一部《边城》摆在那里，使得多少人兀自汗颜，不敢轻碰中篇故事了。

3

我这里以“我”的名义，讲述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这两年流行着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的一本书——《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面对这一名言，我也时常在质问自己，在全世界无数最精巧的爱情故事面前，你叙述的爱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难道仅仅是男欢女爱的又一次感动？

爱情，在今天这一奇怪的时代，俨然已经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俗事。谈论它或者写作它，似乎都有点恬不知耻的味道。这件本应严肃的事情，忽然变成了昆德拉笔下的“好笑的爱”，如果再来讲一个老套的悲情故事，是否完全不合时宜呢？

我痴迷于这个故事已经十年，真实抑或虚构，都渐渐在不断的质询里变成了回忆的一部分。对了，就是回忆，使我日渐明白这个故事的真正意图，是在追忆那个隐约并不存在的年代。

我们这一辈人从那个被淹没的年代穿越而来，即便桂冠戴上头顶，但仍觉荆棘还在足尖。多数的日子看似谑浪风尘，夜半的残醉泪枯才深知内心犹自庄严。一个世纪中唯一凸显干净的年代，让我辈片叶沾身，却如负枷长街。每一次回望，都有割头折项般的疼痛。

我知道，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最终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

事实上，每一个年代的爱情，都有各自的历史痕迹。50年代的单纯，60年代的压抑，70年代的扭曲，80年代的觉醒和挣扎……再看看90年代的颓废和新世纪以来的严重物化，大抵可以印证不同年代的世道人心。

世界上多数人的爱情，都是为了“抓住”。抓住便是抵达，是爱情的喜宴；仿佛完成神赐的宿命，可以收获今生的美丽。我在这里讲了一个不断拒斥的故事，这是一个近乎残酷的安排，乃因这样的爱不为抵达，却处处都是为了成全。这样的成全如落红春泥，一枝一叶都是人间的怜悯。

正因当下的不可思议，才觉得这样的爱情太过虚幻。古旧得像一个出土的汉镜，即便锃亮如昨，世人也是不欲拿来对镜照影的——那容易照见此世的卑微猥琐，和种种不堪。

4

怀旧，是因为与当下的不谐。才过去二十几年的风物，一切又都恍若隔世。我们不得不坐在时光的此岸，再来转顾那些逝去的波涛。

一般来说，每个作品都隐含着作者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同情和纪念。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不太容易承载太多的人物命运。但是，即便是一晃而过的那些草根小人物，同样寄托着我的生活、阅历和理解。

那个曾经奉旨造·反的老人，那个做饭的平反“右派”，无一不是源自于那个时代的草野。正是这些没名没姓的悲剧人物，构成了我们的当代史。

昆德拉说：一切造就人的意识，他的想象世界，他的顽念，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形成的，而且保持始终。

我这一代人之所以始终无法超越80年代，也因为那个光辉岁月，给了我们最初的熏陶和打磨。那些被发配流放和无视的长辈，都活在那时。他们给了我们认识世界的遗训，使得我们不再蒙昧于天良。

而今，那一代已经凋谢殆尽，而我们也开始要步入残阳斜照了。我在半生颠沛之后，重新拾笔掌灯之际，生命似有慌张夺路之感。翻检平生，找寻那些残破的人世经验，仿佛仅为提示后生者——我们确实有过那样近乎虚幻的美，哀伤孤绝，却是吾族曾经的存在。

2013年当我来到德国科隆，与少年时就从诗歌中熟悉的莱茵河朝夕相对时，我忽然再次想起了这个故事。我很少有这样的安静时光，独酌在花树之间，徜徉于那亘古之河流岸边，遥望祖国曾经的悲欢。我觉得该要完成这样一次诉说，与水声合拍的娓娓道来，伤悼那些不复再现的往昔岁月。

这样的怀旧是如此简单朴素，在那被打开的历史折扇上，仍然还有风声如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