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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人的阅读经验中，都可能积累起一些对他影响至深的著作，就是他能够从中找到“重要东西”的那些著作。在文字多得读不完、人忙得没时间读书的今天，更需要格外留意那些最能帮到自己的读物。
这些著作不一定是公认的经典，但一定是对阅读者有过重要启发作用的著作。我在本书中谈及的作品，都与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那就是“20世纪的恶与抗恶”。
▌人性：“恶”需要阅读来发现
美国已故思想家托尼·朱特在《反思20世纪》中说，20世纪末至今的知识分子，大多回避“恶”的问题。他感叹道：“现代世俗社会对‘恶’这一概念感到不舒服已经很长时间了。自由派人士对它的不可调和的道德绝对性和宗教暗示性感到尴尬。20世纪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宁可选择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之类更理性化、更工具化的说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纳粹毁灭犹太人，国际上越来越反感极&权主义，于是‘恶’的概念慢慢地潜回道德思维、甚至政治思维的表述方式。
汉娜·阿伦特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她在1945年写道：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另一位恪守宗教传统的波兰哲学家科瓦考夫斯基说得最好：“魔鬼是我们的经历中的一部分。我们这一代人见过太多认真对待预言时的恶魔态度。我认为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道德不在场，不是某种变形或颠覆，而是一种顽固的、不可救赎的事实”。
在21世纪的今天，关于“恶”的思考不仅是哲学或神学的思辨，也是对20世纪极&权统治历史的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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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在阅读
阿伦特等知识分子通过思考恶、判断恶，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并且，他们阅读写作的目标是明确、有效的，就是在认知、道德上对抗那些“恶”的知识保镖。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指出，纳粹极&权的“现代性之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我们要把握这个现实，但传统的道德和政治学说，已经不能为现代人提供必要的智识和规范资源。因此，我们急需的是一种对恶的“后灾难”思考。
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的根源是与社会规范绝对相悖的“邪毒”欲念或行为。但是对恶的“后灾难”思考，却有着明确的现实问题意识。它强调，极&权之所以能存在，并鼓动人们参与大屠杀，是因为它营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而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对此泰然处之、自愿服从，不能做出独立的思考、质疑和判断。
20世纪那些惨绝人寰的人道灾难，不只是出于少数人丧心病狂的邪恶，也是那些“追求体面生活的善良民众”以无条件的忍耐、迎合，去配合邪恶造成的。
这些历史劫难是诗人弥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它们让人从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去透视恶，并藉由对恶的认识，衍生其他的思考：人性的黑暗面、心理进化机制、非理性的选择、集体噤声和沉默的螺旋、自由与奴役、定罪和审判、高尚的目的与残暴的手段、记忆和见证、陨落的神祇和破碎的信仰、知识分子的背叛和政治犬儒主义……
▌梦魇：恶就是把人变成“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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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反抗纳粹被杀害的德国索尔兄妹在给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阿伦特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恶不是一个超现实、超自然的存在，而是极端不把人当人的现实制度罪行。无论是把“有用的人”当作多多益善的“螺丝钉”，还是把“无用的人”当成废料来处理，都是不把人当人，都把人当成多余之物，都是对人的绝对非人化。恶便是这种非人化的集中显现，它的可怕在于它总是发生在看似正常的制度和社会环境里，成为一种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变成要么是施害者，要么是受害人的制度力量。将人变成“非人”，是一种制度性的人性戕害，也是对人类个性的毁灭。制度性的暴力摧毁和取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个体价值，使人成为“多余”，阿伦特称此为“人性的现代放逐”。它经常并不需要真的杀人，而是将人变成非人或废人，剥夺他们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把他们当作与予与求的一次性用具或废弃之物。把人变成废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根绝人的自由意志，将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想法从他们的头脑里清除出去，代之以强行灌输的“正确思想”。这种从最初级教育开始的，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强的X脑窒息了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的智慧，消解了人的行动勇气，使人立不起志愿、挺不起脊梁、未老先衰、头脑空空，犹如被主人豢养的家畜或牲口。把有个性的人变成千人一面奴民，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把他们改造成能让专制统治完全放心的“新人”。这样的芸芸众生就此成为与专制独裁统治目的相一致的，特别有利用价值的顺民。阿伦特是见证了20世纪极&权的一系列灾难，才形成“多余之人”想法的。她看到“杀戮远不是人对人所能进行的最严重残害”，更严重的非人化残害，经常发生在“正常”的社会环境和“和平”的政治秩序中，与这些精致的恶相比，旧专制粗糙的谋杀相形见绌，成了一种“有限的恶”。比起暴力杀戮，废除人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是更严重、更可怕的恶，因为它摧毁的不只是个人，而且更是“人的存在本身”。![]()
▲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护士（1939）恶与抗恶是本书的主题，从这个主题衍生出多个不同议题的讨论，编辑为四个部分。关注恶是为了抗恶，虽然我们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除恶，但我们可以认识恶，增强我们对恶的免疫力，即使在恶展示它最迷人的诱惑力时，也拒绝与它合谋。这就需要从认识我们自己和构成我们每个人自我的人性开始。本书第一辑“人性”的主要内容是，恶能够将“好人”变成恶魔，除了制度和环境的力量，还因为人性中已经包含了恶的因素。专制权力或极&权制度并没有发明“非人化”，非人化的思维、心态和语言从古代就开始支配人的歧视、敌对和暴力行为。大卫·史密斯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中指出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人视中国人为生杀予夺的劣等民族、暴力革命中对人类同胞的肆意残害，都是调动了普通民众人性中原有非人化本能和意愿。制度的力量虽不发明，但却能利用、放大和加剧人性恶的因素。本书的第二、三辑“梦魇”和“暴力”涉及极&权统治的制度性作恶和普通人在其中的集体合谋，也涉及不止一种对暴力史的阐述。许多对极&权梦魇和暴力之恶的思考都是以创伤记忆、回忆、个人反思、文学创作等形式出现的，让我们特别生动、具体地看到恶的非人、毁人和不把人当人的残酷细节。暴力起先总是工具性的，但它很快便会被赋予本质的美好“解放”使命。既然暴力手段要达到的目标是高尚和伟大的，暴力本身也就变得神圣起来，被当作一种用血来为美丽新世界庆生的仪式和典礼。非洲反帝反殖运动的前驱人物法农也曾宣称：不使用暴力便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存在意识解放；暴力反抗对实现存在意识解放有净化灵魂的作用。他相信,“唯有经过暴力抗争,……人的意识才能有所转变，因此，暴力具有社会变革和存在意识的双重正义性。”但是后来，在许多非洲国家，暴力革命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而只是让自己国家的奴役代替了殖民主义的奴役。其实，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早就指出了暴力革命的一贯套路。与君主专制剥夺自由、独享特权的劣迹相比，成功上台的革命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还会带来更严重的暴力，缔造更彻底的专制。“大革命的成功世所未闻……旧的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专制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它的政府死亡了，它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
从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轻易便会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革命给一些人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会，让他们得以利用主子的错误和过失，自己成功地变成了主子。他们摆脱了主子的统治，却从主子那里得到了种种好处，从主子那里继承了当主子必须懂得运用的暴力手段、驭民谋略、政治权术、凶狠手段，还有君王的伪善和专制的野心。本书第四辑“挣脱”，关注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与反抗恶的关系。知识分子对恶的抵抗，不只是抵抗邪恶或不道义的权力，而且也是抵抗与之相安共存并推波助澜的文化、价值、教育、记忆方式和思维习惯。知识分子与恶的不同关系和对待恶的不同方式都是政治性质的，这使得知识分子政治成为这一辑的重点。知识分子经常是极&权之恶的受害者和抵抗者，但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成为极&权之恶的支持者或合谋者。奥维尔是最早批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与恶共舞的作家。本辑涉及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拥护苏联，只是凭幻想或想象，用一种遥远的意识形态来替代他们自己失落了的宗教信仰。对此，作为193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的克罗斯曼有一个中肯的概括：“事情是这样的，在十月革命至斯大林和希特勒协定期间的岁月中，欧美方面无数的文人，被乌托邦吸引了去”。![]()
▲著名左翼文人：萨特、波伏娃
这些知识分子和当时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觉得自己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的，但历史证明，他们是站在了邪恶的一边。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在得不到民主的时候，就自愿接受专制的选择呢？本书第一辑中埃尔斯特的《酸葡萄》给了我们合理的解释。里拉同样建议我们回到人自己，而不只是外部原因去寻找解释。他说，“20世纪的事件仅仅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知识分子的亲暴政思想，其根源在不那么极端的政治情境下并没有消失，因为他们原本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如果历史学家真的想要理解‘知识分子的背叛’，那么他要去检验的地方就是——内心世界。”这就又回到了本书第一辑的人性议题。议题的巡回和交叉，可以当作“经典之外阅读”的一个提示：探讨恶和抗恶只是一个出发点，不是终结。在本书相互独立的多个议题之间，读者不妨以自己的方式建立方便的联系，补充自己的问题，添写自己的想法，确认自己认为是重要的结论。本文编选自徐贲《经典之外的阅读》前言《阅读的镜鉴》。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教授算是一个“异类”。1950年，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尽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克制，既厚重，又与时俱进。
他关注的问题，既有公共性，却又关乎每个人；他的思考，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既有人文关怀，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巨变的时代…… 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海量的中外经典阅读，镌刻出徐贲的眼界和思考，也奠定了他后来的写作命题——人文、思想和启蒙。徐贲老师的《经典阅读》《经典之外的阅读》回应我们如何求知思考；《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关注我们如何说理、参与公共生活；而《与时俱进的启蒙》《人文的互联网》直面的则是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过去几十年，社会层面的人文启蒙刚有起色，但现代公共训练的中断，不仅在吞噬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艰难形成的些许共识，而且早晚会波及现实中的你我他。因此，徐贲老师这套“人文思想启蒙”六书就显得更加重要。 无论是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危机，还是关乎每个人的重要问题，都不可不读徐贲。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我们有幸为书友争取到“迄今最全的徐贲老师作品集”——这套作品正是他几十年写作的集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