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个体才是自己利益的决定者和最忠实的捍卫者，那么最可行的济世方案是不是人人自救，即救全世界？——熊培云
文：熊培云 编：先知书店
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位博闻强记的同学，我们经常互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当年曾经认真讨论且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让你牺牲，全人类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你愿不愿意去死？记得我们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愿意！”这是一个很具八十年代理想主义风格的回答。如果人类真有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性解决方案，一个人的牺牲可以让其他所有人从此幸福无比，我相信很多人年轻时都会有类似的回答——前提是“反正又不是真的牺牲”，也不会质疑一下“为什么偏偏是我？”时至今日，我依旧有着并不稀薄的家国情怀，并热切地爱着这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时，我的回答可能还是“愿意”，但已不再响亮。这不是我比年轻时少了牺牲精神，或者是我信奉了杨朱，而是因为我畏惧这背后的逻辑——需要一个人去死才能换来的美好世界，一定不是美好世界。帕特里克的一句“不自由，毋宁死”，曾激励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与独立而战。很多所谓新思想，其实都是旧主张。这个“不自由，毋宁死”，我也在《吕氏春秋》找到了相似的论述。一个叫子华的哲人对生存状态进行了分类：“全生”，是指人类生命的各种需求都得到满足；“亏生”，是指部分得到满足，“亏生”的状态越严重，说明对生命的价值越不尊重；“迫生”，指的是各种需求不仅得不到满足，而且要被迫承受自己厌恶的东西，也就是不得自由、遭受耻辱地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不如死掉了。全生是一百分、亏生是五十分左右，死掉是零，而迫生则是一个负数——你想看美国大片，他非逼你看样板戏；你想的是穿古装的林青霞，他非逼你想杀猪的铁姑娘……这个社会里的很多人，恰好是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但如果真是因为“不自由”，就“毋宁死”，我是不赞成的。
▌生命：不容选择的自由
如果你的生命处于“迫生”的状态，那么首先应该消灭的应该是“迫”，而不是“生”。因为，不能因为生命中有一部分不自由，就可以牺牲掉其他的自由。这样的主张，首先是因为对“自由”概念的混淆，造成“生”与“自由”的对立。我们不妨区分两个自由的概念：freedom和 liberty。先说freedom。在电影《勇敢的心》里，当手帕从天空徐徐落下的时候，华莱士当众喊的那个词就是“freedom”。它倾向于指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状态。另一个词则是liberty。自由小姐（Miss liberty）用的就是这个词。帕特里克的“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用的也是这个词。从词义上说，liberty指自由权利，作为复数用时同时还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治权，选举权，活动范围”等具体的物权、人权。可见，liberty主要协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当年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时，直接把这本书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意识到freedom和liberty不是相同的自由，所以将freedom称为自由，而将liberty译为“自繇”，以示区别。自由女神像（The statue of liberty）张佛泉是胡适派自由主义群体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在《自由与人权》一书中区别过这两个词：liberty多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可以开列一张明晰的权利清单；而freedom 含义比较模糊，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并无公认的标准。以赛亚•伯林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说。所谓消极自由，说到底就是免于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可以做什么的自由。liberty是政治上的保障，是一种底线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liberty理解为一种消极自由；而freedom作为一种进取的自由，可被视为一种积极自由。生命，作为一种自由权利（liberty），本身就是最高、最正当的消极自由。把人生命和自由对立起来，这并不符合自由原则。一个人，如果连“生命免受侵害”的自由都得不到珍视，却说自己要去追求“自由”，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尽管我们都愿意生不愿意死，但生死往往非人力所能及。因此，生死不该成为我们的选择问题，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如何活得更自由、更有尊严。我做过媒体工作，非常了解大家在这个时代遇到的困境。如果有哪家媒体做了一个略显出格的报道，或者哪个作家写了有锋芒的书，立即会听到有人说，这家媒体要倒霉了，那本书要被封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心理预期不仅在为相关惩罚提供“合法性”或者民意基础，更是替人执政。但不论困境如何，总还是有很多人在积极地做事，保持着生命昂扬的本性和进取之心。而我也愿意和这些朋友交往，并从中获取能量。大环境可以决定你的自由度，但你自己还有一个小世界，那里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这完全在于你的觉悟，在于你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生活是可以选择的。今天的大学生忙着国考，忙着一毕业就工作，而且最好一步到位，不挪窝才好。可是梭罗不这么想，下海创业的企业家也不这么想。如果你考上了公务员，必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时候也是可以选择的。实在不行，因为理念不合而走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觉得在官场无法施展抱负，人还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因为绝望而想自杀，你仍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赦免你自己，选择不对自己的生命行刑，让自己有机会从头再来。
我常听到人们抱怨体制有问题。可是请问：作家、导演和学者们的无所作为，是否完全因为体制？体制问题，是否已经成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心安理得的挡箭牌？我一直喜欢看伊朗电影，在这方面有不少体会。按说伊朗的电影审查比中国要严格，但是为什么还拍出了那么多优秀的电影？如《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来谈伊朗电影中的“禁忌与悲悯”。常听中国人抱怨本土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影响了相关作品的理解与传播之外，我想这和中文小说缺乏悲悯的情怀、对人类的普遍关心是分不开的。有一年冬天，我在巴黎惊喜地发现法文版的《活着》。在我看来，《活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具有人类大情怀的伟大小说。记得那天下午，我站在圣•米歇尔大街旁的Gibert Jeune书店里不断向法国读者推介这本小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超越“人世无常”之上的生命与力量。说到这里，有必要谈到两个人，他们都在用生命践行我所说的“不自由，仍可活”。一个是广为人知的霍金。2006年霍金访问香港时，有位香港青年曾因意外导致全身瘫痪希望能安乐死，有记者以此为例询问霍金是否曾因身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
史蒂芬·霍金
霍金的回答是：“我有自由选择结束生命，但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或者为这种病阻碍我实现的事情懊丧，这样的事情不怎么多。”此时，我们更能体会到他为什么钟爱《果壳里的宇宙》——“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另一个人是法国《ELLE》杂志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他也是影片《潜水钟与蝴蝶》里的原著作者和主人公。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环境”压制，不妨看看他是如何写完一本书的。1995年12月8日，由于突发疾病陷入深度昏迷，鲍比的身体机能遭到严重损坏。他不能活动身体，不能说话，不能自主呼吸。在他几乎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躯体上，只有一只眼睛可以活动，这只眼睛是他清醒的意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工具。眨眼一次代表“是”，眨眼两次代表“否”。他用这只眼睛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形成单词，句子，直至一整页的文字。他只负责活着，不去想“活着还是死去”这个无聊的问题。他必须不知疲倦地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为了写一本见证他生命的书。对于鲍比来说，他的身体像潜水钟一般沉重，心绪却如蝴蝶一般自由。如今回头再看大学时代的我，那个大言不惭“牺牲我一人、拯救全人类”的我。那时的我，为何会不加思索地给出“我愿意”的答案？在我那么年轻却轻言可以舍弃生命时，是不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以至于急于将它抛弃？是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死本能在我的身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由此产生了牺牲的激情？或者只是因为空虚和无聊，愿意以自己的死为荒谬的人生找寻意义？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有一句话感人至深：“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被救者是不是也应该包括救人者自身？有没有一种完整的慈悲，既救起世界又救起自己？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个体才是自己利益的决定者和最忠实的捍卫者，那么最可行的济世方案是不是人人自救，即救全世界？我想说的是，完整的慈悲是既要慈悲地观照众生，也要慈悲地观照自己。唯有如此，才可能做到众生平等、无分别心。慈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合理的欲望给予人的尊重。
熊培云老师曾说：“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如果你的一生都像《肖申克救赎》里面主人公安迪一样追求自由，知道自由在高处，那么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但反观当代社会，自由被误解、被扭曲，已经是司空见惯。打着自由的旗号去侵犯别人的自由，甚至变成了某些利益群体绑架整个社会的政治正确。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因为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为此先知书店诚荐“熊培云签名作品集”：从个体的角度探讨美好人生与美好社会的可能性。收藏、阅读的三大理由：记者的敏锐视角、时事评论家的犀利洞见、思想者的清明理性，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普世情怀，铸就了熊培云老师自由、明辨、慈悲、温暖的文字风格。先知书店有幸获得熊培云老师少量签名书，让本书更多了一份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