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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英文题目为“The future of mankind is at stake”， 原载Economist网 ，来源于“MADAN”， 转自@勿食我黍，版权归作者及相关出版机构所有。
乌克兰危机的核心在于一个关于历史本质和人类性质的根本问题，即改变是否可能？人类可以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吗？或者历史会无休止地重复，而人类在除周遭环境之外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注定永远要重演过去的悲剧吗？有一个思想流派坚决否认变革的可能性。它认为，世界是一片丛林，强者掠夺弱者，阻止一个国家吞掉另一个国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军事力量。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那些不相信丛林法则的人不仅是自欺欺人，而是将自身的生存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不会活太久的。另一个思想流派认为，所谓的丛林法则根本就不是自然法则。人类创造了它，人类也可以改变它。与流行的误解相反，有组织战争（organised warfare）的第一个明确证据仅仅出现在13000年前的考古记录中。即使在那之后，也有许多时期并没有战争的考古学证据。与重力不同，战争并不是自然界的基本力量。它的烈度和存在取决于潜在的技术、经济和文化因素。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战争也在变化。这种变化的证据就在我们身边。在过去的几代人中，核武器已经将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变成了一种疯狂的集体自杀行为，迫使地球上最强大的那些国家寻找不太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虽然大国战争——如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突出特点，但在过去七十年里，超级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战争。在同一时期，全球经济已经从基于物质的经济形态转变为基于知识的经济形态。过去，财富的主要来源是物质资产，如金矿、麦田和油井；今天，财富的主要来源是知识。虽然你可以通过武力夺取油田，但你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知识。征服带来的利润率也因此而下降了。最后，全球文化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历史上的许多精英人物——例如，匈奴（Hun）首领、维京人（Viking）头目和罗马贵族——都对战争持积极态度。从萨尔贡大帝（Sargon the Great）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统治者都试图通过征服来使自己永垂不朽（而荷马和莎士比亚等艺术家则欣然满足了这种幻想）。其他精英，如基督教会，认为战争是邪恶但不可避免的。
然而，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世界在历史上首次被那些认为战争既邪恶又可避免的精英们所主宰。即使是乔治·W. 布什和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更不用说默克尔和阿德恩，也是与匈奴人阿提拉（Attila the Hun）或哥特人阿拉里克（Alaric the Goth）非常不同的政治家类型。他们通常带着国内改革的梦想上台，而不是对外征服。同时，在艺术和思想领域，大多数领军人物——从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到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都因描绘战争的无谓的恐怖状态而闻名，而不是因颂扬其发动者。
由于所有这些变化，大多数政府不再将侵略战争视为实现其利益的可接受的手段，大多数国家也不再幻想征服和吞并其邻国。仅凭军事力量就能阻止巴西征服乌拉圭，或阻止西班牙入侵摩洛哥，显然是不对的。战争的减少在许多统计数字中是显而易见的。自1945年以来，因外国入侵而重新划定国际边界的情况变得比较罕见，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国家因外部征服而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世界上也不乏其他类型的冲突，如内战和叛乱。但即使考虑到所有类型的冲突，在21世纪的前20年里，人类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少于自杀、车祸或与肥胖有关的疾病。火药的致命性已经低于糖了。学者们对确切的统计数字争论不休，但重要的是要超越数学来观察。战争的减少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统计现象。战争最重要的特征恰恰在于 "和平 "一词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平仅意味着 "暂时没有战争"。当人们在1913年说法国和德国之间有和平时，他们的意思是法国和德国的军队没有直接发送冲突，但每个人都知道，两国之间的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近几十年来，“和平”已经意味着“战争不可行”。对许多国家来说，被邻国入侵和征服几乎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我生活在中东，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些趋势也有例外。但认识到这些趋势至少与能够指出例外情况同样重要。“新的和平”并不是统计数字上的偶然或嬉皮士的幻想。它已经最清楚地反映在严谨计算的预算中。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都感到足够安全，平均只将其预算的6.5%用于武装力量，而在教育、保健和福利方面的投入要多得多。我们往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它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惊人的新事物。几千年来，军事开支是迄今为止每个王子、汗王、苏丹和皇帝的预算中最大的项目。他们几乎没有为帮助民众而在教育或医疗上花一分钱。战争的减少并不是来自于神迹或自然法则的改变。它是人类做出更好选择的结果。它可以说是现代文明中最伟大的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成就。不幸的是，它源于人类的选择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它是可逆的。
技术、经济和文化在继续变化。网络武器、人工智能主导的经济和新军国主义文化的兴起，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远比我们以前看到的任何情况都要糟。为了享受和平，我们需要几乎每个人都做出良好的选择。相比之下，仅仅一方的错误选择就会导致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威胁要入侵乌克兰，应该引起世界上每个人的关注。如果强国对弱国的吞没再次成为常态，那将影响全世界人民的感受和行为。重返丛林法则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结果将是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的军事开支的急剧增加。本该用于教师、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的支出将转而用于坦克、导弹和网络武器。重返丛林也会破坏全球合作，如在防止灾难性气候变化或监管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等颠覆性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与那些准备消灭你的国家并肩合作并不容易。而随着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加速，军事冲突的威胁只会进一步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很可能使我们的物种灭亡。如果你相信历史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而且人类从未离开过丛林，也永远逃不脱丛林，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要么扮演捕食者要么当猎物。如果有这样的选择，大多数领导人更愿意以阿尔法捕猎者（alpha predators）的身份载入史册，并将自己的名字添加到不幸的学生在准备历史考试中注定要记忆的引人不快的征服者名单中。但也许改变是可能的呢？也许丛林法则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形？如果是这样，任何选择征服邻国的领导者都会在人类的记忆中获得一个特殊的位置，远比并不突出的帖木儿（Tamerlane）更糟糕。他将作为毁掉我们最伟大的成就的人而载入史册。就在我们以为已经走出丛林的时候，他又把我们拉回了丛林。我不知道在乌克兰会发生什么。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确实相信变革的可能性。我不认为这是天真，这是现实主义。人类历史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而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从乌克兰人那里学到。对许多代人而言，乌克兰人最为了解暴政和暴力。他们忍受了两个世纪的沙皇专制统治（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中崩溃了）。一次短暂的独立尝试很快就被重新建立起俄国统治的红军镇压了。随后，乌克兰人经历了可怕的人为的大饥荒（Holodomor），斯式的恐怖统治，纳粹的占领以及后来数十年令人胆寒的独裁统治。当苏联解体时，历史似乎确定乌克兰人将再次经历残酷的暴政——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么？但他们的选择是不同的。尽管有历史，尽管有极度的贫困，尽管有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乌克兰人还是建立了一个民主制度。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不同，在乌克兰，反对派候选人多次取代了在职的领导者。当在2004年和2013年面临专制的威胁时，乌克兰人两次起义，捍卫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民主是一个新事物。“新的和平”也是如此。两者都是脆弱的，可能不会持续多久。但两者都是可能的，并可能深深扎根。每一个旧事物都曾经是新事物。这一切都归结于人类的选择。
就在刚刚过去的两日，俄罗斯对乌克兰悍然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多地军事设施遭到导弹袭击摧毁，俄地面部队也从多个方向”进入“乌克兰，并逼近首都基辅……战争最终会走向何方？乌克兰的未来命运将会怎样？一切都还存在太多变数。那么，这场酝酿已久的战争究竟因何而起？有人说这场冲突的本质是经济的冲突，也有人说是种族的冲突，但在《欧洲之门》的作者浦洛基看来，乌克兰冲突的种子，从乌克兰诞生的那一刻起似乎就早已注定了。
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时代开始，乌克兰大地见证了两千年来帝国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世界秩序的多次变更。定居和游牧、东正教与天主教、自由与专制……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焦点。若不理解乌克兰这一两千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就看不清如今仍在牵动世界的动荡种种问题——
为什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这么差？
是什么让有着同样祖先的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
俄乌冲突的根源又是什么？
乌克兰为什么花费了近千年直到苏联解体才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
乌克兰饥荒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压倒乌克兰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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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乌克兰是整个世界地缘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中文世界关于这一题材的书，不是浅尝辄止，就是缺乏深度与洞察。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本《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本书的作者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浦洛基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当事人，他把切身感受融入到这本《欧洲之门》中，以同情的理解述说千年来乌克兰在东西方的夹缝中所经历的起起伏伏，为理解东方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补足了拼图上缺失的一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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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乌克兰冲突的种子，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埋下
欧洲之门：乌克兰为何成了欧洲的新“火药桶”？
乌克兰：新的东西方斗争
乌克兰：一个国家的诞生
亨廷顿：俄乌关系的三种可能性
俄乌之争的背后：国际政治冲突与动荡五大根源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是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