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八孩母”被栓狗链事件震惊世人。此类事件之所以出现，一般至少有两个原因之一，一个制度恶，一个是人恶。而此事件如此邪恶到极致，是制度和人皆恶。不过，两相比较，制度恶更为基本和致命。人性恶的部分，在好的制度约束和弹压下，暂时不会发作，或会消退趋向消弭；而在恶的制度下，则会在可选择的空间中走向恶的极端。关于人性恶，许多文字已进行了谴责批判。我在这里侧重讲一下制度恶的一面。我们社会中相关的制度，是打击拐卖妇女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度是恶的吗？《刑法》不是早已有“拐卖妇女儿童罪”了吗？各地公安系统不是对拐卖妇女儿童进行了多年的打击了吗？《刑法》不是已将“收买”被拐妇女的行为入罪了吗？然而，这个制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使得对拐卖妇女的打击一直未见实效，以致还是有如丰县“八孩母”被栓狗链事件的出现，以及还有众多被掩盖的骇人听闻的残害妇女事件。这个缺陷就是，它仍用“买卖”来形容这种犯罪行为。例如在《刑法》中，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将付钱给人贩子以受让控制被拐妇女的行为说成是“收买”，而在《公安部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又称“收买”被拐妇女的人是“买主”。这样的说法不仅是政治不正确，而且是“法律不正确”。纯粹的“买卖”定义，是指某人用属于自己的物品，去交换别人的物品或钱币；交换的比率（价格）以双方都同意的为准；而买方确信该物品是属于卖方的，一旦他付出对方满意的交换物，他就拥有占有、使用或处置该物品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买卖没有任何暴力因素，完全是和平的。而拐卖妇女的人，首先不是卖属于自己的物品，妇女不是物品，是人，是不能买卖的；再者被拐卖妇女也不是属于拐卖者的，她们是被用暴力、暴力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胁持而来。而所谓“买主”一定事先已知道，这些妇女是不属于拐卖者的；而且所谓“买卖”这种形式也必定是在妇女本身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如果她们是自由的，权利得到保护，就不会出现被别人买卖她们自身的情况。一旦有人有“购买”女人的意图，就意味着将会有人使用暴力或类暴力（如欺骗、药迷）去劫持妇女。正是这种意图才构成对非法手段劫持妇女行为的需求，更为接近的描述，就是出钱唆使人进行劫持妇女的行为。这种需求无论是“事先订货”还是“送货上门”，都是“出钱唆使人进行劫持妇女的行为”。因为在后者，这种行为的大量存在，形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人口市场”，在其中各方都事先默认是进行这种付钱转手妇女的行为，没有人是“善意第三方”，是不知道这些妇女是被非法劫持的无辜者。一旦他们“买”了一个女人，就轮到他们继续暴力强迫了，否则他们的所谓“购买”的“物品”（女人）一分钟也不能由他们占有和“消费”。所以拐卖转手的行为如果不依赖暴力，就根本就无法实现。当对妇女的非法控制从人贩子到所谓“买主”手里以后，仍然要依赖暴力才能实现他与被拐妇女发生性关系的目的，经常是一家几人将妇女按住，实施强奸；在此之后长期占有该妇女，每天进行例行性强奸。这对被拐妇女来说，是比偶然遭到一次强奸更为严重的侵害。被拐妇女要逃脱这种被反复残害的境地，所谓“买主”就用暴力阻止他“买的媳妇”逃跑。为了吓阻被拐妇女逃跑，他们采用各种暴力手段。在这时实行这种暴力行为的不仅是该“买主”，而是整个村子，如此被拐妇女才没有任何机会逃跑。这实际上是一种比单人犯罪严重得多的有组织犯罪。而对于被拐妇女来说，就是陷入了天罗地网。据武勤英披露，在郓城县公安局的报告中，有九名妇女不堪污辱而自杀，她们认为生不如死；有一男青年对不屈服的被拐妇女连砍七刀（2007）。因而，被说成是“收买”或“买主”的行为，实际上是用暴力摧残生命的极端严重的犯罪。所以，当法律条款用“收买”描述有人付钱从人贩子手中获得对妇女的控制，将这些人称为“买主”时，是进行了一个极大的法律概念上的扭曲和混淆。这就是将这种犯罪行为视为与买卖类似的行为。这是对“买卖”一词的亵渎，也是对这种用暴力侵犯妇女权利行为的粉饰。一旦说有人“收买”了妇女，就会使人在观念上有了某种“合法性”，既然是“买主”，就应该有买主的“权利”。他对“被买物品”就可以占有、支配、消费、处置和再转手。例如，一个男人一旦向人贩子付了钱以后，他就认为这个妇女归他所有了，他自己，他的家人，或村里其他人都认为他“买了个媳妇”。一旦是“媳妇”，他就有丈夫的权利，可以对该妇女实行性行为。但从“买卖”的原意讲，他根本就不是在“买卖”，他们关于“买卖”的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买主的权利”，就是不存在的，虚妄的。一旦把这种行为说成“买卖”，就将其与其它与这有根本区别的行为混淆起来。例如，卖淫嫖娼。表面看来，这也是有关性行为的买卖呀。但是妓女接客收费，就是她自己出卖自己的身体，她自己同意这样做，钱也装到她自己的兜里。而“收买”被拐妇女的人将钱付给的是人贩子，那个非法劫持妇女的人，而被“买主”强奸的妇女，第一没有收钱，第二不是自愿的，因而这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卖淫也在许多社会中被人不耻，以致不少人将这两者归为一类，而不加区别。应该说，对被拐妇女的伤害与妓女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另一种混淆，就是与“买卖婚姻”的混淆。在中国传统中，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较大的决定权。有些父母贪图更多的彩礼，将女儿嫁给出彩礼多的人家，而不顾女儿愿意不愿意，这经常被斥为“买卖婚姻”。例如《百度汉语》的定义是，“以收取一定钱财作为女儿出嫁条件的婚姻形式。”因而，“买卖婚姻”与劫持妇女以“出售”的行为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买卖婚姻”中，父母如果不是在观念上“拥有”女儿，也至少可以认为他们在女儿婚姻上有很大决定权；作为女儿，她虽然不愿意父母为自己决定的婚姻，却因传统观念中要服从父母，而屈从于这种安排。而在拐卖妇女行为中，人贩人是在卖他非法劫持来的别人家的女儿；而被拐妇女没有一点理由要屈从于人贩子。虽然我们今天谴责“买卖婚姻”，但是还是要弄清“买卖婚姻”和拐卖妇女的根本区别。
还有一种被指“买卖婚姻”的现象，就是今天比较普遍地从较低收入国家“邮购新娘”的现象，如“越南新娘”。然而这些邮购新娘是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与购买者结婚，对方支付的钱款主要落入她们父母或“养妈”的口袋。这大致上符合买卖的定义。而与“拐卖”根本不同。
然而，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术语缺乏严谨性，以致用“收买”和“买主”等与买卖相关的概念描述劫持妇女并收钱转手的犯罪行为，混淆了这两者的根本区别。而这样看待拐卖妇女罪行，等于上了这些人贩子和强奸犯的当了。他们搞了一套“买卖”的形式，别人就以为他们真的在买卖，具有了买卖行为带来的权利，并以对买卖的一般理解去理解这种犯罪行为，就或多或少地赋予了这种行为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在心里看轻这种行为对妇女的严重残害。犯这样的观念错误的人不仅是一般人，而且包括那些专业人士。写出“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的记者武勤英，也在该文结尾处将女研究生被拐骗事件说成是“买卖婚姻”，并因此对相关犯罪人“抱有某种同情”，“流露出一丝悲悯”（2007）。这正是我们社会的可悲之处。这种混淆甚至出现在法律专业人士的文章里。例如车浩教授在“收买被拐妇女罪的刑罚需要提高吗？”一文中，作为一个论据，提到“跨国婚姻买卖市场”，并将它与拐卖妇女现象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模糊地带”。“就是妇女意志在其中的因素。如果认为，拐卖妇女罪是人身犯罪，个人意愿是第一位的法益，那么，在女性自愿非强迫的情况下，就会得出排除犯罪的结论。相反，如果坚持这里的法益，是高于个人意愿的某种‘人格尊严’‘人身不能买卖’‘女性不能被物化’的观念，那么，就会得出无论女性同意与否，都应当禁止人口买卖。”（2022）他在这里想难倒论敌的两难悖论，实际上犯了我在前面指出的错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买卖是交换自己拥有产权的物品，违背妇女的意愿将其劫持、并拿来出售，就根本不是买卖。因而他说的“买卖”的维度包含了“妇女意志”的条件。违背妇女意志就不是买卖。这种混淆还出现在其它文章中。如将买卖妇女和买卖野生动物的量刑作为比较。虽然其动机和目的是对的，是对劫持妇女并转让对其控制的犯罪行为量刑过低的批判，但此“买卖”非彼买卖。后者符合买卖的定义，是用自己拥有的物品交换别人的物品（或货币），而前者根本不是。它的罪恶不是“买卖了妇女”，而是“根本就不是买卖”。更何况把这种犯罪视为一种“买卖”，已经出现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法律文本中，这说明法案起草者，他们应该是法学界的顶尖专家，也陷入了这个概念迷团。遑论人大投票人。这让人感慨，这个“买卖”概念偷换得如此巧妙，以致法学界高人竟无人察觉，致使人们在无意中将劫持妇女并转让控制的重罪参照“真正的买卖”去理解，不时地生出一丝“谅解”或“同情”，不仅导致了过轻量刑，而且在执法过程中，也把这一重罪看成是“买卖婚姻”而手下留情，但却造成了成千上万被拐妇女的人间悲剧。究竟有人看出了问题。例如“南洋富商”的文章题目，“拐卖妇女这个罪名的作用，就是为罪犯开脱”就点中了要害。作者指出，“所谓‘拐卖’妇女案，其实就是人贩子对妇女的绑架（也可能包括暴力伤害、强奸），以及买家对妇女的非法拘禁、强奸、暴力人身伤害。”（2022）在现实中，这种犯罪却经常被与“婚姻介绍”如“买个越南老婆”混为一谈。他认为，既然法律里面有现成的罪名：非法拘禁罪，强奸罪，绑架罪，人身伤害罪，“拐卖妇女罪”就可以取消。因为这个罪名是用来混淆视听的。我很赞成他的主张。我要补充的是，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是法案起草者或人大投票人不能区别真正的买卖和所谓“拐卖”之“卖”。如果还要有针对这一罪行的罪名，我建议改成“劫持妇女并转让控制罪”。把“买卖”一词拿掉，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项令人发指的重罪。人贩子和“受让控制”者是同等的犯罪。仅就被视为“收买”的环节中，拆掉“买卖”的伪装，我们看到的是人贩子在“受让控制”者的意志指引下，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将妇女劫持而来，而这时“受让控制”者非常清楚，该妇女是被人贩子暴力控制之下的，当他履行一个看似“买卖”的形式后，就将暴力控制权转到了自己手里。在这之间，对妇女的暴力控制是连续的，犯罪行为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可以说他们就是同谋犯罪。在“受让控制”者用暴力控制了被拐妇女以后，他要做的就是每天例行性地强奸，这是比一般强奸严重得多的犯罪行为。适用强奸罪，据《刑法》，这属于“情节特别恶劣的”，包括“利用残酷的暴力手段如捆绑、捂嘴、卡脖等强奸妇女的”，和“长期多次对某一妇女进行强奸的”，最高量刑是死刑。而要达到对被拐妇女的长期控制，需要一个村的共同犯罪。他们共同监视被拐妇女，在她们试图逃跑时将其抓回。这是有组织犯罪，是比个人犯罪严重得多的重罪。还有一种伤害似乎被普遍忽略，这就是对被拐妇女原家庭的伤害。女儿或妻子是家庭的重要成员，是在人伦感情上不可或缺的一员。当她们被劫持走以后，该家庭就受到了严重伤害。身为父母或丈夫，谁都能体会亲人被拐走的撕心裂肺的悲痛。有的父母因寻找被拐女儿放弃了原有的工作，用尽余生去寻找亲人，寻找时间有的长达几十年。如报道中有的寻找女儿19年，有的寻找儿子26年，还有终生寻找不到的。因为劫持妇女不仅伤害了该妇女本人，还劫持了其亲人的余生大部分时间，造成了家庭悲剧。家庭的价值在于完整，人贩子不仅毁掉了被刧妇女的一生，还摧毁了家庭价值。这应该算入这一犯罪带来的伤害之中。一旦我们发现“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犯罪是比所谓“买卖”严重得多的重罪，而在原来的法律中，因为误用“收买”、“买主”概念而对这一罪行量刑过轻，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提高量刑。罗翔教授认为，“拐卖与收买属于刑法理论中的“对向犯”，是一种广义上的共同犯罪。”而对拐卖妇女犯罪，“买方和卖方，三年和死刑，刑罚明显不匹配——刑法对前者的打击力度要弱得多。”（2022）对此车浩教授提出有“善意收买”的可能，如果入罪就排除了收买解救她的可能（2022）。桑本谦教授反驳说，这反而“应该受到嘉奖。”取证不难，“受害人的证词就有足够强的证明力”（2022）。车浩教授又说，“被拐女性的被强迫的意志自由，并不是在这个环节上面因交易行为而直接受损害的。”（2022）车浩教授真的被这一乔装的“交易”所迷惑，没有看出这一转让控制场景的狰狞的暴力性质？看来问题不仅仅在于对“受让控制妇女”者（“买主”）是否提高刑罚的问题，而要回过头来再强调对“买卖”概念的误用。这一概念用于法律文本之中，而被专业人士毫无戒备地用来讨论相关问题，使得人们经常有意无意地将“买卖”所包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借用到“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犯罪上，带来对这种犯罪的宽容看法和怜悯之心。如贾平凹说，“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北京文艺网》，2016）他这里说的“买媳妇”实际上是指“受让控制妇女”。他担心这个村子没有女人生孩子，因此就认为妇女应该承受被暴力劫持和强奸的命运。他这种看来不能让人接受的看法，实际上是混淆“买卖”和“劫持并转让控制”所致，似乎他把“买卖”一词所包含的善意和合法性用于想象拐卖的情境。然而如果他们真的“买媳妇”，他们既不会犯罪，村子也不会消失。车浩教授认为，“把收买行为在纸面上提升了重刑甚至挂了死刑，……当地执法者面对一个‘居高不下’的起步刑，……立案就意味着把本地人往死里整，结下世仇，可能在当地都混不下去了。”（2022）这似乎说，刑罚越重，越难执行，为了好执行，就要定得轻一些。我猜这不是他的本意。合理的刑罚，是与罪行成比例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认为“拐卖妇女”没有那么严重，才出此说。这仍是这种罪行乔装的“买卖”形式在作祟。合理适宜的刑罚不仅要对罪行予以相称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先例，让所有潜在的罪犯觉得得不偿失，从而阻止后来的犯罪，减少和消除众多女性的可能的噩运。从社会的长期角度看，这是值得的。至于执行难则是一个技术问题。可用异地审判，异地服刑来解决。
话说回来，为什么惩罚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的罪行会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对抗，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情有可原，他们是一些“面对有刚需性的买媳妇的农民”，并且还付了钱，有“买主”的权利，而不是犯了什么重罪。而当地执法机关若也将这种罪行混同于“买媳妇”，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了执法的底气。只有我们揭穿“买卖”的伪装，这一罪行的残暴和邪恶性质才暴露无遗。当人们知道一个人杀了人，谁还会帮助他对抗法律呢？如果有罪犯的抵抗，是值得用正义的暴力去打击。当林肯总统宣布要废除奴隶制时，美国南方各蓄奴州公然武装反叛，结果怎么样？美国人民认为值得一场战争。
将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说成是“买卖妇女”，还暗含着对妇女人格的否定。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将妇女视为被卖物品套进“买卖”的框架中，是因为它意味着妇女没有独立的意志。这在这次“铁链女”事件极为明显。事件一曝出，丰县政府急急忙忙发布四个自相矛盾的公告，说她是某某某。实际上，最权威的说法是该妇女本人。尽管她精神不正常，然而仍会记得她的身世的片段，是证明她真身的重要线索。当地政府似乎无视她本人的存在，认为可以“替”她说话，就像证明一件物品是不是被偷的一样。对在400多起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仅判决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刑罚轻缓，为一年左右”的情况，王锡锌教授解释说，“在实践中，对犯罪者的强奸罪和拘禁罪追究难度相对更大；尤其是这些行为如果发生在婚内”（2022）。这种解释似有问题。最重要的证词应出自被害妇女之口。这当然要将被害妇女与加害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隔离开来。比如回到父母家或兄弟姐妹家中，有一定的时间长度让其精神调整过来。由于一些妇女长期受到毒打、虐待，精神上已经完全扭曲，甚至为了心理上适应该环境，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某些对加害者的认同或 “感情”，并且因为生了孩子而处于两难境地。这更需要加以考虑的，而不能因此忽视她们的证言。至于已经被迫“结婚”的，也并不妨碍她们揭露强奸、虐待和限制自由的罪行。总之，解决并消除拐卖妇女犯罪的关键一环，是在社会观念上和法律上澄清这一犯罪与“买卖”之间的区别，去除这一罪行上面的“买卖”伪装。王锡锌教授强调，“拐卖和买受妇女儿童的本质都是对人的核心价值的侵犯，都是对人的奴役。”因而主张严惩（2022）。而车浩教授则有不同看法，他说，“人作为目的的尊严？人身的商品化？女性的物化？恕我直言，如果完全脱离开收买之后对女性的身心伤害，仅仅是一个金钱交易行为本身，难以体现出对这些价值的蔑视。”（2022）也似乎有道理。关键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金钱交易行为”，对被拐妇女人格尊严的污辱不是因为买卖，而是因为不是“买卖”。即不是合法所有者出售自己的东西，包括身体。符合定义的合法的公平的买卖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们用自己的劳动（一定时间内的自由和身体）交换工资，甚至妓女用身体换取金钱，没有人说污辱了人格。所以我的建议是，取消对拐卖妇女罪行的所有有关“买卖”的说法，用“劫持并转让控制妇女罪”替代“拐卖妇女罪”，用“受让控制妇女罪”替代“收买被拐卖妇女罪”。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很绕口，却去除了“买卖”的字样，使人们不再有幻象，把这种行为与真正的买卖行为混为一谈。使罪行的性质更为赤裸裸地显现在法律条文中。或者我也同意“南洋富商”的建议，干脆将“拐卖妇女罪”取消，直接还原成“非法拘禁罪，强奸罪，绑架罪，人身伤害罪。”我承认，后者更为简洁。无论如何，当把本不存在的“买卖”假象去掉以后，人们就不会将这种重罪与“买卖婚姻”混为一谈，也不会对“拐卖”与“收买”的量刑不同而费心思，这两者的性质和程度一目了然：甲乙两人合谋绑架妇女，只不过做了分工，甲去绑架，乙付他钱，这钱不是被拐妇女的价值，而是甲的“辛苦费”，甲绑架了妇女以后，用暴力胁持到乙处，将对该妇女的暴力控制转交给乙，乙随后对该妇女进行了“情节特别恶劣的”强奸。这焉能不是令人发指的严重犯罪呢？参考文献：
《北京文艺网》，“贾平凹：‘如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2016年5月8日。
车浩，“收买被拐妇女罪的刑罚需要提高吗？”《中国法律评论 》，2022年2月7日。
南洋富商，“拐卖妇女这个罪名的作用，就是为罪犯开脱”，《人间wz》，2022年2月8日。
桑本谦，“为什么要立法严惩收买被拐妇女罪？”，《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2月8日。
王锡锌，“收买妇女儿童罪量刑引热议，专家：侵害社会核心价值理应重罚”，《:南方都市报 》，2022年2月9日。
武勤英，“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采访《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的回忆”，《光明日报》，2007年12月8日。
2022年2月11日于五木书斋
关于作者 ：
盛洪1954年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原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盛洪侧重于制度的结构 、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