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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奥威尔《1984》的读者，估计都会对里面的“两分钟仇恨”（Two Minutes Hate）记忆犹新——那是大洋国人民每天必须观看的短片，“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仇恨到了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要想压倒电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声音”。在“真理部”工作的温斯顿每天都会看到大洋国的经典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无知就是力量，这句话乍看起来似乎很反直觉，但越仔细琢磨，就越觉得毛骨悚然。由于无知而产生的人类非理性行为不胜枚举，不过，问题的要点在于，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该如何遏制非理性中最坏的部分？
狂热将世界引向混乱
二战结束前夕，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探讨了这一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之浩劫发生的根本原因。他的话在任何时代都是醒世箴言：
“世界的根本问题在于，愚者和狂热者无疑，而智者多虑。”罗素认为，罪魁祸首无疑来自人类本性。这通常也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的力量。循环往复，愚者和狂热者充溢于社会，将世界领向血腥和混乱的境地。1951年，美国作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出版了《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一书。霍弗汲取了二战带来的深刻教训，深刻挖掘群众运动的本质。他将其归因于最狂热拥护者——“忠实信徒”的行为。霍弗所说的“忠实信徒”就是罗素提及的愚者和狂热者。他们沉溺于己身正直，宣扬单一的“真理”。谁不皈依于此种正统，那他便是敌人。“同时，狂热分子心存傲慢，因此难有新的创见。此种傲慢，源于他笃信人生和宇宙皆遵循同一简单公式，即他的公式。”尽管狂热最初被用于形容宗教狂热，但它可形容任一种对具体事业的热情。最关键的不同在于，它将“我们”和“他们”严格区分，他者并不是可敬的对手，而是玷污真理的异教徒。“狂热者秉持的基本准则是，他的敌人皆是上帝的敌人。”——安德鲁·迪金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埃里克·霍弗（1902年7月25日－1983年5月21日），美国作家，题材以政治现象、社会心理学为主。© FoundSF霍弗指出，忠实信徒的一大特点就是失意。所有群众运动的初期追随者大多为失意者，且失意者一般是自愿加入。基于此，我们提出两个假定：第一，就算没有外来的游说力量，失意感本身就足以产生忠实信徒们特有的大部分人格特征；第二，游说技巧是否奏效，基本在于其能否诱发、强化失意者所特有的那些心理和行为倾向。如果你观察历史上或现今的任一群众运动，在追随者中，失意者总是占多数。支持特朗普的“匿名者Q”组织站在一边，社会正义斗士站在另一边，双方都利用了这一点。实际上，正如霍弗所言，这些运动助长了失意这一倾向。
“一个积极群众运动的主要策略，是在追随者中诱导培养一种失意者的心理倾向。当它将失意者的倾向置于附属位置时，自然而然就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埃里克·霍弗
认为事物脱离自己的掌控、世界行将吞没自己的人容易沦为群众运动的猎物。这些运动所宣扬的信条最终予以他们掌控感，在此前无法掌控的世界里，他们似乎感到重获力量。许多失意之人会陷入迷茫。沉浸于一项活动会带来归属感。以群体为基础的认知偏差开始扬起丑陋嘴脸，强化群体内成员的联结感，同时又妖魔化“外”群体。霍弗指出，无论是意识形态、宗教还是群体所坚持的信条，其追随者彼此都十分相像。尽管政治立场可能针锋相对，行为敌对，但心态如出一辙。“不管彼此的主张与目标如何迥异，所有群众运动都从同一种人中吸收最早的追随者，而它们能吸引到的，也是同一种人。”支持特朗普的极右派和支持社会公正的极左派斗士也许会对对方破口大骂，但本质上，他们是一种人。根据霍弗所说，所有的狂热者并非彼此对立，真正对立的是狂热者和稳健派。上述两方阵营极为相似，而稳健派与其不同。“尽管他们看似毫不相干，但实际上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真正沾不上边、毫无关联的是狂热者与稳健派。”最容易陷入狂热的人并非最穷的人。实际上，最激进的个体是那些相对富裕的人。霍弗发现有几种情况容易让人化身为激进派：“一般刚陷入贫困不久的人会被失意感刺痛。他们被称为‘新穷人’，脑中关于美好生活的记忆在血液里熊熊燃烧。他们是失去财产、身无长物的人，对每次群众运动都振臂高呼。”当收入减少导致人们更加贫穷时，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失意情绪日渐增长。美好生活停留在记忆里，如肆虐野火，如刺眼红光。骨感的现实却如压在胸口的巨石难以承受。当有人告诉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重回美好时光时，他们当然会耳软心活。另一种让人走上激进道路的是身为局外人的感受。尤其是当少数群体周围皆是多数群体时，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受。霍弗认为，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也能增加激进化的可能性。当此种情况急剧发展时，更容易产生极端主义叙事：“在一个将要被同化的少数群体中，（物质上或精神上）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两种人又会比中庸普通的人汲取到更强烈的失意感。失败者本就容易自视为外来者，如果他恰好又是少数群体的一员，失败会让无归属感更加浓烈。而少数群体的成功者也会有此感受。”除了个人经济状况恶化、身为局外人的感受，还有一大因素隐藏在此种极端和目光狭隘背后。至于狂热兴起的更深层原因，霍弗所想和罗素的名句不谋而合。烦闷是恶行之因，而极端是最大的恶行。“因此，烦闷是道学家应该对付的主要问题，因为人类的罪行至少半数源于对烦闷的惧怕。”——罗素
难怪近年来，各种宗派和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越来越多。我们所处的社交媒体时代正是烦闷的时代。人们就没法安静在房间里独处。“社会是否已酝酿着群众运动，最可靠的指标莫过于烦闷情绪是否普遍弥漫。在关于群众运动发生前一段时期的各种叙述中，基本都会提到普遍的烦闷。群众运动刚兴起之时，烦闷者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往往要多于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对一个蓄意煽动群众运动的人来说，比起得知人们饱受经济和政治剥削，得知他们都有烦闷无聊之感更加令人鼓舞。”近几年来，我们已目睹了无数政治暴力事件，有一些甚至就出现在某些人十年前所认为的绝对安全区域。法国曾因“黄马甲”运动陷入困境，英国也因脱欧忠实信徒砸了自己的脚。美国也充斥着左派和右派的诘难。美国国会大厦是美国民主的象征，却被特朗普的支持者“匿名者Q”袭击。另外，追求社会公正正统信仰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愈演愈烈的暴力抗议和街头抢劫。美国社会正处于肆意弥漫的仇恨之中。这是霍弗所指的最可得且最易理解的团结凝胶。正是对局外人的仇恨、对对立群体的仇恨，甚至是对异教徒的仇恨，将这些运动中的人粘合在一起。“群众运动不需要人们信仰上帝即可兴起传播，但却不能不相信魔鬼的存在。”正如霍弗所言，群众运动不需要人们信仰上帝就可兴起。关键是得相信魔鬼的存在。这一特定的魔鬼形象汇聚仇恨，酿成暴怒。请注意在美国极左或极右派的发言中，他们是如何将某些群体渲染成这一魔鬼角色的。尽管每一忠实信徒心中的恶魔不尽相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魔鬼和它创造的制度就是问题。只有推翻这一恶魔，放上真理之言，才能找到解决之法。正是这种叙事，让狂热者热情高涨。狂热主义和摧毁现有制度的动力是混乱的源头。忠实信徒认为当今世界已腐坏到无可救药。只有烧毁依赖旧制度生存的一切，他们才能找到出路：“社会底层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没有尊重。他们认为生活和现在已坏到无可救药，随时准备毁掉这些。因此，他们的不顾一切和意愿助长了混乱和无秩序。”这就是混乱有可能破坏秩序的原因。如果这些危险的狂热分子占据统治地位，结果将是彻头彻尾的破坏。与教义学所认为的相反，从灰烬中诞生的不会是一个更好的新世界。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事情将会更加糟糕。目前，关于现状的矛盾之处在于，从物质层面而言，我们生活在黄金时代。在许多地方，人们都过着祖先梦想不到的舒适生活。即使是最贫困的家庭，大多数也有智能手机，家中电视有着数百个频道。在民主国家，基于种族、宗教等的歧视比以前要少。然而，不满仍在滋生。对此，霍弗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困苦并不一定带来不满，不满的程度与困苦的程度也不必然成正比。不满情绪最高涨之时，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尚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提高，以致理想世界似乎触手可及的时候。冤屈会在几乎快要得以昭雪的时候最令人心酸。”在书中，霍弗还强调了我们其实是多么接近狂热的边缘。我们可以瞧见，社会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对立之墙越来越高；对他者或某些群体的非人化倾向越来越重。相较于被刻画成复杂的人类，刻画“他者”的夸张描述更加普遍：“捂住愧疚之心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说服自己和别人，所恨之人是不折不扣的低等生物，应当受到各种惩罚，甚至可予以灭绝。对于我们冤枉过的人，我们不能同情他们，也不能完全无视。我们必须恨他们，迫害他们，否则通向自我轻视的门就会打开。”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并未消失。言辞愈加尖锐，极端解释进入主流文化。狂热者越来越强，将言论方向带入他们的世界观。个中原因十分简单。悲愤和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强烈仇恨，让那些原本生活空虚的人获得意义。“浓烈恨意可以给空虚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因此，漫无目标的人要是想给生活找点新意义，除了献身于某种神圣事业之外，还可以培养狂热的悲愤。群众运动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无数机会。”现在，神圣事业似乎多如牛毛。那些内心实则空虚的人声称，极端主义解释很有吸引力。个人成为忠实信徒是为了给生活填充意义。信仰盖过理性。热情盖过事实。不幸的是，这一心态对未来而言并非好兆头。但人们深信自己是为永恒真理而战，他们愿意倾其所有去实现它。此时便是世界开始燃烧之时。“毫无疑问，狂热者坚信所投身的大业是坚如磐石、永恒不朽的。”——埃里克·霍弗
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般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霍弗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自1951年出版后，《狂热分子》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多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风格酷似法国思想家蒙田与帕斯卡尔的随笔。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