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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
作者｜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说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应该没有什么错，这场在世界土地上1/6的革命过去90周年了，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诠释体系。过去十月革命被说成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话是托洛茨基说的，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这个一般我们都不提），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模式，以此为题材的著作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部著作，多是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明茨也说，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缺乏逻辑、太贫乏无力和残缺不全了”，苏汉诺夫等社会主义者认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总之，至今还没有一部客观的、科学的、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十月革命史。我认为，十月革命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没有关系，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俄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1861年刚刚起步，进入20世纪还在慢慢爬坡，和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不沾边，与最后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不靠谱。当时产业工人只有300万，占总人口3%，但是比较集中，绝大部分在彼得格勒、乌拉尔、中部工业区，彼得格勒有40万人，占12%，60%是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业，这在其它国家是少见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创造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革命前提：马恩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这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层次的前提；而列宁把这个逻辑顺序倒过来了，说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俄国就不是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先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建立起物质基础，然后使上层建筑与之适应，而是恰恰相反，先用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然后发展经济赶上别国——理论上叫“逆向操作”。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新的文明呢？”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实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本人当时对革命即将来临也表示过怀疑，说“我们这些老头子看不到未来的革命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一国可以胜利，认为十月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导火索，没有世界革命做后盾俄国革命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当时有一点说得不错，十月革命“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1905年革命是一个关键。20世纪初俄国在农奴制改革以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宗法式的农村公社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当时俄国有两个总理大臣（维特和斯托雷平），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维特（当过财政大臣和总理大臣）主张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配套，他从03年开始修改农民立法；斯托雷平（1911年被民粹派暗杀）主张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民问题，先搞经济改革，他的典型语言是“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日俄战争失败，国内的革命情绪大涨，维特忙于日俄合约在国外奔走，国内的保守派一度得势，于是发生了“1·9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沙皇的威信扫地（以前俄国是传统皇权主义的，沙皇一直是慈父的形象，“抑强扶弱”，是弱者的沙皇，“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紧接着革命爆发。为了调查1·9事件，沙皇命令成立由各方人士参加、工人占相当比例的调查委员会，“苏维埃”一词是古俄语（同拉达、杜马一样），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意即“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借用这个古老词汇命名新的人民协商机制——调查委员会，后来在1905年革命中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苏维埃存活了五十天。
1905年革命当中，维特要求群众运动克制、冷静、在法律的程序下运行，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会尽力而为，但是托洛茨基说，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这样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绝好时机，沙皇下决心镇压，自由派右转。
1905年革命是失败了，但是沙皇也象慈禧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却成为革命遗嘱的完成者。所以沙皇公布了1905年10月17日法令，政治上开禁，允许杜马存在（杜马是以西方议会为设想的），给予公民言论自由、结党结社自由等等，当然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比如工人的四十五票，农民的十五票，资产阶级的三票，等于地主的一票），但是它毕竟拉开了这个闸门。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苏汉诺夫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列宁是四月十七日回国的，托洛茨基是五月十七日，二月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场。二月革命是因为面包脱销出现主妇们抢购而突然发生的事件。政权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转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手中。二月革命在彼得堡死了6个人，全国一共死了1315人。正如列宁在几个月后指出的，这次夺权是“轻而易举的”。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彼得格勒苏维埃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统治着，由于孟什维克的组织要更好一些，又有有才干的政治家，是能够左右苏维埃的“大伙伴”。但他们回避了掌握政权，有两点考虑：1、象05年革命中那样，工人阶级没有经过训练，管理不了国家；2、他们担心极端的激进势力会分裂进步势力；3、按照马克思的传统理论，俄国正在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掌握政权。7月以后马尔托夫提出过成立“民主主义政府”的建议。杜马是革命催生的合法母体。1905年沙皇迫于形势的压力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它是以各国议会做楷模，具有在某些领域里使君主和政府必须服从的力量，”1905年8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标志着沙皇首肯了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以后，沙皇表示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沙皇政权披上了立宪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终于在专制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俄国多年的立宪主张已经部分实现了。《宣言》以后出现了100多个政党，社会主义政党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此后十几年是革命党最好的演练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沙皇的让步为自己下台铺平了道路，正应了那句话：“亡国之君一般是仁君、弱君”。沙皇提供的杜马锻炼了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列宁说“没有1905年革命，就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杜马是革命的母体和掩护所。正如人们评价的，“任何一个不好的制度最糟糕的时候就是它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沙俄在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19世纪以后终于在1905年革命之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效果仍是极其显著的。反政府的力量逐渐扩大。首先是分裂教，谈十月革命时我们很少提到历史最久远的“分裂教徒”。早期俄国的东正教有很多的萨满教、自然崇拜的成分，不像希腊正教那么规范，自由度很大。1666年大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严格按照希腊正教统一所有的宗教活动，仪式、圣书、颂词、祈祷等，统一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结果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出现过几万人的自杀狂潮，大批人员从中央区逃离到北方冻土地带，他们约占人口的1/10。接下来几百年他们就是为与沙皇抗争而活着，每次农民起义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人始终不认同沙皇，是俄国历史上最早的反对派，而且文化程度比较高。分裂教派只有一个信念：我的勤劳，我的积累财富是为了弘扬真正的上帝，我不认同现在官方的东正教，东正教在民间。他们聚敛财富去资助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大家都在想布尔什维克那么多年在地下活动，他们的经费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分裂教徒。分裂教徒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使得布尔什维克可以在地下到处活动，到处都有老百姓掩护。十月革命的时候，分裂教徒达到1000万人，这是一支多大的力量！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就是分裂教徒，1915年该家族的工厂中有6万工人，私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普梯洛夫工厂就是他们家的，所以能够把那么多工人组织起来，就是因为厂主是分裂教徒，允许建工人组织，建赤卫队，建反沙皇的力量。萨·季·莫罗佐夫与高尔基私交很好，1905年革命呼吁厂主向工人妥协，要求集会、结社的权利，他自杀以后把财产委托高尔基的妻子捐献给俄国社民党（1918年6月整个家族的企业被全部没收）。关于这笔钱还有一桩公案。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又不分，莫罗佐夫给的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指定给哪个派别，所以两派都争。高尔基跟列宁私交甚好，之所以列宁一直没有跟高尔基发生冲突，这也是个原因（其实他给加米涅夫的信中经常说：“让高尔基下去。”我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把这作为列宁主张跟工农兵相结合的例证，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现在我要向孟什维克动手，高尔基老在给他们求情，我又不能对高尔基怎么样，因为他在世界上有影响力，我们还要让他争取外援，争取资金，他老待在首都我就没法动手。所以“赶快让他下去，只要他赶快离开首都去哪里都可以”）。这笔钱最后一直闹到委托第二国际考茨基、蔡特金、梅林三个人来掌管，其中考茨基向着孟什维克，蔡特金向着布尔什维克，最后钱还是让布尔什维克拿走了。我介绍这个公案，主要想说明很多表面看冠冕堂皇的争论（如布、孟政见之争）掩盖了其中有利益争夺的因素。其次，波兰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布孟两派虽然都是知识分子占优势（其中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数量很大，因为这三大民族在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中知识分子比例和接触西方的人最多），但是成分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孟什维克中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比重很大，出席二大的57名代表中犹太人占了25名。革命队伍中犹太人多很容易理解，因为沙俄长期以来的排犹传统，尤其是19世纪末尼古拉二世加大了打击犹太人的力度，把犹太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对立面（20世纪初沙俄有530万犹太人）。至于为什么他们在孟什维克中占了绝大多数呢？孟什维克深受西方社民党的影响，而犹太知识分子一贯同俄国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他们往往定居在世界性强、包容性大的移民城市，生存的经历使他们能包容自己队伍里的不同意见，倾向一种松散的联盟。
1903年，孟什维克同崩得派（现代犹太语Bund，联盟的意思，全称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了密切联系。崩得派的方案被否决以后退出俄国社民党。几年以后，崩得派的领导人总结经验说，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同孟什维克如此接近，这样继续分裂下去对双方都无意义，1907年甭得再次加入俄社民党，从此与孟什维克结盟，一直到十月革命两派一直密切合作不分彼此，以至于无法把崩得的领导人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区分开来（斯大林把孟什维克称为“犹太帮”）。
格鲁吉亚虽是山地国家，但它并不闭塞，城市化程度是当时俄国中最高的，19世纪末城市人口就占30%多，而且这个民族历史上以反抗波斯、土耳其和俄国的统治而著称。成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激进主义”）。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枯宁是第一位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巴枯宁，就不可能产生别林斯基的左倾，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可能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人。”由于俄国历史发展中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以及分裂教派的偏执行为，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中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人人争相与温和、中庸对立，从否定国家到否定一切秩序，于是在俄国思想史上兴起“旋风效应”，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加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与思想视野的缩小，官方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赋予了思想蒙难者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青年人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革命党情结。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实行反动政策，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又进一步导致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于是形成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这是因为知识阶层在上层改革需要纠偏的情况下缺位和民粹大潮涌起时的草率的引导促成了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会情绪“激进化”和“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极大加剧，像脓疮一样在俄国社会积存了数十年，等待着疮口破裂的一天。这给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民主原则对动荡的革命时代是不适用的，革命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只有专制才能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称呼不对，它只有革命没有民主，革命的方向是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本主义的命。它即便有民主也是宗法性的“村社民主”，小共同体的民主，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别。它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1、反对温和、渐进、非暴力，对托尔斯泰那种“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是19世纪7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与托尔斯泰分手的真正原因；2、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不如“人民专制”；3、反对资本主义，不承认它的进步性。它的致命点在于反对沙皇专制虽然很坚决，但是把旧时俄国理想化作为参照物，所以反掉了沙皇专制就会重建布党的专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反对现存社会的情绪十分强烈，列宁非常欣赏他摧毁旧制度的果敢和勇气，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关系最密切，他们是抱着十足的决心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后双方差距的拉大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变了，而是布党变了，无政府主义对自己的盟友非常失望：布党在每一个领域里恢复等级高压控制，人民委员会在革命词句下压制争取自由的行动，军官不是选举而是按照沙皇的军队原样克隆了一个，工人也没有按自己要求的那样管理工厂，农民的地方组织被架空，或者是通过他们强制征粮。无政府主义也在镇压之列。无政府主义主张“破坏的合理性”。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把“群氓”领出黑暗，拒绝做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破坏”现实就是扫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奋斗，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变得焦虑、急迫和不计后果。无政府主义认为，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资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资保证。所以俄国知识分子“坚定有余、宽容不够”。文学界喜欢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如果掌了权，很轻易地可以成为“新沙皇”。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革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沙皇”。托尔斯泰倡导的宽容是个例外，因此他为整个俄国知识界所不容，直至被开除教籍。19世纪后半叶，民粹派“恐怖主义”在俄国盛行，1874-1880年的6年间，沙皇流放的“民粹派恐怖分子”就达1.7万人，他们宣扬“破坏的合理性”而不屑于做“温文尔雅”的理论家，认为“干革命”比“宣传革命”要重要的多。仅在1905-1907年革命的两年半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动，以至于这一时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与流放者中，该党成员占了大部分。二月革命后带有温和色彩的孟什维克和“社民党化”的社会革命党都难成气候（俄国的孟什维克就其思想渊源说，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原本思想的一批人，它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本土化”、“民粹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是在俄国也是最吃不开的人，到如今都没有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战争加剧了破坏的社会心理。俄国军队丢弃了前线，跑回了俄国，武装的农民像一股狂潮涌回家园，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这是一个毁坏的时刻，社会在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在烧毁地主庄园的同时对地主进行残酷的惩罚。军队的崩溃导致千百万逃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战争使俄国的流氓活跃起来，战争又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软弱的临时政府不能有效的给予抵制。战争导致社会结构瓦解，使人民大众冷酷无情地拿起枪杆，他们习惯了杀人不受惩罚，动摇了政权的权威，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动乱时期的象征就是到处都是带枪的人，他们从前线回来剥夺地主的财产，国家处在农民和士兵暴动，醉汉们的无法无天和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荒唐口号创造了条件。秩序、保守、温和、法律都成了骂人的话。列宁对孟什维克说，群众比你们左一千倍，比我们左一百倍，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即斯托雷平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结果虽然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十月革命。传统的惰性再次发挥出它巨大的威力。斯托雷平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农民从沙皇的基石变为最大的反对力量。早在1914年，有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就已经预见了未来的事态发展：他的起草者是极右的保守派杜尔诺沃，他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改革，认为太自由化、太西化了，这场改革如果再与战争联系起来，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万一失败了，决不能忽视可能是败在与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敌人的战斗中，一场最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果真给他说中了，但是现在人们早已把这个老冬烘的警示忘掉了）。一战前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的紧张加剧作为代价的。二月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的“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认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源泉涌现出来的，虽说当时涌现出的“自发夺地斗争”，其实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斯托雷平不但瓦解村社，还有一个措施给十月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经济上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用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而移民不但遭到了当地的反对，由于组织不好又出现了“回流”移民——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成为十月革命中的中坚力量。考茨基有一句名言：“我们的政策不应优惠农民，就像不应优惠封建主义一样。”农民越多，叛离马克思学派的人就越多。斯托雷平改革促使农民反沙皇，向后看，与1905年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农民反资本主义使他们有了社会主义要求，其实是想回到过去的民粹主义要求，这也是很多人说十月革命是民粹主义大释放的理由。一战造成的外部条件。因为一战，俄国20%的青壮男人都在军队里，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军人在国家的地位非常重要。俄国打输了日俄战争不到十年又投入一场更大的赌博，到1917年俄国约有6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受伤、致残、以及被俘，在2月-10月这段时间又增加了100万。但是临时政府不肯缔结和约，和平成为首要问题。这越发加重经济上的困苦和秩序上的混乱，“战争及其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拥护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妥协、让步、协商都成为贬义词，在相互对立的两端没有回旋余地。布尔什维克学说中囊括了一切趋势：工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农民的反私有制情绪，由于战争困苦而产生的反战情绪，对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集体传统——布尔什维克的确从现实潮流中抓住了几个关键问题。拖延战争结束和等待时局平静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常识都会被民众的浮躁急迫所否定，从1917年夏天开始，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这时的“布尔什维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分化组合以及列宁为最高目的的多次调整。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1905年革命是自由主义唱主角，列宁曾说“当时的杜马是世界上和欧洲最革命的议会”，“立宪民主党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主流是自由主义的。到了1917年，却几乎没有了他们的立足之地，究其原因是自由主义向右转。1、10月17日法令在沙皇的政治体制上打开缺口，自由主义对沙皇的让步欢欣鼓舞，马克拉科夫说：“尽管还有些不完善之处，但是比绝对专制前进了一大步，值得认真对待”。他们与孟什维克有相象之处：立宪民主党渴望俄国民主化，孟什维克渴望俄国工人运动欧洲化；2、1905年的暴动使他们感到暴民政治的可怕以及担心革命的代价可能会把以前所有的文明积累摧毁。它逃离了天然的盟友，从1905年的立场上向后缩，在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做出“第三条道路的选择”，结果在沙皇的铁板和革命的铁锤的双重打击下被打得粉碎；3、1915年沙皇在战场上失败以后，把更多的自由主义吸收进来管理国家，他们主张强化国家权力加强国防、防止革命，引起了人民的不满；4、虽然他们一再强调要搞土地改革，又害怕社会变革会影响到军队的供应；5、他们对战败总结时认为指挥无能，因此要“拧紧螺丝帽”，而列宁认为是普遍厌战，竭力瓦解军队和后方的士气。自由主义者的声音抵不过布尔什维克的有效宣传；7、对战争问题的考虑：不割地、不赔款、不与德国单独议和，认为那样做有损俄国荣誉与尊严，是对民主法国和英国的背叛，因为德国的胜利会导致君主制复辟和革命的灭亡；8、他们没有想到危险会来自左面。立宪民主党欢迎列宁回国，孟什维克为列宁与德国的关系百般辩解，他们曾设想，革命先推出温和的党，在群众的压力下推出极端的党，以极端的党对抗掉沙皇以后，极端主义是群众厌恶的，理性温和的党将再次上台。临时政府的无所作为有各种原因：社会和他们自己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们希望通过法制渠道解决问题，希望联合社会上的积极力量（协商模式、立宪会议），可是在排山倒海的政治自由的局面下他们做不到；临时政府有“权力恐惧症”。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到别人肩上的斗争”。另一些人认为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党派必须相互让步结成神圣同盟。还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太年轻，如试图执掌权力，就肯定失败；对国家制度不尊重的氛围。卢那察尔斯基在一封信中说“临时政府根本不能胜任繁重的日常事务，它甚至连纲领都没有”。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成员迪尔科娃说“从3月到10月存在的临时政府未建立任何政权，未制定任何国家措施和纲领，它把一切都推给了立宪会议”；过于依赖苏维埃。“屈从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李沃夫的临时政府是不自觉幼稚的无所作为，策列铁里的临时政府是说服基础上企图理性的无所作为，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想签合约、先召开立宪会议、以国内问题作为借口的无所作为，孟什维克是死守“资产阶级革命”教条的无所作为（早在几年前孟什维克就制定了革命的理论：俄国经济落后，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应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执政的应该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要特别强调的是，孟什维克其实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汉诺夫后来是孟什维克；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由于以上的原因，自由主义终于在1917年被挤下历史舞台。在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政治体制上就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以后相当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但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并不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也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快”的主张者上台。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后来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君主立宪制”、“立宪君主制”、“民主立宪制”、革命立宪……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君主制”。“君主立宪”与“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 ，“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40%的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只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什么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你为什么又组织了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的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不得民心的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也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以来“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苏联时期的党史和历史教科书总是说：“人民一致拥护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决议，这种掩盖事实真相的乌龙说法实在是太难以自圆其说了：既然“一致拥护”何愁布尔什维克不能高票当选？既然要求“解散”为何当初去踊跃投票？既然“一致”为什么内战中任何人都高扬着“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大旗？这显然都是事后拿“人民”来给布尔什维克强权做遮羞布。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于是十月革命刚刚完成接着就演变成一场“骨肉相残的国内战争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立宪反革命”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1994年莫斯科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政党史》这样评价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他们“放弃了建党时候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观念、背离了他们原来追求的政治变革的目标，这是成为后来政治冲突和流血事件的根源”。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金雁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但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而且她与秦晖老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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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些读者所言：“本来是奔着秦晖老爹的黑料去的，读罢却被糊了一口的狗粮。” 话虽如此，仍然为他们充满曲折、幽默、诙谐、温暖而生动的生活感到开心不已。有幸拿到亲笔签名，抢先发售。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注：还可在规格中选购秦晖老师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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