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感的两面：家国关怀与独立精神

先知书店少数派文选

羞耻感的两面：

家国关怀与独立精神

文：少年X 编：先知书店

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文明遭遇，一场艰难的转型之路持续至今却屡遭遇挫折，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历史、政治的固有惯性外，根源在知识分子的两难：

——既要坚守家国情怀，又要融入普适文明，但前者的家国一体观，与西方现代的个人主义本位互相矛盾，难以接洽。

家国关怀，是巍巍华夏得以保持2500年之完整统一的“文化资本”，早已化做“士人风骨”，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之中，然而遭逢现代文明，却深感力有不逮。

这正是“士人风骨”和西方贵族精神在本质上的不同：

——在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序列中，“国”可能排在真理、上帝、我之后。他们的羞耻感，主要源自前两者；

——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是为报国，其羞耻感更多体现在对家国之兴衰的关怀上。当国家之发展与普世真理互相矛盾，他们便会陷入三种极端：

1. 屈从于国家意志，以各种方式抵抗外来文明侵袭，偶有所学，也只是技术、器具的皮毛。

2. 主张极端的“吐故纳新”，丢掉故国传统，激进地向现代文明跃进，容易导致强烈的“排异反应”，让国家分崩离析。

3. 前不见来路，后不见退路，便以死殉国，以魂魄相守；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就在这三极之间摆荡。

一边是2500年的“文化资本”，一边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势，知识分子既要坚持家国一体观，又要接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努力将两者融为一体，这恰似鱼与熊掌，难以兼得，而又必须兼得。

而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能兼顾家国情怀与独立精神的学者，当属陈乐民。阎连科说，读陈乐民，是为了获得一种羞愧感。

陈乐民先生是公认的欧洲文明史专家，作品影响力遍及国内学界、政界所能抵达的天花板，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可与西方顶级专家平等对话的人。

但2008年的溘然长逝，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介时代，其人、其作品被暂时淹没。

另外，通过拜读雷颐、李成才等人纪念陈乐民先生的文章，不难发现，谦卑、低调，以及在学术上耕耘多于收获的性格，也“妨碍”了他的公众影响力。

然而，是珍珠，不可能被长期弃于野；有大学问者，不会因谦卑而被遗忘。相反，谦卑的美德，只能让他的学问泽被更久远。

不过，要真正读懂阎连科这句“读陈乐民，是为了获得羞愧感”，必须将他放到中国历史转型的小周期，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与突围中去思考：

这两难，既是近现代知识分子们的桎梏，却也是陈乐民先生的价值所在：

他学贯中西，融传统士人精神的家国关怀，与西方哲人的独立精神于一身，使他摆脱了“三极”。

◎士人风骨：知识分子普遍失格的时代，

陈乐民代表着另一个时代的人格典范

陈乐民年轻时在大师云集的清华、北大求学，旧学功底、文人趣味、家国情怀，都与五四一代学人一脉相承。

阎连科说，在对民族和国家的爱与忧虑上，陈乐民是与鲁迅同向同明的：前者是“发自人灵魂的痛与爱”，后者是对“中西对比下的忧虑与爱”。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的书名，正好融合了他的眼界和问题意识。在书中，陈乐民写道“不要总站在中国几千年辉煌、一百年屈辱的角度，而是应该超脱起来，站在外部来研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

他把西方近现代文明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虽然有自己的精神力量，但中国的现代化，却更得益于西方的经验。因此他认为，我们对历史既不能假设也不能责怪，更不能抱残守缺。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能等中国自己自生地‘补齐’了课再一起前进，中国必须、而且只能从西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过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在中西之间》第171页）

他将启蒙价值，视为欧洲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并以《启蒙札记》一书对欧洲“启蒙运动”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而这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欠缺的。

陈乐民先生的西学研究，总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一边为中国寻找发展道路，一边为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而引入新思想、改造旧思维，使之适应人类文明普遍的价值，但又不失固有之血脉。

这一夙愿并没有停留在框架层面，而是付诸行动。晚年的陈乐民，身患尿毒症，每周做三次血液透析，但却开始了一项有害健康的“大工程”：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打通中西文明......

可以说，在士人精神衰落、知识分子失格的年代，陈乐民先生就像与大风车作战的唐吉可德，他一边远远地躲开时代的疯狂和堕落，独自坚守着五四一代学人的家国关怀，一边冷眼旁观，在书斋中书写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哲人精神：陈乐民的独立精神

是对启蒙时代哲人的承袭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能只有家国关怀，还需要保持独立精神，不对权力、资本唱赞歌，甚至不对大众负责，只向真理低头。

因此，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谈论家国关怀，绝非简单地“要”或“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的问题。比如，“爱国”这一话题，至少也分为四个层次：

1. 尊重常识：爱国不仅是情感，更是能力，需要了解、并尊重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否则反而容易误国。

2. 爱每一个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概念：世间并不存在抽象的国，“国“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组成。因此，爱国要落地到爱亲人、朋友、邻居，与人为善。

3. 以专业主义立身：现代社会，高度分工却又高度协作，但却没有一个“爱国”的职业，爱国精神只能寄生于世俗的专业主义。享誉世界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学者，是国家的名片，是实至名归的爱国者。

4. 融入世界，消除遮蔽：文化一旦自洽就会自我遮蔽。最高层次的爱国，是拥抱人类抵达的文明高峰，完成文化的自我更新，拓宽未来的生存道路。

第一个层次，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养；第二、第三个层次，是值得每个人为之努力的目标；

最后一个层次，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却也是最高要求，它是哲人精神在现实中的投射。

对陈乐民先生略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他是欧洲学的鼻祖，但极少有人知道，他更像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

·他跨学科的研究，难以被主流定义

他以研究“国际关系”为学术起点，却逐渐走向更广、更深、更为基础的哲学、历史、宗教......且无一不极富洞见。

他在《书巢寻理》中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诗与小说，论《诗经》与林黛玉，又谈现代性与波德莱尔，中西对比之间，观点推陈出新；

《欧洲文明的进程》气魄雄浑，从古希腊一直写到“欧洲与中国”，又在《读史散记》中知人论世，有如手术刀般锋利地解剖国人；

《山高水远》既谈现当代政治，又抚今追昔，洞见信手拈来；

《哲学絮语》从孟子、朱子，一路谈到马哲、康德，无不言之有物，其博学程度足令当代学者汗颜。

由于他跨领域、跨中西的研究，虽无法纳入某一学科，但却垫高了他的智慧，成为一代大家。

可以说，陈乐民诠释了哲人精神的根本特征：以好奇心为驱动力，打破知识的藩篱，追求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因此，他能够圆融无碍地自由阅读、自由书写，这样的学者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今天，已经极为少见。

·与权力、资本、大众保持距离

陈乐民先生独具魅力的书法、字画，延续了民国风流。然而，厌弃沽名钓誉的他，生前几乎从未对公众展示过，在他身后，三联书店为其举办了个展，盛况几乎空前；

“帝力于我何有哉”是他远离权力的写照，而悬挂于卧室中的“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则是他对身外名的态度。

▲陈乐民作品：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他一生“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心系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却活得像都市隐者一样。然而，当中国这艘巨轮掉头之际，如何平衡历史惯性与浩荡潮流，陈乐民先生的价值，绝不止于阎连科所说的“获得羞耻心”。

·他的写作是大家风范

陈乐民先生的文字风格，简朴、从容、自然，一如他笔下的书法、字画，是一派宁静、天真的大家风范。

阎连科说，陈乐民的文字就像“乡村收获后，摊晒在阔地上的粮食一般”，浑然天成的风格，不加一丝矫饰，却让人充满了收获的喜悦。

这样的文字，与当今流行的“互联网表达”背道而驰，在这个阅读快餐化的时代，必定有知音难逢的寂寞感。

如今，陈乐民先生已经离开14年，像他这样恪守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又具有宽广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学者，随着他的离去，都飘然而逝了。

然而，中国这艘巨大的“邮轮，在2500年的历史惯性中，如何既保有传统文化的价值，又融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依然离不开陈乐民先生的启示，他的价值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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