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近代面临着现代性转型，现代性转型有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首先表现在中国怎么样看待世界，也就是说中国怎么样从天朝体系慢慢转变到接受了条约体系——这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因为在千百年历史中，很早以前开始，中国周边当时交通所能够涉及的一些国家，确实历史、文化上都不如中国文化那么灿烂、历史那么悠久，逐渐地，到春秋战国时代，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中国中心论”，认为只有华夏文明才是文明，其他的都是边缘，华夏文明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是从地理上的边缘到文化上的边缘，边缘也称为一种野蛮。所以在中国千百年的观念中，只有华夏文明才能真正叫得上文明，其他的都是野蛮。对北边的非华夏文明叫“狄”，南边的叫“蛮”(到现在，在我们的语言中，北方人还有这个残余，把南方人叫做南蛮子)，西边的叫做“戎”，东边的叫“夷”，认为他们都是非常野蛮的，形成了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就是只能用华夏文明去一点一点地改变或者感染其他非华夏文明。对非华夏文明，有的也称呼他们为“番”。直到现在我们说“生番”“熟番”；从前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你这个食人的生番”，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接触过华夏文明。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和对待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就形成了一种制度——从文化进而形成一种制度——以中国为宗主国，他国是藩属国的宗藩体系，又叫做朝贡体系，还有称之为华夷秩序，就是华夏和狄夷这种体制。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表天来执行在人间的统治，所以中国是宗主国，天下的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形成了这种宗藩关系。至少从汉武帝时代起，是否能够四夷宾服、万邦来朝，成为中国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进入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是这个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藩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到明清的时候，这种规章制度已相当精密，最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的贡物，按照指定的线路，也就是贡道，到达中国的京城，住在指定的官邸，按照指定的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的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的统治者继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才有效。比如说，只有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才能叫皇帝，其他的只能叫国王，国王就是表示你只是这个地方的行政最高领导人，皇帝是天子，你是国王，你不是天子，你没有那种代表天的神圣性。所以，外国的像越南、朝鲜的新国王继位之后，往往要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才表示他最终得到了认可。藩属国向中国进贡，一年几贡还是几年一贡，走什么路，进贡什么东西，都是有明确规定——规定了朝鲜进贡人参，越南进贡什么象牙、沉香，等等。中国的还贡甚至往往超过藩属国的进贡。中国皇帝表示，我是天朝上国，我是天下共主，表明我的宽宏大量。比如说，向中国进贡比较勤的就是琉球(即后来被日本吞并的冲绳)，而中国给琉球的还贡也还得很多；日本萨摩藩在悄悄控制了琉球之后，就把中国还给琉球的东西，从琉球弄去了不少。1618-1648年在欧洲进行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各个国家几乎都卷进去了，互相打来打去，欧洲各种小邦国打来打去，打了三十年，一片荒芜，形容一下可能是千里无人烟，到处是断垣残壁，各国都打不下去了，就是在清军入关(1644年)四年之后的1648年10月，各国于是签订了条约，叫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条约，West就是西，“西伐利亚”条约。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的条约体系。根据这个条约，独立的诸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欧洲各国普遍派驻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这是条约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的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欧洲国家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这种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带到了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直到现在，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方法。所以，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正式形成。虽然在这几百年间，国际关系还是弱肉强食，强国侵占弱国的事不断，但是至少在原则上，大家都确立了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侵略其他国家，必须要找一个理由了，比如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侵占波兰，也找了一个理由，找了一些犯罪分子把德国边防军的人打死，说是波兰打的，就开始侵略波兰。虽然各个国家在几百年历史中还是弱肉强食，但是这个原则基本确定了，是大家基本承认的。随着全球化发展，欧洲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不断对外扩张，也逐渐把向东方的航路打通。中国从明末起，包括清朝，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在广州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岸，允许外贸。外贸过程中，英国商人最多，因为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之后，尤其以英国为代表，经济、工业非常发达。但是，中国只开广州一个口岸的外贸体系，进口英国的东西很少。进口外国的东西很少，主要是中国大量出口茶叶、陶瓷、丝绸这一类的东西，向英国出口，长期就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英国觉得自己的东西，用机器生产的，又便宜又好，它也知道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地最广、人最多，是个巨大的市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重要的一点是商品输出，而长期以来对华贸易出现一边倒，对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逆差，所以在1793年，英国就派了一个使臣叫马戛尔尼，率领着一个庞大的船队，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来中国，从英国出发，大概是七艘船，非常大的船，里面装满了礼品。马戛尔尼使团首先到了广州，广州海关的官员当然非常高兴，而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中国是天下之中，中国是天下共主，其他国家都是我们的藩属国，所以广州海关的官员就给那个船上贴了一个长长的帆，把英国人叫做“英吉利贡使”。马戛尔尼非常不高兴，他觉得：我是来给你送礼的，不是进贡的，我不是你的藩属国。但是在中国人的认知系统和知识体系里，觉得这就是藩属国：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个藩属国主动向天朝来输诚纳贡，主动组织狄夷来接受华夏文明。“向化”就是说来感染，要改变，学习华夏文明，主动要成为中国的藩属国。
马戛尔尼之后就到了北京，他从天津那边上岸，到了北京之后，就由理藩院(中国从前没有外交观念，因为其他国家都是我的藩属国，而外交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所以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外交，只有理藩院和礼部，这些管理藩属的机构来处理那些藩属国的事情)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在固定的地方，就是现在北京通州那个地方——所有的藩属，无论是琉球的还是哪儿的，来进贡，都要住在通州，这是专门给藩属国进贡的使臣住的地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就是这样。最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马戛尔尼来祝寿，有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一封信，这封信希望双方互通有无，平等通商，但是这个事情没有达成协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藩院的官员跟马戛尔尼介绍见皇帝要有什么样的礼仪——所有的贡使，所有藩属国来进贡的贡使，见到皇帝，都要双膝下跪，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天下共主。别的方面马戛尔尼都可以妥协，就是下跪一事，他不同意妥协，他说不能下跪。双方围绕这个事争论了很久，最后还是达不成协议。在马戛尔尼来华刚开始的时候，乾隆皇帝很高兴，听说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个国家要成为我们的藩属国，对大臣说要好好接待，后来知道了他不愿意下跪，就认为他不愿意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于是下令让他们离开中国，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并且乾隆皇帝还以上对下，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敕书，就是说：我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马戛尔尼带了很多礼品，有最先进的武器。我说一个礼品，是德国造的一个金属的地球仪，上满发条以后它就会转——马戛尔尼是想告诉中国，谁也不在地球的中心，地球是个圆的；还有一个复杂的天体运行仪，是一个模型。他把这些送给了中国。但是中国人的知识观念中，这个毫无用处，大概觉得挺好玩——一个圆球一样的东西，上满发条以后就能慢慢转；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的开始。马戛尔尼想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谁也不在地球的中心，中国也不在地球的中心，但是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马戛尔尼使华没有成功，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愿意下跪。![]()
1816年，也就是嘉庆二十一年，马戛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以后，英国又派了一个使臣叫阿美士德来到了中国，也是向嘉庆皇帝送礼、祝寿，甚至还想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还是认为，这是英国又想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再一次来表示对中国的仰慕，对华夏的仰慕。双方还是因为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也不同意下跪，嘉庆皇帝最后也是大怒，颁布一个御旨，也是给英国的，说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辱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要求英国使臣必须回国。他也像乾隆皇帝一样，给英国国王发了敕谕，敕谕写道：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特命大臣来到我们京城，“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是你们不下跪，我们不稀罕你们的东西，因为太远，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你们以后也不用来了，我们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中国认为，我是天朝上国，你是我的藩属国，见到我的皇帝，就得给我下跪。这时候是1816年，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二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看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仍是“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这种华夏中心论的观念。一个新世界马上要用暴力敲开大门了，而清廷对这个新世界的来临一无所知，毫无感受。
清朝从“天朝体系”到“条约体系”走的异常艰难，后虽清末立宪，却为时已晚，非但没有挽救大清，反而一步步把“立宪派”都逼上了绝路，把革命请进门，是清朝执政者自断了生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晚清70年间，大清为何一错再错，即便遭遇致命危机，执政者仍执迷不悟，最后自掘坟墓？雷颐的作品正是来回应这个对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抓住晚清政局的真正困局：传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与制度落后、改良与革命。在他看来，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与断裂，是近代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中国近代转型之困难，难于上青天。这其中的文化阻碍与利益纠葛所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依然严重左右着今日的社会。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雷颐作品集（签名版），雷颐着力于梳理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史、社会和制度逻辑，并且故事技巧高超，在学术界和历史爱好者圈子内，都备受推崇。他的书写的虽是大清覆没的历史教训，但至今仍值得继续反思。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签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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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节选自2020年6月11日雷颐老师在共识国际讲座群里的讲座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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