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知，才会有底线

卢小波少数派文选

有良知，才会有底线

文：卢小波编：李强

“流放”——乍听起来，一种比较宽大的刑罚。如果是一刀砍了，或者是一枪毙掉，那后面什么故事都没了。

整个19世纪，沙皇流放了72.63万人到西伯利亚；斯大林时期，这一数字增加到几百万。密捕，镣铐，爱情，眼泪，异族风情，奇缘奇遇……风雪旅途上，故事多得不要不要的。

赫尔岑于18世纪被沙皇流放至西伯利亚，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监狱与流放”。通常，此类回忆录的讲述者都是“悲情主角”，但这一部却非常特别。

22岁被逮捕，罪名是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反对沙皇。赫尔岑的父亲是知名贵族，见过拿破仑和沙皇。因此，他被流放的待遇相当优厚。流放目的地在中途换了两个地方，每到一处都在办公厅当文书。

西伯利亚的流放，按形式分为短期的“行政流放”，以及长期的"依法流放“，按惩罚程度，又分为“移居流放”和“苦役流放”。通常，服苦役的犯人从判决到流放地，一路都是要戴着镣铐的。有的重犯，白天戴着沉重的锁链、推着独轮车做苦工，晚上就锁在车轮上。还有的重犯，上路前就被割掉鼻中隔，或者砍掉手指。也就是说，一旦启程，他们就是残疾人。

相比而言，赫尔岑能够坐着马车，一路保持愤怒，一路写东西，绝对算得上奢侈了。不过，要不是这种“奢侈”，后人或许根本无法窥见那些黑暗残酷的存在，以及人性幽深之处的隐秘和脆弱。

《沙皇》剧照

在沙皇政权的宣传和文书里，“流放犯”当然是罪有应得的恶人。然而事实上，在那个年头，“普通人几乎全明白，流放罪是个什么玩意儿”。赫尔岑在书里写道：

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他们的名称换成了“不幸者”。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牛奶、面包、格瓦斯放在小窗口，一旦有“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就随时可以取食。

赫老师的回忆录里，有一个监狱医生的温馨故事。这个老头儿每周都要到羁押站，他的职责是为犯人检查身体，但他每次都会带上一大筐丰盛的食物，分给上路的犯人。而且他送的食物非常香甜好看，比如核桃啊，饼干啊，橙子啊，苹果啊什么的，更多时候是分给女犯人。

有些贵族太太也会去施舍，她们看到老头儿那五花八门的食品，就会斥责老头儿送的东西不实在，也有人说他这是“纵容女罪犯的愚蠢行为”。

但是这个老头儿回答：“亲爱的太太，您应该明白，一块面包、一个铜板是人人都愿意给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们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没有人会给她们……我要把她们今后很难得到的欢乐带给她们。”

俄罗斯的流放制度，始于16世纪末，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时期，有近400年的历史。老百姓对流放者的同情，也就有了几个世纪的传统——可以说，如果你不曾了解流放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心灵碰撞，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那种非人的境遇，以及那些挣扎过、悲悯过的人心。

苏联诗人曼德施塔姆遭到流放后，他的夫人写了一本回忆录，也记述过类似的故事。

1938年，距离莫斯科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有一个纺织工人的村镇，夜里总有流放者的闷罐车经过。有一天，有个女工举起一块巧克力，扔进了闷罐车厢的铁窗里。在当时，对于贫穷工人家庭，巧克力绝对是个稀罕东西。这块巧克力她自己舍不得吃，本来是要留给女儿吃的。士兵用枪托驱赶她，但她一整天都感到很满足，因为她觉得“毕竟做了点什么”。

曼德施塔姆夫人为此感叹：“我们的后代中是否有人能够明白，在1938年那令人窒息的流放车厢里，这块包装纸上绘有一幅儿童画的巧克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百年时光流转，赫尔岑笔下狱医老头儿的回应，以及曼德施塔姆夫人感叹，传递的却是同一种爱，同一种美，同一种悲悯——流放改变了人的境遇，但无法改变人的心。

沙皇时代的流放有一整套系统，沿路每隔25-45俄里设一个羁押站。每站都有押解队，队里有一名队长，宪兵两三名至40名，他们负责把人数不等的流放犯押解到下一个羁押站。可见，沙皇当年光是搞流放，耗费的人力成本就不小。

赫尔岑名义上是流放犯，但却是坐马车的知识分子，一路颇受尊重。有一次在羁押站里，有个路过这里的老军官，请他去喝茶。

赫老师好奇地问：“您要上哪儿，押送什么人？”军官回道：“别问啦，一问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种事只有上面知道，我们的责任是执行命令，不是负责问话，可是良心上实在不好过。”

原来他负责押送一群犹太儿童，他是在半路接手的。转交孩子的上个军官说，这些儿童已有三分之一死在路上了。老军官叹气说：“看来没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沙皇》剧照

赫老师震惊地问，是得了流行病吗？

老军官说，才不是什么流行病，他们只是像苍蝇一般死了。这些小鬼虚弱得像剥了皮的猫，一天走10来个钟头烂泥路，吃的又是干粮，一遇伤风感冒，马上就倒在地上死了。

两人说着话，孩子们就集合了。赫尔岑看着这些八九岁至十二三岁的娃娃，排成整齐的队列，心中骇然阴森。他握住军官的手，说了一句“要保护他们”，便急忙逃回了马车——他感觉自己“就快哭出来了”，却害怕面对这位军官，以及自己的无能无力。

作为流放地的西伯利亚，当年被称为“锁链与死亡的家乡”。后来的学者曾做过统计：仅仅在其中的某一段路程，流放犯有记录的死亡率就达到12%—15%，儿童的死亡率更高达70%。

这些流放者的悲惨结局，让一路上的见闻者心生悲悯。流放制度对妇女儿童的戕害，也敲打着执行者的良心。有一个西伯利亚监狱的主管甚至说，我近况良好，收入不菲，“但是如果能够消灭流放，明天我将会高兴的放弃我的一切。它危害西伯利亚，危害人民……”

有一位青年军官，对赫尔岑讲述了自己“被女人吓退”的经历。

1831年的某一天，这位军官接到任务，去逮捕一个潜伏在附近的波兰起义者的关系人。根据情报，他率队把房子团团围住。搜遍所有的房间，空空如也。最后，他一个人走上阁楼，发现一扇从里面反锁的小门。一脚踢开门后，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妇人。那妇人没有做声，只是指了指身边的男人。男人怀里抱着个一脸惊恐的小姑娘，这是一家三口。

军官不知如何是好。女人看出了这点，便问他：“你忍心伤害他们吗？”军管表示抱歉，嗫嚅着说什么“责任、无条件服从”之类的废话，女人始终默不作声，冷冷地盯着他。最后，军官问女人：“那我该怎么办呢？”女人指着门外，高傲地说：“下去告诉他们，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结果，军官竟然完全照女人吩咐的做了。

这个军官对赫尔岑感叹：“真的，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真的走下了阁楼……唉，女人！真有这种事情！”

在整个西伯利亚，每个地方都有大量流放者和他们的后代。俄罗斯大地上的悲怆气息，人民之间的广博同情，首先是在受难者之间滋养出来的。

在一个叫“彼尔姆”的流放地，赫尔岑认识了一个波兰流放者。因为次日要离开，他前去告别，想留点什么作纪念，就从衬衣上拽下一粒袖扣请他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