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生前赫赫、身后寂寞，近代历史上的“失踪者”
在二十世纪晚期，蒋廷黻还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失踪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仅仅经过三十年的遮蔽，不仅从大众记忆中消失，即便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对蒋廷黻的印象也渐渐模糊。
沈渭滨先生1999年这样写道：
“现在的年轻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然而时移世易，在沈教授说这番话之后仅十几年，一度被籍籍无名的蒋廷黻梅开二度，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受追捧的老一代历史学家之一。的那本仅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被多个出版社不断改换由头一印再印，一会儿自诩“全本”，一会儿自称“未删节”，一会儿是“纪念版”，一会儿是“彩图增订”。
如此繁多的版本一方面说明市场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暗示着蒋廷黻作品的引进太过单一，他的许多东西并没有像胡适、钱穆那代人那样，系统且全面在大陆再版。这是非常惋惜的。
▲1944年7月，孔祥熙（左）和蒋廷黻（右）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合影
大变局的时代背景
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没有西方人东来，没有鸦片贸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恬静优雅。然而，因为西方人的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变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百多年来，史学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人的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
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从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这个解释框架的提出最重要的取决于时代因素，是新时代、新世界要求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新解释。蒋廷黻就处于这样千载难逢的历史转折期。
蒋廷黻生于1895年，极具象征意义。那一年为甲午战后第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的年份。假如说近代中国确有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这个变局的具体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随后在1895年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1840年，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的开端，先前几百年的中西问题至此诉诸战争。中国一战而败，开放五个口岸，扩大与西方的贸易，暂时缓解了几百年不断累积的贸易失衡。
但是，1840年的战争，以及1842年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西之间的矛盾，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西方东来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更不存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于是在五口通商不到二十年，战火再燃，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占领京师，中国与西方诸国就此达成《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开放，南部中国自沿海各地至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北方的天津、张家口、库伦等处，均开放为商埠。
清政府还就此同意与西方诸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互换公使。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至关重要的一步，洋务运动就此发生，向西方学习，构建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迅速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意义重大，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然而从大历史视角观察，这场运动依然不能构成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还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因为此时的中国尽管开始了学习西方的步伐，也打开了久已封闭的国门，与世界交往，但此时的中国并没有在西方强势压力下自怨自艾，顾影自怜，而是很坦然地学习西学之长，且不是像日本那样囫囵吞枣，脱亚入欧，全盘西化。
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人看到后发优势带来的好处，这些好处均是中国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结果，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经济大幅增长的事实面前，更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进行改革。因而此时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构成重大历史节点。
三十年经济增长毁于一旦，1894年一场局部的可控制的战争让中国人猛醒，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只记住仇恨，忘记教训。
知耻而后勇，中国人迅即踏上维新之路，向日本学习，重构一个近代国家，这才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启，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时代由此开始，而工业化必然带来的社会变化、政治变化，对于那时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而言，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蒋廷黻就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来到了这个世界。
迎接新世代，拥抱新世界
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村家庭。从他的祖父开始，蒋家在务农的闲暇，做点农村社会可以做的小生意，渐渐有了自己的一间经营铁器的店铺。
蒋廷黻的祖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为人很文弱，早年不幸染上了烟瘾。老二即蒋廷黻的二伯父在童年时代曾接受过教育，也曾想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他们蒋家还从来没有一个有功名的人，二伯父虽然致力于此，其结果却屡试不中，名落孙山。
世代务农的家庭要想走出一个有功名的人，必须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二伯父自己无望金榜题名，但读书让他开阔了眼界，知道知识的重要，使他决心让下一代好好读书，希望他的子侄辈能够实现这一代梦寐以求的理想。
按照蒋廷黻的说法，如果不是他二伯父极具主见，他和他的哥哥都会被蒋父安排到自家的店里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蒋廷黻和他的哥哥后来有机会读书，有机会留学美国，主要得益于他的二伯父坚定的意志，“希望他的子侄，能够努力读书求取功名” 。
蒋廷黻兄弟在二伯父的安排下，于1906年秋季开学时转至美国长老会设在湘潭的益智中学，开始接受比较西方化的近代科学教育。
在明德小学、益智中学那几年，正是中国政局急剧动荡的年份。明德小学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有关联，校园里充满着革命气息。
蒋廷黻此时年龄虽小，但在革命气氛感染下，也清楚地意识到：“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 中国必将发生巨变，青年应该为巨变做好准备，迎接新世代，拥抱新世界。
▲蒋廷黻与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交谈
重构中国历史叙事
这肯定是无解的，也无法补救。现代中国多了一个大外交家，少了一个无人能替补的大学者。
◎蒋廷黻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本书：《中国近代史》这本仅5万字的小书，被何炳棣评价道：“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其人生经历与回忆，也被评价为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的、光荣的、有很大贡献的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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