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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源
气候与能源问题专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环保问题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与国家间协作的重要议题领域。以2012年联合国“里约+20”可持续发展峰会大会、2014年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和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等为标志，全球环境治理已经进入了转型时期，特别是日益引人瞩目的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在此形势下，探讨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态势，特别是气候变化政策协调的挑战与前景，对于把握未来国际环境治理合作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就此，本刊特约记者就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发展进程与趋势这一议题，专访了气候与能源问题专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于宏源研究员。
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施政纲领的主线之一。其气候政策的着力点包括哪些方面？如何看待美国2021年4月领导人气候峰会？于宏源：拜登以绿色新政作为应对气候挑战的关键框架，以重塑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与气候治理领域、清洁能源技术、制造业和能源行业发展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美国国内气候治理策略依托技术创新、需求激发、基础设施投资三大支柱，旨在让美国经济流淌清洁能源的血液。首先，措辞以行政命令确保美国重回“正确轨道”，重点关注汽车电气化、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风电等领域，拜登计划将拨款1740亿美元，使美国成为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头羊，以领先于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落空”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拥有近三分之一的世界可再生能源专利，美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落后于中国。前国务卿、现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担心美国从对中东的石油依赖， 转向为对中国的清洁能源矿产和产品依赖。拜登政府近期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还要发挥美国研发优势，在清洁能源研究和清洁技术创新方面进行史上最大规模投资，帮助美国实现抢占技术领先地位、创造全球就业岗位、大幅减少排放规模的“三重目标”，带领美国重新成为世界清洁能源领导者和最大的出口国，并深化清洁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从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农业4个主要高碳排放或碳敏感的行业出发，培植需求和壮大市场。![]()
在气候外交方面，拜登设计了涵盖外交、经贸、对外援助和投资、科研、区域合作和国防军事等多方面内容的“团结应对策略”，团结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威胁，重塑美国气候变化领导力。
首先，重新加入《巴黎协定》配合贸易手段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施压，以化石燃料补贴问题压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对外投资。其次，以清洁能源出口和气候投资倡议为支点，谋求夺取清洁能源“超级大国”地位。再次，实现气候变化在美国家安全和军事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最后，号召全球停止在北极地区的能源开发，通过北极理事会制约非盟友国家在这一地区的活动。
拜登政府于4月22-23日举行领导人气候变化峰会，峰会采取线上会议和全球视频直播形式，把主要经济体领导人气候磋商置于全球聚光灯下。一是围绕1.5度温升目标提升各国自主贡献目标；二是动员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推动净零转型，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气候影响；三是提高气候行动的经济效益和创造就业；四是发展气候友好型技术和绿色经济产业；五是促进多利益攸关方合作以提升气候雄心和复原力；六是应对全球气候安全挑战并推动基于自然解决之道的2050年零排放目标建设。美、中、俄、法、英、德、印、日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国际领导人与会，会议就全球碳中和和绿色发展取得积极成果。
这是2月19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拍摄的美国总统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的视频画面。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竞合态势？
于宏源：中美在气候、能源领域中竞争与合作并存。此前我曾专门就这一议题与美方学者交流。美方学者认为，随着美国拜登政府向重回《巴黎协定》的方向迈进，中美气候竞合关系存在四项新议程及动向，其主要包括：
第一，当前全球围绕碳中和的竞争竞赛和合作同步发展，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领跑全球，美国拜登政府从行政命令角度确定碳中和路线图和赶超计划，全球主要排放大国和经济体也都相继加入了碳中和俱乐部，中美在未来经济和技术主导权领域存在竞争。从全球角度看，中美气候合作对于应对气候领导力赤字挑战至关重要，也为中美发展互信提供了宏观助力，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为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签署和生效发挥了引导性作用。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拥有宏观利益和多元竞争，美方学者建议用中美 “善意竞争”和“竞争性伙伴”等新型思维定义新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关系。第二，美方学者建议可以借鉴并提升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气候变化合作型领导框架：一是以全球气候变化安全风险加剧和治理赤字为出发点，强调中美两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领导力赤字问题，重建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时期中美气候变化领域合作领导概念；二是美方学者认为中美是气候变化领域的竞争型合作者，需要推进企业之间的善意竞争、共同促进全球能源低碳产业发展，实现最大的碳排放经济体间的全球低碳引领力；三是中美可以合作推进《巴黎协定》履约制度建设，共同关注全球气候信息盘点和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更新，形成更高标准的《巴黎协定》“硬约束”建设。第三，美方学者建议全球适应性治理成为中美合作领导的新领域。美方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带来全球范围内的粮食、水、资源、健康、空气污染、移民等诸多关联的挑战，系统性治理和适应性治理成为人类应对灾害的必要选择。中美在全球海岸带保护、气候移民治理、气候弹性城市、能源-粮食-水的安全纽带、气候损失损害责任等领域需要发挥国际领导责任。第四，气候公正转型衔接中美经济、气候和社会领域合作。碳中和背景下，各国能源、化工等产业不断转型发展，引发相关企业关闭和民众失业现象。中国和美国煤炭企业等产出下滑引发了具有共性的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对气候治理支持度缺乏共识也与公正转型机制不善有关。美方学者建议中美可以在《巴黎协定》、G20等框架下，共同合作创设全球公正转型解决方案，推进气候变化下的社会治理行稳致远，通过中美社会组织、企业、公民和关心气候变化的其他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政策讨论，发挥气候民间外交的作用。在此形势下，您认为在战略层面需如何推进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于宏源：为有效推进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新议程，适应“竞争性合作”大国关系业态，应从气候峰会外交、碳中和合作、地方合作、碳市场建设等具体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进中美气候合作新议程。
在战略层面，应发挥元首外交、峰会外交对中美气候合作的战略导向作用。在此背景下，可以加强中美元首外交，通过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第十五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第二十六次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等多边场合的协调，推动后《巴黎协定》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并防范排斥中国的美西方气候俱乐部出现。我国可考虑在中国昆明主场的联合国第十五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邀请拜登出席。
本文节选自《全球环境治理和中国的选择——专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于宏源研究员》，如需阅读原文，见《领导文萃》2021年9月（下）“高端访谈”栏目。
特约记者 | 孙海泳
责任编辑 | 笺迟
微信编辑 | 又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