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文科同志商榷（四）
本公众号即日起不定期发布《与吴文科同志商榷》系列文字，敬请关注，并欢迎各界朋友不吝赐教，提供资料。
首先，请允许我摘录一下吴文科同志一篇文章中的文字：
……其内容都是基于某部文学作品、某种文化现象，或者某类文艺节目的“相声化”演绎。面对这类深具文化内涵的题材内容，不难想象，如果失去了对于相声文化事象的知识性“阐发”和相声式“铺垫”，就无法进行笑料的制造即“包袱”的结构。反过来说，要想运用相声的形式，来表现这样的题材与内容，创造属于相声艺术独特的喜剧性美学价值，创演者必须对表现的对象与内容，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体会。否则，便无法娴熟地驾驭和发挥。
……
如果演员没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就无法驾驭和完成。而“指点”、“激扬”与“批评”、“论议”，不仅需要知识和见解，更需要思想和勇气。隐伏在这种艺术运作之中的舞台功力与审美风范，无疑源自他对相声艺术审美真谛深刻理解的综合修养及厚积薄发。否则，会因不能驾轻就熟而捉襟见肘。
正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批判的武器”终究要靠“武器的批判”来体现。……就其时机来说，也要通过表演者的舞台表演去体现。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技巧去实现。……但他的表演从不依靠“炫技”包括大量“贯口”之类的技巧展示作为招徕观众和赢取笑声的手段，而是总以内容的艺术表达作为审美的旨归。他擅长“说”，却不乏“学”的本领。他擅长于“逗”，却在具体“包袱”的笑料制造中从不轻易乱用。而是将相声的“说学逗唱”的不同技艺十分恰切有机地统一在节目的主题表达上。
不知各位看官是否看出来吴文科同志要说的是哪位相声演员没有？
也许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而其实不然，吴文科同志说的是——他：
这篇文字摘录自：收录在其2015年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曲艺综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中的《苏文茂相声表演的“文哏”特色及其当下意义——写在苏文茂先生从事相声表演65周年之际》一文（http://www.docin.com/p-805792552.html）。
论述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或者演员，我想最有用的并非是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要具体分析出来区别于所有人的“这一个”。对照这个要求，觉得吴文科同志的论文是遗憾的。但，大家也不用失望，您可以广泛收集吴文科同志这样的论文，换上其他人的名字，就是一篇很好的曲艺研讨会发言稿。
检验一个研究者是否真懂，我想，必须要看他对具体问题的技术层面的掌握和理解。所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没有对艺术问题深入底里的钻研把握，那么所谈的问题只能是站在哲学制高点上的卖弄文字而已，是一场类似“龚大个儿”的“形而上学”的丑剧 。
让我们再来看看吴文科同志在此篇文章里谈到的苏文茂先生具体的艺术问题时，是怎么说的吧：
吴文科同志对“文哏”的阐述，还仍然停留在常识的层面上，并没有深入底里。尤其对“文哏”一词的历史是陌生的。“文哏”一词，具笔者参与《相声大辞典》编撰过程中经过对相声前辈演员采访求教所列词条内容如下：
文哏 又称“文活”。主要包括：一、以文学作品为基本内容创作的相声段子，如《批〈三国〉》、《批〈聊斋〉》、《文章会》、《红楼百科》等。二、以语言文字游戏为内容的相声段子，如涉及灯谜、酒令、春联等内容的《打灯谜》、《酒令》、《对春联》等。文哏相声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而且词句雅驯，讲究语趣，注重内涵。相声艺术发展的早期没有“文哏”的称谓。后来因一些相声段子的内容以及一些演员文雅含蓄的表演风格，出现了“文哏”一词。近些年来文哏有泛指相声追求文化意蕴的一种趋势。
在这个词条里，兼顾了“文哏”的历史和内涵，尤其重视了相声界演员们的意见。我觉得一切曲艺理论研究都要倾向于一线演员的认可和支持，不能关起门来给自己发放“理论创新奖”，更不能轻视一线演员和老艺人们的理论总结水平，他们的理论往往是通过口诀艺谚形式保存下来的，值得珍视和梳理总结提升。曲艺理论研究者应当去尝试学习掌握一门曲艺曲种，未必能上台演出，但必须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体认。试想一个不会作诗的理论研究者，如何品评诗歌的优劣呢？
而在吴文科同志的论文中，我们总能看到其卖弄理论文字“驾轻就熟”而涉及具体技术层面问题就“捉襟见肘”，如：其谈到苏文茂先生的文哏风格时候，恰恰忽略了其作为演员选择自身风格，是扬长避短的内因与受众认可偏爱外因的双重磨合的产物。
苏文茂先生本身语速慢，形象瘦弱，接近于文雅气质，所以他才扬长避短选择了“文哏”，当然这与其自身的艺术自觉也是分不开的，他本人就提出过“三不说”：第一违背伦理道德的不说，他认为在台上大家都是艺术伙伴，凭什么占人家便宜；第二是讽刺残疾人的不说，残疾人本身就很痛苦了，还拿人家取乐，这不道德；三是脏话、侮辱人的不说，现在很多演员常有口头禅，傻帽儿挂在嘴上，也不明白这词什么意思。
而苏文茂先生艺术黄金期，也是其风格确立的时候，也是与为其捧哏朱相臣先生的辅佐分不开的。当初在天津市曲艺团的时候，老团长就主动培养、发展协助其确立艺术风格，其与捧哏朱相臣先生冷峻、内敛的捧哏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以老叟戏顽童的艺术感觉。苏文茂先生总是以酸伪的文化学者的姿态出现，而朱相臣先生以洞察世态的幽默长者形象衬托，时而在舞台上予以从侧面揭露的旁敲侧击，时而予以顺势放大谬误的借力打力。如其在《文章会》中，当苏正在口若悬河自吹全校选拔最好的文章代表学校最高水平给康圣人看的时候：
苏：一看这篇，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沾卷，一瞧下款是……
苏、朱合：苏文茂。
朱：我就知道是你。
苏：哦，那天你也去了？
朱：不，那天我去看耍猴儿的去了。
在这里朱相臣先生并不是直接予以揭露，而是侧面讥刺，透着幽默辛辣。
再有：《苏批三国》中，苏提到自己十八岁就给各大学中文系讲课，朱此时并不针锋相对的驳斥，而是顺势明褒暗贬的说到，“人跟人就是不一样，我们院那孩子也十八了，还尿炕了。”
苏文茂先生确实如吴文科同志所说的那样在舞台上“极少临场发挥或者抓挂（笔者按：应当为“现挂”）”却并非是吴文科同志认为的那样做是为了“力避过分或欠雅的语言处理”，而是充分发挥捧哏朱相臣先生的艺术风格特色，任其尽情挥洒。如：《论捧逗》中，苏问朱家里还有谁，朱此时说到“我们家三亲六故都没了，这不昨天养一只黄雀，还飞了。”这就是朱相臣先生临场的一个“现挂”，后来被固定下来的例子。
谈某一个艺术家的风格，也应该谈出与其他不同或近似风格演员的区别，如同是“文哏”，同是《批三国》这个段子，侯宝林与苏文茂处理的区别在哪里呢？近期本公众号将发布《传统相声《歪批三国》赏析》一文，有详细阐述，欢迎各位朋友届时批评指正。
理论研究不应该从书本到书本，而是应当到鲜活的生活中去考察印证，到田间地头去访贤求教，在这一点上吴文科同志确实令人遗憾。通过对吴文科同志此篇文章的“赏析”，也确实发现了其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希望他能够斟酌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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