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70末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对那个特殊时期心有余悸，动辄说：“小点儿声，这要是在文化大革命，非斗你不可！”我就是此时来到这个人间的，刚生下来的时候，医生打我屁股，我没哭。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因为在未出生之时就经常受到了父亲：“小点儿声，这要是在文化大革命，非斗你不可！”的胎教原因，所以出生之时就有着敏锐的政治警惕性。我没哭，母亲哭了，倒不是被我的成熟所感动，是以为我是哑巴，吓哭了。等终于听到我的哭声的时候，母亲才破涕为笑，我倒是坚定了信心，一哭而不可收，天津人讲话：“这孩子，哭不精。”
家里住在大杂院，平房中时常传出我嘹亮地哭声，到底是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愫驱使我如此难过，如今实在回忆不起来了。倒是邻居总在半夜敲我家的墙，“大嫂子，孩子得给他喂奶，总哭，是不是饿了？”我妈每到这个时候总是感叹：“哎，还不如是个哑巴了。”您说说，我容易吗？我不哭不行，哭也不行。又想起来父亲的胎教了：“小点儿声，这要是在文化大革命，非斗你不可！”
家里住的是两间平房，一间南房，一间北房，厨房垒在院里，下雨天要穿者雨衣做饭。做好了饭菜必须用雨衣遮挡着拿进屋，否则，肯定是汤泡菜了。估计这种“稀”餐，谁也吃不惯。烧了几年煤球以后，就改蜂窝煤了，五百多块整齐地码在厨房里面。我那个时候就纳闷了，这蜂窝煤的眼是拍好的煤饼，用手戳的窟窿吗？煤是国家资源，不敢浪费，泥土倒是现成的，挖出来作为试验品，看，我小时候就这么聪明。水源也是一个问题，我国是缺水的国家，自来水不能浪费，尤其我家水缸的水都是父亲用扁担从公用水管挑来的，更是凝聚了父亲的辛勤劳动，不可挥霍。咱从小就有节约意识。干燥的泥土怎么变成具有可塑性的泥团呢？这个问题难不住三岁的我，童子尿是最好的粘合剂。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搞科研，设备自筹，因陋就简，大胆动手，不亦乐乎。当把泥土和好以后，我却把试验的目的忘了个一干二净，只顾着捏一些非常抽象派的泥塑了，至于蜂窝煤的眼怎么弄出来的，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可惜，我刚刚展露的艺术才华被父亲扼杀了，“倒霉孩子，撒尿和泥多脏呀。下次再玩我就揍你！回家！”唉，要不是父亲的粗暴干涉，想必我现在一定成为伟大的雕塑家了。
上了幼儿园了，有些个不适应，中午总让睡觉。精力过剩的我哪里肯睡，总是拉着同床的小伙伴说话，并经常得到老师的“奖励”，让我中午做卫生去，省得影响其他小朋友睡觉。
那个时候，夏天，我们小孩子穿一种塑料凉鞋，现在也许已经绝迹。单薄的塑料底，后跟被弄成田字形的方格。这后跟虽然轻便，但是也有缺点，小石子经常塞到方格里面，使得后跟很沉，既不便于行走也硌脚。中午我躺在幼稚园的床上，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顺手拿起了凉鞋仔细观察后跟里面塞的石子。本打算利用杠杆原理将石子撬出来的，可是怎奈手中没有利器，最后只能选择运用反作用力的原理将石子磕出来了。这需要有技巧性，因为正是午睡时候，休息室鸦雀无声，假如声音很大，必定引起老师的注意，遭到呵斥。看见了嘛，咱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推理能力，看来我妈怀我的时候鸡蛋没白吃。
我用凉鞋小心翼翼地磕着床帮，由于塑料凉鞋比较柔软，几乎没什么声音。毕竟是小孩子，手的控制有限，一个不小心将鞋后跟直接磕到了床帮上，“乓”的一声，吓了我自己一跳。这时老师似乎是听见了，立马起身，我赶紧把毛巾被拉到脸上，撩开一个缝隙偷看老师。只见老师走向休息室的大门，拉开门左右观望了一下，一扭头说了一句：“哎？这是谁呀？敲完门跑了。”我一听，咬着毛巾被乐个不停。无意间，搞了一场恶作剧。有心再弄一次，想了想，还是算了吧，万一被发现，老师告诉我爸爸，回家这“小锅炖肉”我这稚嫩的屁股实在是受不了。
中午起床以后，肚子很痛，看来头上三尺有神灵，恶作剧的下场就是拉肚子。不行，实在控制不住了，完了，出来了。怎么办？小小年纪的我，自尊心很强，这种丑事如何张得开嘴向老师汇报？但是，总在裤子里面和屁股粘在一起，也是难受。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同学闻出味道了，“老师，他身上特臭。”“老师，我……我拉裤了。”“啊？这孩子，怎么不早说？赶快把裤子脱了洗澡去。”
老师带着我到了澡堂，脱下我的裤子，替我洗污渍。幼儿园没有洗衣机，老师打上肥皂用手来洗净我裤子上面的污渍。那个时候还没发明一次性的“尿不湿”，想必老师在家里也是如此地为自己的孩子洗尿布，看着老师慈祥的面容，我心里很感动，也不知为什么，也许是为我午睡时候的恶作剧而惭愧。那时候的老师和我父母一样，都是深受社会主义教育，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对于工作认真负责，没有现代人那样对于金钱神经敏感的出奇，不知道老师和父母他们是迟钝呢？还是凸现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反正那个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的人又教育影响了我们这代人，我们这帮70年代末的人始终脱不掉他们的影子。不知道在当今这个社会下，这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负担？反正父母至今都在抱怨：“我们呀，把你管得太迂了。现在这个社会，你脑子得学的活分点儿，别总认死理，容易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