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盼超 | 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创新与民族特色——评陈池瑜《中国艺术学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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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类型和绵延不断的艺术理论，为当今从事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借鉴。近现代以来，随着留学欧美的热潮和西方艺术理论的引入，运用西方艺术理论来解读和研究中国艺术蔚然成风，一直延续至今。西方艺术学理论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和较为成熟的体系，它的引入对构建现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框架、方法、形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中国艺术学本土理论的主动构建则略显不足。这种不足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艺术学理论作为艺术学下属的一级学科创设不久，在内涵与外延、结构与体系、任务与特征等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二是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与哲学中的美学、文学中的文艺学等学科在研究范畴上有交叉之处。当然，“有待完善”为当代学者提供了继续深化推进的空间，“学科交叉”则为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本土化构建奠定了前期研究基础。
目前活跃在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多数有交叉学科的背景，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演变有关。陈池瑜就是得益于“学科交叉”、从文艺学跨到艺术学理论的学者。早年在中文系的学习为他从事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甚至可以说确立了他在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心和方向。他的著作《中国艺术学论纲》即是他40年来对中国艺术学理论探索研究的成果汇总和体现。该书涵盖了中国艺术学的几个主要领域，分为中国艺术学学科研究、中国艺术史学研究、中国艺术理论及美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与艺术批评四编，共同组成了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中国艺术学理论框架，体现出他在挖掘和转换我国艺术理论研究中所作的开拓。
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者在借鉴吸收外来优秀艺术理论的同时，应做好对自身传统艺术理论的挖掘和转化工作，进而构建起富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艺术理论体系。这是陈池瑜在《中国艺术学论纲》一书中阐述的重要观点，也是他近些年不断探索的方向。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道：“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我国的艺术理论等学科也向现代形态转型，欧美、日本和苏俄的哲学、美学、艺术理论、艺术史观翻译介绍到中国，对我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理论、艺术史的发展起到了较大作用。我们在借鉴外国艺术理论的同时，更应该把挖掘和转换我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建构新的富有中华民族特征的艺术理论，包括艺术原理、艺术史学观念与批评理论，作为我国艺术学理论发展的战略任务。”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学科，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随后，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以及中国艺术学研究，同样需要体现我国民族文化特色和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需要在当代学者努力下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陈池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创新与富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艺术理论体系构建。他在《中国艺术学论纲》第一编“中国艺术学学科研究”中，对中国艺术学的学科特征、研究对象、理论建构、发展前景等进行了论述，总结出了中国艺术学学科最突出的、有别于西方的两个特征。他认为，中国古代无论是艺术理论、艺术品评还是艺术史写作，都是建立在对作品的直接品鉴基础上，重视对作品的直观鉴赏经验，强调对作品的独特品评，并且史、论、品或评相互融合与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中国艺术学的特征之一。他认为，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艺术学学科呈现出另外一种特征，主要体现在西方近现代哲学艺术理论、唯物史观及苏俄艺术理论的引入对中国自身艺术学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国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研究综合化；集中体现在通史通论思想将中国的艺术研究逻辑化和体系化，使其富有现代人文学科的体系特征，进而提出应该在吸收西方近现代艺术学的观念与方法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的部门艺术理论，在21世纪建立既具有现代形态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学。同时，他认为中国艺术学研究不能回到古代诗论、书论、画论、乐论、曲论的古典理论形态，要建立现代艺术学的理论体系，要有现代观念和现代形态，同时又要具有民族特色。除此之外，该书第一编还论述了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艺术学理论的教学与学科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艺术学研究的关系、20世纪中国艺术学学科研究史、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艺术理论建构的影响等，都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展开，可以说，陈池瑜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提出建立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艺术学及对艺术学学科群作系统思考的学者之一。
在艺术学领域，有关学科交叉融合和“新文科”建设的研讨相继展开并迅速进入推进实施阶段。如2020年12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新时代 新文科：全国艺术类学科建设研讨会”；2021年5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新时代 · 新文科 · 新艺术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第二届艺术学博士论坛”；2021年6月，推进新文科建设“中国艺术大讲堂”在中国美术学院启动，等等。艺术学体现出了其作为新成立的学科门类适应新时代文化发展需求方面的灵活性和能动性，这是其较之其他传统学科所具有的优势。陈池瑜在新文科建设与学科交叉融合方面，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他陆续参加了多场围绕“新文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研讨会，并提出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加强对艺术原理等基础理论和艺术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的融合研究，加强对传统艺术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基本艺术理论和重大艺术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在2020年11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举办的“新文科”研讨会上，他提出“我们需要借鉴美学、哲学、文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丰富发展艺术学理论，将考古学、建筑学以及门类艺术相结合，寻找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新的发展点，此外，我们还要在遵循艺术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思维、成果和方法的创新”。
借助新文科建设与跨学科交叉融合，以新时代先进的思想、文化为导向，拓展艺术学研究的路径、方法和界域，成为当代艺术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共识。陈池瑜的中国艺术学研究，在学科交叉融合方面有两个方向的探索。
借助学科交叉融合拓展的第一个方向，是学习借鉴历史学中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成果，在美术史学及史学理论领域开展研究实践。他是比较早对中国艺术史学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992年就开始了美术史学的研究实践，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现代美术学史”并在2000年以专著形式出版该课题成果，这成为他在美术史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代表性成果。随后，他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美术史学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唐艺术史学史研究”等课题，在中国美术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深化。《中国艺术学论纲》第二编“中国艺术史学研究”汇集了陈池瑜在中国艺术史学研究特别是美术史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主要对中国艺术史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特征、中国古代书画史著述的成就及价值、中国古代绘画的功能与地位等展开论述。这些中国艺术史学研究成果，不仅对中国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界域有所拓展，对于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中国文艺美学研究也有启发作用。
陈池瑜：《中国艺术学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在近三万字的长篇论文《中国艺术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中，陈池瑜梳理中国艺术史学从汉唐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和规律，总结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的基本特征，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书法史意识萌动最早，由书法史带动绘画史，并由书法史而开艺术史之先河。其二，在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早期以论、品带史，史包含在论、品之中；中后期以史传包含品、论，而品与论仍在史传中发挥较大作用，并且将史传和作品记述、著录、鉴赏、辨伪相结合，美术史形态呈现多样化形式；与此相连，美术史著述语言也由早期品、论形式中象征性语言和较为抽象的语言变为叙事性和具体描述性语言。其三，中国美术史学文本写作常常表现出史、论、评（品）相统一的特征，部分文本并将书画家的史传同作品收藏、著录、装裱、题跋、考辨结合于一体，成为以史传为中心旁涉论评、收藏、著录、装裱、题跋、考辨的综合性文本，这一富有中国民族特征的美术史写作方法，显然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史写作方法。”除了梳理中国古代艺术史学的历史及特征外，他认为现当代学者还应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形态艺术史建立过程及呈现的新特点予以关注和研究，进而推进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学科的发展。《中国美术史研究受西方艺术史的影响及其对策》一文以滕固、李朴园、柯律格、方闻为例，探讨了中国美术史研究在西方艺术史学观点、方法影响下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滕固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后，出版了《唐宋绘画史》，陈池瑜深入分析这本绘画断代史专著，认为滕固采用的方法是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借用瑞士沃尔夫林的“风格理论”作为他撰写《唐宋绘画史》的新的方法，试图与当时西方现代形态艺术史“对话”“接轨”。另一方面他在具体论述唐宋绘画相关问题时，仍然采用传统方法和资料，从我国传统画论、画品、画史中去找材料，可见沃尔夫林从研究西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绘画中提出的“线描的”与“图绘的”五对矛盾，并不适用于研究唐宋绘画史。滕固面对西方新的艺术史观和中国绘画史的客观实际而采取的对策，值得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史研究工作者深思。西方的某些艺术史观与方法，是在研究西方艺术特定对象中抽象出来的，我们研究中国艺术史时可以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抄，必须创造适合研究中国艺术史的独特方法。
借助学科交叉融合拓展的第二个方向，是把美学、文艺学与美术学研究相结合。该书第三编“中国艺术理论与美学研究”，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与艺术理论的深刻理解，汇集了他从事文艺美学研究、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该编对孔子礼乐思想与“绘事后素”、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中西方诗画关系及时空特征等专题做了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独特的学术观点。《孔子的礼乐思想与“绘事后素”》一文，认为孔子用绘事后素作比喻，要表达的思想是礼后于仁或礼后于国家政治制度。孔子在此虽然在谈论诗、画，但在寓意礼和国家制度。所以“礼”的作用可以帮助建立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治。庄姜之自然美的素质也还要倩盼之态来修饰，素色的画布需要绘成彩画，那么国家治理和秩序的建立也要“礼”来服务与修饰。这一新的解释，揭示“绘事后素”“礼后乎？”所包含的深刻的美学伦理价值。《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对我国山水艺术的影响》一文，学术界一般比较重视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影响，人物画被用来发挥兴成教化、鉴戒贤愚的道德作用。论及山水画的思想根源，一般归于老庄哲学。作者则通过“比德”分析了儒家思想对古代山水画的影响。研究中对庄子美学的借鉴吸收，体现在《庄子美学与山水艺术的思想基础》《道家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这两篇文章中，探讨了庄子“天地有大美”“原天地之美”“判天地之美”以及“与物为春”“与物有宜”“游心于物”“物化”“坐忘”“心斋”等概念，认为这些概念和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人们在无己无欲的自由精神状态中，通过“游心”而与万物化情为一，物我交融。作者认为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咏物诗和山水画的产生及创作提供了美学基础。此外，作者还探讨了老庄道家思想对宗炳《画山水序》、郭熙《林泉高致》及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的影响，以及这些山水画论的美学价值。陈池瑜认为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与仁知之乐思想和老庄的道法自然及天地大美思想，共同组成了我国山水艺术的思想基础及审美内涵。这些观点不仅对我们全面理解古代艺术的本源和精神价值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对深化认识儒道思想也有参考作用。
人文学科日益分化，学科间沟壑日渐加深，显然不利于各个学科的发展。当前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相关学科之间又勾连融合，催生出新的研究方向。从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看，受益于前代学人在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中国思想史及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积累，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诞生之时就有交叉学科的基因和基础，这是值得推动深化的方向。当代学者在确立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体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其与其他学科的内在关联，避免顾此失彼。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面对复杂的世界文化艺术环境，建立中国当代艺术价值标准及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迫切。目前，社会各界都在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发展路径，挖掘资源丰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艺术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扎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吸收国外优秀的理论成果，构建符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和时代潮流的艺术价值观念，引导艺术批评的开展和促进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建立自身的批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服务于新时代文艺建设目标。
陈池瑜认为，艺术价值标准关系到引导社会道德与审美趋向和艺术创作走向，我们的艺术价值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上协同。他在书中写道：“一方面我们要继承我国古代重视艺术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兴成教化的核心艺术价值观念，并吸取中国现代有关艺术为人生的价值观，传承毛泽东艺术为人民大众、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重的艺术思想，根据艺术创作新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艺术的新的审美要求，构建精神内容与审美形式相统一，社会价值道德价值与丰富的表现方法、多样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艺术价值观，发挥艺术引领社会风尚、满足人民精神审美需求的作用，使艺术创作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艺术批评方面，他认为中国现代艺术批评具有四大特征：一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美学及批评观成为中国艺术批评最重要的参照系，打破了中国本土批评的核心框架或封闭状况；二是运用西方艺术作为参照或者尺度来评判中国艺术；三是西方艺术社会学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批评观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原则被介绍到中国，并在批评中得到运用；四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进行艺术批评，旨在推动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创作和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从中可以看出，他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强调中国文化艺术独特的艺术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强调中国的现代艺术批评有自身的特征，不宜硬套西方的体系，也不应过分迎合西方的艺术标准，而是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艺术理论的梳理，建立当代中国化和体系化的文化价值体系和艺术批评标准。
总体来看，《中国艺术学论纲》一书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跨门类的特点，注重把艺术学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美学结合起来，总结中国艺术经验，归纳中国艺术规律。同时，注重吸收外国先进的文艺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观照中国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各取所长。虽然著者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但是对西方的文艺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并不陌生，早年的西方文艺美学、艺术理论研究经历，使得他的研究视域颇为广阔，不至于拘囿于传统而走向偏颇。这种“博择新知”的现代性视角，是其研究的一个特点。此外，陈池瑜善于对相关艺术学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性、体系化梳理。他的写作特点是往往围绕研究主题作学术史的梳理，让读者对论述对象有一个纵向的认识或横向的对比。条理清晰的文化脉络梳理为其形成体系化的文艺美学观、艺术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主持的课题如“中国现代美术学史”“中国美术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美术批评学研究”，正是他注重艺术学理论梳理系统性和体系化的体现。全书还融入了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和责任感。在艺术学领域，如何摆脱20世纪对西方文艺美学、艺术理论的依赖，如何结合中国自身文化传统构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是陈池瑜教授思考和探索的方向。“构建新的、富有中华民族特征的艺术学理论”正是陈池瑜教授40余年来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目标，也是当代学人努力探索的方向。
本文作者赵盼超
责任编辑：秦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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