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秦汉时代的 “艺” 和 “六艺”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2年第2期

战国秦汉时代有两个“六艺”，一个是《礼记》《史记》《汉书·艺文志》等文献中的“六艺”；一个是《周礼·地官·保氏》中的“六艺”。二者所指完全不同。

《周礼》的成书年代颇有疑问，讨论虽多，但均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大多数都经历了一个渐次成书的过程，依据那些较早出现的材料，则此书的成书年代就会很早；依据那些出现较晚的材料，此书的成书年代就会变晚，比如其中的《考工记》就是西汉末年补入。具体到《考工记》，它虽以先秦材料为主体，但也有许多晚出文献，如《匠人营国》一章，就属于王莽时代。故而试图为《周礼》确定成书年代的做法，几乎全部是徒劳的，而且也无必要。将此书的年代模糊化，使之可以大体笼括战国秦汉时代，是更为高明和有效的处理方式。当然，《周礼》官制数用“六”的方式，也许可以暗示此书整体上的编纂或在秦代，但它所代表的却是战国至西汉末年士人理想中的行政系统和官僚体系。因此，《地官》中的“六艺”，并不仅仅是战国时代人的认识，也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基本知识。它和《礼记》《史记》《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流行于相同的时代，是平行的关系。

但《周礼》中的“六艺”并非术语，指的是与个人相关的六种技艺。《地官·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注曰：“养国子以道者，以师氏之德行审谕之，而后教之以艺仪也。”“六艺”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之所以称“六”，乃是因为保氏所教“艺仪”恰好是六种。因此，通过文献检索手段将《周礼》“六艺”当作专有名词，和当时的另外一个特指六种经典或知识的“六艺”联系起来，并分析“六艺”这个术语的含义和演变，本就是错误的方法。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艺”这个语词，则它仍然是最具分析价值的材料之一。

战国秦汉时代更为通行的“六艺”，一般认为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这时，“六艺”是一个专有名词。从字面上看，这里的“艺”指的是经典文献（实则不然，下文会有分析）。同时，“六艺”也被视为六种知识类型。如《礼记·经解》篇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在这一段评论里，“六艺”变成了教化国民的“六教”，因此就不仅仅是文本，而是以文本为基础的知识体系。

“艺”最初的意义都是指技能。虽然《说文解字》解释“埶”（即藝）为“种”，但战国秦汉时代“艺”或“艺术”合用时，主要还是指技能。除《周礼》中的“六艺”外，如《史记·乐书》：“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张守节“正义”曰：“艺成谓乐师伎艺虽成，唯识礼乐之末，故在堂下，北面，卑之也。”这里的艺，就明确表示了技艺之义。

战国秦汉时代频繁出现于文献中的术语“六艺”与技艺层面的“艺”是否相关？贾谊《新书·六术》曰：“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这很好地解释了《诗》《书》等经典文献因何被称为“六艺”的原因，即因“六者之术”而称为“六艺”。故“六艺”之艺也是在使用其技艺的语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司马谈所谓“通其学”“究其礼”，是对六艺的学习，其中“究其礼”指的是通晓六艺之礼的仪轨和操演，即行礼之术，这还是技艺。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周礼》，中华再造善本2005年影印本

当然，“六艺”之“艺”还指向了更高层面的技艺，即治国之术。这需要从秦汉时代六艺知识的演化中来分析。我们知道，“六艺”从先秦到秦汉时代是非常重要的话题。秦汉时代的各类文献中，作为专有名词的“六艺”，含义与一般的认识略有不同，只因它是一个有多层含义的语词。从传世文献看，其最常见的含义有两个：一是六类治国之术；二是等同于六经。

将“六艺”视作治术，是西汉以前的主流理解。在分析相关文献记载之前，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文献使用原则，即直到西汉时代，余嘉锡《古书通例》中的论断都是成立的，即几乎所有的诸子书都不能被视为某一作者在某一时间完成的著作，而应被视为多层累积型文献。先秦文献往往是数代学者的集体智慧，而秦汉文献则多以采集早期材料为基本特点。所以本文下面引及《新语》《春秋繁露》《史记》等古书时，并不将其中的认识视作陆贾、董仲舒或司马迁所有，而是代之以《新语》《春秋繁露》或《史记》。

《新语·道基》曰：“礼义独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这句论述里，“定《五经》”和“明六艺”并列，同时也有递进的关系。圣人所定五经，其义自然是文本，其所明的六艺，其义就很难用文本来解释，只能理解为“道”或“术”。类似的用法也见于《春秋繁露》，其《玉杯》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这种类型的论述在战国秦汉时代很常见，前引《礼记·经解》就是一例。只不过在《玉杯》篇里的论述有着更为明晰的表述，因此也更能够帮助我们判断此类论述中“六艺”的所指。《玉杯》篇说君子（即孔子）知道统治者不能以恶服人，因此“以六艺养其德性”，六艺就是治国的工具了。接下来又说“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这里将“六艺”等同于“六学”，并分述其在治国中的长处。于是，“六艺”可以明确为治术。再看《淮南子·泰族》中的论述：“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艺”至少有部分的语义指向了治术，《泰族》才会讨论其短处。所以，《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

故上述文献材料里，论述者关于“六艺”的认识，有一种理解在其中占有一定比重，即六艺某种意义上属于一种治国理政的工具性技术。《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六经乃是“六艺之文”，则六艺所指并不仅限于文本可知也。《汉书·艺文志》后文又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诸子学说皆“务为治”，能修六艺之术，则可以通天下治平之术。对《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孔子与六艺关系的记载因此就可以有相对准确的理解了。《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所谓“备王道，成六艺”，所成者，并非书籍，而是可以治国行王道的六艺之术。

此外，从汉王朝推崇儒术的目的来看，六艺的功能之一，也是有资于治道的资源和工具。

秦统一六国以后，面临着选择哪一种统治术作为国家统一形态的考量。吕思勉在《秦汉史》中利用《史记·礼书》中的论述，将儒术的兴起上溯至战国秦汉之际，他说：“法制度，兴教化，乃晚周以来，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汉文、景，非有所未皇，则谦让而不能就其事耳。至于武帝，则有所不让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若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角度观察，西汉推尊儒术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秦。战国时代的制度变革，并非始于商鞅。春秋末年晋国的六卿已经开始尝试改革固有制度。后来魏国李悝、秦国商鞅的变法都是晋末变革的进一步发展。杨宽在《战国史·前言》里引用王夫之《读通鉴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之论，对战国时代有一个大的概括：

杨宽勾勒出的战国政治社会轮廓里，小农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是这一次大变革的最深层驱动力。杜正胜在《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一书里有大体相同的论断。战国时代使秦成为强国的一些法令制度，在其统一六国以后，负面效应慢慢出现，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自然也延续到了西汉。贾谊就将汉初的很多社会问题归咎到了商鞅变法。《汉书·贾谊传》载其《陈政事疏》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若回想一下汉初能够掌握的早期知识和文献，就可以知道，重建社会伦理、塑造帝国意识形态只能取资于六艺类文献。

事实上，汉王朝自文帝时期开始就非常重视其意识形态对民间社区的渗透，手段就是在地方上推行文教政策，这在客观上健全了民间教育的体系。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诏称，天子很赏识“孝弟”“力田”和“三老”，因此当年起，各地“以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由此地方上的政治体系也比较健全了。文帝健全地方政治体系的直接目的在于“各率其意以道民”，也即在地方社区推行教化。联系《续汉志·百官志》对三老职责的记载以及文帝所称的“三老，众民之师也”的推重之语，可以认为最基层的乡里教育的主要负责人是三老。据东汉光和三年（180）《赵宽碑》记载赵宽西归乡里后，被尊为三老，“教诲后生，百有余人，皆成后艾”，亦可证明三老在当时的职责之一便是教育后生。他们不属于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一员，但是对于乡间教育很重要。到了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开始选择优秀的年轻人直接送到长安，让他们跟随博士来学习六艺知识，学成之后回到蜀郡，授予重要的职位。这也许就是汉武帝时期太学的一个前端或者一个模型，文翁的办法可能刺激了汉武帝时期太学制度的建立。

另外，从汉文帝时期开始，西汉王朝在统治中面临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官员的文化素质太差。汉代的诏令需要由官吏宣读给老百姓听，但很多地方的官吏根本就不怎么认识字，也就无法向民众宣读，这造成很多诏令无法推行。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由公孙弘主导设置的为博士置弟子员的制度，实质上也是为了满足行政层面对官员素质的基本要求。这在公孙弘奏议里有特别的交代：“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即各级官吏文化素养不足，无法有效宣布或执行王朝政令。而六艺教育不仅可以提高识字率，也可以为行政官员提供基本的国家治理知识。总的来说，整个汉朝需要系统的官员教育渠道，官员教育最好的资源就是六艺之学。

汉文帝之后，王朝的根基日渐稳固，制度和行政体系的建设越来越重要。而古代文献中，有关制度和行政体系的记载，恰主要存在于六艺类文献之中，特别是“三礼”、《尚书》和《春秋》，可以提供很多古代礼仪和制度方面的材料。战国诸子则多长于论辩，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法、纵横家，大多以论理为主，很少涉及具体的制度和仪式细节。事实上，战国诸子因乱世而出，其理论预设，本不适于根基稳固后的一统治世。《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即位当年，罢黜了被举荐上来的研习法家、纵横家之术的贤良。战国时代最受列国诸侯器重的申、商、纵横之学，在武帝初年已经被视为“乱国政”之术，“国政”则成为王朝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关于“国政”的知识，六艺文献是其渊薮。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曰：“申韩刑名，正为朝廷纲纪未立而设。若政治已上轨道，全国共尊法度，则申韩之学，亦复无所施。其时物力既盈，纲纪亦立，渐达太平盛世之境。而黄老申韩，其学皆起战国晚世。其议卑近，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所憧憬。”

总的来看，西汉时代六艺之所以得到尊崇，主要是因为这类知识是最适于统一帝国的统治之术。这又回到了六艺之艺的技艺层面。

秦汉时代，经艺、六艺、艺文等语词用法里的“艺”也有了超越技艺层面的含义。如《史记·魏世家》曰：“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虽然这里的“艺”也有“术”的意思，却是学问和思想之“术”，摆脱了实践层面的技能属性。

前文所引《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后文又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的“六艺”指的是述礼乐的技艺，与《周礼·地官》所言还是比较接近的，但已经有了超越性的价值。文末太史公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里的“六艺”开始与“六经”的意义接近。至刘向、刘歆所处的时代，为未央宫图书分类，设置“六艺略”，六艺开始明确意指六类经典文献。因此，秦汉时代，艺除了技能层面的含义外，同时具有礼乐之术、学术、文献等意义指向。《汉书·艺文志》称“六艺群书”“六艺之文”，颜师古注径曰“六经”。由此可见，秦汉时代“艺”发生了由实践技能向超越性的经典意义方面的过渡。故在战国秦汉时代，“六艺”很多时候也特指“六艺之文”，即六经。

这时，六艺被视为周代的经典。司马相如所遗《封禅书》曰汉代圣王当礼地祭天，“因杂缙绅先生之略术，使获耀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 ，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这里的“《春秋》”并非孔子的《春秋》，而是汉代的《春秋》，故才能“袭旧六为七”，在周代六艺经典的基础上，作出汉的一艺而成“七艺”，文颖注曰：“六经加一为七也。”所谓的“第七经”就是汉代的经。《史记》的写作和司马相如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太史公自序》里记载司马谈临终所言也正是此意：“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东汉时期班彪、班固撰述《汉书》，其目的之一也是编纂属于汉代的经典。《论衡·宣汉》篇曰：“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圣帝矣。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濊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史记》和《汉书》的写作，在撰述者司马氏父子、班氏父子看来就是一种六艺传统的延续，想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创造一部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

同时，艺的技艺层面的含义在东汉之后派生出了“艺术”和“术艺”这样的词汇。《后汉书》中开始出现“艺术”二字，如《安帝纪》记载永初四年（110），“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此事又见于《伏湛传》《文苑传》。《后汉书》虽然是南朝范晔所撰的史书，但其中记载大多源自前代文献，其直接史源是华峤《汉后书》。当然《汉后书》也是依据前代资料而成，因此利用多种记载东汉历史的著作递相比较，可知《后汉书》的史料来源大多数记载可追溯至《东观汉记》。况且此处的记载基于汉安帝的诏书。所以可以确定，2世纪已经有了“艺术”一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中开始出现以“艺术传”或“术艺传”来代替原来的“方术传”。但其所录内容，大体还是《后汉书·方术传》的内容。如《魏书·术艺传》曰：“盖小道必有可观，况往圣标历数之术，先王垂卜筮之典，论察有法，占候相传，触类长之，其流遂广。工艺纷纶，理非抑止，今列于篇，亦所以广闻见也。”这篇传记也基本以方术之士为主。《北史·艺术传》序曰：

从李贤的注来看，在唐代“艺”和“术”还是比较驳杂的，甚至很难为其归类。绘画这时还未被归入其中，《隋书·经籍志》中，书法篆刻一类的书被归入经部小学类，《画品》等书被归入史部簿录类，投壶、棋类书籍入子部兵家，数学和历法属子部历数类，占筮、星象归入子部五行类，医书归入子部医方类。《旧唐书》开始将棋类文献归入杂艺术类。对比李延寿《艺术传序》和李贤注，会发现虽然史传已经将掌握上述知识的人视为方术传或艺术传的描述对象，但在图书和知识分类的领域，上述知识依然没有统一起来。

绘画、书法、射术、棋类和占筮在目录学上被归为艺术类，开始于北宋时期。《崇文总目》已经将射术、绘画、棋类、相马经、兽医等知识归入艺术类。此书目为北宋王尧臣等奉敕而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

这部书目是北宋时期典籍文化整理的一系列重要成就之一，自然也代表了当时正统的知识观念。此后，艺术类知识的疆域开始大体成型。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五有子部艺术类，其中所录有《古画品录》一卷、《续画纪》一卷、《后画录》一卷、《名画猎精》六卷等。从其分类看，《郡斋读书志》基本沿袭了《崇文总目》对艺术类的划分。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对后世影响很大。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即仿《郡斋读书志》而作，王应麟《玉海》大量抄录《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主要抄录《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直接采录或转录《郡斋读书志》的条目超过300条。所以绘画、书法一类的书籍此后基本都被归入艺术类。但直到《明史》，艺术类书籍仍然包括书画书籍和医学书籍。

至《四库全书总目》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医书和书画类书籍分开，艺术类书籍主要以书画文献为主，分为书画之属七十一部、琴谱之属四部、篆刻之属二部、杂技之属四部（包括音乐和棋类各二部）。其序曰：

除了投壶、棋类外，《四库全书》编纂时期的正统知识里“艺术”和今天所用的“艺术”，区别已经不大了。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中说“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这已经远远不是秦汉时代对“艺术”的理解了，反与现在的用法非常接近。

《清史稿·艺文志》中则进一步分出了音乐类，分为篆刻之属、书画之属、音乐之属、类杂技之属等。但在清末，秦汉时代对“艺术”的理解仍然存在，即视“艺术”为技艺的词语用例并不罕见。如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复陈海防应办事宜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中说：“国家选士，首重经术，盖经为体、术为用也。上年潘衍桐请开艺学一科，臣遵旨会议，曾具说帖，诚以道、艺出于一源，不可析而为二，即艺术亦可得人材也。今躬历海疆，周咨博访，不惟水师官兵应如李鸿章所请，大开学堂，一切格致、制造、舆地、法律均为以术连经之事，尤应先倡官学，酌议进取之方，广译洋书，劝导士民自相师法。则人材辈出，不穷于用。”左宗棠这份奏疏里，“艺术”一词基本上还是秦汉时代对“艺”的理解，即技艺，包括了格致、制造、舆地、法律等。晚清在讨论西学时，“艺”和“艺术”这两个词又频繁出现，且沿袭了秦汉时代的理解，其中微妙的变化，颇可玩味。

今天所用“艺术”一词，乃是日本学者对Art一词的翻译，严格来讲是一个外来词。但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至迟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我国知识界对“艺术”的理解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意思。可见日语之所以选择使用“艺术”翻译Art，应该与清代以来汉语学界对“艺术”一词的使用有关。

就英文中的Art而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说：“Art这个词原来的普遍意涵是指各种不同的技术（skill）……它最接近的词源是中古法语里的art，可追溯的最早词源是拉丁文artem——意指skill（技术）。一直到17世纪末art这个词都没有专门的定义，它被广泛地应用在很多地方，譬如数学、医学、钓鱼等领域都会使用到这个词。在中世纪的大学课程里，所谓的七艺（seven arts）以及后来所谓的人文学科（liberal arts）是指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与天文学。”直到19世纪，Art专门意指绘画、雕塑等领域的用法才确立下来。这一变化与秦汉以来“艺”和“艺术”的意义变化非常相似。

汉语学术体系中的“文学”也属于用汉字重组的外来词，但“文学”一词的词义获得却和“艺术”不太一样，二者甚至有某种可比性。1813年，美国传教士以利亚·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在他的汉语著作《美利坚各国志略》里用“文学”来翻译英文“literature”。后来这部书的部分章节被魏源的《海国图志》所收录，并流传到日本，“文学”这个词因此开始在日本流传开来，随后又回传到中国，在20世纪初成为整个中国文学史体系建构的起点。

同样，传统文献里“文学”也是个常见词汇，甚至比“艺术”的使用还广泛。它最早见于《论语》。《史记》中它已经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语词。但是，与“艺术”不同，传统的“文学”和现在的“文学”完全是两个概念，同时二者词义的衍变又有某种相似性。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和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文学术语词典》都对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文学”做了系统的梳理。其早期涵义指博学，这与传统的中国汉语中的文学概念非常接近。“Literature”的拉丁文词源是litteraturae，意义本为“著作”（writings），即一切文字作品皆可称为文学。自18世纪以来，文学一词开始等同于法语中的belles lettres（美文），用来指代虚构和想象的著作——诗歌、散文体小说和戏剧。19世纪之后，文学专指虚构类、想象类、审美性的文字作品的用法才固定下来。但是汉语中“文学”一词却没有发生类似“艺术”这样巨大的词义转化。文学在明清时代指的就是文章学，至于它什么时候由博学之义转变成文章学之义，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故从略。文学所指的文章学，并不包括诗歌。

1904年，张之洞主持修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科”中列有“中国文学”一门，其主课有：（一）文学研究法；（二）《说文》学；（三）音韵学；（四）历代文章流别；（五）古人论文要言；（六）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七）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等。

其中国文学研究之要义则是：

其整个课程设计和研究要义中，均看不到诗赋的存在，只在研究法中略提及诗赋：“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即如果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诗赋不必刻意学习，自然会掌握，因此不需要课堂学习。《奏定大学堂章程》在其研究法的最后说明：“集部日多，必归湮灭，研究文学者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奏定大学堂章程》所代表的是正统的和官方的观念，也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观念。这里面所理解的文学，就是文章学。因此直到清末，中国传统学术语境中的“文学”都与今日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

可见中国传统学术语言中，很难找到一个词汇来准确翻译“Literature”，但却可以找到一个词来相对准确地对应“Art”。

 本文获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和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明跨学科重大创新平台资助，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的形成、流变及其学术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252）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徐建委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为阅读方便，略去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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