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 我的外祖父王晓籁（下）

国共合作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合影  

前排右三为王晓籁  

合影中还有罗亦农、汪寿华、杨杏佛、顾顺章 等

“上海总商会”一些领袖像会长、副会长，包括会董，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着。中国当时实际上是很贫困的，也就是上海这么一小块地方经济比较强大，江浙财团还是顶住了中国当时的贫困局面。所以蒋介石也说到过，他在上海的统治，一个是靠江浙财团，还有一个就是靠青洪帮。江浙财团主要就是靠“上海总商会”集资。王晓籁是从闸北商会起家，王一亭是从南市商会起家。当年各个地方都有小的商会，逐渐演变，后来成为了“上海总商会”。那么王晓籁为什么在历史上查不到他会长这个身份呢？我从小就听人家叫王晓籁是“上海市商会”会长。原来1927年上海成为了“特别市”，“上海总商会”改名“上海市商会”，比较民主，会长改称主席委员。而在1924年起的名录里王晓籁是会董。提携他的人是虞洽卿先生，是他的前任。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通过了“大上海计划”（又称“新上海计划”），是南京国民政府为建造新上海市，打破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的局面而制定的计划。1933年，王晓籁出任“中国航空协会”主席。协会所在地是上海著名的“飞机楼”，就是“大上海计划”的一部分。

上海地方史上说王晓籁是最后一任“上海市商会”主委，是有一段史实的。这段历史是与一位绕不开的上海头面人物杜月笙先生有密切关系。1927年到抗战前这段时间，上海被称为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杜月笙如日中天，是他的全盛时期。但是为什么杜月笙不是“上海总商会”的人（现在有人说他是“上海总商会”的监事）？杜月笙当年插手了“上海总商会”的许多事情，等于是一个幕后领袖。台湾版的《杜月笙传》里面写到了这个问题，杜月笙当年有一个顾虑，“上海总商会”的层面非常高，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层次也同样非常高，所以他出于各种考虑，在权衡得失后，推介了王晓籁出任主委，没有亲自坐第一把交椅。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上海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时代，其实在上海历史上，后来曾经出现过杜月笙、钱新之、王晓籁“新三大亨”时代。后期出现这样三个人的时代，是有道理的。从结构层面分析，是有具体分工，优势组合的。王晓籁代表的“上海市商会”，把持住上层建筑，即社会精英人群；杜月笙是青帮首领，把持住劳苦民众阶层，即群众基础；钱新之把持住金融银行业，即经济命脉。这样三个层面叠加组合起来，为上海走向工商产业现代化城市，实行了科学合理的资源分配，比之前的“黄杜张”靠斗狠，打打杀杀管理社会，进步了许多。1933年，王晓籁、蔡元培率领15人的代表团赴美国芝加哥出席主题为“一个世纪的进步”的世界博览会。所以上海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大好局面，与上述人物打下的强大经济基础，是有十分密切关系的。

为什么“上海市商会”最后又消失了呢？还是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在1937年“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时候，“上海市商会”已经到了它的最后时期了。所以在“四行仓库保卫战”里，王晓籁和杜月笙两个人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历史上有记载说，王晓籁自己和市商会都出资支援了不少物资。杜月笙是把他的人脉动员起来，救了蛮多人。这方面的情况，在台湾抗战电影《八百壮士》里面有反映。包括王晓籁向女童子军杨惠敏授旗，在电影里面也呈现了。是由王晓籁把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亲手授予了杨惠敏。杨惠敏冒死进入“四行仓库”，再交给了谢晋元团长，最后在四行仓库的平顶上，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日本人看到中国国旗升起，派飞机轰炸。这个场景就是这样被历史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下来。

 王晓籁在1937年"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后，经过惨烈的“淞沪会战”，最后一仗“四行仓库保卫战”已经是一个打了仅几天的象征性战役。它的意义是表演给全世界人观看，中国人还在誓死抵抗侵略。最后肯定寡不敌众，日本人还是把上海攻占了。攻占了上海以后，王晓籁、杜月笙这批人都上了日本人的名录，日本人当年是想叫他们出来维持上海秩序的。但是他们坚定反日，因此他们都是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以后，在1937年的11月份都秘密离开了上海。王晓籁走在杜月笙前面，他是先去香港，然后再到重庆。这八年里，他们就没有再回到过上海，他们后来在香港、云南、贵州、缅甸、越南那边活动。那些活动里有包括像“滇缅公路”的抗战经历，王晓籁和虞洽卿一起在香港成立运输公司，买了卡车，来支援抗日物质生命线，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史实。当时唯一的一条抗日生命线上的物流，就是在他们这批人的推动下，在抗日武装的保护下，断断续续，加上最艰难的时期，在美军“飞虎队”的帮助下，靠空中运输，飞越驼峰，抗战物资始终没有被日军切断。

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王晓籁才从重庆返回到上海。“上海市商会”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然后成立了一个全国工商理事会，他又任了理事长。这个理事会名存实亡，可能也已经没有了办公场地，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只是一个虚名。当然王晓籁也在1946年以“国大代表”身份参加过“国大”，一直到1949年离开中国，去了香港，杜月笙带着全家人也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他们倚在中间，进退两难，也进不了台湾，也没法再回来，而是一直在观望。

那么，当年的王晓籁在香港想什么呢？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因为王晓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6年至1927年的三次武装起义里面是有贡献的，特别是第三次。王晓籁与汪寿华的劳资谈判，就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前。王晓籁作为总商会的领袖，汪寿华作为总工会的领袖，就劳资纠纷的严重问题正在谈判，但1927年的4月11日，汪寿华被杀害。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工运史上重大事件，影响了今后的中国政治格局，是是非非都因此次事件而产生。我们家有这段口述历史是这样的，王晓籁事先获知了汪寿华的危险处境，非常紧急地想去救他，但还是晚了一步，最后营救没有成功。我认为，如果营救汪寿华成功，中国的历史进程会改写，王晓籁等一批上海亨量级人物的历史同样会改写。历史，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它不接受“假如”，也不可能重来！

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王晓籁已经是一个积极参与罢市的工商业领袖。从那个时期开始，他就是比较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的。这个是自然的，也是自觉的，没有外界因素，也没有人去争取他。现在位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的“五卅纪念碑”碑文，是当年由蔡元培先生撰写，碑文上并没有记载王晓籁的内容。但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毗邻的“五卅纪念碑”上，由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长陆定一撰写的“五卅碑文”上，赫然镌刻着王晓籁在“五卅惨案”后，作为“罢市领军人物”的光荣历史，并且是被中国共产党党史肯定而载入史册的，这应该也是王晓籁万万没有想到的。

所以王晓籁在反复考量了以后，他到1950年还是毅然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征途。也有人没有回来，比如杜月笙先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考虑和考量，因为轻举妄动会酿成更大失误。当然回来以后，王晓籁受到非常好的礼遇，这个并不容易。我们家又有一段口述历史，这段口述历史代表了王晓籁的人生高峰，即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家里，设私宴款待了王晓籁。“文革”初期，造反派、红卫兵在抄家批斗王晓籁时，王晓籁也说了毛主席请他吃饭，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朋友，但被造反派、红卫兵耻笑，说我们的伟大领袖能请你这个“大流氓”阶级敌人吃饭做朋友？简直反动透顶。但这样的经历谁敢伪造？王晓籁不敢，我也不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是具体哪天没有口传下来，也没有合影照片看到。

应该是在1950年至1951年，由当时的“全国工商联”主席陈叔通先生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设私宴，对回归祖国怀抱的王晓籁爱国行动表示肯定。毛泽东私宴与国家的宴会是有区别的，如果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出席会议者均可以参加。但是私宴就这么几个人，是高规格象征性的，是代表着开国领袖对某个群体某个人政治上的认可。如同古代皇帝赐匾，就像某个人的护身符一样，对整个家族都是荣耀和保护。我知道的私宴出席者除了毛泽东主席，王晓籁和陈叔通先生外，还有江青和女儿李纳。家里的口述历史具体到什么程度？应该是王晓籁说给我外婆听的，毛主席坚持请他朝南坐，他说你是南方人，贵客一定要朝南坐，所以你今天也要朝南坐。我后来看了一些历史电视剧，当年刚建国的时候，有前朝头面人物能回归祖国，是非常不容易的。有蛮多要员也受邀了毛主席的私宴，如章士钊、黄炎培，等等，毛主席均奉为上宾，竭诚鼓励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王晓籁在民国也是民间人士，他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多一顶与“上海总商会”其他领袖不一样的帽子，就是“海上闻人”。“海上闻人”现在学术界定为“海上十闻人”。我个人研究认为老上海最主要的是六闻人，总商会有三位：傅筱庵、虞洽卿、王晓籁，帮会有三位：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即“三大亨”。之所以能戴上“海上闻人”这个帽子，均为前朝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毛主席能够私宴“海上闻人”，证明了建国初期，上海在全国领域的特殊重要性。确实在私宴后，王晓籁回到了上海，把他很大的建设祖国的积极性激发了出来，想利用过去的一些经验，在新生国家里，帮助国家做建设。他是上海民革的常委、上海文史馆馆员，他很认真地在工作。当然对一些历史他也有过紧张，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在一篇名为《记王晓籁》的文章里就有记载。1959年，徐先生任市政协新设立的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遵照周总理指示，广征海上有名人物的亲身经历。为了获得第一手史料，他曾经反复几次找王晓籁谈过，但王晓籁顾虑重重，对他的毕生经历，守口如瓶。王晓籁津津乐道自认为的“光荣史”，无非就是其在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夺取上海后，参加国共合作的上海临时政府。但在徐先生看来，这段历史尽人皆知，无人予以抹杀。但当问及详细过程和其他细节时，王晓籁又三缄其口，支支吾吾了。后来“文革”风云四起，政协工作全面中断，“所立之王氏史料，始终白卷云”。

我们家从我外祖父王晓籁去世后，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故。最重要的是人去楼缩。我们家原来居住的徐汇区安福路53弄8号一整幢楼房，“文革”期间被勒令缩小居住面积，强行割去一楼的客堂、卫生间和一半的厨房，在没有拖欠房租的情况下，独居房成为了合住房，至今没有恢复原样。但据一些亲朋好友的回忆，我们家30平方米的客厅，曾经有不少的名人造访，尤其是文化界的名人，比如京剧梅兰芳大师、“影后”陈玉梅、越剧“十姐妹”、评弹张鉴庭大师等，解放后，方椒伯、刘昌义等也是这间客堂的常客。更为严重的是，这间客堂曾经存放过一封毛主席在王晓籁50年代回归祖国后，寄给他的亲署信。“文革”抄家前一直小心翼翼保存于此，王晓籁视毛主席的信为“护身符”，不料最后被我父亲的工作单位“香料研究所”的造反派抄家时，以不相信王晓籁会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交往为由，强行抄走，也不出收据，以致此信至今石沉大海，毫无影踪。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为了妥善保存这封具有历史价值的信函，王晓籁去买了一幅毛主席的标准挂像，配上镜框，将信贴于镜框背后，悬挂于安福路53弄8号一楼客厅中央。我家蛮多亲戚知道王晓籁拥有一封毛主席给他的信，但不知道隐藏何处？不料“文革”开始后，第一个来王晓籁寓所造反抄家的就是我父亲的工作单位：轻工业部上海香料研究所。当时王晓籁就取下“御笔亲赐”信件，想以此击退造反派的无理进攻。怎么能想到，造反派非但不认账，竟然以不相信为借口，抄走了毛主席的亲署信。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中央为了编辑《毛选》第五卷，号召民间藏有毛主席书信者，可以上交入编。许多知情人纷纷询问起这封毛主席信件下落。我家只能遗憾告知大家，在“香料研究所”造反派手上。不知这封珍贵的历史信件，是否还有重见天日的一天？据我一位已经去世的舅舅告知，这封信件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对当年王晓籁私人捐助几百大洋，支持北伐有关。但我相信，毛主席建国后发出的所有信函，中央肯定有留底的。只是无奈我等小人物无法查阅到“毛泽东档案”，是为憾事！不然毛主席“私宴”和“亲署信函”的记录肯定可以大白于天下，也可了却我们作为后人的牵挂。有关方面也希望，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像王晓籁这批能代表老上海历史的人物，是否能拍摄电影、电视剧或者纪录片？现在还在继续努力，也去了他的家乡嵊州市，实地了解情况。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海上闻人”的王晓籁有三个突出点：第一点就是在上海紧靠“人民广场”的“五卅广场”纪念碑上，陆定一撰写的碑文里，把王晓赖的名字刻在上面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里面重要的一部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五卅运动”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起步，也就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意义所在。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在上海市中心这么黄金的地段，要为了顾正红这样一个人物，建造体量如此巨大的“五卅纪念碑”？就是因为“五卅”在党史里面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这块碑文完全肯定了王晓籁在历史上的业绩。这个纪念碑应该会永垂不朽。

第二点就是毛主席私宴，毛主席私宴应该代表了一个人的高度。有一张历史照片，在每个党史展，从来不缺（注：即“国共合作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合影”）。但并没有太多人把这张照片解读得非常明确，这张照片证明了一个很大的历史。王晓籁的朋友圈里既有蒋介石、陈其美、蔡元培、张静江、于右任、白崇禧、钮永健等国民党政界军界人士，也有像毛泽东、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顾顺章（后叛变）等共产党人士。如果没有这些史实，后来毛主席私宴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三点是王晓籁的骨灰现在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他也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无党无派，但是最后为什么他进了“龙华烈士陵园”内的“革命干部骨灰堂”。进得了“革命干部骨灰堂”是一种待遇。这是1979年王晓籁获得平反昭雪以后，进了“龙华烈士陵园”。“海上十闻人”群体里，出席过毛主席私宴者，仅王晓籁一人，无出其右。同样，作为民国政商的王晓籁，骨灰安放于共和国“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者，可能也凤毛麟角。

以上三点是我对外祖父王晓籁的一个总结。

                      2018年12月12日完稿于上海“槐音阁”